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國法蘭克福學派著名社會理論家、政治哲學家尤爾根·哈貝馬斯被譽為當代最重要的思想家之一，他構建的公共領域、交往理性、作為未竟事業的現代性、歐洲整合與后民族結構等思想都是人文學科的重要理論，其跨越語用學、社會學、政治哲學和法哲學等諸多學科界限的理論體系也令他榮獲德國書業和平獎和克魯格人文與社會科學終身成就獎。在2019年6月18日是哈貝馬斯的九十周年誕辰之際，兩位著名的哲學系教授就哈貝馬斯的哲學遺產展開了一場筆戰。

1. 康德版自由主義對法蘭克福學派的“清洗”

首先，劍橋大學哲學系榮譽教授雷蒙德·格斯（Raymond Geuss）試圖質疑哈貝馬斯的哲學成就，在《觀點雜志》（Pointmagazine）網站上發表了“祝文”《討論的共和國：九十歲的哈貝馬斯》。《觀點雜志》的編輯在介紹這篇文章時特地指出，早在1981年出版的《批判理論的觀點》一書中，格斯就將哈貝馬斯引入了英語國家的主流哲學，暗示著格斯對哈貝馬斯哲學的反駁是有理有據的。哈貝馬斯的交往行動理論認為社會應該通過不受權力關系約束的自由討論以實現倫理學習的理想，但是在格斯的“祝文”《討論的共和國：九十歲的哈貝馬斯》中，通過分析討論這一行為本身的價值，格斯認為哈貝馬斯的理想是不連貫的，也是關乎意識形態的。

格斯開篇明義，假設了討論或溝通不存在的情況。從英國退出歐盟一事來看，僅僅10%左右的“歐洲恐懼癥患者”之所以能夠實現退歐公投的勝利，是因為核心人物在公共討論中起到了決定性的作用，使許多投贊成票的人相信，是布魯塞爾的官僚機構造成了英國的種種缺陷。英國的脫歐者不愿意認為自己犯了錯誤，因此關于這一主題的討論不再是中立而富有邏輯性的，而是關乎“身份認同”的問題。在格斯看來，哈貝馬斯所謂的“更好的論證的力量”（the power of better argument）在脫歐這一現實事件面前是無力的，在脫離歐盟與維持歐盟共同體的辯論中，不可能營造出在理想環境下的無限期討論以修正雙方的認知偏差和道德錯誤。另外，對于自身“身份”的訴求，讓平等的良性討論變得更加困難。

為了質疑“討論”的必要性，格斯追溯到了法蘭克福學派第一代成員阿多諾的《最低限度的道德》。在這本書中，阿多諾既批評了政治自由主義，也拒絕將“溝通”作為哲學的基本組織原則。但這兩方面的批評都被后來的法蘭克福學派成員拋棄了——第二代的繼任者哈貝馬斯在1970年代就開始恢復康德版的自由主義計劃了，他求助于高度規范化的“話語”概念來構建“交往行為理論”。格斯指出，哈貝馬斯的計劃在三個層面上是“新康德主義”的：第一，哈貝馬斯和康德都認為哲學中心問題是一個關乎“合法性”的問題；其次，哈貝馬斯也認為歷史上存在能夠產生規范性的不變結構（康德的哲學體系中的“理性”與哈貝馬斯理論中的“交往”）；最后，康德癡迷于清晰對立的二分法，并且對不同領域之間的界限可能遭到侵犯一事深感焦慮，這種先入為主也反映在哈貝馬斯的話語和工具行為的對立概念中。與阿多諾截然相反，哈貝馬斯采用“自由主義+（先驗的）交往/傳播”作為其理論的合法性標準。

格斯進一步分析了哈貝馬斯學說中“交往”一詞的語用學。對哈貝馬斯來說，交往并非簡單的日常經驗，而是將語言理解和道德契約相聯系——與人交談就是承諾與對方達成（理想的）道德一致，在這種道德契約中完成的交往才是本真意義上的“交往行為”。因此哈貝馬斯區分了真言語和偽言語，并強調真正的話語是一種不受任何形式的社會支配的言語行為方式。格斯認為這種理論與傳統自由主義的非常相近，高度重視自由討論的理想是古典自由主義的慣用手段，哈貝馬斯的困擾在于自由主義者預先（理想地）假定自由討論是可能且有益的，有助于解決和澄清各種疑難問題，且原則上是有可能達成共識的。但在現實世界中這些假設往往是不成立的，即便合理有利的條件下進行的討論也不一定能夠啟發、澄清或者有助于形成共識，而往往是加劇爭論、怨恨和分裂。格斯繼續以英國脫歐為例，認為討論的時間越長、越激烈（如哈貝馬斯的“理想言語情境”所假設的那樣），情況就越糟糕。格斯認為哈貝馬斯的“不存在支配關系的話語”概念不再重要，因為交流并沒有穩定不變的結構，也沒有普遍有效的（被參與者認可的）、預先假定的規范標準。

通過回歸對自由主義的歷史考察，格斯指出，自斯賓諾莎和洛克以降，不再以神學為基礎的自由主義者的成功實際上取決于殖民大國（大英帝國及其仿效者）的強力保護。正是在強大的帝國背景下，言論自由、意見多樣性和公民權利才得以可能。在一戰的道德崩潰和二戰的災難之后，只有美帝國的保護下尚且保留著所剩無幾的自由空間，而即便是美國的自由也正在特朗普的帶領下緩慢地崩潰。哈貝馬斯在80年代的《交往行為理論》一書就是將一種準先驗的哲學/“話語”神圣化為公共理性的中心媒介，并通過將英美的強大自由主義傳統和德國的康德主義相結合，在意識形態上為進一步的西方一體化提供了掩護。格斯還在字里行間暗示接受了康德-自由主義的哈貝馬斯拒絕了直接的介入行動，只停留在話語批評的意識形態上，從而將社會和經濟結構問題轉移到個人倫理和言語問題上。

2. 威權主義崛起的當下，自由主義批判的邊界

格斯對哈貝馬斯的批評不可謂不尖銳。耶魯大學政治學與哲學系教授塞拉·本哈比迅速對格斯的文章做出了回應，在《尤爾根·哈貝馬斯的九十歲生日》一文中，本哈比首先質疑了《觀點雜志》對格斯的介紹，認為格斯1981年的著作《批判理論的觀點》中就已經充滿了對哈貝馬斯的不屑，而且并沒有實現英語與德語哲學之間的有效交流——相反，托馬斯·麥卡錫（Thomas A. McCarthy）的著作《尤爾根·哈貝馬斯批判理論》(1978)和理查德·伯恩斯坦（Richard J. Bernstein）的《重構社會和政治理論》（1976）才真正引發了哈貝馬斯的著作與英美哲學之間的嚴肅對話。本哈比認為，格斯否認“溝通/交往”的可能性，卻還要寫作甚至發文攻訐哈貝馬斯，這本身就是自相矛盾的。為了駁斥格斯對哈貝馬斯交往行為理論的抨擊，本哈比首先解釋了哈貝馬斯言語行為中的種種假設前提，即四種有效性命題：真理性、根據某種規范的適當性、可理解性和真實性。哈貝馬斯已經聲明了單憑預設分析不能確定某種必然性，所以求助于社會語言學、語義學以及社會化理論來建構他的理論體系，像維特根斯坦一樣，對于哈貝馬斯來說，語言也成為我們表達和解決哲學帶來的詞匯和困惑的媒介。本哈比認為，格斯將“交往行為”的概念簡化為 “理解和道德一致”并指責哈貝馬斯將“理解和道德一致”混為一談明顯是因沒有認真閱讀哈貝馬斯才犯下的錯誤。因為哈貝馬斯早已聲明，在日常經驗中，我們在我們生活世界的共同假設中行動，我們傳遞關于我們傳統的文化知識，我們協調我們的行動，表達我們的愿望等。只有當交流中斷，我們不能再相互理解、信任或同步行動時，才有必要進行被稱為“話語”的特殊辯論實踐，才有必要在道德和政治上尋求“妥協”，也就是說，必須就眼前的沖突和有爭議的局勢達成某種協議。哈貝馬斯的觀點是，如果指導我們生活世界的確定性被破壞和撕裂，并且不能再通過交流來恢復，我們的社會將會處于危機——我們在政治、經濟和管理方面實現社會協調的能力將越來越弱，可能陷入混亂、孤立和孤獨。

本哈比認為，格斯之所以將語言分析、社會理論和當代資本主義批判相結合的交往行為理論的復雜結構簡化為一系列簡單命題，是因為他有意或無意地忽略了哈貝馬斯政治理論中最重要的公共領域理論，也忽略了《事實與規范之間》中對民主憲政的精妙辯論。本哈比承認，雖然格斯的結論“討論不一定啟發、澄清或有助于促進共識”是時常發生的，但這并不能否認討論的重要性——民主和議會制度建基于此。

針對格斯關注的英國脫歐的社會現實，本哈比將視角轉向了普京——據稱俄羅斯政府花費了數百萬美元以煽動英國脫歐、資助法國的勒龐和意大利的民粹主義者。當前世界，一種新的威權主義正在席卷全球，它旨在摧毀民主憲政、自由包容的多樣性文化以及基于公民和社會契約的和平政體。在當前的環境下，無論是批評羅爾斯還是哈貝馬斯的自由主義，我們都有責任更清楚地說明我們在自由民主憲政主義批判和專制權威主義批判之間的界限。

3. 建立在許多先驗假定之上的“交往”是可疑的

格斯也對本哈比的文章做出了回應。在《本哈比教授和哈貝馬斯》的開篇，格斯承認自己并非研究哈貝馬斯的學者，而本哈比教授在這一領域取得了卓越成就。隨后，格斯開始為自己的著作《批判理論的觀點》辯護——第一，這本書的副標題（哈貝馬斯和法蘭克福學派）來自出版商的想法（格斯還在括號中注明了，發表于《觀點雜志》的文章也被編輯修改了論證結構）；第二，這本書旨在討論“意識形態”的概念及其帶來的困惑；第三，這本書試圖提出，可能存在某種與科學/知識無關的“啟蒙行為”。格斯還坦白道，自己從1980年代之后就很少閱讀哈貝馬斯的著作了，來自于朋友的邀稿而寫就的祝文中，他贊揚了杜威開放式的交流思想（認為交流是一個具有潛在變化規則的經驗過程），也贊揚阿多諾對真理交流具有普遍性的自由主義主張的批判，并將他們的觀點與哈貝馬斯進行了對比，哈貝馬斯認為交流具有不變的、普遍的規則，但這些規則將預先強加于所有的說話者，所以建立在許多先驗假定之上的“交往”是可疑的。格斯指出，認為公共秩序過分依賴共同觀點和共同目標也是潛在的危險，近期的羅爾斯式的自由主義思潮就強調了建立在差異之上的良好社會的必要性，即構想不同人和群體可以和睦相處的制度，盡管他們對良好的最終概念存在差異。

另外，格斯認為哲學界目前有一股偶像崇拜的趨勢——本哈比和哈貝馬斯的情況就是如此——而崇拜是一種不恰當的畢達哥拉斯主義的哲學態度，公眾哲學家不應該免受公眾的批評甚至異議。對哲學觀點的批評論戰優于不加選擇的表揚，哈貝馬斯的90歲高齡并不是可以令他免于爭論的通行證。自古以來，哲學家們形成了"學派"并進行論戰；哲學家們特別重視他們老師的觀點，在批評老師的觀點時三思而后行。同樣可以理解的是，為構想了一套高度復雜、困難的系統性觀點的哲學家辯護是一種完全值得稱贊的做法，但不應該對特定哲學家產生過于強烈的認同以至于將學術批評視為對個人的冒犯。

4. 格斯沒有將言語行為理論與交往行為理論區分開來

本哈比隨后發布了文章《反對格斯：再駁》，希望對“新一代的學生和學者澄清一些事實”。本哈比認為格斯自從1980年代之后就很少關注哈貝馬斯的作品，這導致他對哈貝馬斯的理解存在不少謬誤。格斯對哈貝馬斯的主要批判是，尋求"交往的先驗條件"的方案是一種哲學上的失敗。本哈比承認這是一個完全合理的哲學分歧，但是格斯并沒有準確地陳述這個問題，所以本哈比重新闡釋了交往行為理論的基礎：哈貝馬斯不是在尋找交際的先驗或準先驗條件，而是在言語行為理論的傳統中分析能夠讓我們的話語能夠相互理解的條件。言語行為是生活世界中的交際行為，哲學家J.L.奧斯汀的言語分析理論對話語產生的背景條件進行了制度分析（institutional analysis），人們可以用語言“做事”（“do things”with words），比如夫婦在婚禮上說“我愿意”（I do），因為這些詞語是在特定生活世界的語境中說出來的，只有在這種情況下才會對“交流”有理所當然的假設。但是哈貝馬斯在分析交往行為的假設時比奧斯汀挖掘得更深，揭示了四個有效性主張（真理性、根據某種規范的適當性、可理解性和真實性），格斯的錯誤在于沒有將言語行為理論與交往行為理論區分開來。交往行為理論的重點在于行動與交往以及與現代性邏輯的合理化之間的關系，理解言外行為（illocutionary）和言后行為（perlocutionary）的區分是重要的——"言外行為"是指一個說話者為了協調他們的行為而直接與另一個說話者交流的行為; 而"言后行為"則是指一個說話者希望另一個說話者以某種方式行事，而不是交流明顯的意圖和分享相互的理解。而格斯將這一復雜理論的一部分誤解為關于溝通本身的先驗論，并就此摒棄了整個交往行為的結構。本哈比還提到德里達/福柯與哈貝馬斯的根本爭論在于言外行為/言后行為的區分是否有意義，他們認為言語行為與權力關系交織在一起，并且在權力關系中受到影響，這種區分毫無意義，因為所有的言語都是言后行為。 這些哲學中的關鍵問題可以追溯到柏拉圖《理想國》中蘇格拉底之間關于權力、說服力和正義的對話。本哈比希望爭論者能夠像哈貝馬斯的“討論”那樣，試圖用最好的論據來說服對方，而非用"個人崇拜"和"對哲學學派的忠誠"來含沙射影。

5. 哈貝馬斯對自由主義的貢獻不容質疑

就在本哈比的《反對格斯：再駁》一文之前，來自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的歷史系教授馬丁·E·杰伊也在《觀點雜志》上回應了格斯的祝文。在《“自由主義的觀點已經過時了”——普京，格斯和哈貝馬斯》一文中，杰伊特地指出格斯發表祝文的那一天，普京在與特朗普的會面中聲稱自由主義已經過時了，特朗普將自由主義等同于民主黨，而普京的目標則是試圖以威權/民粹主義挑戰自由民主制度。杰伊明顯贊同本哈比教授的警告（要“更清楚地說明我們在自由民主憲政主義批判和專制權威主義批判之間的界限”），認為哈貝馬斯對自由主義民主憲政的貢獻不容質疑。盡管杰伊承認了自由民主國家當代的政治話語（英國退歐）提供了充分的證據表明在實踐中與哈貝馬斯的理想言論環境還有漫長的距離，但不能因為理想尚未實現就否定其作用。何況，哈貝馬斯自己對公共領域結構轉型的研究也遺憾地得出了結論，即20世紀后期，當媒體操縱壓倒了更好論證的力量（the power of better argument）時，資產階級公共領域的制度突破正在失去優勢——哈貝馬斯對交往理性的障礙表現出了非常現實的態度，交往理性的重點也一直是一個調節性的理想。

針對格斯援引阿多諾來反對哈貝馬斯，杰伊指出了阿多諾寫作時的精英主義文化背景：《最低限度的道德》寫于阿多諾流亡期間，阿多諾始終堅持深奧的寫作風格和審美意識，不愿意向中產階級的“可交流性的拜物教”妥協，反對把哲學或文學語言簡化為日常對話或簡單觀點。但是，阿多諾從未否認交往的重要性，恰恰相反，他試圖以公共討論去揭露并坦率地面對被掩蓋的納粹歷史。

6. 待續

這場爭論并未結束，格斯表示會繼續回應。也許，正如哈貝馬斯所說，哲學如今已經是一種寄生之物了，需要依賴于自然科學和社會現實的變化為生；但正是這種次要位置使哲學得以不斷反思現實與社會，并做出批判性的考察。這場關于哈貝馬斯思想遺產的爭論，又何嘗不是哲學在面對如今略顯混亂與局部動蕩的世界時的某種自我反省和修正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