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1年12月13日，柏林正在焦急地等待北京的答復。急盼再三，中國貿促會展覽部負責人張復生的回答終于到了：“我很高興收到您的來信并向您表示感謝。現在我要通知您，我們將不會參加1962年的萊比錫春季萊展會。請接受我誠摯的敬意。”這樣的答復讓德方大失所望，只能請剛剛到任的東德駐華大使約瑟夫·黑根去找中方商談，盡最后的努力。東德人何以如此看重1962年的這場萊展？又為什么這么在乎中國的參與呢？

說服中國參加1962年萊展的重要性

萊比錫展會的歷史十分悠久，是世界“眾展覽會之母”，對東德而言它等于一場每年都舉行的奧林匹克運動會。在中世紀的歐洲大陸，東西方向上，有一條從巴黎開始，經法蘭克福、艾爾福特，再經波蘭直抵烏克蘭的“國王大道”；南北方向上，有一條從德意志北部開始，穿過紐倫堡，終到意大利的“皇帝大道”，萊比錫就位于這兩條大道的交叉點上。從12世紀起，萊比錫就出現了大型地方性集市，并逐漸演變為歐洲大宗貿易中心。從18世紀末開始，萊比錫集市成了西歐與東歐（特別是波蘭、俄羅斯）之間的貿易樞紐，繼而又在下一個世紀由商品市場轉變成了展覽市場：買賣雙方在萊比錫憑樣品就能訂立合同，然后由近代的交通工具保證交貨的迅速性和供應的經常性。

基于這種近800年歷史的傳統，戰后萊展的恢復速度驚人。蘇聯紅軍在1945年7月即把相關場地交還給了市政當局，當年10月就恢復了當地商品的展覽。1946年3月8日至12日，舉行了戰后的首次萊展，吸引了不少西歐廠商參加。東德成立前后，擁有歷史傳統且能吸引眾多資本主義國家商人的萊展，成為德國統一社會黨（在東德長期執政的社會主義政黨）極為看重的一個政治和外交舞臺。蘇聯對萊展也大力扶持，1950年的春季萊展是其首次在國外大規模展出自己的工業產品，猶如為1949年10月剛剛成立的東德送上一份大禮。此后，萊展就成為了社會主義陣營展示自身以及溝通東西方關系的重要舞臺。

幾乎與東德同時成立的中華人民共和國也收到了參加1950年春季萊展的邀請，只是因為國內戰事未熄、百廢待興而未能赴會。1951年3月，新中國首次參展便備受矚目，累計參觀人數達40多萬，“擁擠的時候，要從樓下走上去，二十余級的樓梯需時七分鐘”。中方的展覽是按周恩來關于展品要能表現出中國“地大物博、富麗堂皇”的指示組織和布置的，主旨是“表現我國在解放后取得的輝煌進步”。圖片部分以介紹中國的整體經濟情況、建設情況、抗美援朝運動為主，實物部分以大豆、絲綢、茶葉等土特產為主，同時也展出少量特色工業產品（如滾珠）。1952年9月再次參展時，中國展區的面積擴大了三倍多，獨占一館，“為僅次于蘇聯的獨立的綜合展覽館”。

對東德政府而言，中國參加萊展更重要的意義在于體現了中國這樣的大國對東德的政治支持。在1953年6月發生了靠駐德蘇軍出動才敉平的“六一七”事件之后，整個東德人心不穩，大批民眾逃往西德。在此困難時刻，中國政府很愿意展現自己的團結精神。在1953年的秋季萊展上，中國派出高規格的政府代表團，攜帶了超過往屆的商品和圖書，并讓駐德大使姬鵬飛以官方身份前去參觀。這樣的安排是“對德國政府予以政治支持，影響很大”，“德官方對此表示滿意”。展覽會結束后，中國駐東德大使館總結了參加萊展的三大意義，即“對德國人民的政治支持”“擴大東西貿易”“交流和觀摩技術”，進而提出：“如國內無有大困難，我國仍以每年參加萊比錫博覽會為好。”在此后數年里，中國人果然每年必到——直到1962年。

1953年中國參展

1961年秋，東德政府再次面臨巨大的國內外壓力，十分希望得到中國的外交支持。這是因為1958年底赫魯曉夫向美、英等國發出最后通牒式的聲明，要求西方軍隊在六個月內撤出西柏林，使柏林成為一個“自由的和非軍事化的”城市，由此引發“第二次柏林危機”。1960年9月至12月，西德暫時廢止了與東德的貿易協定，使后者本已陷入困境的經濟狀況雪上加霜。

1961年11月正在修建的柏林墻

而經濟困難最嚴重的后果之一，是西德“能夠順利地從德意志民主共和國誘騙勞動力”（這是東德領導人寫給毛澤東的話）。1959年，有14.3萬人逃往西德；1960年，有近20萬人；到了1961年，僅4月一個月就有3萬人。面對這種局面，東德政府在赫魯曉夫支持下，于1961年8月13日開始修建“反法西斯防衛墻”——即人們今天所稱的“柏林墻”。柏林墻的修建固然暫時中止了“人口流失”，但也使東德國際上陷入空前孤立。很快，北大西洋公約組織號召北約國家集體抵制1962年的萊展。所以，東德政府非常盼望在1962春季開幕的萊展上獲得社會主義國家的支持。盡管東德所面臨的困局與1953年相似，但中國的態度卻大有不同：這次我們不來了。

作為社會主義大國的中國與西方國家同時缺席萊展會產生怎樣的國際觀感？東德政府開始有些著急了，其駐華大使館商務處使盡渾身解數來為1962年萊展作宣傳：在使館雜志上寫文章、登廣告，給中國媒體寄送材料，還在大使館專門為此舉辦了電影雞尾酒會。但這些舉措并未讓中方改變態度。

這時德方（本文中“德方”皆指東德）開始反思是哪里出了問題。比如：是不是在前一年的展覽面積問題上得罪了中方？前一年，中國同樣是在德方的多次勸說之下同意參加1961年春季萊展，而且德方也多次承諾將在第五展廳為中國保留3514平方米的展覽面積，但最后實際交付給中方的僅有1675平方米。于是，在得知中國不參加1962年春季萊展的決定后，東德的萊展辦公室一方面鄭重許諾可以將整個五號展廳（3700平方米）都留給中國，并且聲明將免除多年來一直由中方支付的場地布置費用；另一方面主動對去年削減中方展覽面積表示遺憾。然而，中方工作人員卻告訴他們：“不要再提削減展覽面積的事，那事情早就過去了。”幾天后，德方就得到了本文開頭寫到的最終答復。

1961年中國在德方反復勸說下參加萊展

是經濟原因還是政治原因？

1962年1月3日，黑根拜會中國外交部副部長曾涌泉，聲稱中方決定不參加1962年萊展讓德方很意外，在政治上對德方很不利，因為北約國家正在抵制萊展。曾涌泉對中國不參展的原因作了解釋：“過去三年發生了嚴重的自然災害……我們沒有足夠的外匯去參加萊展，因此不能再派團參展。”他還說，其實1961年的萊展中方也是克服了巨大的困難才參加的，而且中方對敵友分得很清楚，我們不去，跟北約的抵制完全不是一回事，中國現在確有困難，“人不能落井下石”。

然而，中方所說的經濟原因，并不能讓德方信服。東德駐蘇聯大使施耐德的話最能代表德方的思路：如果經濟上有困難，“中國最起碼也應該象征性地參展”，即像1951年參展時那樣多帶圖片，少帶實物。那一年，連山河殘破的朝鮮都派代表團來了，看重的就是政治意義。中國只要能來就好，以免造成中國跟北約國家一起拒絕參展的國際觀感。

在德方看來，經濟困難不僅解釋不了為什么不能象征性參展，而且解釋不了中國對越南等國正在進行的經濟援助。東德駐華大使館商務處的判斷是：“出于政治上的原因，中國現在對萊展已經沒有興趣，因為其政策越來越偏向于亞非拉國家。”

要說政治原因，就不提不提1960年6月之后已經無可掩飾的中蘇分裂。不過，雖說德國統一社會黨一直跟隨蘇共攻擊中共，但步調并不完全一致，東德政府也沒有像蘇聯那樣直接撤回援華專家。更何況，1960年11月莫斯科會議召開后蘇東國家與中國的關系在形式上已經有所緩和，因而簡單說“政治原因”過于籠統。

通過對雙方檔案的檢視可以發現，中蘇、中德之間具體影響到萊展的“政治分歧”，在于對“大躍進”，特別是對人民公社的評價。

以赫魯曉夫為代表的蘇共領導人一直對人民公社不以為然，而德國統一社會黨領導人的態度則有一個轉變的過程。東德領導人們一度“對人民公社的發展，懷抱著很大興趣”，以至于在公開講話時“幾乎是言必稱中國”。這是因為在1957年之后的趕超熱潮當中，他們也正在用政治動員的方式組織本國的農業集體化運動，希望通過組建“農業生產合作社”，讓農業向“工業化生產方式”過渡。當農業生產合作社遭到德國農民抵制時，東德領導人就想到向中國“取經”。

中國也想積極利用萊展這個平臺，“反映大躍進的情況和總路線的威力”。在東德官方媒體支持下，中方的宣傳起到了很好的效果。據1959年5月陪同彭德懷訪問東德的副官回憶：“那時，正當‘大躍進’狂熱的高潮，這樣那樣‘衛星’上天的報導正吹得天花亂墜的。東歐人相信了，以為我們的糧食肉類等真的堆不下了……”東德負責宣傳的領導人席爾德萬還在1959年署名出版《中國的大躍進》一書，以介紹“大躍進的秘密”。他認為，日新月異的“中國現象”將使西方國家的漢學家們“生氣地將他們早已發黃的手稿扔進廢紙簍里”。東德的這種態度，讓已經對蘇聯領導人心存芥蒂的毛澤東感到有文章可做。于是他要求《人民日報》刊載東德報刊對中共八屆八中全會和“三面紅旗”的正面報道，“以壯士氣，可以將蘇聯某些人的軍”。

然而，隨著蘇聯對“大躍進”的否定態度日趨明朗，東德自身的農業集體化實踐以失敗告終，以及逐漸了解到中國的“大躍進”也不成功，東德對“大躍進”和人民公社的態度來了一個180度大轉彎。在1960年6月的馬克勒貝格展覽會上，中方代表團團長稱東德的農業生產合作社聯相當于中國的高級社，實際上是通往人民公社的一個階段。這樣的表述讓已經轉變想法的德方極為不滿，其最高領導人烏布利希還專門作出批示：此事的要害在于“中國同志認為土地改革會經由農業生產合作社通向人民公社。對此，似有必要據實反擊”。

此后中方注意到了德方態度的變化，在宣傳時只講中國“大躍進”的“偉大勝利”，不談東德的合作社。但即便是這樣德方也受不了，比如在中國將于柏林舉辦慶祝新中國成立九周年的攝影展時，德方堅持要把展覽中關于人民公社的說明刪改到跟東德的“政治條件相適應”的程度。當中方不愿刪改時，烏布利希干脆就把此事拖了下來。

小展覽會上的這一系列摩擦勢必影響到萊展。中方代表團希望在萊展上大力宣傳“三面紅旗”，在承諾不干涉德方內政的前提下，不愿在宣傳人民公社一事上退讓。周恩來在回憶1961年萊展時，對來訪的東德領導人說：“我們本想不去參加萊比錫博覽會，你們一定要我們去，我們只好不展出農業。這種情況使我們很難處。”

到此，中國是出于政治原因而不參展的判斷看上去很有道理，細化到宣傳人民公社的問題后，我們似乎已經解決了本文的疑問。不過，中蘇分裂和東德態度的變化就是中國拒絕參加1962年萊展的全部原因嗎？如果是這樣，又如何解釋中國從1965年起全面恢復參加萊展的決定呢？

真相再探

首先，德方不相信中方拒絕參加萊展是因為外匯不夠，是因為其并不了解中國當時需要外匯去進口糧食的急迫程度，也不能充分理解參展并不能為中國帶來外匯。按常理講，一國外匯不足時，更需要參加大規模國際博覽會，以擴大國內產品的銷路，賺取外匯，但當時中國參加萊展反有巨大的消耗性。從1952年第二次參加萊展開始，中方每次都要攜帶大量商品在當地銷售。例如1952年就帶來“價值80余萬盧布的652種中國商品在德國國營零售公司出售”。售價之低，引得當地居民“常常在黎明時”就開始排隊，還因擁擠而“打破了玻璃與門窗”，導致“當局加派警察維持秩序”。在這種情況下，中方卻并未提升價格以求利潤最大化，以至當地見多識廣的德國人也對中國產品“質量之高，售價之廉表示驚異”。

由此可知，中方所提到的經濟原因并不是一種托詞。這樣參展方式很可能已經給中國的外貿部門造成了一定的負擔。早在“大躍進”的后果顯現出來之前，中方就已經不太想繼續參加萊展了。而且，中方出現困難的原因并非臨時性的外匯緊張，而是由于長期將外貿視為社會主義兄弟國家間的“互相幫助”而導致的結構性困難。當困難加劇時，中國不僅不愿再參加萊展，而且希望全面削減與東德的貿易，因為中國國內的消費需求尚無法滿足，而為了完成出口義務，中國又必須限制國內需求。事實上，中國為支援東德而在外貿中付出了巨大代價，萊展只是其中的一個縮影。到了1964年，當經濟情況有所好轉之后，中國才好在新的政治條件下恢復參加1965年的春季萊展。

其次，中國對東德不滿，也源自中方覺得東德“不珍惜”中國的“幫助”。1962年前后，中國如果覺得某事在政治上確有必要（比如援助越南、阿爾巴尼亞），則雖有經濟困難亦可努力去做。但要是中國覺得對方“不識抬舉”呢？早在1961年8月柏林墻開建之前，中國已經與東德在一系列外事活動中有些令中方很不滿的小摩擦。東德因柏林墻開建而在國際上陷入孤立時，中國政府決定顧全大局，還是派副總理賀龍去參加東德國慶以示支持。可是在這次訪問過程中卻出現了一些由誤解和巧合導致的矛盾，這樣的事情在雙方交好的日子里本來很容易化解，但在當時氣氛下，中國駐東德大使館認為德方“表面上對我尚友好，但骨子里是冷的”，結果賀龍提前回國以表示抗議。在等待賀龍代表團返京時，中國外交部蘇歐司副司長余湛怒氣沖沖地質問同在機場等候室中的東德大使黑根：“東德究竟想不想要我們的支持？”在中方看來，德方是一而再、再而三地以不友好的態度回應中方的友好舉動。中國拒不出席1962年春季萊展的最后決定，很可能與這一系列問題有關。

直到數年之后中蘇完全撕破臉，毛澤東又于1964年初提出了“豺狼當道，焉問狐貍”的策略，意在分化瓦解蘇聯與東歐國家：集中火力批評赫魯曉夫，而“對兄弟黨可以既往不咎”。這才有了中國在1964年改善與東歐各國（東德尤為重點之一）關系的種種努力，1965重新參加萊展可以看作是中國向東德釋放友好信號的具體措施。

再次，雙方都沒有真正注意到對方國內政治對此事的決定性意義。中方總認為東德是因為要追隨蘇聯，才不愿承認中國“大躍進”的“偉大勝利”。其實，即使沒有蘇聯方面的壓力，東德也不可能一直允許中國大張旗鼓地在本國宣傳人民公社。這主要是因為德國農民對農業集體化有很強的拒斥情緒，所以東德的集體化運動推行起來困難重重。不少農民對集體化的反應是一走了之——逃往西德，這本身已經是烏布利希等人十分頭疼的事情了。如果中國在這里宣傳說，農業生產合作社只是通往人民公社的一個階段，那就勢必令東德農民更加恐慌：他們可能將其視為一個受到官方默認的信號，以為自己這邊也要搞“一大二公”、“一平二調”，從而導致人心不穩，加劇外逃。

德方在思考中國拒絕參加1962年春季萊展一事時，總是從中國的外貿需求和外交戰略層面進行推演，很少從內政角度思考問題。中國政府決定是否參加1962年萊展的那段時間，正好是中國國內經濟政策發生巨大變化的時期，但這些在德方的分析中卻付之闕如。

最后，也是雙方都沒有提到的一點，是中國參加萊展時樹立國家形象的意圖。用1953年中國駐東德大使館報告中的話說，中國參加萊展“表現了世界和平民主力量之強大”——這句話隱含的意思是：因為一個強大的新中國誕生了，到來了，所以顯得社會主義陣營更加強盛。將中國的參展目的作如此闡釋，有以下三個證據：

一是中共中央領導人的明確指示。無論是周恩來關于要展現中國“地大物博、富麗堂皇”的批示，還是把“表現我國在解放后取得的輝煌進步”定為參展主旨，都指向了展現新中國良好形象的訴求。

二是對展品的安排。若依照大衛·李嘉圖的比較優勢理論，20世紀50年代中國主要應該出口絲綢、茶葉等農產品和礦產品，進口工業產品。但從1951年第一次參加萊展起，中國代表團就突出展示了滾珠和化學儀器，此后更是顯著增加了工業技術類產品的比例，其主要目的恐怕不是為了促進出口貿易，而是展現新中國的工業化成就。

三是中方觀察參加萊展效果的著眼點。不管是駐東德大使館寫給外交部的內部報告，還是《世界知識》公開刊載的報道，都非常注意突出西方人因萊展而對新中國“刮目相看”的反應。這些報告和報道經常用大量篇幅描繪西方人對新中國能生產如此多的機器表示詫異，用報道中的一個小標題來概括就是：“中國館震驚了西方”。尤其值得注意的是，這里的“西方人”并不限資本主義國家的人，而是包括了蘇東國家來賓在內的所有“外國人”。相反，對于商業信息，特別是展覽會上中方商務代表與西方廠商簽約的情況，相關報告、報道常常只是一筆帶過。

1962年中國沒有到場的春季萊展

至此，不妨略作小結：1962年之前中國參加萊展盈利性甚微，反而帶有巨大的消耗性。支撐這種消耗的動機，除了顯示對兄弟國家的政治支持之外，主要就是樹立國家形象的訴求。1961年底，中國既不滿意東德的數次冷遇和前兩年對中國參展報道的縮減，又在經濟上確有困難，即將調整方針，對外展示中國輝煌成就的動力也有所減弱，由此中國政府作出了不參加1962年春季萊展的決定。

（本文首刊于《中共黨史研究》2019年第6期，原題《中國未參加一九六二年萊比錫春季展覽會原因探析》，作者童欣為華東師范大學歷史學系、周邊國家研究院助理研究員。本文經作者改寫，原文注釋從略，現標題為編者所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