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系由2019年5月31日在上海博物館觀眾活動中心舉辦的“江南文化”系列講座的講稿整理而來。

一、引言：“德先生”與“賽先生”之外的“康先生”

1、“五四”新文化的靈魂

今年是“五四”百年祭，海內外都在搞一些學術及非學術的紀念活動。大家紀念1919年春夏之交的抗議活動，以及與之相連的從1915年開始的新文化運動。“五四”抗議運動發生在新文化運動的語境里，而且造成了之后新文化運動的轉向和分歧：一部人繼續文化啟蒙，或埋首故紙堆；另一部分人投入政治風暴里，選擇了激進主義方式。

新文化運動提倡白話文，倡導文學革命，要把以前為少數人壟斷的教育與文化權利普及到實現現代化的大眾社會。新文化的理念也就是作為運動發起者的陳獨秀先生宣稱的民主與科學。他和新文化的主將們認為民主和科學是中國傳統社會里所欠缺的，所以要從域外請來進步的洋老師：德先生（Mr. Democracy）和賽先生（Mr. Science）。作為“五四”新青年們的導師，陳獨秀號召青年勇敢地全盤否定傳統，以舶來的民主和科學作為中國躋身現代民族之林的新的思想基礎和制度保證。

2、“五四”精神何以夭折？

“五四”之后的中國社會依舊充滿著內憂外患、治亂、分合變幻、刀光劍影。“五四”精神何以夭折？李澤厚先生稱“救亡”壓倒了“啟蒙”：“民主”之路坎坷、顛沛，“科學”之夢流離、破碎。 “五四”一個甲子之后，在“文革”夢魘消散后的“新啟蒙”的八十年代，中國知識分子痛定思痛，重新揭起前輩們的“民主”、“科學”旗幟，嗣續“五四”香火。一些學者也進一步思索“五四”精神夭亡的原因。業師謝天佑教授（1932-1988）作為新中國培養的第一代少有的具有原創性的馬克思主義歷史學家，從“經濟基礎”的角度出發，一陣見血地指出了商品、市場在社會變革中的缺場或扭曲，倡導“康先生”（Mr. Commodity）應與“德先生”、“賽先生”同行，使商品先生作為民主先生、科學先生佇立的基石。他援引了《資本論》里的名言：“商品是天生的平等派和昔尼克派。”試問，在一個沒有這種條件的經濟與社會環境里，何言民主和科學？！可惜的是，謝先生剛剛看到了科學、民主的早春；“市場經濟”這個現在司空見慣的術語在他逝世幾年后才“合法化”。

謝天佑

3、中國本土里的“康先生”和作為顯學的江南史研究

不同于“德先生”、“賽先生”，“康先生”并不單在近代西方存在，在中國不陌生，而且在一些歷史時期、一些區域，商品、市場非常活躍，尤其是在六朝以來的江南。在中國社會經濟史研究中，江南向來是檢驗理論、假說、范式的最重要的歷史場所。江南受到持續青睞的原因在于其本身存在研究價值。六朝以來江南經濟與文化的發展在傳統中國獨占鰲頭，而且開埠以來以上海為新中心的長三角地區成為近代中國新興工商業、“藍色文明”領頭羊。同時，長期糾纏學者們的一個重要問題是“康先生”活躍的江南為何沒有走上“采取普遍商品形式的”資本主義生產方式？或者，為什么近代文明沒有自行產生在中國？我們或可從“江南經驗”里發掘和思考傳統中華文明發展及演化的張力及其限制。

我本人在1980年代，從本科時期開始，在謝天佑先生的啟發下，試圖用政治經濟學方法解析中國傳統社會的經濟形態。我們曾經開始共同努力，創作一部“中國封建社會（即當時對由秦至清的帝制時代的稱法）政治經濟學”（對應于卡爾·馬克思的資本主義政治經濟學巨制《資本論》）。謝先生在我讀研究生階段中年猝逝后，我改在王家范先生的指導下，將視野集中于古代中國商品經濟最為發達的明清江南地區，預設性地探討中國“資本主義”發生的可能性問題。

迄今，江南史研究已經碩果累累，成為顯學。但從學理上看，大家都同意，在質上已經進入一個難于突破的階段，在如何推進的問題上議論紛紜。這里基于我既往的研究，以商品先生為主線，在宏觀的視野里追索江南區域經濟發展的軌跡、影響，并進而檢視與江南史研究相關的“大問題”、“大關懷”、“大觀念”，檢討它們的起伏、利弊、更替，期以對探究未來的研究趨勢提供一些素材、依據。

二、江南地區的地理環境與自然條件

研究一個地區的經濟狀況，自然條件和歷史前提應是考慮的首要因素。江南獨有的地利、天時，是該地區經濟（包括商品經濟）發展至為重要的自然前提和客觀制約。

1、地理界定與政區范圍

“江南地區”的地理界域，按狹義限定于長江三角洲地區的環太湖平原，為明清蘇州府、松江府（清時又劃出海門廳、太倉州）、常州府、杭州府、嘉興府、湖州府所轄，包括今上海市、江蘇南部、浙江北部，兼及皖東南和浙東的小部分地區。周振鶴、李伯重的定義比較有代表性，但大家的看法差不多，主要在于狹義與廣義之分。

2、地理成因與地理環境

長江三角洲地區由蘇南平原與杭嘉湖平原組成。太湖由瀉湖演變而來。從古地理的角度考稽，這塊環繞著太湖的帶狀平原是由長江帶來的泥沙沖積、灌注而成。長久以來，滾滾不息的江水挾泥沙入海，泥沙不斷沉積，大陸架逐漸隆起，形成新的陸地。迄至明清時期，海岸線已大體與現在吻合，地理環境也基本相同。這種湖沼平原的排澇和疏水是一項異常艱巨、龐大和復雜的工程，然而一旦開發利用，即為農業發展提供了極其優越的土壤、水文條件。

3、自然條件與自然資源

江南地處東南沿海，地勢大略西北高，東南低，中間低洼，地面坦蕩，僅有少數殘丘兀立其上。這里屬于溫潤的亞熱帶季風氣候，冬溫夏熱，降水豐沛，季節分配比較均勻，宜于農作物和各種植物的生長。

密集的湖泊和連接湖泊的縱橫交錯、四通八達的大小河渠，包括南北貫穿的大運河，構成了以太湖為中心的江南水網系統，不僅保證了農業灌溉，而且為航運交通提供了便利。

到了宋元明清時期，江南地區的傳統農業已經開發成熟，成為當時中國最為富庶的地區。但對江南地區的大規模開發，同時也是對自然資源與生態的無情破壞。本來自然條件多樣，但隨著人稠地狹的矛盾增長，自然植被已被農業植被和栽培樹種所替代，而自然土壤亦因各種農業活動而人為熟化為耕作土壤，其中以水稻田為主。加之地下礦產、燃料等資源貧乏（這還關系到可能的資本主義發生問題，即可能的工業革命所需要的能源與動力問題），江南平原農業人口的生產活動局限于純粹的農業經營以及建立在種植業基礎之上的主要作為家庭副業的加工業。這也是近年來所討論的熱門學科環境史所討論的問題：持續性的發展受到自然資源及其開發手段的限制。

三、江南經濟與區域文明的歷史演進特色

1、中國古代文明的多元化與江南早期開發的特殊性

傳統中國社會培育了一種十分典型、成熟和穩定的農耕文明，達到前工業社會的巔峰。在遼闊的華夏土地上，各地區自然生存條件相差甚巨，各地經濟與文化的發展因此呈現出極大的差異，區域間不平衡、不同步性是中國古代社會帶有規律性的現象；同時由于自然、政治等諸多因素， “中國本部”（China Proper）內的經濟中心也不斷移動。

黃河流域一向被認為是中華文明的發祥地，就是因其開發早，并長期作為中國的經濟、文化和政治中心。相對而言，南方（廣義而言，泛指長江中下游地區）處于華夏文明圈的邊緣，早期地廣人稀，開發粗放，文明低級，周游列國的孔子、孟子都拒絕南渡。先秦之前曇花一現的吳越地的原始性開發和野蠻民風，一如《越絕書》上所杜撰的春秋時代最后一位霸主勾踐應對孔子教喻的一段話：“夫越性脆而愚，水行而山處，以船為車，以楫為馬，往若飄風，去則難從，銳兵任死，越之常性也。”孟子也講：“南蠻鴃舌之人，非先王之道。”

2、漢末以來經濟重心的南移與六朝時期的江南發展模式

秦、漢是中華帝國的奠基時代，政治、經濟、文化中心依然在北方。漢末及三國鼎立時期，北方戰禍最巨，人口急劇流失，中原人民蜂擁南遷，產生了新的經濟中心，與經濟凋敝的北方形成了抗衡的局面。中唐以后，“江、淮田一善熟，則旁資數道，故天下大計，仰于東南”。到南宋時期，完成了“中國本部”經濟中心的南移。而江南地區在全國經濟中取得執牛耳之地位，并且出現了一些經濟、文化領域的新氣象，則是明清時期的事情。

眾所周知，農業社會的基本勞動是種植農作物和飼養家畜，其他一切生產活動皆為附屬、補充，這種典型的以農為本、以糧為綱的相對單一型自然經濟的特征在中國北方尤為明顯。北方先進的經濟組織和生產技術在南方的推廣使用，給江南經濟的發展造就了較高的起點，江南自然條件的潛在優勢充分開掘和發揮出來，生產力水平后來居上，很快高于其他地區。同時，在相對和平的條件下，北人不斷南遷，人口迅速繁殖，人地關系的緊張加劇。于是江南人民除了精耕細作的集約型農業外，紛紛從事工、商等“貨殖”業。所以，六朝以來的江南經濟沿循著市場機制為重要杠桿的軌跡，可以說在這種新的文明形態里“康先生”鶴立雞群！

四、明清時期江南地區的康先生與市場經濟

對康先生的考察，立足于區域商品與市場，從生產、流通、分配、消費的諸環節展開，并進而從全國的視野，在中央政府的財政、政治體制結構里進行評估，可以構建一個有特色的整體性敘事。

1、商品流通、市場體系與商業化生產

多樣、層級、發達的市場體系與機制是江南商品經濟繁榮的主要標志。這里以市場為突破口，按商品市場、勞動力市場、資本市場的順序，依次展開對江南商品經濟結構的探討。其中，還可以從龐大的商品市場的研究勘測江南地區的生產結構的狀況，也即生產在多大程度上商品化了。

首先，江南的商品流通結構接近施堅雅的市場層級理論模型，具體而言，存在初級市場結構里的集市貿易、村市貿易和基層市鎮商貿中心，到大市鎮和州縣一級的地方市場，再到蘇州、杭州為中心的江南區域市場。因為基層市場是建立在區域內部鄉村農副業的商品化基礎上的，江南市場體系有了堅實的商品化生產的根基，所以發育比較健康，功能比較穩定。由此，江南的城市化程度高，城市文明狀態穩定。

江南區域商品市場網絡的形成促使了江南經濟區的形成，加強了區域間的貿易往來，促進了專業化生產區域分工的發展，并在初步形成的明清全國性市場中發揮驅動力效用。同時，江南區域商品經濟的擴張使其與海外市場的聯系越來越密切，明中后期的“貨幣白銀化”即是全球性的議題。

其次，勞動力市場中的自由雇傭勞動問題，是資本主義萌芽說的主要依據。所謂的“自由雇傭勞動”在明清江南工商業中好像并非偶發現象，甚至在沒有人身依附關系的地主制租佃關系中也屢見不鮮。但如何以生產關系的標準進行質的判定，存在重大分歧。

再次，在江南的流通甚至生產環節，存在可觀的商人資本的發達市場。各地商幫的會館及后來的同鄉會遍布江南，影響力最大的是徽商；本地商人資本則相對弱小。馬克思用“商業資本主義”區別于“工業資本主義”的資本主義社會形態；馬克斯·韋伯則把近代之前的“商業性的”、“借貸性的”資本主義排除在“理性”的資本主義之外。

2、商品與消費

明清時期江南人民的消費水平高于其他區域，而且消費的方式多姿多彩。對于彌漫于社會各階層的“高消費”或消費主義風尚，王家范先生在1980年代中期從社會史的角度做了開拓性工作，我本人以前也從政治經濟學的角度做了探討。后來臺灣學者巫仁恕從物質文化史發凡的專著《品味奢華：晚明的消費社會與士大夫》，資料梳理豐實，形象構筑生動，呈現了一個生機勃勃的 “消費社會”。還有彭慕蘭等國外學者從經濟學的角度進行中西社會的比較研究，涉及到引發資本主義發生史上的“消費革命”議題，如《大分流：歐洲、中國及現代世界經濟的發展》一書里有相關中、西社會消費行為比較的詳細討論。

3、商品與分配

既然江南創造了空前的財富，商品與資本如此活躍，為什么沒有出現突破既有社會經濟形態的質上的“擴大再生產”？一句話：錢去哪了？

一是如上面所說的被消費了，特別是縱欲享樂的奢侈性消費——包括用于交結權貴、官場應酬的“官宦性消費”。安東籬《說揚州：1550-1850年的一座中國城市》里描商寫了鹽們窮奢極欲的“政治投資”。這種“非生產性消費”的結果造成了社會財富的大量浪費，有損于導致新生產方式的資本積累。

二是被外地商幫帶走了，如徽商把巨額錢財帶回原籍，買地置產，商業資本轉化為土地資本。總之，商人資本沒有更多地在工商業領域轉化為擴大再生產的產業資本。對此，馬克思把商人資本（兼及高利貸資本）的獨立發展與資本主義的發展程度成反比作為前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一個規律。

三是被國家取走了，這牽扯到中央政府的財政政策與戰略布局。“江南重賦”涉及的不僅僅是農業稅、田賦，還直接、間接地收斂工商業利潤。朝廷用從富裕地區征收的財富在帝國的范圍內進行“均貧富”，以維持王朝國家的政治大一統。其直接后果之一，從擴大再生產的角度看，江南處于“貧困”狀態。

4、商品與權力和文化

鑒于康先生突出的能動性，不少人不無根據地慨嘆：江南是最有可能發生資本主義的地區。可是，歷史進程的機遇和結局卻不盡如人意，令人思之憮然。究其緣由，既有江南商品經濟自身的因素，也受到其所在的王朝-國家的政治與文化結構的制約。

攝蹤“康先生”活動的軌跡，其實在考察經濟結構的另外兩個環節——消費結構和分配結構的時候，我們的視野其實已經逾出江南經濟區，將其放入全國經濟結構中進行相關分析，其中既有經濟領域本身的原因，也有來自大一統集權專制國家的權力因素的考量，這也是何以王國斌、彭慕蘭強調政治-經濟的分析方法。所以有必要從社會結構的大背景上看待該局部地區的商品經濟，具體分析政治權力、意識形態、人文思想、文化習俗對其正面的與負面的影響和制約。而學界關于中、西異、同以至于發生“大分流”相關的討論雖然時熱時冷，但也從未間斷過，盡管理論范式、話語與語境在不斷更替！

五、“江南經驗”與問題意識之檢討

籠罩著各種問題意識的江南史研究，常常被置于多個宏大敘事里。長期貫穿于明清社會經濟史研究領域，自1950年代即成為大陸史學界“五朵金花”之一的資本主義萌芽討論，和近二十年來在學術脈絡上具延續特征的“早期工業化”等問題的探討，都以江南為中心考稽康先生及其生存與發展環境。

1、“資本主義萌芽”說的歧異

關于中國傳統社會的評估，從1930年代的“社會史大論戰”開始，“資本主義萌芽”范式就一直處于特定的意識形態話語中，不是作為一個學術假說，而是被套在一元的、線形的、進化史觀為預設結論的先驗性框架內，去“發現”萌芽，制作資本主義在中國的譜牒。為此，幾代學者力圖證明開埠之前的江南等發達地區出現了資本主義萌芽，而之后現代帝國主義、各種現代商品和資本對以農業為基礎的傳統自然經濟產業結構的入侵打斷了中國資本主義的內在發展。但若以生產關系中是否存在“自由雇傭勞動”作為主要標準的話，那么戰國時代就有了，而且存在一定的規模，所以傅筑夫先生一度持“戰國資本主義萌芽說”。

其實，馬克思宏富的著述中，僅有一處提及資本主義萌芽，是在《資本論》中談到作為資本主義生產方式“起點”的資本原始積累時所說的一段話：“雖然在十四和十五世紀，在地中海沿岸的某些城市已經稀疏地出現了資本主義生產的最初萌芽，但是資本主義時代是從16世紀才開始的。” 在馬克思眼里，“資本主義萌芽”與“資本主義”不是一回事，資本主義也不等于商品經濟、自由雇傭關系等個別帶有資本主義性質的因素。李伯重就強調了資本主義萌芽討論中生產力標準的缺失。

資本主義萌芽討論在1980年代中后期沒落，代之以區域史中經驗主義實證研究的鵲起。雖然中國古代史特別是明清階段經濟史、社會經濟史領域的學者在研究商品經濟、市場、城市化時索性在形式上拋棄或虛化了各種“理論”，但中國傳統社會何以沒有自行“走出中世紀”的問題依然是揮之不去的情結。

2、“資本主義”發生及相關問題的探索

顧準與黃仁宇雖然學術背景、生活經歷迥異，但在資本主義發生問題上，都把關注點放在歐洲特有的條件和因素上，而認為包括明清時期商業高度發達的江南地區的中國缺乏這些能夠引起變革的條件和因素。一句話，僅有康先生是不夠的！

1980年代初，顧準寫于“文革”后期的遺稿《資本的原始積累和資本主義發展》發表。該文認為，資本主義是西方或歐洲社會發展的產物，而中國的土壤無法自主醞釀出資本主義來，啟蒙思想、科學革命與中國無緣：“科學與民主，是舶來品。中國的傳統思想，沒有產生出科學與民主。如果探索一下中國文化的淵源與根據，也可以斷定，中國產生不出科學與民主來。”

顧準

之所以出現這種中、西差異，顧準主張從古希臘、羅馬的社會結構中尋根溯源。但鑒于資本主義沒有誕生于希臘、羅馬商業城邦，顧準推論：“有了市民階級，并不必然從中產生出資本主義來。”他進而斷言：“資本主義并不純粹是一種經濟現象，它也是一種法權體系，法權體系是上層建筑。并不是只有經濟基礎才決定上層建筑，上層建筑也能使什么樣的經濟結構生長出來或生長不出來。”這種孕育資本主義的土壤只有歐洲具備，但這只是或然性，而不是必然性。

那么，為什么只有在英格蘭，“市民階級”才轉化為“資本家”？顧準轉向產業革命發生在英國的背景，無可回避地觸及資本主義的形象與定義。無疑，馬克思所稱的“‘自由勞動者’的存在是資本主義創世紀的秘密”，但中外歷史上更早的時候并不缺乏自由勞動者。顧準指向了其他的因素：“航海、商業和殖民所擴大了的市場、蒸汽機和機器的發明”；“法權體系和意識形態所決定的、國家的商業本位的根本態度；歐洲古代，加上文藝復興積累起來的科學技術；合理經營（包括復式簿計）的知識；宗教革命，尤其是十六世紀英國宗教糾紛中對天主教的深刻憎惡所激起的崇尚節儉積累的清教徒的上帝選民的意識”。

黃仁宇關于資本主義萌芽與資本主義問題的思辨同樣令人耳目一新。《資本主義與二十一世紀》一書開篇即考釋“資本主義”一詞的來源，提到韋伯也清楚“新教倫理”的唯心主義限制，但可以提供物質財富決定主義（唯物主義）之外的另一個解釋。黃認識到，“若無法治，則商業資本即無法預為籌謀，無從計算，亦即不能發生一個現代經濟的體系。而資本主義成為一種體制，必與國家和政府互為表里。否則所謂‘資本主義萌芽’即出于無結構之沖動；或者資本主義的理想沒有行動支持，都屬于泛言，既難能捉摸，也無法論斷。”

1980年代末以來的區域史特別是江南史的研究范圍則拓展到包括精神文化、社會生活等原來社會經濟史研究所忽視的領域，而且跨學科的綜合性研究路數越來越為學者所重視。從余英時《中國近世宗教倫理與商人精神》一文所引發的運用韋伯話語探討中國市民文化的熱潮，到關于公共領域/市民社會問題討論的熱點，都顯示出實證主義的趨勢并沒有完全湮沒思辨旨趣的活力。

以上顧準、黃仁宇等人的討論與思潮都遠遠逾出經濟范疇，指出“康先生”、商品經濟、資本主義生產方式需要適宜的政治、法律、精神、文化環境——這是制度，而開埠前的中國并不具備。資本主義是西歐社會形態發展到一定階段、由各種必然和偶然因素聚合而成的結果。不管各地區人們的主觀意志和愿望如何不同，它勢必蔓延到全球，將全球連成一體。這也正是馬克思在《共產黨宣言》里所宣告的建立在統一的“世界市場”基礎之上的“世界歷史”時代的到來。

3、“早期現代化”話語與加州學派的論點及爭議

隨著階級斗爭等意識形態話語的褪色，資本主義萌芽以及資本主義的理論范式也漸漸被有關現代化的論述取代。而對導致“大分流”的工業革命、現代化之前的“早期工業化”、“早期現代化”的研究有助于辨識各個社會、各個文明之間的異同。

基于江南研究取得重要成果的加州學派對早期現代化、早期工業化的闡釋以及學術界的各種回應成為21世紀初以來的一個焦點。按照加州學派的觀點，開埠前的江南及中國其他發達地區未能突破以勞動分工和市場規模的深化與擴張為內容的斯密動力主導的斯密型增長（the Smithian Growth）瓶頸，并沒有發生在歐洲、準確地說在“英格蘭模式”下的技術和制度創新與擴散之產物的總量與人均產出同時增長的所謂“庫茲涅茨型增長（the Kuznetzian Growth）”或“現代經濟增長（Modern Economic Growth）”。雖然加州學派高度評估“江南道路”所帶來的財富和發達市場，但還是與他們所批評的黃宗智對開埠前江南經濟的定性沒有從立場上區分開來。黃宗智以自己對江南和華北的研究為例，用內卷化或過密性（involution）增長來表述“沒有發展的增長”。

縱觀江南史研究歷程，可以說問題意識貫穿了各個階段，而且都被置入比較的視野里，試圖尋索帶有規律性的認識。這些重大問題的提出和討論都離不開一個核心因素：不朽的“康先生”——縱然本土固有的商品化、城市化、市場經濟沒有導生出一個新的社會形態。

六、“康先生”何以孱弱及異化？

無比惋惜的是謝天佑先生的年輪在56歲時嘎然而止，沒有機會體察商品力量的成長、市場體制的發展能否保證民主、科學理念和理想的實施和實現。王家范先生在紀念謝先生逝世三十周年的文章中感慨系之：“80年代初，我與天佑一樣，熱切期盼‘商品經濟’的發展，能夠終結‘顛沛往復’的困境，為‘萬世開太平’，開新局，洋溢著對未來的樂觀期待。然而，相對無邊無際的歷史長途，人生驛站太過短促。穿透歷史奧秘，尋找‘長生不死藥’以醫治人類所有病癥，最多只是個美好的奢愿……什么是健康的市場經濟？什么是變態的、畸形的市場經濟？只有在歷史不斷展開中才會慢慢露出它們的真容……”

對特定時空下歷史現象的評估，除了剖析其本身，還要瞻前顧后，左顧右盼，即在歷時性縱坐標與比較視野中的橫坐標中確立其位置。江南商品經濟在開埠之前與之后的經歷，有利于我們對中華帝國晚期或明清時期的社會變革給予恰當的歷史定位。

1、傳統中國社會里“康先生”自身的致命缺陷

科學、民主的理想國在現實世界里的建立，需要適宜的經濟、物質環境或語境，這也是謝先生何以呼喚商品經濟的根由。但商品經濟之“因”必然邏輯地推演出科學、民主之“果”嗎？其實，謝先生在世時已經意識到本土“康先生”本身值得推敲。他在評估中國歷史上的商品經濟時，認識到一個需要處理的關鍵問題是如何看待王朝國家在商品流通中扮演的角色及其性質，提煉出了“國家商業資本”理論，認為國家政權通過在重要產品的生產與流通上進行資本與資源的控制、壟斷，并進而左右市場，在很大程度上制約了工商業運作的規模、形態、規范與命運。

如此，私人工商業，或自由商業資本，依舊是“生活在世界空隙中的伊壁鳩魯的神”，在專制主義時張時弛的夾縫中謀求生存和伺機壯大，缺乏保障其自由發展所必需的形式的和可靠的法律與行政系統。本來最具嶄新意義的兩宋以來的新式工商城鎮沒有容許商品經濟自由發展的獨立自主的權利。專制主義體制下的國家商業資本損害了商品經濟正常發展的能力，并影響到整個經濟結構，其結果是缺乏自我調節的“彈性”和“張力”，形成一管就死、一放就亂的惡性循環。簡言之，在中央集權專制主義的“經濟”與“超經濟”管制下，“康先生”被綁架，被扭曲，命運不屬于自己。而且依仗國家權力的以儒學為正統意識形態的傳統文化的強大整合功能，都在抑制“德先生”、“賽先生”的可能性萌芽、生長。李約瑟雖然高度評價中國古代科技的成就，但還是認為其缺乏“科學革命”的動力。

2、開埠以來江南商品經濟的境遇與命運

泰西的堅炮利艦、聲光化電轟開了千年“天朝”的大門，中土固有的結構、制度和文化受到新來的西方文明不可抗拒的肢解。在近代西方列強船堅炮利威勢下，輸入中國的不僅是鴉片、商品，更重要的是“康先生”所依托的資本、資本主義這種與中國傳統社會結構迥然有別的生產關系，還有與這種生產關系相適應的近代文化、價值觀念和政法體制。中國以地主制小農經濟為主體的自然經濟結構無法抵御這種先進生產方式的入侵所引起的經濟、文化、政治結構的巨大震蕩和本質改變。

在這個“三千年未有之變局”中，與大多數內地傳統城鄉的瓦解不同，長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地區等原本市場經濟蓬勃發展的東南沿海比較成功地進行了近代轉型。尤其在江南，以通商口岸上海為中心的新經濟區代替了蘇州、杭州為中心的傳統江南經濟區。原有的市鎮也大都成為新經濟網絡與秩序的橋頭堡，向現代城市或城鎮轉化。基于江南本地的工商業資本即江浙財團取代了徽商、晉商等舊式商幫。而徽商資本多分散為眾多的小典當鋪，山西票號也因清廷威權的削弱而衰敗，雖然也有一些舊有金融和企業組織成功轉型，得到新發展的生機。但整體上，以江南等東南沿海的現代化成功并沒有帶動起整個國家的成功轉型，反而淹沒在農村危機掀起的汪洋大海里，盡管其中的必然的與偶然的原因錯綜復雜。

3、“康先生”在近代中國步履維艱的原因

西學東漸大潮中，如何救亡圖存，應對列強帶來的新挑戰？在思想領域涌現出欣喜、憧憬、恐懼、迷惘、羞怯、糾結、虛驕、浮躁等千奇百怪的世態，也出現了諸如“中體西用”的主張和實踐。新型工商業的發展道路依然存在對權力的依附，如在“中體西用”為旨趣的洋務運動中的官商合辦、官督商辦等形式，以及附庸于具有特權和雄厚財力的外國資本的買辦資本形式，但此類不土不洋、亦土亦洋路線的結局總是那么不盡人意——甲午之敗映襯了這種符合“國情”的特色之路的頓挫。怨不得譚嗣同等仁人志士陷于把列強趕出去的同時是不是也排拒了洋師傅所攜帶的先進文明的困惑。一句話，“康先生”的生長需要適宜的人文環境和政法制度保證，如此德先生、賽先生才可以自如地成長，而不是呼之即來、揮之即去的洋先生。

“向西方學習”是近代中國仁人志士尋求救國救民真理的一個主旋律。“西學”本來是個完整的體系，但始自“師夷之長技以制夷”，卻經歷了從器物、技藝，到經濟制度、政法體制，到文化、思想的一個充滿荊棘的艱辛歷程，直到五四新文化運動才大約劃上了一個句號。可是，“五四”之后，“文化”的反思、革新又退居次要地位，作為“新青年”導師的陳獨秀、李大釗一度轉向一勞永逸的政治解決是時代精神轉變的一大標志。

他們的學生一代不少人付諸暴風驟雨般的“武器的批判”方式，徹底地改變了中國，似乎土“康先生”落后、反動，洋“康先生”水土不服，結局是土、洋康先生的集體消失。但顧準在“文革”后期鞭辟入里地拷問“娜拉出走以后”如何：當初的民主、科學夢圓了嗎？近代開埠以來歷史進程的諸多挫折為回眸中國傳統社會，包括明清江南商品經濟的歷史評估，提供了重要的參照視角。

七、余言：明清江南商品經濟的歷史定位

躡蹤商品先生的足跡，通過鑒古觀今、由此及彼的研究，把明清江南商品經濟放到中國社會發展的歷史長河中，并以全球視野作為比較尺度， “傳統內變遷”的歷史定性不無道理。雖然這個命題有簡單化之嫌，但有一點不可否認：從中國歷史上商品經濟空前發展的江南地區考察，本土傳統社會沒有具備自主向新的經濟形態實質性轉化的明顯證據。而且，無論比較的出發點、角度、路徑如何不同，在全球的視野里，產業革命為標志的中、西社會的分流是不爭的共識。

吳承明先生從比較的角度得出的論點頗為公允：“18世紀，中國與西方比，無論在國富或民富上都勝一籌，至少旗鼓相當。但富的不一定先進，往往更保守。由于理性主義中斷，我以為，這時中國在科技和在制度（尤其法律和經濟制度）改革上，已落后于西方了。”這并不是低估中華帝國晚期最先進地區江南的商品經濟的歷史價值。江南在近現代以及今天的全球化浪潮中的經濟騰飛已經證明了其蘊藏的能量。這也非漠視延綿不絕的中華文明在世界文明史上的長期領先地位。歷史是復雜的，一種特定的生產方式或文明形態不可能在不同的地方同時發生，也不能注定發生。人類歷史上的許多文明—社會經濟形態都有其各自的價值，也說不定在某一時空會發揮預料不到的歷史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