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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連真人的夏天：歌聲兇猛，生活彷徨

2019-08-14 21:26

來源：澎湃新聞·澎湃號·湃客

九連真人在這個夏天一曲成名。小城青年通過音樂表達自我，去往一個長久向往的大世界，這是人們對這支樂隊一廂情愿的想象，卻并不是他們正在經歷的現實。

人們記住了九連真人兇猛決絕的歌聲，卻不了解他們現實生活中的猶豫彷徨。他們渴望更大的世界，又不舍家鄉的平靜安穩。

是否要離開連平，告別鄉鎮教師的生活？是否要前往北京，投身職業音樂人的世界？猶豫不決的背后，是對自己究竟應當成為哪一種人的困惑。這是九連真人正在面對的困境，也是每個人在一生中都有可能面臨的困境。

面對生活拋出的兩難選擇，他們目前還沒有答案。

?“燙手的山芋”

連平多河流。夏天，孩子們瘋跑回家時，家長會用指甲在孩子的手上劃一道白印，如果沒有白印就得挨打，那是孩子偷跑去河里游泳了。這里是廣東省最貧困的地區。溺亡的事故頻發，當地流傳著水鬼的傳說，就是為了告誡孩子不要下河。

《一浪》的構思由此而生。浪象征著困難，生活底色殘酷，但勇者會迎難而上。

“一浪更比一浪高，試問你們怕了沒有？”

“來，看穩你，看穩你，看穩你…… ”（《一浪》歌詞）

這是《樂隊的夏天》總決賽，九連真人剛剛表演完畢。舞臺上的他們一如既往：眼神放光，透著一股子生猛和沖勁。曲終。阿龍戲笑了一聲，露出輕蔑的眼神。那是他在舞臺上的的招牌神情，用經紀人的話來說，有一種妖嬈，又有股子邪性。表演后的采訪中，他們將困難比作一個又一個迎面撲來的巨浪。

“當初覺得哪個浪是不容易過去的？”主持人馬東問。

“就拿我們參加節目來說吧，家里人是非常地不同意。”阿龍答。

“請假也特費勁。”阿麥補充了一句。他和阿龍是鄉村教師，參加節目需要走行政申請。

“你們單位是什么人不準這個假呀？”馬東問。

阿麥正要說，阿龍趕緊岔開話題，連連擺手，舉起食指搖了搖，讓他別講——下了臺，阿龍的個性謹慎、沉穩。

白巖松鼓勵他們：“我覺得這個夏天過后，你的家鄉人會為有你們這樣的樂隊而感到驕傲，會給你升職加薪。”

但現實是——幾天前，校長把阿龍叫到辦公室：“聽說你要辭職？”阿龍立刻說：“我是絕對不會辭職的。”校長沒再說話。

鄉村小學，師資緊缺，阿龍作為美術老師也教數學，一周有20多節課，學校也確實為難。錄制節目以來，九連每兩周就會進行一次2800公里的往返。無論在北京錄制到多晚，他們總會趕在第二天早上上課之前回到連平，給學生們繼續上課。但頻繁的請假仍然引起了學校的不滿。

“我不能失去這份工作。我和里哥都有了家庭，我們不能斷了經濟來源。”夜色中，阿龍把車停在河邊空曠的地上，熄了火。成為父親以后，他再也沒有和妻子進行過高消費。他算過一筆賬，夫妻倆每個月要存下至少一萬元，這個家庭才能繼續維持。而現實是，每個月勉強能夠收支相抵。為了買一個一千多塊的效果器，他攢了幾個月錢。

“窮怕了。”阿龍說。

阿龍看到過一個紀錄片，講述大部分的日本樂隊都是兼職狀態。“人家也一樣做得很好。樂隊這個事不能當成主業，必須有一份工作養著它。”中國的獨立音樂始終是小眾市場。阿龍堅信，全職做音樂是不能養家糊口的，“飯都吃不飽怎么去談創作？”

但現在情況顯然有些不同。《樂隊的夏天》熱播后，參賽樂隊的演出價格都成倍增長。其中也包括一曲成名的九連真人。鄉村教師、縣城青年、逆流返鄉。這支樂隊一經亮相就引來了標簽。在這個夏天，他們幾度登上了微博熱搜。

在人們的慣性思維中，成名與賺錢是劃上等號的。但阿龍說，節目給樂隊的成本費用是一個極其有限的數字——對于遠離北京的他們來說，很難與差旅、租用錄音室、錄混音等一系列參賽的支出相抵。他又強調，《樂隊的夏天》帶來的熱度可能只是曇花一現。經紀人也說，這并不是個單純的好消息。“報價一旦上去了就很難再降下來，熱度一過可能就接不到演出了。”

比賽進行到尾聲時，九連真人參與錄制了綜藝節目《樂隊我做東》。有人問主持人臧鴻飛，你覺得九連未來的路會怎么樣？臧鴻飛想了想，“他們今年會走得挺好的。”

阿龍立刻笑著接過話，“過了今年就不行了，是吧？”

在場的人都笑了起來。

這恰恰是九連真人的擔憂，也是很多人的擔憂。剝離綜藝的熱度后，九連真人還能走多遠，仍是個未知數。

那天，臧鴻飛留下一個賭約，“我們打個賭，一年之內你們不搬來北京，下次見面我請你們喝酒。”言語背后暗示的，是難以抗拒的名利。

像《一浪》那樣，九連真人目前的作品都取材自連平。《招娣》描繪了客家人重男輕女的思維，《北風》講述了連平市場路上賣早點的攤販，為了生活奔忙，《夜游神》刻畫了一群縣城少年的叛逆。人們被這些作品中對社會現實的思考觸動，并將九連真人牢牢地與連平捆綁在一起。

阿龍自己也覺得，家鄉是最佳的創作環境。他向往從前那種沒有功利心的創作，“如果真的把演出當成工作，到處商演賺錢的話，也很快就疲了吧。”

學校的暑假到了，阿龍和阿麥有將近兩個月的自由時間。7月排滿了媒體采訪及演出，8月除了演出以外，推掉了大部分媒體采訪。暑期結束時，他們即將面臨著選擇：開學后要是還想繼續演出，工作或許就保不住了。

這是一個兩難的選擇，阿龍目前還沒有答案。兩種力量在他心里撕扯：一方面，他渴望故鄉以外更大的世界。另一方面，他不舍放棄家鄉的平靜安穩。

此刻，最初參賽的興奮和快樂已經過去了。“想的太多了就會累，（這半年來）一直都累，沒有那種無憂無慮演出的感覺了。”阿龍靠在椅背上，嘆了口氣，形容現在的感覺就像握著“燙手的山芋”。

“它能解除你的饑餓，但是同樣的，可能吃進去，胃里面會帶來一些創傷，在某些方面。”他的手覆蓋在肚子上。“對。看你怎么去把握。”

“可這個燙手的山芋，你們也沒有辦法直接把它扔掉。”

阿龍點點頭。“對，現在還必須得接著。”

?明星

服裝師把鞋遞過來，阿龍感覺到了鞋子的氣味——那是被很多人穿過的痕跡。這雙黑底帶有熒光花紋的板鞋，“確實很難看”。但阿龍沒說什么，穿上了。

“你不用換了，就穿你腳上那雙匡威吧。”服裝師轉身對阿麥說。經紀人宋佳上前去商量，“換一雙好一點的吧？有沒有好一點的鞋子？”

“還沒那么紅呢，不用穿的那么紅吧，要穿的像華晨宇那樣嗎？”服裝師說。愣了片刻后，又補充道：“我們想要他們最真實的樣子。”服裝師助理又拿來一件寬松版型的白色透視襯衫，服裝師搖搖頭，“這衣服太潮了，我們想要真實一點。”

“我們是土鱉。“阿麥在一邊笑著說。他的面色有些尷尬，其實感受到了冒犯，但還是習慣用嬉笑來緩解氣氛。助理又拿來一雙鞋預備遞給阿麥，服裝師攔住，“不對，這是給那個誰，穿all saints的那個。”——不遠處的阿龍穿上了all saints的條紋襯衫，明顯偏大的碼數使衣服下緣直達膝蓋，下身的黑色闊腿褲有一大截白邊，這讓身高1米7的他在視覺上更矮了。

“我是小柯基。”阿龍調侃道。周邊人撲哧笑了出來。

這是在為一家時尚雜志拍攝平面時，出現的一段小風波。拍攝時，宋佳總希望盡可能保持九連真人的原有風格，一次，她伸手想要揪掉造型師安在阿麥頭上的視覺系假發。“這風格和九連有什么關系？”

但在樂夏第一次錄制時，服裝師為九連真人設計了白襯衫外套一件土黃色的馬甲，宋佳又覺得完全不合適九連。阿龍阿麥試圖打圓場：“挺好的，可以試一試。”

宋佳批評他們：“那衣服你們也不喜歡，為什么要穿？你可以不用出面說，讓我來說，經紀人就是干這個的。我說的時候你們就不要拆我的臺。”

阿龍和阿麥沒有說話。他們正在宋佳的指導下學習如何成為一名藝人。比如出門要注意著裝和形象，不要在采訪中過度貶低自己，不能隨便通過別人的微信請求，不想配合的時候就直接拒絕——這和他們天生的性格矛盾。

原本的個性中，他們害怕傷害別人，害怕拒絕，這使得他們總是陷入糾結。就以接受采訪為例，6月，包括《智族GQ》在內的多家媒體去了連平，九連一一接待，盡管他們已經很疲憊。過程中，阿龍講述了許多真實想法，但回到北京后，也許是想起了經紀人的要求，他開始對某些回答后悔，叮囑我別寫。見我為難，他又讓步：你實在想寫就先寫，到時候再看。

“北京的人都喜歡熬夜。我們12點就睡了，人家可能后半夜才剛開始工作。”一次，宋佳為了等阿龍的回復等了通宵，阿龍得知后非常內疚，從此便盡力配合團隊的時間表。在北京，他們幾乎每天都在凌晨入睡。

“他們太容易遷就別人了。你見過哪個明星是這樣的？”七月的一天，宋佳斜躺在休息室的沙發上。曾在摩登天空有過四年工作經驗的宋佳同時也是后海大鯊魚樂隊的經紀人，在搖滾圈擁有豐富資源。她的另一份工作是搖滾界著名推手黃燎原的私人助理。

在北京南城的一家畫廊接受一家媒體的視頻采訪時，記者問到，“你們會離開連平嗎？”

“不會。”這個答案只用了一秒。不同于第一次聽到這個問題時，阿龍仔細分析了“離開會怎樣”，“留下會怎樣”，現在，面對大量同質化的采訪，阿龍習慣用簡短確定的語氣回答。

畫廊的樓下是一場派對，藝術家時曉凡的攝影展。時曉凡是黃燎原新簽的藝術家，這天，許多藝術界人士前來捧場。但現場更像是九連真人的見面會，時曉凡因為有些中暑提前離開了，人們簇擁著九連真人合影留念。

傍晚時分，阿龍坐在休息室的沙發上，露出松懈疲憊的表情，一位女客人走上前去請求合影，他立刻打起精神報以笑容起身，撞見我的目光后，他苦笑了一下。這一天，他凌晨四點才睡，錄了一場直播，接受了五家媒體的采訪，與幾十個記不住名字的人交談甚歡。

幾周前，他對宋佳說，希望能減少采訪，“都影響創作了”。宋佳盡量推掉了許多采訪，可仍敵不住媒體的熱情。第三天，宋佳帶了一群記者去連平，觀察九連真人的生活。

作為樂隊的核心，阿龍被許多瑣事占去很多時間。最令他頭疼的是編輯微博文案。宋佳要求高，堅持微博必須由九連真人親自更新，但所有內容必須經過她的審核。一次，阿龍修改了很多遍依然沒能讓宋佳滿意，一旁米未的工作人員看不過去了：“整整一個半小時，就只干了這件事。”

生活瑣事中的遷就阿龍能夠忍受，他更擔心的是獲得過高關注后，創作不再是一件自由的事。

有一天，我們聊起GAI，一個風格發生轉變的說唱歌手。成為《中國有嘻哈》冠軍前，GAI的成名作是《超社會》，作品主要表達底層生活的困頓和改變命運的渴望；如今，GAI開始頻繁演唱廣告歌曲，很多人批評他過于迎合聽眾的喜好，不再注重自我表達。

阿龍曾經很反感GAI的這種變化，但上完節目后，他說：“我不滿意這種曲風轉變，但我現在特別理解他。”

“因為我現在明白了，他有一個家要養，有一整個團隊在，他做的一切都得考慮到所有人。”

?退縮

“不想比了，想退賽。”五月的一個晚上，阿龍支開了阿麥和萬里，只把老錢留在車上，面色沉重。

《樂隊的夏天》第一賽段過后，節目編導老錢跟隨九連真人回到家鄉連平，拍攝一些視頻素材。正逢第一期節目播出不久，連平本地的微信公眾號開始出現質疑的聲音：九連真人，一個成立不足一年的樂隊怎么能代表連平？

“我們承擔不了這個壓力，我們沒有做好出來的準備。”

“你們節目把我們捧得越高，我們摔得越慘。”

阿龍一口氣說了很多。

和《樂隊的夏天》確定合作時，九連真人的曲庫里只有兩首歌。阿龍不止一次地對工作人員說，“你們節目真的大膽，兩首歌也敢讓我們上？”

“的確，九連真人是一路被推著走的。”老錢說。2018年11月，在北京糖果live house的三層，老錢和同事們發現了九連真人。那是滾石蝦米樂隊原創大賽的決賽，九連真人奪了冠。這是他們第一次以樂隊的身份走出連平。阿龍沒有和任何人商量，隨手報了名。賽事組打來電話，起先他以為是騙子，接連掛掉了兩次。

正是在這項比賽中，九連真人結識了現在的經紀人宋佳。

入行多年的宋佳正在尋找一支新人樂隊，她希望與樂隊一起從零開始。九連真人的純素人狀態非常符合她的期待，她有預感，這支樂隊將成為她職業生涯的里程碑。得到師父黃燎原的支持后，宋佳非常自信地告訴九連，“我們的目標是要讓你們成為一支進入文化史的樂隊”。

九連既震驚，又困惑。他們那時的目標只是想上一次音樂節。不久前，他們還在為接到海朋森樂隊的暖場邀請而興奮得手舞足蹈。為了爭取表演機會，阿龍、阿麥和萬里才臨時組成樂隊。此前，他們沒有演出經驗、沒有作品，也沒有固定排練。連樂隊的名字也是臨時定的：九連取自粵北一帶的九連山脈，象征純凈、純粹；真人，是“真實的人”，代表三人的美好向往。

與經紀人一起到來的，還有《樂隊的夏天》的邀請。阿龍難以置信。樂隊成立才幾個月，就要去北京錄節目了？

4月份，節目錄制前夕，為了讓九連多一些演出經驗，黃燎原與宋佳自掏腰包為他們在北京舉辦了一場分享會。沖著黃燎原的面子，痛仰、二手玫瑰、面孔以及許多搖滾圈舉足輕重的角色都到場了。

開場前，宋佳和搖滾老炮們在場外聊天，阿龍和阿麥老遠就認出了前輩，激動地在遠處一直張望，但始終不敢上前打招呼。場內人越來越多，可都是不認識的臉孔，他們不愿進去，兩手插在褲袋里，滿臉困惑地與老錢聊天。

“為什么我們只演了三場比賽，就搞這么大陣勢？”

為了參賽，九連真人的曲庫已經擴充到八首歌，可對于一支樂隊來說，這個數字仍然很少。“他們不解為什么還要搞一個專場，要被推出去。”老錢回憶，那天的阿龍很沒有底氣——之后的分享會真的演砸了，“那種外行都能聽出來的砸”。

分享會后，有在場的人說，“這是黃老要捧的人”。為表禮貌和尊敬，他說了些客套話。大家雖沒有看出這支樂隊的實力，但內心還是有所期望。畢竟在黃燎原的過往履歷上，沒有過看走眼的時候。在過去的三十年里，黃燎原曾是唐朝、何勇、二手玫瑰的經紀人。

事實證明了黃燎原的眼光。《樂隊的夏天》播出后，九連真人亮相賽的表現被節目組稱為“黑馬”，反光鏡樂隊評價他們：“像海里突然出現的一只水怪，把大家都震住了”。

但第一場比賽過后，專業樂評人發現了一些端倪。他們認為九連的器樂演奏能力“很弱”，創作存套路。比賽時，以技術在一眾新生代樂隊中突起的Click#15樂隊在接受采訪時曾表示，“九連是支很弱的樂隊，但目前還沒有人敢碰它”。

“從第三場開始，我們就想著九連這場該走了。”節目組編導方欣說。每一場，她都準備了一系列有關“淘汰”的問題——但一直沒能用上，九連真人一路晉級，“名次還挺靠前的”。

晉級并不能帶給他們純粹的喜悅。那段時間，阿龍非常在意質疑的聲音，上網搜所有相關的樂評，一篇不漏地看完。第一次見面時，他說，“現在（大家）有點把我們捧得太高了。”

很快，九連真人迎來了情緒上更大的一次爆發。

2019年6月10日，一場20年不遇的特大暴雨突襲連平——消息傳到大廠影視基地，正準備錄制比賽的阿麥和阿龍突然沒了狀態。

阿麥教書的中學恰好在上坪鎮，整個連平受災最嚴重的地方。許多學生的家被淹了，洪水直接灌進房屋的二層，學生的家長多在外地打工，留下老人與孩子在家鄉手足無措——電話里，家長們急切地詢問阿麥，“你是班主任，怎么不清楚情況？”

阿麥答不上來，他說不出口：孩子們最需要他的時候，他不在他們身邊，因為他正在北京錄制比賽。

阿龍在連平另一個鎮上的小學工作，面臨的是同樣的為難。編導過來催促上場。兩人不得不放下手機，電話還在一個接一個地進來。坐車去錄制現場的路上，萬里看出兩個年輕人的眼神發愣，拍了拍他們的肩膀，“不管怎么樣，得先把這場（比賽）撐過去。”

阿龍只能閉著眼唱。現場的舞臺效果恰好是在模擬下雨，除了樂聲外，還有沙粒掉下的沙沙聲，像極了大雨滂沱。阿麥全程紅著眼，最后一句，伴隨著阿龍的哭腔從音響里傳出，吉他的尾音也彈崩了。

那場比賽后，我在機場見到他們。他們情緒不高，“從來沒有那么想回家過”。

抵達連平的當晚，應紀錄片工作人員的要求，九連在平時排練的倉庫門外設了一桌慶功宴。炒米粉、花甲、牛肚、砂鍋粥陳列在桌上，三人沒有動筷，小聲用客家話對談起來。

“最近我們收獲了很多肯定和鼓勵，但是還是不要飄。”

“我們不用想那么多。”

“很多事很多人可能不太理解，我們心知肚明就好。”

開機之前，阿麥接到了一個電話：有人匿名投訴他在琴行兼職。作為小學教師，阿麥屬于公職人員，照例不允許在外兼職。消息太過突然，以至于三人懷疑九連真人參加節目的名聲過大，已經引起了地方上的一些嫉妒與不滿。

那天晚上，阿龍拒絕了紀錄片去他工作的學校跟拍的請求，并提醒我一系列有關采訪成文的注意事項：比如“就寫樂隊別寫連平”，“我們不能代表連平”，“不要給樂隊扣任何帽子”，“我們不是客家文化的代表”……

?出去，回來

從廣州往東北方向驅車三小時，才能到達四面環山的連平縣。駕車行駛在大廣高速上，四目都是田野、遠山和積木一樣的紅磚房，途中經過幾個國家級的森林公園與生態自然保護區，最后抵達連平。

連平是香港水源的供給地，因此沒有工業經濟支撐，漫長的歷史中，祖輩過的是田園牧歌式的日子。這里是客家人的聚居地，也是廣東省最貧窮的地方——直到2014年，連平才剛摘掉省級貧困縣的帽子。

20分鐘內，你能步行至連平的任何一個地方。順著縣道和河流，我找到了萬里的倉庫，沒有具體地址，代號S68——這是租賃合同上的房屋編號，倉庫沒有招牌也沒有門牌，萬里說，希望保有“地下的感覺”。

兩年前，萬里和兩位朋友一起租下這個倉庫，這里就成了連平音樂圈的地下組織。這天上午，萬里朋友們一起來喝茶。二三十個裝著設備器材的航空箱占據了倉庫的大半空間，為了吸音，墻上海綿一樣的聚氨酯發泡材料是網購回來，一塊塊貼上去的。鋼筋橫插在裸露的水泥墻上，大家暢想著，“等以后有條件了再把二樓裝起來”。

萬里本來想找一處廠房，打造連平第一家live house。他與阿龍騎著摩托滿縣城轉，都沒能找到廢棄的工廠——連平沒有工業。最終他們選定了這里。依靠貸款，萬里前后購入了30萬的舞臺設備，妻子不知道，“有時候有意識地透露給她聽”。

朋友們初次到訪時都對這里贊不絕口。其中包括鄭凱，第一次走進倉庫時，他興奮得像孩子：“我靠，牛逼，Marshall的音響誒！都是我最想要的！可以可以！”

鄭凱握著萬里的手，“這是痛仰握過的手哦！”大家哄笑起來。他仍在叮囑，“你什么時候幫我要痛仰的簽名啊？一定記得幫我要痛仰的簽名啊！”

萬里曾經召集這群朋友一起重拾音樂。在這座倉庫里，大家一本正經地排練。三四十歲的男人們湊在一起，怎么也沒有當年的快樂了。第一天就有人遲到，大家約定遲到的人要請吃飯，于是天天有人請吃飯，鄭凱吃得胃疼。

“痛苦，非常痛苦。”鄭凱皺著眉頭。可在談起他們喜歡的音樂，談起他們幾十年后一起去香港看槍花的演唱會，他的眼神開始發光。在深圳，鄭凱曾經在音樂公司工作過，懂得利用設備做電子音樂。萬里在一旁說，“他對音樂有自己的一套審美，我一直鼓勵他不要放棄，堅持做自己的音樂。”

“找不到人（和我組樂隊）啊，沒有人陪我我就不想玩了。”鄭凱在一旁回應，語氣像是已經放棄的樣子，可一會兒趁大家說話，自己又溜到舞臺上彈起了貝斯和吉他。

“這里小地方，什么都沒有。只有鷹嘴桃，你吃過嗎？可好吃了。”說話的人叫黃紹洪，人稱連平傳銷小王子。16歲時開始在連平搞吉他協會，學電影里那樣收會費；高考后的暑假，他把學費用來買棉被，再在新生報到那天賣出去，一筆賺了17萬。朋友們公認他擁有難得的商業天賦，可在珠三角走遍了，他依然沒有成功，最終回到連平。

“我不甘心。”他說，總有一天還是要殺回去。

外表看起來，黃紹洪是沒有太大野心的那一類人。圓圓的腦袋和肚皮，眼睛細細彎彎，笑起來像尊彌勒佛，說話時溫文爾雅，讓人產生親近感。那一年，黃紹洪順著吉他聲在漆黑中摸到萬里的宿舍，對他說，來，和我搞樂隊。萬里一臉困惑，怎么搞？他只在電視上見過樂隊，像Beatles和beyond那樣？

那時連平沒有琴行，幾個小伙子湊在一起看音樂雜志，從遙遠的北京訂琴，琴坐著火車一路運到河源市，他們又坐著長途汽車去接。琴到了，小伙伴們興奮地搞起音樂會，在手畫海報上寫下大大的花體字“連平第一把電吉他”。

在伙伴們悄悄做著搖滾夢的時候，黃紹洪早早斷絕了搞音樂的念頭。那年他18歲，賺到17萬后，他獨自遠行去探望搞獨立樂隊的朋友。在深圳的城中村里，朋友們一貧如洗，屋內只剩下半袋米，已經很久沒吃過肉。黃紹洪來到，他們用方便面款待他，方便面就著二鍋頭，沒吃幾口就吐了。

“太慘了。”黃紹洪就此明白，賺錢才是正義。現在的他，在河源市做一家空調的代理商，收入還算體面。年輕時喜歡瑪麗蓮·曼森的他，現在最常聽的是抖音神曲。很少有人知道，他的辦公室里至今還放著一把木吉他。

鄭凱也保留著木吉他。九連真人參加的每一場比賽，直播時，他都守著手機湊近了看。最震撼的還是《樂隊的夏天》第一期播出時，專業的燈光、舞臺設計讓他對阿龍、阿麥和萬里感覺陌生，“那是我認識的人，又好像不是我認識的他們。”一曲聽完，他立刻拿起吉他試著彈起來。吉他落了灰，很久沒彈，手生了。摁下品弦時磨紅了指尖，刺辣辣的疼。

午后，萬里的朋友們一個接一個地講述，大家默默地聽著。

“你們羨慕他們（九連真人）嗎？”我問。

大家異口同聲地回答，“羨慕，很羨慕。”

隨后，誰也沒有說話了。只剩倉庫里風扇轉起來的呼呼聲。一位朋友后來悄悄對我說，他特別希望九連真人能夠真正地走出去，為他們這些“走不出去的人”圓夢。

走在連平的街道上，街上遍布著廣式特色的騎樓和以“鑫”字命名的招牌，廣東人愛“鑫”，“鑫”字多金。他突然指著街上的人們，“上班、賺錢、養家，就是他們全部的生活。你不在這里生活是體會不到的。”

臨別時，他用一種近乎苦澀的笑容說，“連平沒有夢想可言。”

連平人說，有毛錢？意思是有沒有錢？錢是衡量一個成年人工作價值的要義，它的等價概念是穩定的收入、生活，和安穩、可期的人生。

麥國道說出這句話時，攝影機正架在不遠處。“沒錢沒著落。你這是不是鐵飯碗呢？以后搞砸了呢？靠什么生活？”“我們希望他生活安穩，外公今年75了，都不知道什么時候會死。”

直到看到阿麥向學校請假的書面申請，麥國道才知道孫子搞的音樂叫做搖滾。“一定要不影響你現在的工作為前提。”麥國道提醒他。

麥國道年輕時嘗遍了生活的苦。60年代，他挑著100斤的擔子走上30公里，只賺100塊錢。種了八年地，給邊建做過苦力，直到被分配進事業單位，生活才輕松起來。75歲的他身姿挺拔，但一米八的身高只有126斤的體重。

“年輕時就開始這么瘦。”他走進屋，拿出年輕時的照片比對，“因為辛苦，不長肉。”1990年代，麥國道奮斗一生，終于帶著全家搬進文明街的這套四室二廳的大房子，才讓家人遠離了農田和貧苦。

“我希望他（阿麥）不要吃苦。”他拿起自釀的糯米黃酒，朝嘴里灌了一口。從前經濟未開放的時代，只有公家人的生活過得最好，“你就算有手藝，萬一世道不好，大家手里沒錢，你到哪去掙錢？”屋子里靜靜的，廳堂擺著老兩口和四個女兒的合照。

1993年，麥海鵬作為長孫出生在這間堂屋。不久后，父母離婚，他被送到外公外婆的身邊長大。10平米的房間永遠屬于他，一張床、一套衣柜和一張書桌，26年來這里沒有太大變動。

阿麥拉過窗簾對我說，“就在這個房間，我埋頭哭過無數次。”高考那年，為了去上音樂培訓班，他向二老哭求，流了數不清的眼淚，最終才獲得他們的準許。“當時全家人都覺得走藝術道路不如好好讀書，出來有份正經工作。”

書桌旁的架子上擺著成套的林俊杰專輯，和所有他想留下紀念的東西。打開一個粉色的紙盒，里面有幾十枚硬幣。“這些硬幣有我很悔恨的故事。”他拿起一枚放在手心里。

童年時，他在家里發現一整缸硬幣，便每天偷一些出去買吃的玩的。缸快空了，外婆才發現。那是她收藏了幾十年的錢幣，外婆氣得一整天都沒吃飯。阿麥笑著回憶，邊講邊嘆氣，“我再也不想做任何讓他們傷心的事了。”

因此，24歲那年，阿麥辭去了陽江的工作回到連平——他將之理解為對家庭的責任——“我們家只有我一個男孩，他們二老只有我，我需要給他們養老。”

“我們三個都是帶著妥協回來的。”萬里騎著電動車，我坐在后座。他今年37歲。前幾年，他曾想從朋友手里買下一輛“超級拉風”的重型摩托機車，可回到家見到妻子女兒時，他打消了這個念頭。“摩托車不能買保險”，出了事什么賠償都不能給妻女留下。

萬里的父親患有慢阻肺，每天需要吸氧。2014年，廣州的三甲醫院。父親病發住院，萬里連續陪夜一周。每天早晨，他下樓去買早餐，走過醫院長長的過道，過道的盡頭射來陽光，他感覺人就是這樣走過一生。

從那以后，他回到父母的身邊。在連平開過琴行，賣過手機，幫朋友打理過電影院，都失敗了；最后他貸款30萬買下一套舞臺設備，和一些樂器，打算做舞臺租賃謀生，卻被父親拋下一句：“你是發燒了”。

?阿民

連平夜晚的街道彌漫著牛肉粉和炒菜的香氣。阿龍正開著車尋覓合適的宵夜店。他穿著粉色T恤和沒到膝蓋的沙灘短褲，腳上蹬著夾腳拖鞋，看起來活像個大學生。

“我有點虛榮。”他沒頭沒尾地冒出一句，緊接著用一連串的故事解釋這句話：上學時學畫畫是為了“贏別人”，高考選擇去四川音樂學院學美術是“沖著川音的名氣”，做樂隊也是“為了攀比”，還有買車——剛回連平后不久，他就貸款買下了這輛車，因為“本地年輕人里這車應該算貴的”。

我表示要看看車牌，阿龍立刻擋住了方向盤上的標志，露出極不好意思的笑容阻止我，“你們看起來肯定很便宜。”

這是一輛全新的白色SUV，月供2000多元，接近阿龍教師收入的一半。

三年前，阿龍開著這輛車行駛在京港澳高速上，那是一個炎熱的下午，明晃晃的日光照進車里，不知是因為陽光刺眼還是音樂動情，阿龍止不住地落淚。耳機里循環播放著交工樂隊的《風神125》。

土地公土地公，子弟向您點頭。

拜托拜托，拜托把路燈全都關掉。

不必問您的子弟為何要跑回來呀。（《風神125》歌詞）

歌里的主角阿成在外闖蕩十年，毫無成就，只好選擇回鄉種田。辭別了都市里的朋友，阿成騎著“風神125”摩托車，奔馳在縣道184上。一路上他向土地伯公祈求，將路燈火全部熄滅，這樣左鄰右舍就不會看見他回來了，他怕他們問起回來的原因。

這像極了現實中的阿龍。2016年，阿龍結婚了，因為買不起深圳的房，他選擇回鄉工作。

深圳三年，阿龍換過兩份工作，從幼兒教育到平面設計。第一份工作的老板，阿龍視他為行業楷模，職業生涯的導師。老板開著一輛好車，對他說，小伙子，好好干，你以后怎么樣也能開個奔馳。可一年過去，工資怎么漲也不過五千多。直到有一天，老板問他，在連平考駕照是不是很簡單？

阿龍問，您不是有駕照了嗎？

老板答，我沒有駕照，想去連平考一個。

阿龍呆住了，腦海中閃過老板開車時淡定的樣子，還有老板對家長們說話時，一臉真誠的畫面。一個不遵守規則的人，怎么去教育小孩子？這個故事總在他腦海中揮之不去。寶安區的出租屋里，阿龍白天上班，晚上上課，一遍又一遍畫著設計圖，可工資始終停滯不前。他發現自己年少時的幻想幾乎全部破滅。

后來，阿龍創造了阿民：一個血氣方剛的少年，不顧父母的勸阻硬要出去闖，在外受了委屈又流露出后悔。

“媽，

民古確實系哦（阿民確實），

話唔聽哦（不聽勸啊）。”（《莫欺少年窮》歌詞）

在北京，我與一個出身農村的朋友L聊起阿龍的故事。L起先無法理解，畢業于名牌大學的90后阿龍為什么會選擇回到三線小城的家鄉，更困惑他為什么在機會面前突然退縮。直到他聽說阿龍的父親是銀行管理層、母親是小學教師，終于露出恍然大悟的表情。

“聽起來他的家庭在當地擁有不錯的生活。出身農村的孩子沒有退路，縣城的貧困家庭也大體一致，但縣城的中產家庭里走出的孩子，沖勁就沒那么足了。”L說，“因為他們從小生活在一種安穩的環境里。”

在阿民的世界，兩種力量在撕扯。一方面，他缺乏能力，不夠強大，年少自卑。“那時候去翻我們的qq說說，你會發現一點小事都要發一條抱怨一下、宣泄一下，特別脆弱。”坐在車上，我們聊起九連創作的歌詞中，關于妥協的部分。

但真回了家鄉，卻仍心有不甘——

朋友說，你們別去，去了丟臉。《樂隊的夏天》里，面孔、痛仰、新褲子，全是大家自小就崇拜的樂隊。九連真人，一個剛成立一年不到的樂隊，去了能干嘛？

阿龍打定主意要去，向學校請假。如果假下不來，他辭職也要去。

2018年底的冬天，米未的導演們見到了阿龍和阿麥。兩個少年模樣的男孩裹在兩件一模一樣的黑色羽絨服里。“特別土，一看就是淘寶上200塊錢買的那種。”萬里沉默地呆在一邊，總是害羞地笑。

當聊到阿龍對說唱感興趣時，老錢要求阿龍現場來一段freestyle，阿龍很堅決地拒絕。隨即老錢掏出手機，現場放了一段beats，“他已經臉紅到整個身體都往后縮了，但還是配合我。”從那以后，阿龍的話漸漸多了起來，關于創作的經歷和故事一個接著一個。

“我感覺他們就是在連平憋太久了。”老錢回憶。

現實世界中，每走一步都是妥協。

老錢能明顯地感受到，經紀人宋佳的話語下，九連是絕對的服從。在我見到宋佳之前，周邊人曾提醒我，要小心她的脾氣。宋佳對待工作極為認真，但脾氣也是圈內出了名的火爆。在工作中她習慣主導，我在連平時添加了幾位成員的微信，宋佳得知有媒體跟樂隊成員問行程約見面采訪后，要求他們必須將包括我在內的所有記者刪除——“所有采訪和聯系都必須通過我，工作結束后想朋友交流再加回來都可以。”

在一次工作的間隙，宋佳躺在沙發上說，她第一次朝九連真人發火是在電話里——四月的那場分享會后，阿龍在微博上轉發活動信息，轉發語只有簡單的一句話——這激怒了宋佳。

“到場了這么多前輩和朋友，你就簡單的一句話就給應付了？”宋佳平靜地闡述當時的情景，轉而露出抱歉的神情——那天，她踢翻了身旁的垃圾筒，生氣了將近二十分鐘。

那阿龍呢？

“就沒聲兒了。嚇壞了。”宋佳目光向下，“我這個人確實是，有時候脾氣控制不住。帶他們，我也在一起成長。”

曾有一支樂隊因為忌憚宋佳的性格，最終放棄與她簽約。那也是一支年輕的樂隊，對資源同樣渴求，但他們擔心過于強勢的經紀人會影響創作的獨立性。他們提醒九連：宋佳非常好，但我們不會簽。我勸你們也不要簽。

“那番話讓阿龍有所顧慮的，但他沒有太多猶豫，因為他內心還是太渴望被大家聽到了。”一位曾與阿龍有過深談的人說。

?“名利特別誘人”

北京的夏夜被燒烤爐點燃，肉在烤盤上滋滋冒著熱氣。九連真人和工作團隊一行十幾人，圍坐在露天的大排檔。第二天就是《樂隊的夏天》的最后一場錄制，將決定他們能否晉級前五，飯桌上卻絲毫不見備戰的緊張氣息。阿龍拿著啤酒瓶，模仿起他們的一位東北朋友的口頭禪：來來來，大家都支棱起來啊！

有人提議，“明天就決賽了，阿龍阿麥要不要跳個水？處女跳！”大家哄笑起來。

又有人提議，“以后可以找幾個廠家贊助幾個小號嘴，每場往臺下扔幾個。”阿麥笑了，“太重了砸壞了人！”

談話由此進入了暢想環節：“以后演音樂節的時候，就要那種傍晚的場次，后邊兒是夕陽，這邊在唱，‘西邊，太陽落山’。”

宋佳借此介紹，“我和他們說了，現在不是賺錢的時候，有些什么公司年會找來，給再多錢也不去。我們立了很多要求的，音樂節低于八千人的規模不演，演出位置盡量要求不早于倒數第三，陣容非常重量級的可以挪到倒數第四。”

“這個趕緊記下來，一定要寫進去！”阿龍突然直起身子，半開玩笑地說。說完又立刻向我敬酒，“開玩笑開玩笑，筆下留情啊！”

“九連現在變油了。”6月的一天，方欣在車上說。那是我見到九連的第一天，被他們身上質樸真誠的氣質所吸引。對方欣的這句話，我有些吃驚。她搖搖頭說，“過段時間你就能看出來了。”她指的是，像任何一個一夜成名的故事那樣，九連真人在短期內的角色身份產生巨變，為了適應新環境，他們難免經歷某種迷失。

時間回到5月，九連真人第一次來到《樂隊的夏天》的舞臺。

頭頂是100多盞效果燈：搖頭、染色、激光、頻閃……黑暗中，音響師、舞美、道具、秀導和節目組的工作人員跑上臺，“一窩蜂上去二三十個”。“從沒見過那么大的舞臺。”第一次錄制時九連真人嚇壞了。調音師問他們，還有什么問題嗎？他們搖頭。其實耳內的返聽完全聽不清楚。他們不熟練吉他、貝斯該調到什么音量，混響的效果如何調整。只能下場偷偷和自己的編導表達，“好像還有點問題”。

總導演牟頔把編導叫到一邊，語氣充滿懷疑：“你確定他們這樣子，上了臺能和馬東互動起來嗎？”

在第二現場，九連抱著從家鄉帶來的兩大袋花生，眼神不停地游走——只要任何樂隊與他們有眼神上的交集，讓他們感覺釋放出善意，他們就第一時間把花生遞上去，“您好！來，吃點我們的特產吧！”

回憶起來，阿龍忍不住嘲笑自己，“我們真的跟鄉巴佬一樣，見到誰都想合影。”

下了舞臺后，阿龍、阿麥和萬里三人肩搭著肩，互相扶持著走下舞臺。“像是力氣全部用完的感覺。”

“那種原生態的淳樸，（讓人）特別心疼，特別喜歡。”方欣說她曾看到，錄制的某個晚上，九連真人被經紀人帶著去敬酒，“（經紀人）告訴他們你今晚應該敲這個人的房門，這個人在圈里很重要，你要和他搞好關系。”而宋佳對此的回應是：我沒有做過這種事，誰說的這種話，我可以和他對峙。

跟訪半個月后，我問阿龍，“是否擔心成名后的這種生活會改變你們身上純粹的氣質？”

“名利特別誘人。”阿龍說。但他確信只要回到連平，“心就能靜下來。”正如第一次見面時他所描述的那樣，在連平，欲望沒有那么露骨，“不用去想今天哪個樂隊做巡演了，哪個樂隊又出新專輯了”。

已經有一些期待加在他們身上。簽約九連真人時，宋佳曾經喊話：九連不紅我就退出經紀人行業。決賽前夕，我和宋佳聊天，她對于賽果很有信心。“我是覺得他們應該進（hot5）。”她交叉抱著手臂，小臂上是前不久新添的紋身，“九連真人”的字樣。

幾天后，九連被淘汰了。新增一輪投票的賽制激起了很大爭議，第一輪投票中，九連真人排在第五名；第二輪投票過后，九連真人掉到了第六。得知結果的那一刻，宋佳將手機重重地摔在沙發上，主板摔壞了。第二天，九連真人訂了一早的航班離開了錄制現場。

“為什么那么趕著回去？”

“想回家了。”阿龍在手機上回復我。

?欲望

在連平的某一天，阿龍和朋友一起聚會。飯桌上，他提起，“我特別愛喝精釀啤酒。”

兩位朋友一臉迷惑，“什么是精釀啤酒？”阿龍解釋了一番，在北京，他第一次喝到了精釀啤酒，印象深刻。連平沒有精釀啤酒。沉默幾秒后，他感慨道，“以前以為自己不愛喝酒，后來才發現是自己沒喝過好的。”

幾天后在一家日料店，我提起這個細節時，阿龍正將一塊生魚片塞進嘴里。他露出極不好意思的笑容，“我這個人很好吃。特別喜歡吃好吃的。但是說實話，以前沒條件也不舍得去吃好的。”

后來的談話中，阿龍直面了自己的欲望：他渴望成名，想要賺錢。卻也畏首畏尾。顯然九連真人已經開始期待音樂為他們帶來更多。萬里將三個人的群名改成了“我要上春晚”，阿麥每天查看著微博的粉絲數，在一場商業拍攝的間隙，阿龍趴在床上抱怨著他的國產手機，“這手機太卡了，等賺到錢第一件事就是換一部新的。”

7月，我在黃燎原的住所與他談起了阿龍的欲望。他大笑，“當然應該有這種東西”。他回憶起第一次在視頻里看到九連真人，當鏡頭拉近，他看見了阿龍、阿麥的表情和眼神——“那眼里的光”。那眼神讓他想起楊德昌早期電影里的那些少年，也讓他想起十九世紀法國作家筆下所寫的，“一個外省人來到巴黎”——“就是懷揣著巨大的野心和夢想，渴望到一個更大的舞臺，渴望到一個更寬闊的地方，去展現自己。”

他們現在恰好是這樣的狀態。他說。

黃燎原選中的就是這股“想要沖出去”的勁。舞臺上的阿龍讓他想起了梁龍（二手玫瑰樂隊主唱），十幾年前，第一次看到梁龍的演出時，黃燎原也是這樣的生理反應——“激動，那種振奮你知道嗎，就像真是一個大鵬展翅，咔振翼了一下，就那樣的一個感受，那個非常強烈的東西。”這種信號消失多年，在九連真人這里復燃。在過去的三十多年里，他當慣了伯樂，見證了一批搖滾樂隊、藝術家的功成名就，他確信，“連平是留不住阿龍的”。

我提出“這股勁”可能離開連平就會消失。他并不認同。

“我們客家人有句話，年深外境猶無境，身在他鄉即故鄉。”他坐在書房里，抽著煙。真正的創作者可以在任何環境下創作，“連平不是九連真人的必要條件”，只是現在還沒到時候——“他們還不成熟。”

黃燎原給九連真人的建議是：盡可能久地留在連平，直到呆不下去為止。他告訴九連，接下來，錢會來的，女人也會來的。要守住自己。

?未來

再在北京見到九連真人時，阿龍興奮地說，淘汰后回連平的飛機上，他突然來了靈感，寫下了一首新歌——這排得上這陣子最高興的事兒了。

起先，他們對第六名的成績感到遺憾。后來想明白了，無論賽果，腳下的路才是剛剛開始。

那次回去，接機的路上滴滴司機一直抱怨這一單虧了，“能不能把高速費承擔一下？”“不可能。”阿龍脫口而出。說完又有些不好意思，“一會兒我們幾個請您吃碗粉。”

九連真人最初的夢想，是在連平能夠擁有自己的排練室；以前他們總借朋友琴行的鼓房，或是在里哥的倉庫排練。投訴始終不斷。房東大爺時常火冒三丈地出現，對著他們破口大罵。

現在，這個問題解決了。這天上午，萬里在倉庫里收拾物件，一個大爺從門外路過，隔著老遠對萬里喊了一聲加油。萬里認得他，是住在倉庫樓上小區的住戶。如今情況不同了，那些從前在他們排練時向警察舉報的居民開始和顏悅色起來。人人都知道九連真人就是從這座倉庫誕生的。

萬里招呼大爺進來喝茶，大爺面無表情地擺擺手，“我還要去買菜”。

有天在連平，我們走在通往鶴湖水庫的田間小道上。晚霞絢爛，暖金色的火燒云掛在天邊。萬里突然指著某間小屋說，希望未來他們能擁有一座三層的房子。第一層放著茶具，能和縣里的音樂愛好者們喝茶聊天；第二層是設備間，里面陳列著所有能買得起的設備。第三層最好有幾間臥室，哥仨個排練完可以在這住下，每天都能呆在一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