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承宗與地下市委秘密聯絡機關“豐記米號”

2019-08-01 12:11

來源：澎湃新聞·澎湃號·湃客

撰文：張云（國防大學政治學院教授）

坐落于上海市靜安寺北側、愚園路81號的一幢沿街歐式磚木結構的三層樓洋房，是當年張承宗和劉長勝的故居，也是中共地下黨上海局和上海市委的秘密機關。1946年至1949年，上海局主要負責人劉長勝以“榮泰煙號”老板的名義住在一樓，上海市委書記張承宗則住在二樓。

1992年，這幢洋房就被列為上海市革命紀念地。2001年，在市重點工程——浦東機場配套工程建設中為保存這一革命紀念地，上海市靜安區政府決定把這幢重達1200噸的樓房，經兩次移動，向東整體平移100多米。平移后，這里本應該是愚園路11號，為了保持歷史原貌，靜安區政府仍保留了愚園路81號的門牌號，并在裝修一新后，設立上海首家中共上海地下組織斗爭史陳列館。2004年5月27日，在上海解放55周年紀念日到來之際，中共上海地下組織斗爭史陳列館暨劉長勝故居正式對外開放。這里再現了當年地下黨的秘密聯絡點榮泰煙號、豐記米號、公啡咖啡館等處的歷史場景。

為迎接上海解放，在黎明前的殘酷斗爭中，“豐記米號”里有著一段驚險而悲壯的故事。

圖 | 中共上海地下組織斗爭史陳列館暨劉長勝故居里的“豐記米號”場景

“豐記米號”的開張由張承宗一手操辦

1945年秋，為尋找職業掩護，張承宗約劉志榮在楊樹浦八埭頭開了一爿米店。張承宗把此處移交給中共地下黨“警委”系統的邵健后，米店即搬到福煦路（今延安中路）916號，“豐記米號”于是正式開張。這家米店，既作為一個職業掩護的地方，又是地下市委的秘密聯絡機關，內部人員必須經過嚴格的選擇。張承宗與劉長勝認為米店的老板和經理，非張困齋莫屬。

張困齋是張承宗的胞弟，時年32歲，但已經是一個有9年黨齡的共產黨員了。張承宗深知弟弟性格堅強，嫉惡如仇。上世紀30年代，在抗日救亡運動歷次游行示威中，他擔任糾察隊長，總是沖在前頭，身先士卒，負責保護游行隊伍的安全，經常遭到反動軍警棍棒槍柄的毆打。他還參加過無錫梅村的江南抗日游擊隊伍，以后調回上海，繼續堅持地下斗爭。張承宗和劉長勝相繼回滬后，要建立一個市委秘密機關，就把張困齋調來擔任這項工作。后來原由劉長勝和張承宗先后領導的地下電臺，因為工作太忙，經上海局決定也由張困齋接替。當時，地下電臺由秦鴻鈞任報務員。秦鴻鈞是內戰時期農民暴動中參加中共的老同志，曾去蘇聯學過電訊技術。雖然張困齋還分別領導幾個特殊關系，包括解放區派出來的一個銀行負責人、業余電臺的關系等，工作特別繁重，但由于地下電臺絕對秘密，擔負與中央及華中局通報、收報、發報，都要同上海市委和上海局直接聯系，所有的工作人員，必須絕對可靠，所以選派張困齋擔任此職，負責對秦鴻鈞電臺（以下簡稱秦臺）的領導。

米店其他工作人員，也經上海局和上海市委的嚴格審查。擔任米店跑街的趙茅興，也是抗戰初期的老黨員，在法商電車公司和永安公司當過售票員和職員，又在解放區長期做過黨的政治交通，忠實可靠。米店的老師傅要做勤務工，要背米、送米、推老虎車（一種送貨用的鐵輪手推車），就選擇了劉志榮。

圖 | 1993年，浦作、劉志榮、張承宗、趙茅興（左起）重訪豐記米號

劉志榮原是紗廠雜務工人，上世紀30年代初，因參加反帝運動被捕入獄，坐了幾年牢，抗戰后才出獄，是經過長期考驗的老黨員。米店里的這三個主要人物，雖然各自經歷不同，但是服從黨的分配，不計較個人地位，組織性紀律性都很強。此外，還有一個名叫王春生的營業員，他是群眾，但是個經營米業的老行當。在店里另有當短期學徒的，前后有兩人，一個叫劉衍源，一個叫周昌其，他們雖然不是黨員，但經過黨的教育和黨員的言教身傳，思想上受到一定的影響。

“豐記米號”對面是中統特務機關

米店開張后，張承宗與劉長勝就經常在此碰頭，張承宗和學委系統的負責人吳學謙、李琦濤、浦作、劉長勝夫人鄭玉顏也都在此聯絡。米店的生意還不錯，特別是張困齋和周圍的群眾關系很好。米店左邊有一家文具店，右邊有一家油醬店，張困齋和兩家店里的老板都交上了朋友。但是到1947年上半年，環境變得復雜起來。米店對面的一幢房子里，原來是國民黨26軍的辦事機構，這時卻換了個中統特務機構搬了進來，他們的大門開在亞爾培路（今陜西南路）2號。

中統特務機關開在“豐記米號”對面，令張承宗他們始料不及。但是最危險的地方，也是最安全的地方。盡管他們處在虎口之下，可是張承宗和劉長勝、吳學謙、李琦濤、浦作等人并不退卻，他們照樣進進出出，不過，他們還是特別提高了警惕，能少去則盡量少去，以避免不必要的犧牲。

在這段時間里，工作最辛苦、事情最繁重的要算張困齋了。劉志榮回憶當時情景說過：

張困齋同志在劉長勝、張承宗同志直接領導下工作，既負責機關工作，又照顧米店的日常業務。此外，他還直接領導黨的機要工作——秘密電臺。還有許多我所不知道的任務，忙得張困齋日夜奔波。不久，趙茅興同志因另有任務調離米店，張困齋又少了一個得力助手，當然就更忙了?？墒撬遣恢＞?、奮不顧身的革命精神，和他的機智頑強的斗爭藝術，把這千鈞重擔承當了下來，出色地完成各項任務。（劉志榮《難忘的“豐記米號”》，載《浦江忠魂——張承宗紀念文集》內部刊印，第89頁）

發現對面住進了中統特務，張承宗不僅繼續關心米店的工作，還把自己的大兒子張亞圣送到店里“幫忙”。

張亞圣由張困齋帶到米店，交給劉志榮說：“這孩子跟你學，你教教他?！睆拇?，每逢寒暑假，劉志榮就帶著亞圣拉車背米，有時在烈日下，有時在寒風里，他們一起推老虎車，一斗左右的米袋就由亞圣送進住戶，一石米的大麻袋就由亞圣幫劉志榮上肩扛著送到客戶家。晚上他倆睡一張床，幾年中始終如此。張困齋常常教育亞圣既要學文化知識，又要勞動鍛煉，從小培養堅強不屈的革命戰士性格。劉志榮發現張困齋對亞圣像對自己的兒子一樣，非常喜歡。后來張承宗的母親告訴他：寧波張家有一個規矩，二房若沒有孩子，就由長房的長子過繼給二房。困齋結婚后夫人早已去世，有人給他介紹女朋友，他說現在不忙結婚，等革命勝利了再說。亞圣于是就成了張困齋的兒子，困齋犧牲后，也就自然成了烈士子女。

不過，張亞圣經歷的不僅僅是“烈日暴曬”“寒風刺骨”的鍛煉，還參與了地下斗爭的實際工作，乃至經歷了一場生與死的考驗。

一個十五六歲的孩子，還真的積累了一些對敵斗爭的經驗，他曾回憶：張承宗、張困齋身負重要任務，平時有些出頭露面有危險性的事，就叫我去辦。例如到蘇俄僑民辦的書店去買報刊資料、進步書籍等，由我去買。書店門口，馬路對面有可疑人物盯梢的，困齋叔叔曾教我多種甩掉“盯梢尾巴”的辦法。此外，住在楊樹浦路525號品芳食品店的是地下黨警委機關，邵健、劉峰等同志住在樓上。父親到了米店，叫我把一袋米（約一斗）送到警委去。到了那邊，他們把米倒在報紙上，找出比米粒大一點的紙團，然后由姜敏、苗雁群等人領我到樓下，給我吃新出爐的糕點，香極了。不一會，邵健把一袋米交給我依然背回，當然里面有紙團送給張承宗的。（張亞圣《父親張承宗革命的一生》，載《浦江忠魂——張承宗紀念文集》內部刊印，第267頁）

1949年3月19日下午，張亞圣像往常一樣，將父親給他的一個紙團放在褲腰旁的表袋里，去“豐記米號”交給張困齋，因未見叔叔，張承宗要他第二天去乍浦路123號家里找叔叔，他后來回憶：

20日一早，我走進困齋叔叔家，未見異常。開門進去，只見五六個國民黨特務坐在里面，也沒注意我這小個子，我正在進退兩難時，祖母在樓上叫我上去，并對特務說，這是鄉下遠房親戚娘家派小孩來看望我阿婆的，說著話也不等特務反應過來，邊推邊說：孩子，你回到鄉下告訴媽媽，說我阿婆身體蠻好，把我推出了門。這時我看見小姑張玫卿、三叔張邦本都被特務軟禁著，兩位親人給我眼色叫我快走。我出了門經天潼路走到四川路橋堍一家食品店里，取出表袋里父親的一個小紙團，往嘴里一塞吃下肚里，乘上1路電車，再換乘了幾次車輛，約4個小時，確信身后無人，就回到了愚園路家中。（同上，第269頁）

少年張亞圣從國民黨眼皮底下逃過了一劫！

收到密報：地下電臺被破獲

再說張承宗在20日早晨，就得到“警委”轉來的緊急情報：前夜打浦橋新新里，破獲中共電臺，共黨分子企圖從屋頂逃跑未成，即被捉獲。真是晴天霹靂！這個地址不正是秦臺所在地嗎？秦臺肯定遭到破獲了。差不多同時，劉志榮設法告訴張承宗：不要回家去，困齋出事了！

秦臺的出事，帶有一定的偶發性。1948年8月，擔任與中共中央秘密通報工作的李白電臺遭到破壞，李白被捕。雖然李白電臺不屬于地方黨的系統，但不能不影響到秦臺的工作。上海局和上海市委決定秦臺暫時停止發報，只收不發。一面研究如何改進電臺的安全措施，一面又另擇地點準備建立一個預備電臺，或者新臺。張承宗和劉長勝隨即選擇了新臺的地址，配備了一套電臺和工作人員，派朱志良加強對譯員的領導，又指定了一位業余電臺的同志作技術指導；對聯絡、交通等方面的安全措施也作了相應的規定。但是，人民解放戰爭的勝利發展確實是來得太快了，上海局和上海市委必須和中央保持電訊聯系以便及時向中央請示匯報并接受指示，而預備電臺的建立尚未正式通報，秦臺遷址又一時不能實現。此時此刻，秦鴻鈞心里十分著急，于是向張困齋請示，建議領導批準及早恢復與中央通報，以利工作。張承宗和劉長勝考慮到李白電臺已被破壞，秦臺的任務就更加繁重艱巨，經研究同意，檢查了各種準備工作，就恢復了通報。為安全起見，盡可能少發、不發，以防敵人偵察。但由于臨近解放，收發報還是有所增加。

1949年3月17日深夜，國民黨特務使用儀器測定，包圍了打浦橋新新里秦臺，逮捕了秦鴻鈞。19日下午，張困齋按約定時間前往秦家聯絡，被守候在那里的特務抓獲。秦鴻鈞、張困齋兩人在獄中受盡酷刑和折磨，但始終堅貞不屈，嚴守黨的機密。4月20日張困齋致函母親，告知：“別無他事請放心?！焙鈭蟾纥h組織，我什么沒有說，請黨組織放心。這封信，竟成為烈士絕筆。

圖 | 張困齋寫給母親的絕筆信

秦鴻鈞、張困齋先后被捕后，地下黨組織通過各種社會關系，設法營救。與秦鴻鈞、張困齋有聯系的黨組織及黨員都得到了通知，進行了一定的安全防范措施，并啟用了預備電臺。

也就在此時，中共中央華東局電告劉長勝、張承宗，為安全起見，可撤退到解放區。在這緊要關頭，劉長勝、張承宗決定不顧個人安危，堅持留下來指揮這場最后的決戰，以迎接大上海的解放。

明智抉擇“不劫法場”，迎接上海解放

1949年5月上旬，張承宗接到情報，說國民黨警備司令部要在浦東槍殺一批人，其中就有張困齋和秦鴻鈞。警委的幾位同志是與張困齋同生死共患難的戰友，要求市委批準他們去浦東劫法場，搶回自己的戰友。這無疑給張承宗這位市委書記出了一道難題，張承宗該怎樣解答？張亞圣對此有過一番描述，大意是這樣的：討論已過深夜，張承宗望著窗外，心中激起了層層波濤，思緒萬千：天快要亮了，上海馬上就要解放了，自己的親手足，一起在“五卅”慘案中立志參加革命的，偏偏在這個時候落到敵人手里；而秦鴻鈞這位老黨員，為黨的秘密電臺工作默默無聞、隱姓埋名一輩子。本來一直是劉長勝親自領導秦臺的，后來交給張承宗負責，因為市委工作太忙，就交給了張困齋聯系。“困齋不就是替我犧牲的？”把他們救出鬼門關，于情于理無可厚非！但是，迎接解放，警委的任務十分艱巨，上海警察系統就有5萬支槍，警察局工事堅固，宜守不宜攻，地下黨已有黨員和積極分子對迎接解放作了部署，一旦劫法場暴露了身份，直接影響上海解放。加上中央來電，列了一批國內外知名人士，其中有宋慶齡等新中國成立時都是要擔任政府要職的名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