離開加茲溫，我前往伊朗之行的最后一座城市——哈馬丹。25天的旅行太短暫，來之前看別人游記都拍得美美的，來之后，我覺得伊朗的迷人之處絕對不是美，很多地方在我看來都算不上美，甚至規劃非常糟糕，但伊朗的迷人之處是一種更深的東西。

這個國家的氣氛中有一種悲傷，常常隱藏在人們的熱情、浪漫乃至油嘴滑舌背后。這種悲傷的氣氛，一面來自歷史的苦難，另一面來自宗教的使命感。而很多伊朗年輕人會覺得，這種苦難恰恰來自被強加的使命感本身。然而就歷史來看，從不會因為人們想要輕松歡愉的生活，苦難或使命就會消失。

哈馬丹的城中心是一座廣場，向四周輻射著商業街和巴扎。哈馬丹有點像伊斯法罕，北面歷史遺跡地區相對貧窮，現代化的城區和店鋪都在城市南邊。這座城市在1928年由德國工程師卡爾·弗里希重新規劃，城市結構是從同心圓中心向外輻射六條道路。新疆伊寧的六星街也是類似的結構，也是德國人設計的，二者差不多同一時期。

伊朗和德國有著特殊的歷史關聯，除開所謂的雅利安人，更多是被德國命運牽連。在十九世紀末二十世紀初，德國迫切需要突破英國和法國在歐陸的優勢，因此大力拓展向中東地區奧斯曼和波斯的外交。在德國人看來，英國與法國在地中海和印度洋的擴張觸怒了穆斯林，而德國則和穆斯林沒有矛盾，是天然的盟友。

一戰期間，奧斯曼帝國出于自身利益，主動加入了同盟國一方。而波斯雖是中立國，但因為奧斯曼、英國和俄國之間的戰爭，也被動卷入戰爭。由于英國和俄國對波斯主權的侵犯，使得波斯對德國更加產生好感，德國駐布什爾領事瓦思穆斯在親德的波斯憲兵隊支持下，組織武裝對抗南部的英軍，導致英國和俄國共同出兵分割了波斯。

到了二戰期間，巴列維王朝的開國君主禮薩竭力主張伊朗獨立，為了擺脫英國控制，而更傾向于德國，包括航空、郵政、鐵路和銀行業的諸多合作。希特勒上臺之后，德國為了牽制英國和蘇聯，加強了和伊朗的聯系，包括軍事合作、留學生和科技輸出。雖然二戰爆發后，禮薩國王選擇中立，但1941年伊拉克的親德政變促使英國和蘇聯聯合入侵伊朗，控制了從波斯灣到里海的通道。伊朗軍隊幾乎沒有像樣的抵抗，禮薩被迫將王位傳給兒子，然后被流放到南非。伊朗境內的德國人全被逮捕，英國支持南部的部落分離勢力，蘇聯則在北部支持親共的伊朗人民黨。

哈馬丹城市中心廣場的西側有一座伊朗猶太人的圣地——以斯帖和莫迪凱之墓（Esther and Mordechai）。這座陵墓有一個圓頂，上面曾經覆蓋著藍色瓷磚，但現在大部分已剝離，只留下石磚。我從一道厚厚的石門進入建筑內部，里面是祈禱室，內室里面就是以斯帖和莫迪凱的墓。之前在舒什提到過舊約中記載的猶太人先知但以理墓，以斯帖的年代比但以理稍晚一些。

舊約中記錄了以斯帖和莫迪凱的故事，他們是在波斯的猶太流亡者后代，以斯帖嫁給了波斯君主亞哈魯隨（一般認為這個人指的是薛西斯），君主的首席顧問建議殺死猶太人，而以斯帖保護了猶太人免遭屠殺，這一天成為猶太人的普珥節。今天在伊朗居住的猶太人大概不超過一萬，我之前去德黑蘭和亞茲德，都有猶太教堂，但除宗教活動外都不開放。

伊朗猶太人與伊朗的淵源來自居魯士大帝時期，猶太人作為巴比倫之囚被掠奪到巴比倫，波斯居魯士大帝征服巴比倫后，讓猶太人重獲自由，并保護他們的宗教信仰，允許猶太人返回耶路撒冷重建圣殿。但圣殿沒有建成，居魯士就去世了，在他的兒子大流士時代，圣殿建成，很多猶太人回到故鄉，但有一部分人留在波斯，《以斯帖記》的故事就發生在這個背景下。

中心廣場有長長的步行商業街，兩邊的藝術雕塑展示著這條街的古老行業，茶攤、鐵匠、鞋匠、車夫等，最北面靠近遺址區的雕塑則是古代武士的形象。廣場最中心的部分，是傳統的巴扎區。傍晚時，這里是城市最熱鬧的地方，人們在這里散步逛街、吃晚餐，廣場外沿則是現代化的店鋪。因為不是禮拜時間，巴扎里的清真寺里沒什么人，一個胖胖的小男孩過來和我打招呼，帶我參觀清真寺的尖塔、瓷磚裝飾和古老的盛水石盆。

沿著步行街，走到最南邊的小廣場，就是伊本·西那（Ibn Sina）的陵墓，一座高聳的尖塔。西方人把他稱為阿維森納（Avicenna），伊本·西那是伊斯蘭黃金時代最偉大的通才學者、最重要的博學家，他出生在布哈拉，主要成就在醫學、天文學等領域，翻譯了大量希臘羅馬作品，并對柏拉圖和亞里士多德的作品有深刻的研究和探索。有人評價，伊本·西那的知識好像出生前就在他的腦子里，出生后慢慢回憶寫出來。對那個時代的學者來說，學習是一件特別需要天賦的事，因為沒有那么多資源和制度讓你慢慢補拙，而伊本·西那顯然是一堆天才里最出眾的那個。

這座陵墓并不是古建筑，而是1952年修建的，紀念伊本·西那誕生一千年。雖然伊朗伊斯蘭革命之后反對巴列維時期的民族主義，但霍梅尼本人很尊敬伊本·西那，所以保留了他的陵墓和命名。

中心廣場東邊是海格馬丹奈山（Hegmataneh），要走到廣場最北面繞過去上山，經過一片米底亞和阿契美尼德時期的考古遺址和博物館，小路盡頭是兩座教堂——圣瑪麗教堂（Church of Virgin Mary）和格雷戈里斯特凡教堂（Stephen Gregory Church）。這兩座教堂是來自伊斯法罕的亞美尼亞人和哈馬丹的俄羅斯人修建的。

格雷戈里斯特凡教堂修建于1676年，1932年進行了返修重建。正面是一個鐘樓，鐵皮的屋頂，屬于亞美尼亞教會。我前往這座教堂時，教堂內并沒有人，半掩著門，我就進去待了一會兒。在宗教管理比較嚴格的伊朗，宗教場所開門但無人看管，是不太常見的事情。旁邊的瑪利亞教堂屬于福音派教堂，建于1886年。正面是一個兩層帶陽臺的建筑，一個鐵皮色的小尖頂在建筑中間。現在是亞美尼亞移民博物館，但我去的時候并不開放。

在哈馬丹城區北面也有一座墓塔建筑，靠近與伊本·西那陵墓遙相輝映的另一座尖塔——詩人巴巴塔哈爾的陵墓（Mausolemu of Baba Taher）。這座建筑是阿拉維家族的陵墓（Alavian Dome），最初是一座清真寺，阿拉維家族在塞爾柱帝國時代修建成家族墓塔。

這座墓塔曾有一個圓頂，但后來消失了，現在是一個立方體。建筑內部的墻壁上裝飾著灰泥銘文，入口上方有蜂窩形狀的圖案和花卉，刻寫著古蘭經，四根柱子在建筑的四個角落。最里面有一個向下的臺階。從這里進入地下室，就是墓穴的所在地，墓葬上面覆蓋著綠色的絲綢。

哈馬丹城的東南角有一座獅子雕像。這座獅子雕像在一座小山丘上，是亞歷山大大帝建造的，來紀念他的親密伙伴赫菲斯提安的去世，這里也是城市的舊大門，但大門已被拆毀了。獅子原本是一對，其中一只在試圖移動時被損毀了，就剩一只了。

獅子形象在伊朗很常見。中國的石獅子雕刻就來自波斯，唐朝時一些波斯人加入了皇帝的禁衛軍，石獅子就是他們的象征，所以用來看大門。而且中國的石獅子沒有雌獅形象，都是帶鬃毛的雄獅，因為這些禁衛軍都是男性。當然，也有說法認為，石獅子更多來自佛教影響，雌雄一個模樣，是中國畫師以為雌雄獅子長相沒有區別。

尾聲

在伊朗的最后一站，我去了伊瑪目霍梅尼的陵墓。這座陵墓還沒有完全修好，卻已成了伊朗人郊游的地方。周圍有不少冷飲店，很多人在里面坐著聊天或祈禱。陵墓除了體量巨大之外，內部樣式和伊朗隨處可見的每一座伊瑪目或烈士陵墓完全一樣。

今年是伊朗伊斯蘭革命四十周年，也是霍梅尼去世整三十年。我最初計劃伊朗西部之旅時，原本期待走訪建筑遺跡和宗教場所，以及少數族裔和移民社區，但一個月的旅行之后，更讓我關注的反而是伊朗的當下。我探訪了伊爾汗國、薩菲王朝、卡扎爾王朝的遺跡，亞美尼亞人移民的開端和目的地，奧斯曼和俄羅斯兩個相鄰帝國的影響，還有民眾對君主的革命，這些最終塑造了今天的伊朗。

我在伊朗西部中小城市與德黑蘭有不同的感受，一個國家的首都往往會聚集起知識分子和中產階級，但他們不能代表這個國家，他們過于活躍卻縹緲的社會見解無法落實。也許能代表這個國家的是真正的鄉土階層，他們秉持著自己傳統的生活方式和商業運作，巴列維國王沒有搞清楚，那些巴扎里面土里土氣的小商販，那些一本古蘭經就可以指導全部生活與道德的百姓，才是這個國家不可撼動的根基。

來到伊朗之前，諸多媒體文章告訴我，這里是一個專制且宗教保守的國家，但有熱情淳樸的民眾，以及渴望自由開放的年輕人。而在我的親身觀感中，這種描述視角已經帶著一種不恰當的審視，以自認為“正常”的標準去套用在他者身上。事實上，如果一定要說伊朗的特別之處，那么這種特別不在于表象，而來自更深層的世界觀。

在伊朗的旅途中，我發現這個社會雖然帶著抗拒和哀怨，但也流露出民族自尊心以及崇拜犧牲的價值觀。今天，我們接納了一種最現實也最功利的價值觀，認為人該活在當下，不該沉浸在歷史中，也不該寄托于對未來的期盼。然而，這世上還有其他價值觀，告訴人們要回歸到歷史的傳統中，等待著自己使命的到來。

如果有人認為，這個世界上某些族群就是擁有更偉大的使命，同時也要承受“偉大之迷途”，那么問題就在于，那里的人們是否愿意接受這一點。

我來到伊朗時，是諾魯孜節的最后幾天，一個象征新開端的節日。而我離開伊朗時，是什葉派十二伊瑪目馬赫迪的誕辰，也是基督教復活節，同樣帶著末日救贖的情緒。我就這樣在歡慶中帶著焦慮與低落到來，又在歡慶中帶著迷茫與困惑離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