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使島（Angel Island），坐落于美國舊金山灣，曾有50萬以上的外國移民從這里入境美國，其中包括1910年至1940年間來自中國的10萬華人。與紐約的愛麗絲島接受歐洲移民的過境處不同，天使島上的移民拘留所是出于執行《排華法案》而建造的，目的在于將中國移民和其他亞洲移民排除在美國國門之外。1940年，一場大火燒毀了天使島移民拘留所，中國人移民美國的歷史上最為心酸的一章畫上了句點。

上世紀70年代，美籍華人研究學者麥禮謙、華裔作家林小琴、美國研究教授楊碧芳以及其他致力于還原天使島華人移民歷史的志愿者積極投入到天使島移民研究項目中去。他們抄錄、核對當年囚禁在天使島移民拘留所的華人題壁及其他手稿上的詩歌，并一一翻譯成英文；從全美各個圖書館、檔案館搜集相關資料與圖片；尋訪當年的親歷者及其后人，進行大量的口述歷史采訪工作；將詩歌、口述歷史和珍貴照片整理、編輯成冊，并撰寫詳細的歷史背景介紹……1980年，天使島移民研究項目的成果——《埃侖詩集》（Island）出版，在美國文學、歷史領域產生了重要的影響。1982年，該書獲得“美國圖書獎”（American Book Award）的杰出文學貢獻獎，之后又入選“美國文學經典書目”，以及《美國文學選集》。

此后數十年，該書內容幾經修訂、增補、再版，一直在市面上通行，成為美國歷史研究、華裔歷史及文學研究、移民史研究等必讀書目。近期該書簡體中文版《枕底無花夢不香：天使島中國移民的詩歌與歷史》（浙江文藝出版社2019年6月）出版。本文即選摘自此書，經授權，澎湃新聞轉載。本文原題《阮蘭香：“無金可淘”》，現標題為編者所擬。

阮蘭香離開鄉土前往美國之時，曾向自己的母親承諾十年之后回家。可是，她一直到1965年才實現當初的諾言。到那個時候，她的母親已經過世了。盡管她沒能實現自己過上富足悠閑日子的“金山夢”，但是她在工作和家庭方面獲得了成就感。阮蘭香在芝加哥安家立業，一直在這里生活，直到93歲去世。以下事跡根據我對阮蘭香的那次訪談以及1992年至2001年間對阮蘭香女兒黃美蓮的幾次訪談整理而成。

1908年，我在新會縣潭岡村出生。我的祖父和父親在相鄰的南頭鎮開了一家麻廠。陳家和林家長期不和，我們被夾在中間。結果，在一場大火中，我們家的房子被燒成灰燼，一家人不得不去投奔外海村的外婆。我們家沒有太多的錢，只是將一些鋪蓋和衣服裝到幾個大籃子里，然后雇了幾個人幫我們把東西運到外婆家。當時我只有4個月大，我哥哥不過2歲。

我7歲那年，一家人搬到了香港。我們在香港的日子很苦。我父親在一間家具商店里工作，一天只有幾美元的進項，因此，我們只能租一間房，一家四口蜷縮其中。后來，我妹妹出生了。我得幫著母親打水，洗衣服，做飯，帶孩子。我哥哥 16 歲那年跟著一個木匠學手藝，他得去給人家做學徒。當時社會上的女子教育剛剛起步，但是我母親是不會送我去上學的。一來是時間不允許，二來是家里沒有錢。用過晚飯，我得幫著家里做藤椅。由于我母親纏過足不能外出，家里買東西的事情也落在了我的肩上。因此我沒有玩耍的時間，甚至連睡覺的時間也很有限。

我一直住在香港，直到20歲結婚，才離開那里前往美國。我老頭（丈夫） 哈利?黃 （Harry Wong） 有一個朋友曾經和我父親一起打過麻將，他成了我們的媒人。我丈夫是一個金山客，在印第安納州韋恩堡（Fort Wayne）開了飯店。他說他在美國每天可以賺到 200 美元。我父親問我是否愿意嫁給他。我想了一下，一家人睡在木板上，勉強糊口，真是窮困潦倒。從我們的住處可以看到港口，那里停泊著很多大船。每次聽到輪船的汽笛聲，我都會看見所有的金山婆在這里下船，她們把全部珠寶都戴在身上，后面跟著妹仔。我想金山肯定是一個好地方。因此，我沒有回答父親。要是他讓我嫁，我就嫁。

我丈夫回老家安享晚年時已經 50 歲了。他在江門生活了兩年之后，又被他的叔叔叫回韋恩堡幫著打理飯店的生意。到那個時候，他的移民文書已經過期，于是他不得不到香港去解決這個問題。他弄到了李衛民的身份以及相關的證明材料，于是問題得以解決。證明材料顯示李衛民是一個45歲的商人，目前正帶著16歲的女兒李香和11歲的兒子李森前往歐洲旅行。我們結婚之后，我隨他前往美國，報關時我的身份是他的女兒，我表弟林森的身份是他的兒子。

我們一同乘坐“天洋丸”號（Tenyo Maru）抵達美國。船在海上行駛了21天，在這期間，我一點也沒有暈船。船上有很多中國人，但是大多都住在統艙里面。我們買的是二等艙的船票，因此有一個可以容納三個人的私密艙室，不但可以到甲板上散步，也可以到一等艙飯堂用餐。我們從未錯過任何一頓飯——6點在自己的房間用早餐，8在飯堂用第二頓早餐，12點用午餐，下午3點喝下午茶，6點用晚餐，晚上9點吃宵夜。我丈夫裝作是一點英語不懂的新到移民。但是他糊弄不了那些服務生，他們都說他的穿著、舉止、使用刀叉的方式都很像美國人。

抵達大埠時，我們以為只須在船上接受檢查。但是那天是周六，我們不得不到天使島去。我丈夫和李森住在男子營地，我住在女子營地。在審口供時，我們都沒有回答對問題。他們當時非常嚴苛，我們之前也并沒有為接受審問做任何準備。他們問到各種各樣的問題，涉及村子里使用的爐子的型號，地上的瓷磚，甚至臺階有多少級。那年我一直在香港生活，并不太記得村子里面的事情。他們問到廚房里物件的擺設以及你們家往上三代的譜系。有誰能記得住這些呢？

由于我們未能通過問話，他們便不準我們入境。因此，我們不得不將案件上訴。從11月底到來年1月初，我一直困在天使島上。我還記得那位耶穌婆（教會女執事凱瑟琳?毛雷爾）在圣誕節給我們每個人帶來一個包裹，里面裝著一些布料、一個牙刷、一條毛巾以及一些糖果。有一個從香山縣來的婦女和她的兒子、女兒在那里待了三年。她丈夫說錯了話，把她的名字說成了第一任妻子的名字。當時見到圣誕樹時，她說自己已經見過三次了。三次啊，你能想象得到嗎？

編者注：根據李衛民的移民檔案，這位父親是一位誠實守信的商人，擁有價值2 000美元的黃金和一張旅行護照。他和自己的兒子、女兒一道準備前往巴黎旅行，途經此地。他們到達天使島六天之后，專門調查委員會對他們每個人進行了兩次盤問，涉及家庭背景、廣州的生活習慣，以及孩子們上學的情況等。父親與女兒準備得不充分。問及他的旅行護照，他的口供前后矛盾；問及他們的住所、妻子或母親去世的時間、兒子的出生日期，他們的證詞之間存在很大出入。女兒對許多問題都回答“我不知道”。最終他們被拒絕入境，理由是這位父親不像是一位誠實守信的游客，而孩子們也不像是短期游客的子女。這位父親決定將這一判定結果上訴至華盛頓特區的勞工部。在等待案件上訴期間，這一家人被拘留在天使島上，時間前后長達一月有余。

我所居住的女子營地是一個很大的房間，里面都是三層的上下鋪。我們只使用下面的兩層。小孩子們通常與他們的母親住在一起，睡下鋪。所有人都是勉強度日。這里有新會人、香山人，也有臺山人。那時候婦女不多，但每艘船上都會有一些婦女不能通過審問。我們不是獲準入境的游客，不能和任何人說話，也不能直接接收信件和包裹。他們害怕會有作弊用的字條被裹挾進來。每到開飯時間，女舍監總會高聲喊道：“吃飯，吃飯！”每次我們下樓前往那間大飯堂，總是有一個番鬼站在門口監視著我們，擔心廚房員工會在暗中把作弊用的字條遞給我們。大家都知道他們會把字條藏在盛飯的盤子底下。你得把字條帶到樓上去，躲在廁所研習。接下來你還得點燃一根火柴，把字條燒掉，然后用水沖走。

那里有一張長桌，每端放著兩盤菜。你知道是什么嗎？通常是金針燉豬肉或者芥菜燉豬肉，不限量，想吃多少都可以。花上25美分你還可以吃到煎火腿蛋等額外的小碟。幸運的話，會有朋友從大埠寄來一些魚罐頭或是熟食。

很多時候，我們待在有通風的過道里，看年輕人在外面玩球。人們可以玩玩樂器、看看鳥、做做針線，很多事情都可以做。需要什么東西，那位耶穌婆會幫忙買來。我想做些手工針線，于是托她買了一些東西。時間過得很快。我們每天吃三頓飯，之后就是等著有人通知我們何時可以入境。有人走了又有人來，這里總是人來人往的。答對了問題的人可以進城，答錯了的只能就此止步。有個婦女說她在這兒見過三次圣誕樹，有人像她一樣在這里待了很多年。我們困在島上期間，有一個婦女被遞解出境。花了那么多的錢，卻是這樣的結果，讓人很是傷心。

編者注：1928年12月31日，這家人每人交了500美元的保釋金，獲得入境六個月的資格。移民檔案中一封日期標注為1930年1月9日的信件顯示，“這些外國人消失得無影無蹤”，直到1952年當局才找到他們，準備將他們遞解出境。據阮蘭香說，他們從天使島獲釋之后，夫婦二人乘坐火車去了芝加哥，在那里停留了一周，之后又前往韋恩堡，并在那里住了下來。他們入境以后，她丈夫重新使用自己的真名——哈利?黃。她的美國名字——海倫 （Helen） ——是她 1956 年申請加入美國國籍時女兒們給她取的。

當時韋恩堡的中國人很少，只有兩家餐館和兩家洗衣房，也都由單身漢經營。我成了那兒唯一的中國婦女。我沒有社會交往，因此覺得很是孤獨。我們住在溫馨之家飯店（Cozy Inn）樓上，這家飯店提供中美兩種樣式的餐飲。我幾乎是剛到這里就系上圍裙下廚幫忙了。削薯仔、切菜、淘米、做飯，凡此種種。我那時很年輕，并不覺得工作有多辛苦。一有空閑，我便帶著一歲的女兒麗蓮去逛折扣商店。沒有人打擾我。每逢周二、周四和周六，韋恩堡會有露天的集市。因此，到了晚上，我會到那里走走。生了第二個女兒美蓮以后，我就不怎么出門逛街了。

我們剛到那會兒，這家飯店生意還不錯。光是在客人用午餐的時候我們就可以掙到200美元。但是接下來發生了經濟大蕭條，境況難起來。人們失業以后，沒有錢去消費了。午餐時間我們只能掙到2美元。一年以后，我們付不起租金，飯店只好關閉大吉。我們搬到芝加哥，在那里住了一年。聯邦政府給貧困家庭發放腌牛肉、椰菜、薯仔和面包等物資，但是我老頭兒不敢去排隊領取。沒有辦法，他只得到唐人埠向投機商借錢。一袋100磅的大米只需要花80美分，這么便宜我們家還是買不起。

我們租了一套內含六個房間的公寓，每月支付19美元，只是沒有電。就連我兒子威廉出生時，我們都用不起電。家里每周只能買一蒲式耳的煤來度日。到了冬天，所有的窗戶上都是霜，我們關上所有的門，待在一個房間靠著敞口爐取暖。我們要穿好幾層衣服，兩個女孩兒就裹在毯子里面。屋子里的氣溫只有40華氏度。一年以后，有一位朋友開了一家洗衣房，于是，我們搬到了印第安納州的安德遜市（Anderson），幫他做事。就這樣，我們開始接觸到洗衣業務。

我們住洗衣房樓上的兩個房間。家里的老四愛蓮在安德遜市出生。我們幫人家洗衣服、熨燙衣服。工作很辛苦，工作時間很長，不管什么事情都要自己來做。周一到周六我們都得上班，要是沒能按時完成任務，即使是周日也要加班。有時候，周日我還要打掃房間。這樣的日子我們過了四年。后來，他侄子從香港過來，惹了麻煩，我們不得不離開這里，前往印第安納州的科科莫 （Kokomo），我們在那里開辦了自己的洗衣房。

科科莫是一個小鎮，距離安德遜市 100 英里。我們還是住在店里。生意馬馬虎虎。剛開始，我們每周只能掙20美元，后來每周可以掙到100美元。工作依然很辛苦，起早貪黑，每天要洗熨100件襯衫。要是做不完，周日就不能休息，不能睡覺。有人來取洗好的衣物，我就到前面幫忙。即使我不認識字，我也可以憑著號碼找到包裹。除了外出理發，我們沒有時間做其他事情。就這樣，一過又是四年。后來，孩子們的父親（哈利）去世了。當時正在打仗，周遭雇不到人幫忙，我自己又應付不過來，于是我們搬到芝加哥生活，去幫哈利的叔公做事。

他的店面名叫鄧記（Dong Kee）面包房，我在那里上班。每天工作十個小時以上，每月收入只有20美元。下班以后，我還要給全家人做飯，做全部的家務，幸好孩子們可以幫些忙。從1944年到1952年，我在那里待了大約有八年。這份工作談不上好與不好，只是可以吃飽，有個地方住而已。銀行里存不下什么錢。但是寬裕些的時候，我就會給香港的家人寄些錢。

離開鄧記面包房以后，我又到納貝斯克（Nabisco）餅干廠上班，在那里折疊盒子，往盒子里面裝餅干。住在隔壁的一個意大利人給我介紹了這份工作。我是這里雇用的第二個中國婦女。每個人對我都很好，喊我“媽媽，媽媽”。他們問我為何從來不向工會發牢騷。對我來說，真沒有理由那么做。我乘坐巴士抵達城市西區，冬天早上5點1分出發，夏天早上5點半出發，需要換乘三輛巴士。下午3點15分下班。剛開始工作那會兒，每小時只能掙到75美分，但是那些白人老板會不斷改善你的工作條件——加薪、上保險、發假日津貼。每當晚餐時分回到家里，我都是疲憊不堪，直接上床睡覺。這份工作我做了29年。我于1977年退休，當時他們還為我舉辦了一個盛大的慶祝會。

我在美國日子過得還不錯，但我還是得承認我的金山夢從來沒有實現。我沒能成為一個富有的金山婆，一生只是如同奴隸一般地辛苦工作。1928年我抵達美國，當時東西很便宜。青豆每磅2美分，豬排三磅才賣25美分。但是人們沒有錢消費，家里也沒有吃的。當時我們只是看到金山婆戴著珠寶首飾，穿著高檔衣服，跟著妹仔，卻根本不知道她們是怎么做到的。所以，我們才會覺得在金山生活特別輕松。但是這里無金可淘，相反，這里有的只是辛苦的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