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

作為連續14年雄踞中國縣域經濟之首的昆山，許多人驚艷于其發展之飛速及財富總量之巨，而昆山真正的秘密和價值，在于其身后所展現的中國改革的理念、路徑與方法。

上世紀80年代改革初始，開放看廣東珠三角模式，改革花開兩朵：浙江溫州模式和江蘇蘇南模式。而同處蘇南、幾乎同一時期崛起的昆山之路則堪稱與蘇南模式交相爭艷。

昆山之路絕非當地930平方公里狹小縣域不可復制的獨門秘籍，而具有當代中國改革深厚的共性意義：以大開放破冰，以持續改革深化開放，以無畏的勇氣和時不我待的緊迫感，在一個個發展的關隘做改革開放的探路者、領跑者。

昆山予以我們的啟示還在于，無論站在了多高的山峰，自信但不自滿，茍日新更日日新，進而從昆山之路再出發，趟出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探索示范的新昆山之路。

昆山，是在改革開放的歷史三峽間激蕩前行的中國的縮影。從一定意義上，昆山之路映射的就是行進中的中國之路。

為此，澎湃新聞（www.usamodel.cn）歷時兩月調研，采寫了“新昆山之路”系列報道，以期在慶祝新中國成立70周年之際，為中國之路貢獻昆山經驗。本組系列報道共5篇，以下為“臺商篇”。

工作日傍晚五六點，隨著臺企下班人群涌入，昆山市中心的臺灣美食街黃河路熱鬧起來。臺灣風味的牛排館、麻辣鍋、小吃攤、冷飲店里，臺灣腔普通話和閩南語此起彼伏，幾乎讓人忘了這是在距離臺灣近千公里之外的江蘇昆山。

昆山，是遠近聞名的“小臺北”。

截至今年6月底，昆山市累計批準5113個臺資項目，投資總額達608億美元，10萬臺商臺胞在這里安居樂業。臺灣排名前100大制造業企業中，已先后有70多家來昆山投資。昆山全市地區生產總值的40%、工業總產值的50%、利用外資的60%、進出口總額的70%，都來自于臺資企業的貢獻。昆山已經成為大陸臺商投資最密集、兩岸經貿文化交流最頻繁的地區之一。

臺商，是昆山外向型經濟舞臺上的絕對主角。

從1990年第一家臺資企業“順昌紡織”落戶至今，作為昆山經濟“農轉工”的快速助推器、“內轉外”的支柱和主動力、“散轉聚”的一線踐行者、“低轉高”的同頻共振參與者，臺企幾乎親歷了昆山崛起的全程。

在昆山臺商近30年的“耕耘”歷程中，面對國內外經濟形勢的復雜與壓力，他們其中一部分有過動搖彷徨，也有一部分或布局海外或西進北上，但更多的是留在昆山，選擇與這座城市共同成長。

“昆山臺商歷經近30年發展，面臨昆山成本優勢逐漸消失的現狀，是重新尋找成本洼地，還是植根昆山就地轉型？這成為幾乎所有臺商要做出的抉擇——絕大多數臺商，選擇了后者。”捷安特（昆山）有限公司董事長石靜安向澎湃新聞表示。

澎湃新聞試圖從縱貫30年的多位臺商的風云起落，以及昆山城市管理者的轉型實踐，探究臺商為何愿意留下與這座城市同呼吸共命運，以及企業集群與城市共融共生的樣本價值。

“初代”臺商：發現昆山，愛上昆山

和澎湃新聞聊起昆山與臺商的第一次接觸，昆山開發區管委會原主任宣炳龍微微瞇起眼睛，回憶起30年前的往事，說：“一碗奧灶面，這是開端。”

1989年，昆山自費開發區已經建設6年，引入外商投資企業11家。但對于臺商而言，昆山依舊無人識得。

彼時，宣炳龍的司機請假要去上海虹橋機場接一名遠房親戚。聽說這名親戚是準備來大陸投資考察的臺商，嗅覺敏銳的宣炳龍叮囑司機：“把他們接來昆山，我請奧灶面。”

就這樣，幾位紡織業臺商和昆山首次相遇。昆山用最大誠意，打動了起初并不看好昆山的臺商。1990年，昆山第一家臺企順昌紡織有限公司落戶。順昌的成功試水，口碑效應引來一批臺商，短短兩三年，昆山有了八家“順”字號臺企，“一順變八順”。

上世紀90年代初期，臺企紛紛到大陸投資是得益于改革開放的歷史必然，但當時名不見經傳的昆山能廣受青睞，與昆山對臺招商自創的“獨門秘籍”密不可分：因臺商間素有口碑相傳、“老帶新”的習慣，所以昆山在發展外向型經濟時創新提出“以商引商”策略。

順昌紡織是臺商登陸昆山的破冰，1992年昆山第一個投資額超過3000萬美元的項目——滬士電子的到來，則正式拉開了臺企大規模投資昆山的序幕。

滬士電子選擇昆山的緣起，也是經“八順”之一的臺商口口相傳而來。滬士電子股份有限公司落戶后，公司創始人吳禮淦繼續發揚昆山以商引商的“傳統”，主動做起招商義務推銷員。他常奔走于昆臺之間，向臺商推介昆山、帶臺商考察昆山，引來了數十家臺企投資昆山。

經吳禮淦牽線搭橋來到昆山的臺企，包括捷安特。

當年，捷安特輕合金董事長涂季冰從第一次與昆山接觸，到拿到公司注冊批文，僅僅2個多月就以傳奇般的“火箭速度”落戶。昆山的良好投資環境、官員的服務意識和服務能力在臺商界迅速傳播，以商引商顯示出“葡萄串”效應：僅捷安特帶來的臺灣自行車配套廠家，就達到七八十家。而這一效應的另一直觀優勢，是產業鏈迅速整合促成了昆山強大的產業集群。

由此，昆山的臺企發展進入快車道： 1993年是第一波高潮，約有100家臺企來到昆山。之后很快形成良性循環，1996年開始呈現臺企紛至沓來云集昆山的態勢。1996年—1999年，每年都會新增臺企90家。

到2000年，昆山臺企集聚已初步成型。這一年，時任臺灣研華科技公司高管的陳順浪和5名同事到華東考察投資地，把上海和周邊的工業園區跑了個遍。最后六人投票，因為昆山的地理優勢、服務理念、政策優勢，這六票毫無懸念全部投給了昆山。

像研華科技這樣，在2000—2007年這個時間段來到昆山的臺企總數超過了2000家。

數據顯示，2001年昆山全市外資企業共計2500余家，其中來自臺灣地區的企業1250家。2007年，臺企涌入昆山的勢頭迅猛，幾乎每天都有一家新落地的臺企注冊。至同年底，昆山累計批準設立臺資企業3500家，占到所有外資企業總數的60%—70%。

昆山基因融入臺商血脈：“我們都是昆山人”

“既然來了昆山，就沒有想過離開。”研華科技已經落戶19年，現任研華科技(中國)有限公司總經理的陳順浪也在昆山待了19年。他說的“離不開”，是指研華科技，同時是指自己。

陳順浪笑著和澎湃新聞說這番話時，他剛和太太、兒子、媳婦、三個孫輩結束在浙江的周末游回到昆山。他在昆山工作的19年里，陳太太隔段時間就來住一陣，孫輩暑假也常來。

陳順浪覺得，現在昆山反而更像家鄉，每月回一次臺灣，反而像探親，“我在昆山還有一群臺商朋友，是剛來辦廠時就認識的。十幾年了，大家平時會討論企業運營、政策走向，也常約打球、喝茶，舉家一起自駕游。”

如果說陳順浪是昆山10萬臺商生活狀態的一個普通縮影，那么生活印記更深深嵌入昆山的，是江蘇龍燈化學有限公司副總經理郭怡秀。

郭怡秀1953年生于臺灣高雄，1994年跟隨丈夫在江蘇南通辦了第一家工廠，2000年到昆山，投資設立了龍燈化學。2012年，龍燈化學在臺灣證券交易所上市，是第一家在昆山發展壯大后回臺灣成功上市的臺企。

在昆山生活的第8年，郭怡秀把25歲的兒子羅俊霖從臺灣接了過來。“肯定是我們認可了昆山，認為昆山更適合兒子發展，才會讓他來。”郭怡秀告訴澎湃新聞，兒子在蘇州大學深造時認識了一名蘇州姑娘，之后兩人一起去英國留學，2015年成家，生了寶寶。

“我們現在三代同堂住在昆山，親家也定期來照顧寶寶，生活特別美滿。”郭怡秀對大陸兒媳婦贊不絕口，完全感覺不到有任何文化、生活習慣差異隔閡，“我們都是中國人，也都是昆山人。”

像郭怡秀這樣，作為一個移民群體但對昆山“異鄉感”越來越少、“故鄉感”不斷滋生，背后離不開昆山政府各個部門對臺商訴求的積極響應、關切。

昆山市臺辦副主任張琴向澎湃新聞表示，昆山臺辦始終以臺胞需求為導向，“我們不僅服務臺企，而是服務全部在昆臺胞；服務工作也不止是臺辦一個部門在做，而是已經滲入到昆山各級、各部門。”

用宣炳龍的話說，服務臺胞“不是機械的、教條的，要真誠，要賦予感情，沒有感情的服務是不會到位的”。

在昆山，臺胞子女可以和昆山本地孩子一樣享受義務教育，還有華東臺商子女學校、開發區國際學校、星空幼兒園等一批臺商投資的學校可以選擇；全面采用臺灣醫院管理模式、并參照大陸三級甲等醫院標準創立的綜合醫院，極大解決了臺商的就醫難題；連換發大陸駕照這種“小事”，昆山都做到經蘇州車管所放權，只需在本地一周辦妥……

在政府與臺商間搭建起重要溝通橋梁、共同參與解決這一件件“細碎”之事的，還有被稱為昆山“第五套班子”的昆山臺灣同胞投資企業協會。昆山臺協會成立于1998年，是國臺辦特批的第一家縣級市臺協會。

除溝通政企、引導臺企發展轉型、解決臺商生活問題外，臺協會也非常重視臺商的精神文化需求。“經濟是無根的，文化卻能讓人有家的感覺，有家的感覺就會想到扎根。”昆山市臺協會榮譽長孫德聰告訴澎湃新聞。

在臺協會與昆山市委、市政府的共同努力下，華東地區規模最大的媽祖廟——昆山慧聚寺于2008年重修。數據顯示，長三角地區就有超過50萬臺商及家屬會經常前往慧聚寺參拜，將其視為“精神家園”。

變局中的抉擇：扎根昆山、共謀轉型

但昆山舒適、安逸的生活并不會讓10萬臺商停止前進的腳步，因為他們不止生活在昆山，更是與昆山聯動發展的主力軍。

事實上，自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爆發以來，以臺資臺企聚集著稱、以國際代工見長和以外向型經濟為主的昆山，新的挑戰與壓力接踵而至。

因外貿對GDP貢獻率高達70%以上，昆山離世界很近，離“震中”也很近。2008年，昆山在金融危機中有37家企業關停，其中臺企就有22家，大多為中小規模或配套企業。但因昆山臺企向來注重內功修煉，政府及時推動企業轉型，又不遺余力給予政策支持，陣痛之后，昆山出口形勢當年即在全國率先突圍。

數據顯示，2008年昆山實現出口386.6億美元，同比增長19.6%。2009年，在全國出口總額大幅下跌16%的情況下，昆山出口總額仍然取得5.4%的增長。昆山在關停22家臺企的同年，實現新增臺企177家。

但不可否認，危機始終存在。國際方面：全球化退潮并轉向，發達國家制造業回流趨勢日漸趨強；貿易保護主義抬頭，外需收縮；周邊國家低成本競爭。國內方面：人力成本增加、技術迭代、環境壓力，以及中西部城市的快速崛起等等。

以最典型的筆記本電腦行業為例。昆山依靠出口加工區為載體，在2000年后吸引臺灣主要筆記本電腦代工企業進入，包括仁寶系、資通系、富士康三大巨頭，并密集布局1000多家筆記本上下游配套廠商，快速實現“散轉聚”轉型升級。2010年，昆山出產的筆記本電腦達到峰值的1.2億臺，占全球總產量的三分之二。

此后，隨著中國中西部城市急起直追，湖北、重慶等地城市以更低的成本和更優的政策大力吸引電子信息產業，昆山部分筆記本電腦產能開始“搬家”。到2014年，昆山筆記本電腦產量下跌至6000多萬臺，產值較峰值減少千億元。

“一邊是全球經濟變壞，一邊是人力成本上漲一倍、原材料上漲兩倍多。”2000年在昆山成立電子公司、2011年離開昆山的臺商朱世明說，對于一部分勞動密集型中小企業，迫于經營壓力揮別昆山是不得已的選擇。

但更多的臺商選擇留在昆山，堅守昆山并轉型升級——原本逐水草而居、善于“游牧“的臺企作出這個選擇，除了情感上的難以割舍，當然是算過一筆賬的。

“為尋找價格洼地就放棄在昆山已有的發展，這需要投入搬遷、再投資成本，而五年十年后的中西部城市、東南亞再次成本上升，難道我們要繼續游擊？”陳順浪表示，從昆山大環境看，政府的服務水平、區位交通優勢、產業鏈優勢、生活人文都是其他城市無法比擬的。

不轉移，就意味著轉型，留下的臺商必須從慣常的“加工代工”模式就地轉型。而同時，隨著一部分代工企業離開，昆山的產業特色和主導產業也逐步明晰，著力于推動產業鏈從低端向高端遞進，即“低轉高”，謀求價值攀升。2015年起，昆山又把切實提升臺企自主創新能力納入工作重心，并以此帶動本地民企的同步轉型升級，將地方發展的動力從外生拉動轉為內生驅動，推動“大轉強”轉型。

在這個過程中，通過“機器換人”和自動化改造，以“智變”應萬變成為諸多昆山臺企的共識。

2010年，昆山臺企廣興電子率先實施“機器換人”，2016年產量與五年前相比實現翻番。2011年，昆山富士康科技集團就推出“百萬機器人”計劃，在營業額攀升的情況下，將員工數從11萬人減少至5萬人。數據顯示，僅2015年，昆山就有35家臺企實施重大“機器換人”項目，總投資40億元。

2018年，昆山全市1003家高新技術企業中，臺資高新技術企業占了208家，更有500家臺企正積極創牌定標，打造自主品牌。“微盟電子”的電競筆記本電腦智能制造車間、“滬士電子”的印制線路板壓合智能制造、“友達光電”的低溫多晶硅液晶面板成鑫制程智能車間、“正新橡膠”的輪胎檢測智能車間均上榜2018年江蘇省示范智能車間名單。

總部經濟也是昆山轉型升級的重要突破口，臺企們用“投資在各地，總部在昆山”的形式，進一步植根昆山。近年來，特別是《昆山市“轉型升級創新發展六年行動計劃”實施意見（2015-2020）》發布并實施以來，昆山市總部企業發展迅速，已成為服務業總量增長的集中區。

“昆山聚集了許多世界知名的自行車整車及零配件供應廠商，有著完整的產業鏈，有條件成為全球最完整的產業聚集地。經過多方考察、慎重考慮后，2009年捷安特決定把大陸總部設在昆山，這不僅順應了國際經濟發展的潮流，也符合昆山在新的發展階段的產業要求。”捷安特（中國）有限公司總經理鄭寶堂表示。

據統計，截至2018年，昆山市已申報和獲批的功能性投資機構、采購中心、銷售中心、區域總部等各類臺企總部超過50家。

不難看出，原本“游牧式”屬性的臺企正在昆山轉化為具有扎根性的“類本土企業”，一步步努力實現從代工模仿到自主創新的模式轉化，從高強度要素投入拉動到高能級創新驅動的動力轉化，走向高質量發展和內生動力源源不斷的可持續發展。

臺商轉型背后的政府服務轉型

能讓臺商從最初來到昆山、愛上昆山、融入昆山，再到歷經挑戰、穿越風雨，依然扎根昆山初心不移，重要的原因無疑是昆山有著最亮的一塊金字招牌——高效、貼心的政府服務，以及政府對轉型升級的強力引領。

回想起1992年選擇昆山的原因，滬士電子股份有限公司創始人吳禮淦說：“當初看中昆山，是看中了昆山的人。昆山的領導干部有個人擔當，有發展的急迫愿望，一定能把事干好！”

1997年，吳禮淦和昆山政府官員交流時提到“昆山什么都好，就是通關速度太慢了”，一語點醒夢中人。隨后，昆山相關負責人赴京84次，申請材料寫了幾麻袋，終于在2000年獲批大陸第一家封關運作的“出口加工區”。

不僅僅是吳禮淦對此有強烈的印象。多位臺商在采訪中向澎湃新聞這樣評價昆山的政府官員：對于認準的事，他們不會把自己困在某個僵局中。只要對臺商臺企發展有利，他們一定會千方百計窮盡所有的可能性，不斷捕捉隨時出現的新機遇，讓一個個“不可能”變成“可能”。

這種服務精神已經滲透于一代又一代的昆山政府官員的血脈中，時代在變，服務的方式在變，但服務的理念卻綿延不變。正是在這股精神力量的鞭策下，地方政府主動作為、積極作為，為昆山在日益激烈的區域競爭和轉型升級中贏得了主動權。

梳理近30年來臺企集聚昆山的歷程，每一個發展階段，政府服務的重點和方式都在轉變：早期主要著力點在于改善臺企投資的硬件環境以及精心細致的“24小時全天候”服務；2000年后，政府服務從臺企生產環節向臺商社會生活領域全覆蓋；2008年始，重心移向助推臺企轉型升級；2015年至今，助推轉型升級進入以提升創新能力為主的高目標階段，力圖以新的政策優勢加速培育創新力，持續保持產業發展優勢。

臺商能否安心留在昆山，關鍵在于臺企能否與時俱進轉型升級。昆山地方政府在長期實踐中認識到，作為區域經濟發展的主要推手，以更好更優的服務主動推進制度創新、結構升級，往往比靜待企業自發轉型升級更能獲得先機。

早在2006年，意識到代工模式的不可持續，昆山政府就“快人半拍”提出轉型新思路，進入“預熱期”。2008年，轉型升級快速切換為昆山的政策重心，政府部門更加積極主動地了解臺企難題、痛點和需求，及時提供政策支持和政府服務。同年，昆山在全國率先出臺《關于推進臺企轉型升級的若干政策（試行）》，設立引導轉型升級專項資金、建立擔保貸款機制、舉辦專題指導講座等，幫助企業將危機轉化為發展新機遇。

同時，昆山市委市政府在2010年積極對接臺灣電電公會，大力引進臺灣電子電機行業發展的先進經驗，通過實行一系列“專案”輔導計劃，點燃了昆山臺企轉型升級的“燎原之火”。

2013年，國務院正式批復同意設立昆山深化兩岸產業合作試驗區，昆臺合作再次升級。五年來，借助國家層面為昆山試驗區特別設立的“部省聯席會議”機制，一系列由昆山發起、具有原創性和開拓性的探索試驗，逐步轉化為一大批推動兩岸產業合作、助力臺企轉型升級的突破性政策。昆山地方則以創新政務服務落實試驗區建設的各項政策，上下聯動，催生了臺商在昆山的新一輪投資熱潮。

2014年，昆山提出推動“昆山之路”從頭越。2015年，昆山市推進轉型升級創新發展動員大會舉行，重點部署了以臺企為重點的轉型升級創新發展六年行動計劃，明確聚焦于“創新力”的培育和鍛造。為此，昆山成立專門機構“昆山市轉型升級創新發展領導小組辦公室”，同時，多部門協力合作，共同營造轉型的濃厚氛圍。

2018年，昆山市委市政府又制定了《昆山市加快創新轉型推進經濟高質量發展三年提升工程實施方案（2018-2020年）》以及《推進昆臺融合發展三年提升工程實施方案（2018-2020年）》，力推昆山經濟由高速增長轉為高質量發展新階段。

放眼于全國，昆山與臺商無疑是城市與企業集群良性互動、攜手共贏的最佳樣本：臺企作為舉足輕重的市場主體對于環境變化敏感、適應、進取；昆山地方政府則以一系列預判性的戰略規劃、精準策略和政策引領，建立起一種邊界清晰、權責明確但又相互依托推動、共謀區域發展的新型政商關系。

“我負責陽光雨露，你負責茁壯成長”。對10萬臺商來說，在昆山的每一天，都將是充滿希望的新的開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