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陳映芳 | 上海交通大學國際關系與公共事務學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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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讀】家庭是社會構成的基本單位，直接關系社會的發展潛力與發展方向。在東亞各國歷史上，家庭主義一直被視為重要文化傳統，甚至被尊為國家意識形態。然而頗具諷刺意味的是，今天東亞各國的家庭系統陷入了似乎比西方社會更為尷尬的境地。本文指出，要從更為宏觀的視野來理解“家庭困境”，事實上，東亞地區面對現代化生活方式與社會組織方式，在家庭困境上具有高度的相似性：作為后發國家/地區，由于現代化進程的壓縮，家庭成為了國家治理的手段，作為私領域的意義被削弱。而在中國，由于資源分配帶來的“國內移民”制度使得家庭、人口被吸納到特定的經濟發展規劃之中。中國要緩解家庭和人口困境，僅靠開放生育遠遠不夠。出臺國家對家庭生活及發展的援助性“家庭政策”，改革國民社會權的供給體制，已迫在眉睫。文章原載《城市治理研究》第3卷，此處略有編刪，僅代表作者觀點，特此編發，供讀者思考。

▍關于“家庭困境”

過去出現的一些社會問題看似各有問題的癥結所在，但同時呈現出的另一個部分是與家庭相關的焦慮：被拆的房子、被扔在寒夜馬路邊上的被褥和生活用具，給人以“被碾壓的家”的視覺刺激，更別說孩子的安全問題了。在這里，我想用“家庭困境”一詞，來描述當今中國社會中家庭的實際狀況、以及人們對于家庭生活安全的普遍擔憂。

在學理層面，如何將有關家庭生活的各種問題，界定為“家庭困境”，這是需斟酌的。 在家庭科學，“家庭困境”(family crisis, family in crisis)概念最初主要是伴隨著家庭壓力(family stress)理論進入人們視野的。早自上世紀30年代開始，一些社會科學研究者就開始將物理學、工程學的“壓力”概念引入社會科學，用以研究外在強迫力量對個體可能構成的威脅性，以及由此產生的心理的、生活的負擔，和各種危害、困境。

自60年代開始，一些學者將壓力概念用于家庭研究。家庭壓力理論不僅關注家庭中的個體，而且將家庭視為一個有機的社會系統——外部社會的變動，包括經濟的發展，社會結構、人際關系等的變化等等，不可避免地對家庭形成壓力。家庭壓力理論的代表性學者Boss, P.認為，家庭壓力本質上是一種穩定的家庭系統的改變。 如果變化是可預期的、或被期待的，那它可能是正面的。相反，當家庭受到的壓力及其可能產生的后果是不確定、不被期待的，那它就可能是負面的。 而家庭困境，在一些學者看來，它是因壓力而形成的決定性的轉折點，困境本身蘊含著變化的各種可能性（復雜性及雙面效果性，即既可能導致某一家庭遭受嚴重創傷，也可能為一個家庭提供成長的機會）。也有的學者將那些不被期待的壓力及其后果理解為家庭困境。

家庭困境主要被理解為具體家庭在面臨各種相關因素變化時，可能發生的負面的轉變過程。這一理論也由此衍生出了應對(coping)、家庭韌性(family resilience)，以及包括困境管理、資源管理在內的“家庭壓力管理”的一整套概念和理論。與這些理論相關聯，今天在各國政府機構及社會團體中，我們可以看到不少由社會心理學、社會工作等為專業化背景的家庭壓力管理的援助機構。 可以認為，有關家庭壓力、家庭困境的理論，對于促進今天各國家庭政策、家庭支援體制的建立，具有切實的意義。

不過，這樣一種家庭困境理論及相關的應對體制，一方面可能受到來自于個體主義的、自由主義的、以及建構論等的家庭觀的質疑。 另一方面，即使站在維護家庭價值的立場上，如何從更為綜合、宏觀的角度，去理解并應對家庭壓力及家庭困境？這是需要研究者不斷拓展的課題。

此外，涉及到與家庭生活相關的社會問題，在世界各國及各種學科中，它們實際上已經被分解到了諸如“人口問題”、“生育率低下/少子化”、“高齡化/獨居老人”、“晚婚/不婚”、“孤獨/無緣”等等各種不同的問題類別中去。

在這種情況下，作為一個社會問題類別的“家庭困境”，它是否還有其無可替代的意義空間？也就是說，這一問題類別的建構，在現實中是否具有保護公民生活的意義？同時在學術層面它是否有利于我們進一步理解社會變動邏輯的可能性？這些亦是有待學者思考的問題。

▍“東亞的家庭困境”：有關國家-家庭關系的政治經濟學

這幾十年來，有關婚姻/家庭生活的各種問題，越來越成為各國學術界和政府共同面對的重要課題。 我們不難理解，家庭系統的種種變化，因為直接影響到了人口結構、勞動力供給等關系到民族繁衍和國家經濟實力等重大問題，這導致在原本以個體價值和自由主義為現代性主要特征的西方各國，家庭價值開始復興，政府也紛紛推出由國家支持家庭生活、家庭發展的各種家庭政策。

然而頗具諷刺意味的是，在家庭主義歷來被視為重要文化傳統、甚至被尊為國家意識形態的東亞各國，如今家庭困境不僅較西方社會更形突出，而且在國家-家庭關系的調整方面，也遇到了比西方更復雜的問題。

以生育狀況為例，2015年的一個統計數據顯示，在全球被統計的224個國家/地區中，東亞諸國的生育率，除中國排名186、日本排名211外，還包攬了全球最低五名：

此外，不少調查統計的數據也說明，在日本、韓國等的社會中，年輕人的晚婚、不婚，老年人的獨居等現象，多已經成為突出的社會問題，以至家庭系統的崩潰趨勢成為這些社會的普遍擔憂。

這樣一些情況多少說明了，對于社會變動過程中家庭系統的負面轉變，東亞社會的傳統家庭價值觀的防御功能是有限的。 換言之，對東亞社會的家庭困境狀況的說明，需要有另外的角度。在有關韓國社會狀況的研究中，不少學者注意到了國家發展過程中家庭倫理和家庭功能被過度壓榨的問題，包括對家庭實施剝削的福利制度，以性別偏見為基礎的工業化，家庭化的產業治理，對教育的過度追求等等。

韓國社會學者張慶燮不僅敏銳地從國家與家庭的關系的角度出發，解釋了為何在一個有著家族主義深厚傳統的國家，家庭會陷于種種困境。他自覺地將韓國的家庭問題，理解為一個“東亞的”問題——他將其稱為“東亞曖昧的家庭危機”。在此之前，他已經提出有“壓縮的現代化”的概念，用作為解釋東亞各國家庭危機及社會危機的分析工具：

作為一種追趕型的現代化，亞洲國家實際上將西方國家兩個階段的過程（即經濟、政治、社會和文化的現代化過程，以及個體化、風險社會、全球化社會的過程），壓縮成了一個階段，這是一個在時空上被極度濃縮化的過程，諸多的社會危機由此產生。

韓國學者的這一觀點，在日本得到了家庭社會學家落合惠美子的熱情呼應，她依據具體數據、更為細致地對東亞各國作了類型區分：她將韓國等東亞國家的現代化定義為“壓縮的現代化”，而將日本的現代化定義為“半壓縮的現代化”。以此為框架，她對日本的家庭困境的深刻背景作了進一步的分析，其中涉及到了家庭作為私領域與公共領域的分離，以及女性被限于家庭私領域，家庭成為國家的下位單位等等問題。

在具有家族主義傳統的東亞各國，家庭系統為什么會陷入似乎比西方社會更為尷尬的境地？

從國家與家庭的關系變動邏輯來分析，我們不難看到，在東亞各國，民族主義和現代國家的興起，多曾以對家族主義的批判和對家庭制度的再造作為重要手段。在此過程中，家庭不僅在價值地位秩序中跌落于國家之下，在現實中，也難以避免成為國家治理的手段的命運。

▍問題的要害和復雜性

如前所述，由國家支持家庭的“家庭政策”制度，是目前世界各國應對家庭困境的最重要的手段之一。

而在東亞各國，“家庭政策”的推進，與當初壓縮型現代化歷程有著頗為相似的特征——它表現為由國家主導的、追趕型的過程。面對人口危機（及其經濟風險和社會風險）的來臨，各國政府開始為家庭本身重新賦予價值。

如新加坡，為了應對生育率的急速下降問題， 2004年，甫剛上任的總理李顯龍即在國慶演說中，提出了家庭第一的價值觀，把“家庭價值”視為政策重點，號召要將新加坡打造成為“友善家庭的環境”。

幾乎是在同一時期，2004年10月，在中國臺灣地區，“行政院”社會福利推動委員會第8次委員會議通過了政府將擬制系列的家庭政策群的《家庭政策》決議草案，此草案對“中國的”家庭價值以及國家-家庭關系作了意味深長的再認知（以下根據2015年修正稿）：

家庭作為人類社會生活的核心，對個人發展與社會穩定有其重要的意義與功能。雖然現代社會制度更趨多元，許多新興的社會服務機構（制）形成，并填補了家庭的部分功能，尤其是在教育、托育與養護方面，但這些發展并未取代家庭作為社會福利需求滿足最基本處所的地位。我國傳統文化的家庭型態，主要立基于三代同堂的主干家庭形式，透過內部成員的互相幫助、支持及分擔照顧責任，甚至擴大至氏族宗親家族網絡的資源援助，構成社會福利的基石。惟因人口結構與社會發展的變遷、就業環境不穩定或家庭解組等現象，家庭已無法一如往昔得以自身（或氏族）力量正常發揮功能，家庭能量正在減弱，且有嚴重弱化趨勢，值得正視。

有鑒于此，各界遂有制訂家庭政策的呼吁?！?93年制訂家庭政策的核心思想，乃基于支持家庭的理念，而非無限制地侵入或管制家庭。國家與社會應認知家庭在變遷中，已無法退回到傳統農業社會的家庭規模、組成與功能展現；同時，也深信家庭的穩定，仍是國家與社會穩定與發展最堅實的基礎；而家庭所面對的問題與需求，亟需國家與社會給予協助。

從中我們不難注意到，政府對家庭價值的再建構，依然被復雜地纏繞于對國家-家庭關系的再確認之中。但無論如何，這個草案點明了問題的要害所在：“家庭”在教育、托育與養護等方面已經無法承擔亞洲傳統家庭所承擔的功能，不管是為了家庭本身，還是為了民族國家和全社會的利益，國家都必須確立起支持家庭的理念，建立起家庭政策的體系來。

但是，家庭觀的調整、甚至家庭政策的啟動，并不意味著家庭的狀況即可能得到快速的改變。

如果說東亞各國/各地區家庭危機的形成，是“被壓縮的現代化”或“半壓縮的現代化”的伴生物，具有時空結構的規定性，那么，它的改變，也必然受到現實社會結構的限制。

以韓國的家庭福利體制為例，有調查結果顯示，實際狀況的變化，明顯滯后于民眾福利觀的改變——相比于1981年，2010年的韓國人已經極少希望由家庭成員來承擔贍養老人的責任，在這方面他們的觀念與同時期的日本人、美國人并沒有什么區別。 但現實中（2010年），韓國仍有一半多的老人在接受子女的經濟援助，這個數字超出了日本和美國的四十多個百分點。

這個調查數據從一個側面反映了，在東亞各國，老年人同樣處于個體化的社會進程中，他們對依托于市場的經濟生活自立、以及依托于公民-國家關系的社會保障，抱有與西方社會中的老人相似的愿望。 但現實中他們仍難以擺脫家庭福利體制的束縛、以及對子女養老的依賴。 聯想到中國的情形，我們不難理解，既有的家庭福利體制不僅以國家和社會對老人社會支持的不足為背景，還包括了福利體制對父母自我養老能力的過度汲取——父母的自我贍養資源被各種有形和無形的制度要求用以對子女（包括成年子女）的教育、購房、成家等支出，乃至被用以對孫輩撫育/教育及基本生活的援助。

另一方面，當我們試圖以“東亞”為視角和分析框架，來認識各國面臨的家庭危機時，我們又必須對“東亞”內部的差異性有足夠的意識。

我們同樣可以認為，“高度壓縮的現代化”，正是導致中國家庭價值跌落、國家與家庭之間關系急劇變化的重要因素之一。這些也構成了家庭福利主義成為國家倡導的意識形態、家庭本身成為國家治理的重要工具等等現狀的深刻背景。

中國還存在著與其他各國不盡相同的問題——中國目前具有國家功利主義特色的福利制度，已經鑲嵌于一整套社會體制之中，這其中包括了身份化、地方化、等級化的公民社會權供給體制和行政管理體制。而這些制度會成為維護家庭福利體制的屏障，事實上它們也會阻礙中國應對家庭危機的新政策的出臺。和東亞各國一樣，政府希望更多地開發利用家庭的保障/福利功能和經濟消費功能。

不僅如此，由于中國目前已經建立起一套越來越精致的國內移民制度，這使得“人口困境”這一驅動世界各國、特別是當前東亞各國政府推進家庭政策的最重要的變量，在中國也可能面臨失效的風險。

地方政府，特別是一、二線城市的政府，在人力資源競爭中，會根據經濟理性原則，通過市民權賦權政策的調節，對各類不同類型的“人口”實施區別化的吸納或排斥，由此來實現城市利益的最大化。

在這樣的邏輯下，民族國家的整體利益可能被分解，社會問題也可能在時空上被轉移和轉嫁——以犧牲未來的代價，來確保當下；以犧牲大部分區域及其社會的代價，來維護某些區域及某些群體的利益。

在這些情況下，中國要緩解已經出現的家庭困境、人口困境，僅靠開放生育限制政策，是遠遠不夠的。 由國家對家庭生活及家庭發展提供援助的“家庭政策”的出臺，在中國已經迫在眉睫。與此同時，國家還需要對國民社會權的供給體制，實施重大的變革。

本文原刊《城市治理研究》第三卷，上海交通大學出版社2018年7月出。因篇幅所限，略有編刪，原文 注釋從略。 圖片來源于網絡，如有侵權，敬請聯系刪除。 歡迎個人分享，媒體轉載請與版權方聯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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