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7月29日，《中外舊約章匯編》新書發布會在上海財經大學舉辦。《中外舊約章匯編》共約402萬字，分為三冊，由中國著名的國際法學家王鐵崖先生傾注十余年心血編撰而成，直到今天，仍是研究中國對外關系乃至中國近代史的必備參考書。《中外舊約章匯編》編撰輯錄了自中國開始對外簽訂條約起，到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為止，中國所有對外訂立的條約、協定、章程、合同等，是最完備的1949年以前的中外條約集成。該書曾于1957年初版，1982年重印，此次為舊版新編，由上海財經大學出版社以簡體字版本的形式重新出版。

在發布會上，葛劍雄、高全喜、蕭功秦等學者暢所欲言，結合自己的研究領域，對《中外舊約章匯編》的重要性、出版意義和學術價值等話題發表了自己的看法。澎湃新聞（www.usamodel.cn）擇其精要，以饗讀者。

新書發布會上，與會專家與出版社代表共同為新書揭幕

“不平等條約”不平等到什么程度

葛劍雄教授首先肯定了上海財經大學出版社再版《中外舊約章匯編》的決心和眼光。但凡是研究中國近代史的論文和著作，很多都大量引用《中外舊約章匯編》，但是這些引用絕大多數都是轉引，大多數研究者都沒有自己直接查閱過此書，這很大程度上是因為老版的發行量少且斷版的緣故。

葛劍雄

葛劍雄表示，雖然自己不是專門研究中國近代史的，但是所有的中國人，所有的歷史學者，都躲不開的一個問題，就是對中國近代史的認識。現在很多時候都在提“不忘初心”，那么，中國共產黨人的“初心”，究竟是從哪里來的？葛劍雄認為，這種“初心”，恰恰是建立在對鴉片戰爭以來中國近代史的認識之上的。鴉片戰爭以后，中國逐漸淪為半封建半殖民地社會，從此中國人民的革命斗爭，開始同時具有反帝反封建的兩重屬性。之所以要反帝，就是因為中國受到了帝國主義的侵略。帝國主義究竟怎么侵略我們了呢？近代以來的不平等條約，就是最好的物證。

過去我們一說到近代以來和外國簽訂的條約，就全部籠統地稱為“不平等條約”。但是，歷史唯物主義教導我們，對于歷史事實，要把它還原到當時的歷史中去看。那么，“不平等條約”到底不平等到什么程度呢？這里面大致有三種情況：第一，大多數條約的確有不平等性；第二，一部分條約從內容本身來看是平等的，但是因為中國當時的國力太弱，甚至是因為缺乏基本的國際法常識，導致最后成為不平等條約；第三，甚至還有個別條約，是對中國有利，對他國不平等的，包括中國和當時的一些藩屬國簽訂的條約。

比如，根據《馬關條約》，中日兩國臣民可以自由往來，互免簽證。所以清朝廢科舉之后，江浙地區大量的知識青年去日本留學。大革命失敗以后，郭沫若矛盾等人也都選擇出逃日本。又比如，很有名的“滿鐵調查科”，日本人跑到中國來調查中國的各種情報，根據《馬關條約》，這是合法的。根據條約，中國人只要想，也可以去日本做調查。但最后的情況是只有日本人調查我們，我們卻根本沒有人想到去日本做類似的調查。

長期以來，大多數人，包括學者在內，都沒有認真地了解和研究這些條約的具體內容，只是先入為主地覺得這些都是屈辱的“不平等條約”，這使得我們對中國近代史的了解是很片面的，也進一步影響到了我們當前對很多問題的判斷。舉例而言，近代中國和外國簽訂的第一個條約——《尼布楚條約》，也是本書收錄的第一個條約，居然是沒有漢文版的，只有滿文版、俄文版和拉丁文版。這反映了什么呢？這說明在康熙皇帝看來，這塊地方是滿人的后院，是滿人的自留地，和漢人無關。

又比如《天津條約》，第51條款，“各式公文……內敘大英國官名，自不得提書夷字”。什么意思呢？說明在此之前，官方文書里，講到英國，也是稱其為“英夷”，這是近代國家處理外交事務應有的態度嗎？再比如《辛丑條約》，我們一般只說賠了多少銀子。但《辛丑條約》中很重要的一條是，大清國要成立外務部，而且要居六部之首。歷史上我們是不愿意跟外國人打交道的，后來鴉片戰爭后不得已成立了一個“籌辦夷務衙門”，再后來是“總理衙門”，最后才在列強的逼迫下成立了外務部，才開始重視外交。

也正是因為中國人長期以來不重視這些條約，導致很多我們應有的權益也未能享有。北洋政府時期，中國參與了一個國際公約，一起管理挪威的斯瓦爾巴群島，對這個島有使用權，可以進行開墾、勘探等等。一直到改革開放以后，我們才發現有這么個條約，也正是因為有這個條約，如今我們國家的北極考察站才得以建在這個島上。

因此，《中外舊約章匯編》的出版，對于我們如今繼續推進改革開放，更好地走向世界，有極大的借鑒意義。葛劍雄更是表示，只要有時間耐心地把全書翻閱一遍，都能產生很多不同于傳統歷史敘事的領悟。

是屈辱的歷史，也是現代化的歷史

高全喜教授則首先從法學的角度對《中外舊約章匯編》做了介紹，在他看來，本書具有如下幾個學術特征：首先是學術權威性，該匯編是我國學術界至今編輯出版的唯一一部全面收錄中國開始訂立條約起到1949年中國人民共和國成立止所有中國對外訂立的條約、協定、章程等文件的文獻資料匯編集錄；其次是文獻資料全備，這部約章匯編不僅在時間跨度上涵蓋了從晚清中國到現代中國的整個時間短，而且在文獻形態上也非常全面，不僅收錄正式的外交條約，而且還把一系列準條約的外交文獻也一網打盡，所以呈現出極大的豐富完善性。最后，編輯體例及其相關分類標準具有較高的專業價值和學術水準。高全喜指出，專業文獻的編輯不是一般的資料羅列，而是需要通過建立一套學術標準的專業性的編撰工作，這部匯編的編撰，非常好地建立起一套外交史的編撰體例和學術標準，起到了典范的作用。

高全喜

從個人而言，高全喜對于這套書的出版也非常關注。高全喜表示，自己先前主要的研究方向是西方的法理學、憲法學，近幾年則轉向了中國的法制史研究，尤其是中外國際法的比較和交匯研究。而《中外舊約章匯編》就是中外在近代相遇和交匯后留下的印記，而作為學者，又應該怎樣看待近代中國與世界的相遇呢？

高全喜談到，過去我們談中國近代史，看這些條約，總是講到“喪權辱國”，這當然沒錯。但是這兩千多個約章里，也能看到從傳統到現代的轉機。比如改革開放以后我們所倡導的很多觀念，自由貿易，保護產權，言論自由等等，這些思想是從哪里來的呢？是從中國的傳統里來的嗎？不是的，恰恰是從這些“不平等條約”里來的，是這些條約的溢出效應。很多看似屈辱的條款，卻因著在列強的壓力下強制執行，成了中國走向現代化的解藥。我們要理解近代中國的變革，首先就要到這些條約里找答案。

從天下到世界的見證

蕭功秦教授認為《中外舊約章匯編》的再版，為我們理解近代中國如何融入世界，提供了一個至關重要的視角。蕭功秦談到，如果我們穿越回明朝，問明朝皇帝他是哪個國家的皇帝，他一定會目瞪口呆，他會說自己不是哪個國家的皇帝，而是天下的共主。從居高臨下的天下觀到平等的世界觀，這種轉變的原因和成果，都記錄在了近代以來的條約當中。

蕭功秦

蕭功秦以《天津條約》的簽訂為例。1858年，英法聯軍借“亞羅號事件”為由，一路北上，最終與清政府簽訂了天津條約。咸豐皇帝在不得已接受之后又反悔了，原因居然是不能容忍西方的使節帶著家屬在北京建立公使館（《天津條約》第三款）。作為取消這一條款的交換條件，咸豐帝居然提出從此以后外國商品的關稅全部免除。當時湘軍和太平天國正在激戰，湘軍的重要財政來源就是海關關稅。今天的人們看到這里可能無法想象，覺得咸豐皇帝怎么能昏庸到這種地步？

但實際上，我們看咸豐皇帝對國內問題的判斷，都還基本靠譜。這說明了什么呢？就說明是觀念的問題，是一個長期閉關鎖國的國家對于外部世界的無知。一方面，中國只知道天下秩序，這是一種華夷等級秩序，中國是這個秩序的中心；另一方面，西方在十七世紀中期，通過威斯特伐利亞條約體系，已經形成以民族國家為主體的國際秩序，這樣兩種秩序觀念于是在近代就發生了沖突。正是在這個意義上，一部近代史，一方面是帝國主義侵華的歷史過程，另一方面，也是中國在應對西方挑戰過程中，經歷不同文明之間的觀念碰撞，從天下秩序走向國際秩序的過程，也是由此而走向世界并融入世界的歷史過程。蕭功秦認為，《中外舊約章匯編》就是這一過程的歷史紀錄。

在發布會的最后，本書的責編和上海財經大學出版的相關負責人也對圖書從立項到出版的整個歷程做了介紹和回顧。上海財經大學出版社總經理金福林表示，《中外舊約章匯編》選定綠色作為封面，包含著和平、生命與希望的寓意，希望本書的出版，能夠讓我們對中國近代史有一個全新的量度，也能為我們如今處理對外關系提供更多的借鑒和智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