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紀80年代中期以來，沿海地區鄉鎮企業的快速發展極大地刺激了農村剩余勞動力的轉移。“七五”時期，平均每年轉移農村勞動力596萬人。“八五”時期，平均每年轉移農村勞動力688萬人。之后農村向城市轉移的勞動力逐漸增多。這些人中，大部分是在工廠務工，還有不少人從事商業經營。

除了教育以外，經商是農民向上流動的重要路徑之一，但是這條路并不好走。本文要講的就是一個農民——趙湘（化名）經商的故事。趙湘經商不是很成功，他的經商經歷和許多中國農民經商的經歷有相似之處，也有不同之處。在農民經商的這條路上，有些人比他成功，有的人敗的比他慘烈。不論是成功還是失敗，在趙湘以及他所代表的農民商人群體在城市闖蕩、試圖駕馭市場的經歷中，有一些問題值得我們反思。

我們先來看看趙湘的故事。

趙湘，1971年生于湖南農村。在成立他自己的小家庭之前，他所在的大家庭是村里唯一的萬元戶。他父親寫的一手好毛筆字，在縣里也有一定的名氣。初中沒畢業，趙湘當了20多天民兵之后，就回家務農了。1993年經朋友介紹與妻子結婚。在之后的幾年里，他過得特別不順利。

1993年妻子自然性流產，大出血，差點沒了。這一年他在鎮上租的一輛跑縣城的中巴車，又出了車禍。1995年好不容易有了第一個兒子。1998年發大水，孩子被卷走了。在此前的一個月，母親去世。1999年父親也去世了。連續的打擊，使得他記憶力迅速下降。幸而這一年，家里迎來了新生命，他和妻子才稍稍緩過來。也是這一年，他開始到廣東打工。經妻子姐姐的介紹，他到了斗門的一個工廠，當時工資只有500元。沒做幾個月，就到湛江和小舅子一起做五金生意。他的經商之旅正式開啟。自此之后，他開始在廣東各個地方做各種各樣的大小生意。2014年，經親戚介紹，他來到A高校，成為一名保安，結束了他多年的生意之旅。

生意的幾次大起大落

在2000年之前，小舅子一直在湛江的一個據說是粵西最大的五金廠做銷售。在積累了一些客戶、經驗和資金之后，2000年，小舅子在這個五金廠租了一個門面。趙湘主要負責到粵西和廣西收賬，10天半個月就要出去一次。除此之外，還要和小舅子一起打理店里的生意。到了2004年，由于外債不太好收，小舅子又和市場的人鬧了矛盾，再加上是和親人一起合伙做生意，一開始就沒有精細記賬，賬目管理混亂，生意漸漸做不下去了。

這一年，小舅子回老家做棉花生意。當時湛江還有一些賬目沒有結清，趙湘留在湛江收賬，收完賬目也回老家了。他們合辦了一個小型加工廠，請了10來個人，收了30多噸純棉花。剛收完棉花，棉花就降價了，從近3700元一噸跌到了3000元一噸。清貨之后，核算下來，包括人工費和運輸、棉花損耗，總共虧了10多萬。

這個生意又做不下去了。2005年，他將孩子交給哥哥照顧，自己和妻子到廣州開手機店。在黃浦區做了一年，沒有掙到錢。之后到東莞東城區的一個超市租了幾十平方開了一個手機店，賣山寨機。店面有20多個平方，裝修花了4-5萬，請了兩個售貨員和一個維修師傅。2006年下半年，生意剛開始穩定，又發生了意外。有一天早上他開門的時候，有七八個人假裝來看手機。他們來了之后，似乎給趙湘下了什么藥，那天早上他一直是迷迷糊糊的，等到他清醒的時候，手機都被偷了，店面也毀了。當時包括裝修，手機等虧損了10多萬。

從“大生意”轉向“小本經營”

由于欠下了一些債務，在做生意的過程中，也遇到了一些風險和意外，他不敢再做對于他來說“大一點的生意”。之后他所選擇的生意都是小本經營，而且主要是飲食業。

2007年，在和侄子學會做老火湯之后，經侄子的介紹，他到深圳沙井的一個酒店承包了老火湯這塊業務。一開始侄子問他是想在店里打工，還是承包？當時他還是想做生意，不想給人打工，希望多賺一點錢，因此選擇了承包，收益和老板五五分成。前兩年生意很好，每個月能掙到8000元左右。兩年以后，受金融危機的影響，一些企業開始轉移，生意逐漸變得慘淡。

2009年，經侄子介紹，又轉移到廣州經濟開發區附近的一個飯店承包瓦罐湯。這家店生意很好，很多人開車過來吃，趙湘的生意也很不錯。在趙湘不忙的時候，他免費幫忙指揮泊車，即使在大太陽的夏天也是如此。有一次中午來了3個人，停車的時候司機沒有減速，把車撞壞了，他們卻將責任推給指揮泊車的趙湘，提出要免單的要求。當時那一頓飯三個人吃了200多元，飯店老板要求趙湘出一半。在趙湘看來，一方面這個問題并不是他的錯；另一方面，他是免費給老板做這份工作。他很委屈，心里有氣，而老板娘又一點不講情面，兩人大吵一架，他最后離開了那個店。

2010年，夫妻倆開始做鴨脖子生意。家里的一個表姐在韶關做鴨脖子，生意很好。趙湘妻子學會了之后，兩個人到順德做流動攤販，買鴨脖子。他們在一個市場租了一個位子，妻子主要在市場賣鴨脖。而自己則推著推車到處跑。當時賣鴨脖也能掙一點錢，兩個人能掙8000元一月。當時城管抓的緊，工廠下班，他們生意開始了，而這個時候城管也開始上班了。每天都要到處跑，有時候一天跑三個地方。有一次他的妻子將車從市場攤位上推到工廠門口去賣，除了車以外，東西都被城管收走了。

此時，正好原來在沙井認識的一個老鄉，在松崗一個酒店做電工等雜事，介紹趙湘去他所在的酒店賣瓦罐湯。那個酒店生意很好，周邊的廠子特別多，公司老板會請員工到酒店吃團餐，多的時候一天能夠開240多桌，賣瓦罐湯一月能賺1萬多元。這樣的狀況沒有維持多久。三年之后，當地的一些廠子效益開始變差，酒店的生意也沒有原來那么好了。

2013年，一個賣調味品的老鄉介紹趙湘跟著一個月能賺7萬元的人學做武大郎燒餅。學成之后，他在深圳松崗做了一年，生意很一般，3千多元一個月。這一年，岳母身體不好，趙湘生意也不好做，就和妻子回去照顧她，順便幫大舅子送貨。10個月之后，岳母身體狀況有所好轉，兩夫妻又來到了廣州。經嫂子的弟弟（在物業公司做領班）介紹，趙湘成為了A高校的一個保安，妻子則在學校周邊的小區做家政服務。

自此，他結束了他的經商之旅。

為什么農民能夠從容面對經商失敗？

“做生意真的要有好兆頭，我好幾次做生意兆頭都不好”。“做生意真的看運氣。”這是趙湘對于經商的一些感慨。

關于做生意要好兆頭，他舉了一個例子。當年在東莞做手機生意的時候，他就碰上了好幾個壞兆頭。1）在那年他去廣州之前，本來委托朋友的小舅子（黃牛黨）買了兩張從長沙到廣州的坐票。但是當他從岳陽坐車去長沙的時候，接到朋友的電話，說他小舅子被抓了，票沒有了。2）在手機店開張之前，他去東莞長安運回寄存在朋友那里的鍋碗瓢盆。在一條平常滿是小貨車的大道上，他走了好幾遍，都沒見到一輛車。最后在朋友住處不遠的地方遇到了一輛車。在裝車之后，這輛車開出去沒有多久，就翻了個四腳朝天。3）開店的前幾天，請來幫忙的小姑娘因為要回家，坐在他的店里哭。

關于做生意靠運氣，他也講了一個發生在他身邊的故事。有一個做礦砂生意的人，和焊條廠、鐵線廠之間存在三角債，焊條廠欠他的錢，鐵線廠欠焊條廠的錢。鐵線廠沒錢還債，就用有點生銹的鐵線抵債。焊條廠也只能用這些鐵線抵債。無奈之下，做砂礦的人只能收下，還租了一個倉庫存放。不知道如何處理，想著過年之后再來想辦法。結果過年之后，鋼材猛漲，不僅抵債了，還賺了一些錢。

市場充滿不確定性，這使得經商既有驚險，又會遇到驚喜。這給人造成一種誤解，似乎做生意是靠運氣，關鍵在有好兆頭。因此，經商的人多信迷信，在家供神龕，每年年初不惜花重金到寺廟燒頭香，似乎都與這有關。但是，總體而言，市場是有規律的，人們在不斷參與市場的過程中，不斷了解市場的規律，習得駕馭市場的能力。只是這并不容易。

對于生長于農村社會的農民來說，尤其是那些20世紀80年代前出生的人，長期生活在低度市場化的環境中，對市場規律很是陌生。要知道市場如何運轉，并駕馭市場，對他們來說，難度尤其大。而且從趙湘幾次失敗的經歷看，長期生活在農村這個熟人社會，使他們身上有一些和市場不合拍的東西。他們更多的是按照熟人社會的邏輯去行事，更重情誼和信任關系而不是理性的“精確計算”，不愿忍受和不講情面的老板共事，寧愿不掙錢也不愿受“氣”，為此，他們也會錯過不少市場機會和在市場競爭中勝出的機會。

幸而時代給了早期進入商海的農民一些機遇。在商品供不應求的賣方市場，那些越早進入商海的農民越發容易成功，即使此時的他們不太懂得市場經營，他們沒有多少資金和關系資源。他們能夠在市場環境較為寬松的條件下，積累一定的信息、資金和人脈，掌握某些市場規律，習得駕馭市場的某些能力。這些人的成功，使得很多后繼者可以在前者的幫助下，進入到市場，參與市場競爭。

對于后繼者來說，以血緣和地緣為基礎的熟人社會的關系資源就成為了他們能夠進入城市經商，從而實現向上流動的重要保障。趙湘便是這一類人的典型代表。哥哥幫著他照顧孩子，是他能夠低成本進入到市場的前提。

從小舅子到侄子，再到嫂子的弟弟，幫助他進入到市場的熟人兩個手都數不過來。他們或者為他提供資金、或者為他提供技術，信息。正是依靠這一熟人社會關系網絡，他擁有了很多次向上流動的機會。雖然趙湘沒有成功，但是在農村社會中確實也出現了不少農民創業成功的故事，從一個攤販到一個飯店，從一個廠仔到一個廠長或者店鋪老板，從一個建筑工人到一個工程老板等等。

另外，讓筆者更為感觸的一點是：即使經歷了很多次失敗，在趙湘的身上，筆者依然感受到了一種從容。一方面是因為他對自己現在的生活狀態感到滿意。兒子已經考上了大學，不需要自己太操心。趙湘覺得自己現在的工作也不錯，3000多元一個月，有三險一金，加班或者幫助學院的老師布置會議室，還能掙點外快。妻子做家政，一個月收入4000元左右。他們省吃儉用，開始計劃在家里的縣城買房子。另一方面是因為他是有退路的。等到城市待不下去了，他們還可以回農村種地，可謂“家里有田，心中不慌”。

對于最后一點，或許是大多數從事商業經營的農民能夠較為從容的共同原因之一。在集體所有制基礎上，土地為農民提供最基本和最底限的就業、生活保障。正是因為農民有退路，使得他們能夠更為從容的面對市場中的風險。此外，正是農民有退路，也使農民更加敢于不斷嘗試新的生意，或者在同一個生意中不斷做出新的嘗試，從而找到新的機遇，適應市場的動態變化。

我們知道，市場是動態的，個體要適應市場的變化，就要經歷不斷的試錯。試錯的結果不一定是理想的，或許成功或許失敗。但是不進行試錯，就可能完全喪失競爭力，被市場淘汰下來。對于資金能力和社會資本、信息獲取能力都更弱的農民來說，這成為了他敢于不斷試錯的重要資本。

正是因為土地集體所有和熟人社會的存在，使得我國很多農民在城市擁有更多向上流動的空間和機會。集體土地和鄉村社會使得農民在市場競爭中有了喘息之機。一次創業失敗之后，農民返回家鄉養精蓄銳幾年，再出去重新創業或者打工。在我們周邊，一些農民總是反反復復在鄉村與城市之間穿梭，這樣的故事也并不少。實際上，這正是中國農村漸進城鎮化的內在“秘密”。

在一些實行土地私有制的國家，農民或許同樣可以依托熟人社會參與市場競爭，他們也許還可以依托于土地私有制，抵押土地而實現資本積累，從而提升自己在城市創業的競爭力。但是這可能僅僅是有利于部分擁有土地的農民，對于那些失去土地或者沒有土地的農民，他們不僅沒有這么多創業的機會，也沒有這么多創業的空間；一旦在城市創業失敗，就只能進入到城市的貧民窟，有可能永無翻身之日。他們對于創業成功與否就表現得更為焦慮，在投資過程中也有可能更為極端和孤注一擲，也就很難在失敗之后感到如此從容。

當下農民在城市創業的空間越來越小

不過，擺在我們面前的問題是：我國農民在城市擁有較大的創業空間，這已經是過去的事情了。在很長的一段時間，農民工之所以能夠在城市創業，是因為賣方市場的存在，而且整個市場秩序還在快速變革，城市和市場擁有大量的灰色空間，城市服務業以及一些相對低端的行業管理還很不正規。文化素質不高的農民可以基于自己的廉價勞動力和社會關系等，在這些灰色空間中找到各種創業的機會和向上流動的機會。在這個階段，農民進入市場的門檻很低，城市市場中也還有大量邊緣性的、灰色的創業機會。

但是在產業升級的背景下，為了塑造更好的營商環境，國家對市場和城市的管理逐步規范化和制度化，城市和市場的規范化意味著灰色空間減少，一些低端行業也在正規化。這樣的現象比比皆是：環保政策的推行、城中村改造，很有可能導致這些地區商鋪經營的成本上升；文明城市的建設，城市對流動攤販的包容性降低，很多農民就不得不從城市的邊邊角角中被擠出去；原來家政服務都是非正規化的，點對點的，現在的家政服務需要注冊公司，而且開始進行更為嚴格的資質審查，這不僅會增加成本，還會使準入的門檻上升；等等。

在這一形勢下，我們不得不面對這樣一個事實：隨著時間的推移，那種農民靠一個攤位而發家的故事會越來越少，也就是說農民通過在城市經商向上流動的機會越來越少了。但是我們應該如何面對這個趨勢呢？是欣然接受，還是強烈反對？

筆者認為，這都不可取。產業升級和良好營商環境的塑造，是中國在日益焦灼的世界市場競爭或者說貿易戰爭中能否勝出的關鍵因素之一，這一點我們必須堅持。但是同時也要明確的是，我們是一個農業大國，在農業領域能夠消化的勞動力是有限的，還有大量的農民需要依靠在城市中就業和創業來實現家庭的穩步發展，因此我們的城市化步伐又不能太急和太快，不能以太過直接和粗暴的方式推進這一過程，使得農村社會完全沒有喘息的空間。這是我們理解城市與農村關系的前提，也是我們思考很多城市發展和農村發展政策的前提。

在這樣的大背景下，我們要以什么樣的速度和方式推進環保政策，推進城市的正規化、標準化和市場管理的制度化？我們是否要推行農村的規模化經營，如果要推行，我們如何安置被農業擠出來，但是又不被城市吸納的勞動力？我們如何看待養豬等涉農產業對于當前農民就業的意義，對于我國產業升級的意義？我們是否要推進土地承包權的物權化？在這樣的市場環境之下，土地抵押所獲得的一點資本對于解決農民創業問題能有多大幫助？資本能力是不是影響農民創業問題的最重要因素？這一系列問題的答案，都要在當前我國城市化、工業化和農村社會的關系中進一步尋找。

 

（李婷，中山大學哲學系博士生，武漢大學中國鄉村治理研究中心研究人員。本文首發于微信公眾號“行業研習社”，澎湃新聞經作者授權刊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