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16世紀的西班牙和美國之外，我想不出還有哪兩個文明能像中國和歐洲那樣，在相隔那么長的一段時間里各自發展。這種獨立異于常態。所以，讓我們感到驚奇的是，歐洲人和中國人做到相互理解并不算太難。為什么會是這樣？要闡明這一點，我們應稍作回顧，了解一下兩個文明的歷史起源。

西歐和美國在精神生活上幾乎同源。我追溯到了三個源頭：（1）希臘文化；（2）猶太宗教倫理；（3）現代科學發展的結果——現代工業化大生產。我們可以把柏拉圖、《舊約》和伽利略作為這三種元素的代表。這三種元素獨立發展，持續至今。從希臘人那里，我們得到了文學藝術、哲學數學，還有我們社會觀念中更為文雅的那一部分。從猶太人那里，我們得到了狂熱的信念，這種信念很像是一種“信仰”；除此之外，我們還得到了道德熱情，知道了罪孽這一觀念；我們還得到了宗教排斥不容的，以及部分民族主義的觀點。從應用于工業化大生產的科學中，我們得到了權力，嘗到了有權力之后是什么滋味，而且還相信我們自己就是神，理所應當有權力為不能享受科學之利的種族裁決生死；我們還得到了經驗主義方法，并運用這種方法，獲得了幾乎所有的實際知識。我認為，以上三種元素能夠解釋我們有的大部分心態觀念。

這三種元素中，除了希臘間接影響過中國的繪畫、雕塑、音樂之外，其余沒有在中國發展中扮演過什么明顯的角色。中國在歷史之初，就締造了大河流域帝國。埃及和巴比倫也是這樣的帝國，影響到了希臘人和猶太人，創造了西方文明之源。西方文明根植于尼羅河、幼發拉底河和底格里斯河沖積平原上的沃土。同樣,黃河也為中華文明開篇創造了可能。到了孔子時代，中華帝國仍然據守在黃河流域，沒有向南北兩方延伸。不過，雖然中西文明在外在條件和經濟環境方面有相似之處，但中國人和埃及人、巴比倫人在精神面貌上幾乎沒有共同點。生活在公元前6世紀的老子和孔子已經具備我們眼中現代中國人的典型特征。凡事愛從經濟方面看問題、找原因的人會發現，用經濟因素解釋不通為什么古代中國人和古埃及人、古巴比倫人不一樣。我自己也找不出另一套理論學說。但就目前來看，我認為不能完全按科學去解釋國民品格異同。氣候和經濟條件能解釋部分原因，但也不能概括全部。也許，國民品格很大一部分要看在文明形成時期，發揮主導作用的個人有什么樣的品格。這些人有摩西、穆罕默德、孔子等。

已知中國最早的圣人是道家創始人老子。“老子”并非真名，意為“年老有智之人”。傳說老子跟孔子是同時代人，較孔子年長。在我看來，老子的哲學思想遠比孔子的學說有意趣。老子認為，每個人、每個動物、每件事物各守其道。我們自己也該順應道，并鼓勵別人這樣做。“道”的意思是“道路”，但帶有神秘色彩，類似于《圣經·約翰福音》中的“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我認為，老子的看法是，人因背“道”而死。如果我們都能體任自然，返樸歸真，我們應該能長生不死，就像天上的星辰。到了后世，道家學說退變成了求神成仙的方術，汲汲以求長生不老仙藥。但我認為逃避死亡的愿望從一開始就是道家哲學思想的一部分。

老子的書，毋寧說被認為是老子寫的書，非常簡短，但他的思想得到了弟子莊子的闡發。莊子比他的老師還有趣。兩人都倡導自由這一哲學思想。他們都思考了政事之惡，以及種種背離自然之舉。與“古之真人”的恬靜泰然相對比，他們抨擊現代生活匆忙慌亂。道家學說有神秘主義意味，體現在，盡管天下萬物林林總總，但“道”在某種意義上歸一。因此，如果萬物能循道而生，這個世界就不會有紛爭。兩位圣人富于幽默感，內斂謙和。這其實已經體現了中國人的特點。“幽默感”從莊子對伯樂“善治馬”的敘述中可見一斑。伯樂治馬之法是：“饑之，渴之，馳之，驟之，整之，齊之，前有橛飾之患，而后有鞭策之威，而馬之死者已過半矣。”“內斂謙和”可與西方神秘主義者對比中顯現出來。這兩個特點也可以從中國文學藝術中看出來，從今日中國飽學而又有修養之人的談話中聽出來。中國各階層都喜歡笑，言語中隨處有玩笑。飽學之士不露聲色巧妙幽默，歐洲人一般看不出來，更添中國人之樂。中國人習于謙和，脫俗不凡。

有一天，我在北京跟一個中年男子見面。他告訴我他對政治學很感興趣，希望了解這方面的學術理論。因為初來乍到，對中國人不了解，我就按字面意思理解他這句話，沒往深處去想。后來我才知道他曾任一省之長，為政多年，政績卓著，為人稱道。在中國詩歌里，激烈情感明顯難以找見，這也是謙和特點的體現。在中國人眼中，有智之人應該時刻保持鎮靜泰然的風范。雖然中國人有時也揮灑激情（實際上中國人是非常容易動感情的），但不愿表露在藝術中。因為他們認為沖動不含蓄為藝術所忌。西方浪漫主義運動興起，西方人推崇激烈悍勇。但據我所知，中國文學不愿表達這樣的情愫。中國古樂不乏優美動聽之聲。這種音樂少有噪動喧囂，讓人只愿洗耳聆聽，不理一事。在藝術中，中國人意在精妙雅致；在生活中，志于以理服人。剽悍勇在其中浸淫日久，剛接觸中國文化很難識見中國人的志向意趣，但漸漸就能看出他們生活的美感與尊嚴所在。所以，外國人在中國生活愈久，愛之愈深。

雖然信奉道家思想的人以方術為營生，無意理治，但完全遭到儒生排斥。我必須承認，我理解不了孔子好在哪里。他的著作溺于禮儀細枝末節，執意教人待人接物，應對各種場合。當然，如果把他與身處別的時代為其他種族推廣傳統宗教的人作對比，我們不得不承認孔子功績甚偉。即便這些功績多數是負面的，我們也不能輕易否定。孔子所建體系經過多位弟子闡發，純粹關注倫理道德，不含宗教教義教理。他的學說沒有培植強大神權，也沒有引發迫害事件。可以肯定的是，在儒家思想影響下，整個中華民族知禮懂禮。而且，中國人的這種禮并不僅僅沿習古風舊俗，也完全適用于沒有先例可循的場合情景。此外，不只一個階層習禮，連卑賤寒微的苦力也懂禮。所以，看到中國人不愿以粗魯回敬粗魯，帶著十分端重對待白人的兇殘暴戾、傲慢無禮時，我們不禁汗顏羞慚。歐洲人常把中國人的這種態度看作示弱的表現。但其實這種態度是一種真正的力量。中國人一直憑著這種力量征服了所有征服自己的人。

中華傳統文化中只有一個重要元素來自異域外邦，那就是佛教。公元紀年之初，佛教由印度傳入中國，在中國宗教中占猛為人不齒，肆意表露激烈情感也難為賞識。相比之下，西方人生活注重宣示表露，有一席之地。我們西方人從猶太人那里承襲了排斥異教的觀念，以為一個人信了一種宗教，就不能再信別種。而且，正統的基督教和伊斯蘭教有嚴密的框架體系，讓人難以同時接受兩套教義。但中國不存在這種互斥排異的情況。一個人既可以是佛教徒，同時也可修習儒學。原因很簡單，佛教和儒學互不排斥。日本也一樣，很多人既信奉佛教，也信仰神道教。不過，佛教和儒學氣秉不同。即便是同時篤信佛教和儒家的人也對兩派分有輕重，有人重儒，有人喜佛。理解了“宗教”這個詞，就可以理解佛教。其教義帶有神秘色彩，注重救贖、來世。佛教向世界傳遞的信息是，佛教能治愈灰心絕望，而那些沒有宗教信仰的人卻認為本應該對世路灰心絕望。佛教認為，悲觀消極是人之本能，唯有信仰佛法才能擺脫這種情緒。儒學完全沒有這種觀念。儒家認為，從根本上來說，人與世界相和。人們只需得到教導，知道如何去生，無須鼓舞即欲求生。儒家的道德觀念不以任何一種形而上思想或宗教教義為基礎，僅僅關注俗世日常。在中國，這兩種思想共生共存。那些善于思考、愿以宗教求悟的人禮佛弘法，而那些投身政事者修習儒學心有愉悅。儒學一直都是官學。科舉考試考的就是儒學。結果是，幾百年來，中國政治掌握在那些懷疑文學功用的人手中。他們所在的管理機構缺乏活力，不具備革故鼎新、一掃陳弊的肅殺之氣，而這些是西方國家要求自己的君王應該具備的特質。實際上，執掌中國政壇的人嚴格遵照莊子的學說箴言。結果導致三點：第一，除非內戰爆發、生活凄慘，中國人一直處于安樂狀態；第二，屬地享有自治權；第三，外邦不必害怕中國，不用忌憚中國稠人廣眾、資源豐富。

對比中華文明和歐洲文明，我們會發現，希臘有的很多東西，中國也有，但西方文明三元素的另外兩個——猶太教和科學，中國沒有。實際上，中國完全沒有宗教，不僅社會上層不信教，整個人口都不信。中國有一套清晰明確的倫理準則，但這種準則既不嚴苛，也不迫害人，而且不包含“罪孽”這一觀念。在晚近受歐洲影響之前，中國一直沒有西方所謂的科學，不注重發展工業。

這一古文明與西方接觸之后，會產生什么樣的結果？我想的不是政治或經濟結果，而是對中國人思想觀念的影響。要把這兩種問題剝離開來并不容易，因為中西文化接觸少不了政治經濟方面的接觸。但我還是想把文化問題摘出來，單獨談一談。

中國人對西學求知若渴。師從西人，不僅是為了壯大國力，抵抗西方入侵，更因為很多人本身就好學愛學。中國人素以學問為重。但在過去，他們只學古文典籍。現在，中國人普遍意識到西學用處更大。每年都有很多中國學生去歐洲大學學習，去美國的更多，為的是學習科學、法律、經濟學、政治學。這些人學成歸國后，多數任教、入仕、執筆新聞報章，迅速讓中國人尤其是有識之士具備了現代思維。

中國傳統文化一度倒退，不求進取，創造出的藝術文學沒有多大價值。我認為，這不是因為人種墮落，而僅僅是因為沒有新材可取。西學剛好提供了中國所需的刺激。中國學子聰慧穎悟，才思敏捷。中國高等教育缺資金，少圖書館，但完全不缺最優秀的人文材料。雖然中華文明缺失科學這一項，但從未仇視科學，所以科學知識在中國傳播過程中沒有碰到教會在歐洲遇見過的多種障礙。我絕不懷疑，如果中國政治穩定、資金充裕，將在未來30年間取得卓越科學成就。中國很可能會超過西方。因為中國人對科學知識懷著一腔新熱望，有壯懷才情造就一輪復興。實際上，少年中國在學習上的熱情總讓人想起15世紀意大利的復興精神。

中國人和日本人有一點區別很大。那就是，中國人想從西方學的不是富國強軍那些東西，而是具有倫理和社會價值的東西，或者說是純粹的智識。他們并沒有對西方文明不加批判、照單全收。一些中國人告訴我，1914年前，他們批判意識不強，但第一次世界大戰讓他們覺得西方生活方式肯定有一些不盡完善之處。但中國人向西方尋求智慧的慣性依然非常大。有一些年輕人認為布爾什維克主義就是他們想找的東西。這種希望肯定會變成失望。用不了多久，他們就會意識到，他們必須綜合各種資源手段，找出自我救贖方案。日本人學了西方人的缺陷，還保留著他們自己的缺陷。但我們可以抱這樣的希望：中國會反向而選，保住自己的優點，同時吸收西方的優點。

我認為，西方文明的典型優點是科學方法。中華文明的典型優點是中國人對人生目的有公正評判。把這兩點逐漸綜合到一處必為眾人之所望。

老子認為，道的運行是“生而不有，為而不恃，長而不宰”。我認為西方人必須像中國人那樣，對這句話深思玩味，從中體會到人生目的所在。而且我們必須承認，中國人的人生目的跟多數白人為自己設計的目標迥然不同。“有”“恃”“宰”既是白人國家也是白人個體汲汲以求的目標，還讓尼采立為哲學，而尼采的弟子不只德國有。

但有人會說，你一直是在拿西方實踐同中國理論作比較，但如果比較一下西方理論和中國實踐，就會發現結果很不一樣。這話當然說得很有道理。老子想讓我們擯棄的三種東西之一是“有”。一般中國人當然很重“有”。中國人就整體而言，很貪戀金錢。這種風氣可能不如法國人強烈，但肯定要比英國人或美國人濃厚。中國政治腐敗，中國權貴攫取金錢的手段令人不齒。這一切都不可否認。

但就另兩種惡“恃”和“宰”而言，我注意到中國實踐肯定要比我們西方高明。與白人相比，中國人欺凌其他民族的欲望要小得多。正是這種“德”，以及腐敗之“惡”導致中國成為世界弱國，而不是人們經常認為的中國就是因為腐敗才衰落。如果說世界上有哪個國家“驕傲到不屑打仗”，那這個國家非中國莫屬。中國人天然有這樣一種態度——寬容，友善，恭敬有禮，希望別人也報之以禮。如果中國人愿意，中國會是全世界最強大的國家。但他們只求自由，不愿主宰。其他國家可能會強迫他們為自由而戰，這也不是沒有可能。如果是這樣的話，中國人就會失去美德，養出稱帝的胃口。不過，就目前來看，雖然中國人實行皇家世代傳承之制已有兩千年，但他們對帝國沒有戀念。

雖然中國戰亂頻仍，但中國人天然有這樣一種觀念——思和慕靜。我不知道還有哪個國家會出這么一個詩人，把一個逃兵當作英雄去歌頌。比如，阿瑟·韋利所譯白居易的《新豐折臂翁》。中國人思和慕靜之觀念源于兩個方面：第一，他們善于思考體悟；第二，他們無為靜觀，無意改變眼中所見。從中國畫里就可以看出來，中國人從觀察萬物各異情狀中得到愉悅，不愿先入為主設定圖景，再縮減萬物配圖入景。他們沒有西方人視為第一要務的進步理想。當然，即便對西方人來說，進步也是現代才有的理想，是科學和工業化大生產的組成部分。今天學識深厚、思想保守的中國人說話措辭的方式跟他們古之圣人筆下寫的一樣。如果有人指給他們看，某個方面進步甚微，他們會說：“卓爾不凡有之，緣何求諸于進步？”歐洲人最開始聽到這樣的觀點，會覺得說這種話的人傲慢怠惰，但久而久之，智慧漸增，我們開始會想，我們西方人所稱的進步在很大程度上只是躁動不安的變化，根本不能讓我們接近理想目標。

對比一下中國人在西方找到了什么和西方在中國找到了什么，深有意趣。中國人在西方找到了知識，希望知識是通向智慧的大門，但我怕這種希望一般都會落空。白人來中國有三種動機——打仗、掙錢、傳教。最后一種動機帶有理想主義的優點，啟迪成全了很多英雄事跡。但士兵、商人、傳教士關注點都差不多，都是要在全世界打上西方文明印記。從一定意義上來講，他們這三種人都愛尋釁滋事。中國人無意讓西方人修習儒學。他們認為，“教有多宗，理出一端。”懷著這種觀點的中國人樂于看我們自行其是。他們善商賈，但買賣之道與在華歐洲商人迥然相異。后者不斷地謀租界，求壟斷，筑鐵路，開礦山，汲汲營營用堅船利炮變現權利要求。中國人本不善帶兵出戰。因為，他們知道，別人要他們打的那一戰不值得一戰。不過，這只是他們善于以理服人之特質的一個明證。

我認為，中國人善于包容接納，遠非拘泥本土經驗的歐洲人所能想象。我們西方人自以為包容接納，只是因為我們比我們的先人做得要好。但我們仍然在實施政治與社會迫害。而且，我們執意認為，我們的文明和生活方式遠勝他人。所以，在遇到中國人的時候，我們自信地認定，能讓他們像我們是至善。我認為這是大錯特錯。在我眼中，一般中國人就算到了窮困潦倒的地步，也還是比一般英國人過得幸福快樂。原因就在于，在思想觀念上，中華民族比我們這個民族更仁厚，更文雅。躁動不安、好勇斗狠不僅產生了各種顯而易見的惡果，還讓我們不知道滿足，喪失了因美而悅的能力，幾乎不再具備善思考、勤體悟的美德。就這方面而言，我們在過去百年間退化得相當厲害。我不否認中國人在其他方向上走過了頭，但正是基于這一原因，我認為中西接觸可能會對雙方都有益處。中國人可以從我們這里學到最基本的效率觀念，這對實際生產生活必不可少。我們可以從他們那里學到善思善悟的智慧——正是這種智慧讓他們血脈相承，綿延不絕，而其他古國早已消失得無影無蹤。

我來中國是為了講學。但在這里的每一天，我想的比較少的是，我要跟中國人講什么；想的比較多的是，我能從中國人身上學到什么。在久居中國的歐洲人那里，我發現這種態度并不少見。但從短暫駐留，或者僅僅是來這里賺錢的歐洲人那里，我發現這種態度非常罕見，令人感到悲哀。在后一種人眼里，中國人在西方看重的東西——軍事實力和工廠企業上并不精擅。所以他們不認為要跟中國人少講多學。但那些看重智慧、美感，或者僅僅是簡單樸素生之愉悅的人，會發現這些東西在中國比較多，在心神不定、動蕩混亂的西方比較少。有了這番發現之后，這些人愿意生活在看重上述東西的地方。我愿，我能懷抱這樣的希望，中國人在學到我們的科學知識后，能給我們一些回報——他們能讓我們學學他們的包容接納，寬宏大度，善思善悟，恬淡平和。

（本文摘自伯特蘭·羅素著《中國問題》，田瑞雪譯，中國畫報出版社，2019年9月。澎湃新聞經授權發布，現標題為編者所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