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的5月8日，劉澤華先生永遠離開了我們。從得知噩耗的那天，就想著應該寫點什么，表達哀思以示紀念。思緒混亂，完全沒有頭緒。跟先生交往的很多鏡頭從腦海中飛過，就是抓不住任何線索。

一轉眼，一年就過去了。

1979年，我考上南開大學歷史系。入學開始，就面臨兩個大課題，一是從鄉下到了城市，好多事不會做，比如怎么乘公共汽車。二是如何讀書學習，比如是跟隨老師的作業，還是自己到圖書館摸索。學歷史到底要干什么？當初報考，就因為歷史故事好玩，有文學性，顯然這不是歷史學的使命。那應該怎么辦？一頭霧水。從高中生變成大學生，自覺太幼稚，看著同班那些有社會閱歷的同學，內心很是茫然。

當時，正是劉澤華先生的傳奇時代，一入學，滿耳朵都是劉先生的傳奇故事。現在已經記不起來是誰說的，多半是高年級的同學。劉先生是老革命，是晉察冀根據地出身的革命者，出生入死，打過游擊。后來，很久以后才知道這是傳說，不是事實。又說，劉先生不僅根紅苗正，而且“有思想”。當初，說誰“有思想”，幾乎是最高級評價。曾經，劉先生在《南開學報》上發表一篇論文，說秦始皇也有問題，并不全是功績。結果得罪了“文革”中的當權派，那一期學報被勒令收回銷毀。“文革”之后，這篇文章被平反，《南開學報》重新刊登，并隆重地配上說明。這事是真的，當時還專門去找過這期學報拜讀。還有一種說法，說劉先生如今獲得國家高級領導的稱贊，凡是劉先生寫的文章，必須重點刊發。這也是傳說，沒有根據。大約是劉先生經常在有影響的刊物上發表論文，人們才如此附會。

傳說故事太多，但沒有機會見過先生，心里總在暗想，劉先生應該是怎樣的一個形象呢？想來想去，還是不脫老一套，有學問有思想的人，應該符合兩個標準，一是讀書多 ，二是很低調，低調的意思是不容易引起注意。有一天在圖書館，我終于發現了劉先生。他從圖書館教師閱覽室借出了很多書，足有十幾本。戴著高度近視鏡，人很消瘦，甚至有點弓背。圖書管理員對他十分尊敬，跑前跑后為他服務。我心跳得厲害，兩眼盯住劉先生不放。他離開圖書館，我也跟了出去。不敢上前打招呼，只能在后面悄悄地盯梢。劉先生走遠了，我依然激動不已。回到宿舍，我把重大發現告訴舍友，他們一副置之不理的樣子，讓我很失望。其實，他們也沒有見過劉先生，不能為我提供是否證明。

幸虧我的追星行為很謹慎，否則會更尷尬。終于在歷史系的一個什么師生都參加的大會上，劉先生被介紹出場。黑框眼鏡，遮不住兩眼炯炯有神。很多年以后，一想到劉先生，就首先看到他的眼光，真誠而有穿透力，好像是透過你，看著你身后很遠的地方。哪里消瘦？又高又壯，完全像個體力勞動者。當時老師們的著裝都極樸素，坐在劉先生身邊的系主任魏宏運先生，真正的革命家出身，笑瞇瞇的也是一身樸素。不過，劉先生一直這么樸素，偶爾看見劉先生穿西裝的照片，總覺得不很自然，不知道是他不自在，還是我看著不習慣。后來與劉先生來往多了，也常去先生家。先生在家自然是穿拖鞋，最喜歡穿棉線襪子，多少年都如此：襪筒已經松懈，懶散地堆在拖鞋上。我曾在圖書館發現過劉先生，當然是認錯了人，那個故事別人早忘了，我更不好意思提起。

劉先生在那時上的都是選修課，“中國古代政治思想史”“中國古代階級關系史”“史學理論”等等。我自然有課就上，感受到強烈的思想激蕩，十分過癮。有一次，忽然發現大學時候偶而會記日記，劉先生的政治思想史我得了八十五分，王連生先生的古代政治制度史也是八十五分，反而是南炳文先生的明清史課獲得了優等。結果呢，誰會知道，我現在的主營方向是隋唐史。畢業論文跟隨劉先生作，當時的選題是漢初的黃老政治思想。其他都忘記了，只記得劉先生的教導：論文要前后銜接，前面說到的話題，后面一定要接上，如你說“這一點很重要”，那么下文一定要回答怎么重要，為什么重要。

大學畢業時，當時還是組織分配，主管老師的意見影響一生。當時氣氛詭異，人心混亂。主管老師發動班里的黨員同學主動申請去邊疆、去祖國最需要的地方。不是黨員的同學都有壓力，不知何去何從。我還專門去劉先生家請教，應該怎么辦啊。劉先生說：不必響應，人生路很長，一生都是為黨貢獻的機會，不在一時。其實，還是不懂。多年以后，慢慢想明白了，劉先生也沒有把話說透徹，根本上說：擺拍的事不必在意。劉先生當時沒有點明，應該是擔心學生接受不了。當年的分配時代，在南開有“天南海北”和“新西蘭”的說法，前者為天津、南京、上海、北京；后者為新疆、西藏、甘肅。經過一番折騰之后，我去了新疆。

臨行，去跟先生告別。先生的話，從此成為我人生重要的動力。只要自己不沉淪，努力上進，人生就永遠有希望。在哪里生活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你是否能夠堅持學習，堅持思考。劉先生反復強調思考這個概念，并不斷地用手指指向自己的頭。學習、思考、再學習、再思考。多年以來，每當想到劉先生，就感到自己的頭被敲擊。難道，當初劉先生就已經敲擊了我的腦袋？在新疆工作的日子里，一直保持跟劉先生的聯系，回老家探親，通常都要路過天津，去看望劉先生。這時，就會獲得劉先生的新作，聆聽先生的教誨。工作幾年之后，回到劉先生身邊繼續讀書的愿望越發強烈，當然，路徑只有考研究生。1987年，所在的新疆師大終于批準了我的考試申請，初試之后是復試，重回南開讀書的美好憧憬，代替了分配時期留下來的噩夢。當時有好多大學同學重回南開，馬上就能“舊夢重溫”了。

誰能想到，結果是更大的噩夢。新疆師大的領導，不知道忽然想起什么，在我復試已經通過的情況下，決定不許我去讀書。有位副校長，利用在天津出差的機會，專門到南開大學，要求南開不要錄取我，遭到拒絕。一切手續都合法，用什么理由呢？看來副校長大人也提不出有說服力的理據，所以我順利收到錄取通知書。但是新疆師大卻拒絕給我辦入學手續，不予說明，不出示理據，就是不辦。重回南開的夢，就這樣破碎了。劉先生來信安慰，我也得安慰劉先生，因為這肯定耽誤了先生的招生計劃。太陽照常升起，但光臨新疆總要晚些。

又過了幾年，我已經調離了教師崗位，到新師大的圖書館工作。圖書館領導開明，允許我報考1991年北京大學歷史系的助教進修班。從此便與北大結下緣分。2001年，北大博士畢業，到中國人民大學工作，有機會再回南開，成為劉先生名下的博士后。整整十八年，終于正式重回南開園。從1989年開始，我讀書的注意力從思想史轉移到社會史，這次跟劉先生作的課題是《敦煌民間結社研究》?？瓷先?，這是一個標準的社會史題目，但思想無處不在，如果從思想史的角度去觀察民間結社問題，值得深思之處很多。民眾的社會行為，體現怎樣的思想觀念，這顯然是一個重要問題。2003年，北京大鬧非典的日子，我完成博士后出站報告，2009年出版，劉先生極認真地寫下序言。什么叫畫龍點睛？這是我第一次理解這個成語。

在人民大學教書，跟劉先生的距離更近了，聯系更容易了。我上過全校通選“中國通史”這門課，當時把劉先生的專著《中國的王權主義》當參考書推薦給同學，而有的同學很認真，寫出很好的讀書報告。這時劉先生早就使用電腦，用網絡通信。我把學生的報告發給先生，先生看得高興，作大段的評語。劉先生晚年主要住在美國，聯絡方式通過電子郵件進行?；貒臅r候，也會見面，先生對國內學界動向一直很關注。劉先生始終保持很清醒的頭腦，注意觀察社會。2005年，中國人民大學成立國學院，我因緣際會成為國學院的教師。劉先生對國學熱很有興趣，而對國學保持很警惕的目光。我們往來信件討論相關問題，讓我感到，劉先生的批判火力依然猛烈。比起先生的敏銳，我發現自己越來越遲鈍，立場也越來越像文化保守主義者。有一次來信，說到“儒家憲政”，劉先生指出如果“儒家憲政”可行，那么“法家憲政”是否可行？“墨家憲政”是否可行？我當然不是“儒家憲政”派，我以為如今的“儒家憲政”可以比擬當初的“孔教會”，是特定歷史時期出現的一時思想現象而已，不必太重視。我的態度似乎比先生還超然淡定，而劉先生卻批判火力十足，可見先生始終保持著的批判精神，鋒芒依舊，未曾稍退。2014年，先生的友朋弟子為先生八十大壽集會，不過當時沒有使用這個名義。有專門研究史學理論的同行，發表論文，高度評價，稱劉先生的史學為“南開學派”，也有先生認為叫做“五四學派”更合適。凡此等等，說明先生的學術已經深得學界認同。

先生去世之后，《南方人物周刊》曾發表一篇紀念文章，稱作《反思者劉澤華》。反思，就是批判。在劉先生的思想認識中，學者的使命本該如此。劉先生著作豐富，他的思想已經獲得系統深刻表達。跟劉先生學習，被先生耳提面命，體會最深的是兩個方面。

首先，歷史學的特性何在。歷史學以歷史為研究對象，而歷史是既往的，所以歷史學只能去認識歷史，不能實踐歷史。這樣一來，歷史學的特性就屬于認識論問題，具有思想性特征。獲得歷史認識的發展或者飛躍，歷史資料固然重要，認識主體的自由狀態同樣重要。劉先生寫過文章，強調認識過程，除了認識對象不該有任何禁區。歷史學的研究，可以根據認識對象產生各種史學，經濟史、社會史，都不成問題。但是，最終的歷史認識，一定要抽象為思想認識，即思想概括。思想性的歷史概括，完成的是從事實判斷上升為價值判斷的過程。史學的工作可以分作多個階段，而思想性的概括沒有完成，那么史學研究的最終目標就沒有實現。當然，史學研究的全過程是全體史學工作者共同完成的，具體到個體的史學家，完成階段性的史學工作完全沒有問題。那么，史學的思想概括是否準確，由誰來判斷呢？史學認識無法經過實踐來檢驗，人的判斷又會有局限，那么歷史認識如何檢驗呢？劉先生的觀點是，史料既是歷史認識的來源，也是檢驗歷史認識的標準，歷史認識的結論如果經不起史料的檢驗，只能宣告失敗。史料的信息，或許有多重含義，不同史料之間也常常會有沖突，信任史料不是單純的，史料也需要檢驗，史料的去偽存真工作程序是必要的。如果史料信息確實無法確定，只能等待更新的史料出現，這時，歷史認識的結論勢必陷入公婆各有理的狀態。歷史學的爭論常常一時無解，這便是基本根源。

其次，歷史學家的意義何在。歷史學的研究，史料與史學家的結合是基本形態，就如同農民與土地的結合一樣。一個時代有一個時代的史學，除了新史料的發現之外，重要的是史家的不同。除了史料之外，史學家還要面對前代學者，批判與反思，主要是針對前代史家的。推陳出新，批判思維，都有針對前代史家的意義。這是史學時代性的一個重要體現。此外，史家必須觀察現實，理清歷史與現實的發展脈絡，從現實社會觀察中獲得靈感和啟發，從而為更恰當的反思與批判提供動力。史家的時代性，更重要的是回應現實對歷史提出的課題。劉先生反對躲進書齋、拒絕現實接觸的歷史學，不能回答現實提出的問題，就是拒絕歷史學的基本使命。劉先生一代學者，經過了“文革”的全部過程，對于“影射史學”從心里反感。劉先生認為，“影射史學”是史學對政治的投降，是放棄了史學的特有價值。畢竟史學是一個獨立學科，史學的本質與方法是緊密連結在一起的，沒有史料根據的任何歷史認識，都是打著史學幌子的騙子。歷史學家對現實的回應，必須采取歷史學的方法，否則就是政治學、社會學或者經濟學等等，與史學無關。歷史學家應該保持頭腦清楚，對現實社會的觀察要敏感靈動，只有這樣才能擔當起一個時代的史學使命。

理解就是體會，包含了自己的認識。希望劉先生同意并贊同。在先生駕鶴西去的周年，一篇小文，略表懷念。祝先生在天之靈安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