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短篇小說集《地球上最后的夜晚》中，波拉尼奧寫了一個名為《圣西尼》的故事，關于漂泊在西班牙的“我”與作家圣西尼如何依靠參加小說比賽謀生計。熟悉波拉尼奧的讀者會發現，這個故事其實來源于波拉尼奧本人的真實經歷。

1977年，身懷革命與文學理想的波拉尼奧漂泊歐洲，游蕩在巴塞羅那的海岸邊，依靠打零工和寫小說謀生。寫于1981年或1982年的《佩恩先生》，就是這段驕傲又不幸的時期的產物之一（“我作為一個作家，從來也不像那時感到那么驕傲和不幸”），他將這部小說及其所獲的獎項看作是：一頭紅皮毛水牛為生存而必須外出捕食而獲的獎。

自然，這個說法中存在著自謙，以及為形勢所困的意味，寫小說首先是為了喂飽自己的肚子。到了90年代之后，這種對生存的需求開始擴大，為了養活家人，也為了能在死后給兒子留一筆遺產，波拉尼奧開始更勤奮地寫小說，在生命的后十年，他留下了幾百萬字的小說。

如同對生存的需求成為波拉尼奧小說寫作中與生俱來又難以擺脫的命數，在閱讀《佩恩先生》后，你會發現他在后期小說里，那些偵探元素與迷宮般詭異的情節、歷史與虛構的交織、在破碎的理想與現實中無法掙脫的主角，幾乎以一種自發的方式出現在這部小說里。《佩恩先生》，它是波拉尼奧小說宇宙的開端，一個尚未完整但已經鋒芒漸露的雛形。

小說的故事主線簡單到幾句話就能交代完。1938年的巴黎，名為皮埃爾·佩恩的“我”受雷諾夫人的委托去給一位名叫巴列霍的病人看病，途中“我”被兩名西班牙人阻撓而放棄救助巴列霍，十多天后，我收到了巴列霍的死訊。

在小說中，當佩恩先生答應西班牙人放棄治療巴列霍后，故事似乎變得與巴列霍無關了，波拉尼奧將重心放到了敘述者身上——“我”游走在空曠又多雨的巴黎，遭遇了各種稀奇古怪的人，制作魚缸的雙胞胎、夜總會守門人、曾共同學習催眠術的舊友；與此同時，“我”的精神世界也面臨崩潰，幻覺和夢境來回糾纏著“我”。

“我”為什么會遭遇這些？巴列霍的死又意味著什么？當小說結尾時，這些謎題似乎并沒有得到應有的解答。

波拉尼奧從不忌憚用歷史事件和人物作為故事的原型。《護身符》中的墨西哥鎮壓事件，《2666》里的華雷斯謀殺案，包括以化名或真實姓名出現在小說中的拉美作家們。在《佩恩先生》的作者手記里，波拉尼奧就向我們表明：巴列霍的死以及佩恩先生本人是真實存在過的。言下之意也是，要想得知小說的真相，得從歷史中尋找線索。

小說中的巴列霍先生原型來自秘魯詩人塞薩爾·巴列霍，1892年出生，1920年因為思想激進被捕，1927年流亡歐洲，1930年在西班牙內戰中投入反法西斯戰爭。1938年，巴列霍在巴黎的一個下雨天辭世，死后逐漸被看作是比聶魯達更偉大的西班牙語詩人。

在時間上，小說對巴列霍之死的描述與歷史吻合，區別在于，現實中大多數醫生認為巴列霍是被餓死的，小說中的巴列霍則是患上了一種打嗝的怪病，被關在一家有著圓形樓梯、宛如迷宮的醫院里。在佩恩先生跟隨雷諾夫人探望巴列霍之后，兩名西班牙人給了佩恩先生一筆錢，讓他忘記、不要參與巴列霍的事情。

羅貝托·波拉尼奧

當歷史部分與小說虛構的部分結合起來時，佩恩先生、巴列霍、西班牙人之間看似沒有因果的關聯有了答案：1938年，西班牙內戰期間，曾參與內戰并站在反法西斯陣營的巴列霍遭到迫害，佩恩先生在無意中參與其中，被身為法西斯者的西班牙人阻撓，巴列霍最終被迫害致死。

一個打嗝而死的人，一場無形的政治陰謀，被莫名卷入的參與者，波拉尼奧對巴列霍之死的再現正是他小說中常見的敘事謎團，因果關系被抹去，混亂又破碎，連接荒誕情節的是不可名狀的恐懼。在波拉尼奧的另一部小說《智利之夜》中，名為卡納萊斯的女作家在自己家主辦一個著名的文學派對，一方面幫助自己籠絡資源，一方面又默許身為秘密警察的丈夫把來往作家關在隧道里審訊。當真相揭曉時，往往又呈現出超越表象的恐懼，也帶有陰謀論的意味。

回到小說中的第二個問題，“我”——佩恩先生——為什么會在脫身巴列霍的事之后遭遇這些？在交代佩恩先生光怪陸離的遭遇同時，小說也由“我”逐漸說出了自己的過往經歷。

皮埃爾·佩恩，二十一歲的時候參加過凡爾登戰役（1916年，第一次世界大戰中耗時最長的戰役），雙肺被燒壞后奇跡般生存下來，靠著殘疾人的微薄補助生活。小說中“我”有過這樣一段自述：“也許為了向滿不在乎地把我置于九死一生境地的社會表示拒絕，我放棄了可以被認為是一個青年人的人生有用的一切，而致力于神秘學......”在研究神秘學期間，佩恩結識了名為特澤夫和普勒默爾—博杜的好友，三人時常待在比他們年長的里韋特先生家中。

眼下，1938年，佩恩與好友分散，獨自一人依靠催眠為業，西班牙內戰正在進行，第二次世界大戰一觸即發。

無論是佩恩背負舊的戰爭創傷，活在新的戰爭陰影下的狀態，還是他的遭遇——其中有一段寫佩恩跟隨三個印刷工人在巴黎午夜游蕩，穿梭于舞廳和酒吧，在一個半地下賭場遇見名為“皇后與屠夫”的色情表演，最后獨自在無人的庫房中醒來——人物的經歷和情節安排都讓人想起法國作家喬治·巴塔耶的《天空之藍》，一部講述西班牙內戰期間，絕望的青年托普曼為了逃避戰爭帶來的動蕩，終日將自己沉浸在酒色中。

與托普曼類似，佩恩也面臨著戰爭陰影下如何與現實相處的問題。一方面，他喜歡雷諾夫人，也渴望拯救巴列霍，即便是收了西班牙人的賄賂后，他也嘗試著進入迷宮一般的醫院尋找這位病人。在他那些古怪的夢境和遭遇中，巴列霍的幻象也時常糾纏著他：“那個人影又打嗝了.......那個人在那里假裝巴列霍的打嗝聲。”他的行為和潛意識都在努力和這個現實產生一些有益的連結，但這些嘗試又總是變得徒勞，巴列霍未能存活，雷諾夫人消失之后帶著新任丈夫回來。

與此同時，佩恩似乎意識到造成他與現實之間的隔閡是因為他的過去。作為一戰的幸存者，他對這即將再次燃起戰火的世界失去了原本應有的責任和價值，他斷絕了和里韋特先生的關系，因為他意識到他們都是眼前這個“地獄”的旁觀者，遠離里韋特就是在與過去的自己劃清界限；當他遇到曾經的好友、現在的法西斯主義者普勒默爾—博杜時，他憤怒地將酒潑在對方臉上，也可以看作是他試圖挽回自己的價值——還能在戰爭中找到自己的立場，即便這個舉動顯得無助和幼稚。

擺脫過去，在現實中找到新的自我，佩恩失敗了，他重新回到了自己眼中的正軌：純粹而簡單的絕望與情緒低落期交替出現。“困在時間中。”他沒有了過去，也失去了現實，成為當下的漂泊者。而如同歷史中的巴列霍之死無法被改寫，佩恩的失敗幾乎是小說必然的結果，并持續牽引出波拉尼奧小說里最常見也最重要的母題之一——被踐踏和埋沒的理想混雜著對現實的不安，將主人公永遠地圍困在其中，直至死亡。

在小說的最后，波拉尼奧通過另一個敘述者的口吻，以人物小傳的方式（后來波拉尼奧以這種方式創作了《美洲納粹文學》）講述了小說中人物們的經歷，皮埃爾·佩恩在二戰結束后的1949年，累死在工作中：“直到有一天他的肺臟受不了，累死了。他死在我的懷里，在多雷夫人夜總會的老板辦公室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