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黑馬”一路走到總決賽，九連真人的名次經歷了大起大落，得失心不會一點沒有，但阿龍覺得沒有遺憾了，“唱了想唱的歌，無怨無悔。”

part.1

宵夜檔阿姨舀湯都在哼《莫欺少年窮》

兩個月之前，他們還是一支默默無聞的樂隊。第一期節目里，其他樂隊們聽到“九連真人”這個名字一臉茫然，樂手們紛紛向左右打聽，“你聽過嗎？”

九連真人的《莫欺少年窮》被刻意安排在第16個出場，之后被形容為“刀子樂”，直接推著他們沖進前15名，開啟了這個節目的淘汰進程。

客家話，山歌，搖滾，小號，這些看似八竿子打不著的元素，在他們的歌里極為和諧地融合在一起。即使聽不懂歌詞，他們舞臺劇一般的表演形式，以及眼神里的血氣方剛，都在傳達著原生的力量，讓人心頭為之一振。那是超越語言的表演。

生猛，鋒利，黑馬，人們用有限的詞匯來形容這支樂隊，但要真切地感受到那股力量，只有親臨現場能做到。“就像是剛打撈上岸的生猛海鮮那樣活跳跳，不需要任何加工，”旺福樂隊的姚小民這樣比喻。

這段時間，三個年輕人不斷接受媒體采訪。看上去，阿龍、阿麥和萬里終于像歌里唱得那樣“出人頭地”。

見到他們時，他們正在錄影棚里拍照，攝影師不停調度著他們的姿勢，“手往左邊一點，臉再側一下，”萬里挺直了腰板，深吸一口氣，企圖收一收肚子，三個人的姿勢都有些生硬。

被問到是更喜歡舞臺上的帥照還是表情包時，阿龍終于吐露對方才擺拍的心聲：“擺那些冷酷的表情，不太舒服。”

萬里的父親原本并不支持他玩樂隊，最近他每天都有一件必須打卡的事情：反復看九連真人在節目里的演出視頻。

阿麥的學生們也看到老師上電視了，“天天跟屁蟲一樣，問這問那，追著我要簽名，主要是其他樂隊的簽名，還有阿龍的簽名。”阿麥裝出不勝其煩的樣子，但憨厚的笑容還是“出賣”了他。

▲戳視頻看“上流大明星”的九連真人專訪

“我相信也就這段時間，過幾個月就不會這么頻繁了。”面對兜頭而來的名利，他們從頭到尾保持著清醒，對著鏡頭，阿龍眼神篤定：“我們不會離開連平。”

part.2

九連真人就是一種風格

“就覺得好玩，嘩眾取寵。大家一看到這個名字以為是道教有關，以為是什么武術高手之類的，其實不是，就是九連的真人真事。”阿龍如此解釋他們的名字。

組樂隊是阿龍的執念。原本大學組過樂隊的他，畢業后放棄了，直到看到大學時的好友演出，他決定重新拾起理想。先是叫上了萬里，后來阿麥回到家鄉后也被“叫來湊數”，萬里打趣道，“他是補位歌手。”

九連真人至今沒有能隔音的排練室，平時在緊挨著縣城廣場的底商一層里“黑練”，那也是萬里存放租賃設備的倉庫。四周是水泥墻，兩個大風扇對著吹，依然會流很多汗。

喝茶，聊天，排練，是這個秘密基地的常態。練到晚上8點半就要開始小聲，9點前一定得停下來。偶爾有朋友過來，興之所至，他們會忘記時間，隔三差五接到樓上的鄰居抗議，就“賣笑臉”。

在連平，三個人演出的場合是下鄉文藝演出、某某比賽開幕式，唱的是流行歌曲。

唱客家話是順其自然的結果，他們覺得這樣唱更舒服。張亞東曾建議加入普通話，當時被他們拒絕。

越來越多的人這么說，阿龍坦承，“嘴上說著不考慮，但其實也沒有不考慮，只是需要合適的時機。”在他看來，創作時語言并沒那么重要，當下是什么樣就是什么樣，并不會刻意追求符合客家話語境。

“我們的風格是鄉倫，鄉村搖滾。”節目中他們曾這樣打趣自己無法被歸類的風格。

客家音樂里，嗩吶是不可或缺的角色，在人們的刻板印象里，它似乎總是和紅白喜事聯系在一起，這門古老的樂器年輕人會得已經不多了，但他們想要借節目讓大家意識到嗩吶也可以很潮。

“我們把嗩吶當成一個觸發的因緣，人生也是一件樂器，就看怎么去搭配，舒服就OK了。”

有人用“萬青版的五條人”來評價九連真人，阿龍覺得有點尷尬，“樂評人應該也是沒辦法歸類，才會這樣說。”他們相信有一天，大家也會說“這是什么什么的九連真人。”

阿民是每一個不服輸的年輕人

九連真人演出時，背景大屏是一只手繪的甲殼蟲剪影，那是他們的logo，是阿龍畫的。他一直很喜歡甲殼蟲，因為覺得甲殼蟲看起來很“硬頸”，直譯就是“硬脖子”，不服輸。當要為樂隊畫logo時，阿龍第一個想到的就是它。

“這個做得有點失敗，很多朋友說那根本不算是一個logo，頂多算視覺元素。”阿龍有些不自信，但聽到記者說覺得很好的時候，他的眼里閃過一絲喜悅。“反正專業人士都這么說，以后應該也不會變，相信它也會跟我們樂隊一樣，會不斷地進化。”

阿龍和阿麥習慣站在舞臺的兩側唱歌，而不是正對觀眾。“因為我比較自卑，”走下舞臺的阿龍，沒了臺上張揚的神色，靦腆又誠懇，“對著大家彈，很不自在，空門大開的感覺。”

九連真人的歌詞里反復出現阿民這個角色，《莫欺少年窮》里，阿民想要外出闖蕩，父親不允，阿民抗爭。

從深圳回河源時，阿龍在大巴上聽著林生詳的《風神125》，邊聽邊流淚。那首歌里唱著：“毋當來歸，毋當來歸，阿姆，原諒捱來歸（不如歸鄉，不如歸鄉，母親，原諒我要歸鄉）。”阿龍不想回答為何要回來這樣的問題，“就不能只是回來了嗎？”

阿民的困惑是每個90后獨生子女面臨的問題，“說年輕也不是特別年輕，說老又沒到中年，但是又肩負著很多所謂的家庭責任感，社會認同感。”阿龍將自己和身邊人的困惑都寫進歌里，至于答案是什么，他無法回答。

節目中九連真人演唱的歌曲，幾乎都有現實對照。改編版《凡人歌》講的是“三斤狗變三伯公”的勢利眼故事，《招娣》表達的是重男輕女，《北風》里是賣油果的小攤販，《落水天》說的是阿麥在內的留守兒童故事，《一浪》則是他們自己對參賽的體悟，他們把經歷過的困難比作一浪比一浪高的洪水。大概是這種強烈的社會性打動了白巖松，他用紀錄片來形容九連真人。

如今家人有些理解了他們做音樂，阿龍對此仍不滿足，他的愿望是帶著樂隊上春晚，因為家人只認同春晚，live house、音樂節在他們看來都是小打小鬧。“上春晚是一件非常搖滾的事情。”

“小鎮青年的逆襲”、“逃離北上廣”，這些是媒體給他們貼上的標簽，阿龍自嘲，“我們是農村包圍城市，”但他并不喜歡那些標簽。“出人頭地”后，他們面臨著更多的期待，人們擔憂他們會被商業化收編，失去那種土生土長的力量。

急于證明自己的阿民，現在除了要證明給父輩看，還將在自我表達和大眾期望中周旋，阿民的故事還遠遠沒有結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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