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現在都知道四大文明古國只有中國文明從未斷絕，然而放眼數千年前，其實在這片華夏大地上，只是零零散散一些傳統小農，他們傾向于自給自足，自發承擔起繁衍、贍養、生產、教育等社會功能，盡管有著或多或少的貿易往來，但是更多時候“日出而作，日入而息；鑿井而飲，耕地而食。帝力于我何有哉”。這種小農經濟看起來很難自發構成超越自然村落的大型政治經濟文化共同體。

那么究竟是什么促成了古中國的形成？它顯然不符合社會契約論為代表的建構主義國家觀，乃至之后所謂的立憲治國、民族自決、公投建國或國際承認等。但是，中原農耕區一直面對的兩個無法徹底消除的重大生存威脅，促使了小農門超越村落和部落，逐步向四周擴展，最終構成了一個超大型政治共同體。

黃河的治理

首先是黃河的治理。黃河泛濫頻繁,一直嚴重影響和威脅兩岸廣闊平原地區的農耕者。不但平原地帶洪水影響面廣,受災者往往無處可逃;即便局部洪災,災民流離失所,也會影響周邊未受災地區,引發社會騷亂和政治動亂,甚至改朝換代。但治理黃河,無論從哪個角度來看,都是個超級工程,需要跨地域的組織協調。

不僅需要統一的長期規劃,需要技術專家,在沒有機器的年代,更需要有能力的政治組織者,來組織廣大普通民眾,單憑體力,展開規模巨大且長期的治理。任何村落,甚或幾個村落聯手,也不足以應對洪澇;一定要有強大的政治動員力,甚至要建立相應的社會組織,深入到黃河沿岸廣大地區的每個村落。

這就要求有一個不僅超越村落而且超越區域利益的政治領袖和核心政治集團,能聚集和組織起各地的政治、文化和技術精英,建立科層化的機構,規劃設計黃河治理。更要以強大的執行力,以一種大致公道但往往專斷的方式,來動員、組織直至強迫那些不能理解其中利害,甚或不能直接或當即從治水中獲益的廣大民眾加入到這一工程中來。還要有人監督、管理和獎懲。誰能創建、領導并有效掌控這一機制,保證其穩定運行,他和他的那個群體事實上也就在這一廣大地區建立了最高的政治統治。

歷史中國的相關記載似乎符合這一理論邏輯。大禹的父親鯀曾治水九年,以失敗告終。他的兒子大禹率領民眾多年治理黃河終獲成功,其政治權威獲得廣泛承認。大禹把王位傳給兒子啟,變傳統的禪讓制為世襲制,被認為開始了歷史中國的第一個王朝。商代多次遷都,有多種解說,但水患至少是重要原因之一。

黃河是大河,治理會首先出現在黃河流域某一人口相對稠密的地區,然后隨著人口擴展分布,會形成更大流域的統一治理。由于上游水患往往殃及下游,而不是相反,因此可以預料,一方面,人們會更多選擇居住在,甚或僅僅是更多存活在,中上游地區,黃河治理因此也會從這些地區開始。但另一方面,出于自我利益,下游地區也比上游地區更愿意推動更大區域甚至全流域的協調治水。

歷史記錄似乎也是如此,大禹治水首先集中在黃河中游,夏商周三朝疆域也都在黃河中游或重要支流地區(渭河流域)。到了春秋時期,隨著黃河下游地區經濟發展,人口日益密集,也就可以理解,首先是齊桓公,在管仲籌劃下,倡導同黃河中游各諸侯國訂立了盟約,防止以鄰為壑。

或許應把黃河僅視為一個代號,因為需要治理的其實是整個黃河中下游流域,甚至包括淮河流域。不僅因為農耕時代王朝的財政收入主要就來自土地,黃淮領域長期是中原王朝最重要、最核心的農耕產出地區之一,更重要的是在南北大運河修筑之前,中原王朝可能有效和實際利用的人力物力財力基本局限在這一區域。只有消除水患,開發水利,王朝才能有更多稅收,才能有足夠人力,才可能展開、維系和拓展其治理。有理由認為黃淮地區的治理是促使歷史中國發生并促使其治理發展的重要刺激之一。

生存競爭

第二個因素更重要,影響更持久也更廣泛,但其凸顯是在商代或是西周時期。這就是在東亞北部的遼闊草原上,與中原農耕文明幾乎同時興起,一直有些偉大的北方民族;絕大多數游牧,有些早期游牧(如女真和回紇/回鶻),后來逐步轉向農耕加畜牧(如滿和維吾爾)——以下則統一簡稱游牧民族或文明。

在早期各自人口均相對稀少之際,農耕文明與游牧文明之間大致可以相對獨立發展,但隨著農耕區域和游牧區域的分別擴展,農耕文明與游牧文明有了交集,會有種種沖突,有些甚至相當野蠻和血腥。只是回頭來看,這類沖突至少以兩種方式參與了歷史中國的構成,一是喚醒了中原農耕區人民建立超越村落的大型政治體的意識,即家國天下的意識;二是在此后漫長歷史中,必須以包容多種文明的方式來創造多元一體的中華民族和相應的憲制架構,并因此影響了世界文明。

農耕與游牧兩種文明的生產生活方式差別很大,社會組織形態也很不同。總體而言,農耕地區,由于定居帶來的累積知識、技術和文明的更大便利,社會勞動分工和技術水平相對發達,自給自足程度更高。相比之下,“逐水草而生”的游牧民族往往無法生產其自身必需的糧食、蔬菜或茶葉,無法生產桑麻棉花,也不大可能開采冶煉金屬,難以獲得技術和工具來制造眾多精細手工制品。

游牧民族只能通過互市貿易從農耕地區獲得種種必需品,能用作交換的大宗物品只有優質馬匹以及其他畜產品。其中中原地區無法生產的只有古代作為重要交通與運輸工具和戰備物資的良馬。相比之下,盡管中原農耕地區與北部游牧地區在經濟上相互有所依賴,總體而言,游牧地區對農耕地區的經濟生活依賴程度要高于農耕地區對游牧地區的依賴。

關鍵是這種相互依賴不足以保證兩者和平共處和互市互利。兩者之間斷斷續續地一直有大規模沖突。根源不是道德高下或文明程度,而是殘酷的生存競爭。根據數量經濟學的氣候假說,有研究發現,這種沖突源自歷史中國近五千年來長時段的氣候周期性變化:在溫暖期,氣溫較高,降水豐沛,水草豐茂,北方游牧民族沒必要,也就不會大規模南下中原;但在寒冷期,氣溫降低,降水減少,北方溫帶草原南移約二百公里,生存壓力就迫使游牧民族大規模南侵,直至入主中原。這一解說無論是否“真”,都指出了一個強硬的現實:農耕與游牧之間的生存競爭或文明沖突,但這個沖突并不文明,而是非常殘酷。

總結

令人驚奇的是,治理黃河,在整個北方中原農耕區同游牧民族展開長期軍事競爭,這兩項事業(因其一直持續,所以是沒有盡頭的“事業”,而非有完工之日的工程)所覆蓋的領域居然大致重合!治水要求的大國制度大致是在黃河中下游,農耕與游牧文明的競爭則要求這個大國進一步向西和西北拓展,直到今天寧夏和甘肅中南部。只是在這一節點上,疆域上的山川相連,農耕各地的經濟生產方式相同或相近,以及因此帶來的文化分享或相近,才促使或便利了這個大國的發生和構成。

事后來看,這兩者一開始就規定了中國憲制創新的方向、規模、品格或氣象。特別是同游牧民族的競爭,不允許只把中原某些農耕區組織起來,或慢慢來,一步步擴展開來,而是必須在兩者相遇沖突之際,中原農耕區就已經構成一個遼闊足夠、縱深足夠且組織足夠的強悍且有效的政治體。在古希臘的城邦世界中,一個雅典或斯巴達規模的城邦政治體就可以稱霸,但在東亞的華北平原上,這樣一個城邦既治不了水,也會即刻被游牧民族的騎兵湮滅。

這個政治體一定不能局限于華北平原!可以以這一地區為核心,但必須向四周全面拓展,不僅要橫跨整個中原北部,直面游牧文明,而且必須有更大的縱深,才能充分利用這一廣闊區域內以政治經濟文化措施高度整合的人力物力,有效對抗和制約,然后在可能之際去綏靖、擊敗直至整合周邊其他區域的文明。生存,或死亡,就是這個問題!就是廣大農耕區的一榮俱榮,一損俱損。如果要活下去,就必須基于穩定的農耕區域及其廣大民眾,通過強有力的政治架構和組織動員構成一個大國。

不僅要大,還必須有足夠包容性。若以中原為中心,向四周擴展,建立一個疆域遼闊的政治體,一定會遭遇各地差異。這就要求這個政治體一定要更多兼容。即便都是農耕,由于地形、地理以及氣候的差異,各地經濟文化的發展水平就注定不同,就會形成同屬農耕卻是農耕文明的次生區。關中與黃淮、華北就不同,中原與江南、兩湖、兩廣、云貴川等差別則格外顯著。這個超級政治共同體構成不僅要足夠靈活和包容,也必須有以國家強大政治經濟軍事實力為最后保證的政治影響力和整合力。對象不僅是各農耕區,許多時候,甚至包括從西域經西伯利亞直到遠東這個遼闊北方的所有區域。只有這樣才能堅定不移并穩步地整合各地文化成為一個強悍生動有力的政治文明體。

這就注定了,這個政治體不能只關注政治權力在中央層面的構成和配置,還必須注意這個政治權力如同毛細血管和神經在各層級網絡的系統構成。她一定得高度注重軍事政治力量,行強道,甚至偶爾霸道;但她更會關注對農耕區域(國土)以及土地上的民眾(人民)予以實在的整合,行王道;只是不能像帝國那樣,只看重一時的軍事征服,僅僅行霸道。中國的構成/憲制,因此,一定不是城邦的(古希臘)、封建王國的、帝國的(馬其頓或羅馬)甚或民族國家的(英格蘭或法蘭西)。不能只是包容多種潛在甚至必定沖突的文化,她還必須能逐步整合。

也因此,歷史中國的構成,僅就復雜性而言,遠高于1775年和1787年的美國構成,也遠高于1991年的歐盟構成——不僅有關疆域面積,而且有關多種文明的錯綜復雜。歷史中國從來也不是由多個分立但已經成型的政治體,為了它們的共同利益,自愿構成一個如合眾國或歐盟那樣的邦聯或聯邦,而一定是以無數高度離散的小農經濟村落生活共同體為基礎和核心來構成一個包容眾多地方性,也必須有細密內在組織結構的超大政治共同體。

這個憲制從一開始就不是,不能是,現有政治學或憲法學教科書上介紹的那種簡單明了的國家憲制,無論是城邦還是聯邦,而必須是一個傳統農耕經濟可能支撐還能逐步有效整合和統合多元為一體的“文明/國家”的憲制。這是一個前不見古人至少尚未見來者的憲制!如果一定要簡單化,歷史中國的構成/憲制應對的問題,并非如何建立合眾國或歐盟,至少相當于如何整合有內在利益沖突的歐盟和俄羅斯為一體。

《大國憲制》

作    者：蘇力  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