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馮灝

若爾蓋草原。圖片來源：Novarc Images / Alamy

每一年，畜牧業相關的溫室氣體排放量高達71億噸二氧化碳當量，約占人類造成的總排放量的14.5%，聯合國糧農組織農業及消費者保護部助理總干事王韌說，“提高該部門環境績效的潛力巨大，通過改進生產方式，而非改變生產系統，即可實現效率的提高”，進而降低溫室氣體的排放強度。

近期，發表在《土地使用政策》的研究對比了青藏高原不同草場管理制度下畜牧業溫室氣體的排放量。研究發現，以社區為基礎的季節性聯合放牧的碳排放強度遠遠低于以家庭為單位的圍欄放牧模式。但專家認為，在中國已經推行了多年圍欄放牧模式的情況下，要改弦更張推行聯合放牧并不容易。

聯合放牧更為低碳

北京大學環境科學與工程學院教授李文軍的研究團隊在青藏高原的若爾蓋縣選取了兩個研究點，分別代表兩種不同形式的牧場管理體系——以家庭為基礎在帶有圍欄的牧場全年連續放牧的阿西鄉；和以社區為基礎由牧民聯合使用整個牧場進行季節性放牧的熱爾鄉。

通過利用生命周期評價（LCA）比較兩種管理體系的溫室氣體排放強度差異，研究結果表明，從家庭連續放牧到社區季節性放牧，溫室氣體排放強度有明顯的減少。而減排主要來自整個生態環境的改善。聯合放牧一方面降低了放牧的強度，另一方面有利于草場的恢復，包括土壤碳儲量的增加。

研究成員、西南財經大學自然資源管理與政策專業講師貢布澤仁表示，為了減少溫室氣體排放和生態環境退化，青藏高原牧區應保持以社區為基礎的季節性聯合放牧，并通過采取適當的做法加強土壤碳封存，進一步降低牲畜系統的溫室氣體排放強度。

北京全球環境研究所（GEI）生態保護專家彭奎介紹說，GEI對黃河源頭區域的達日、甘德、班瑪、瑪沁等縣的實地調研發現，基于牧戶間某種親戚或信任關系形成的聯戶放牧，其草場質量整體上要好于家庭放牧，主要是由于戶均的牲畜數量比單獨放牧少，放牧強度更低。

從“公地悲劇”到聯合放牧

青藏高原的放牧體系經歷了從傳統的集體放牧到個體化的圍欄放牧和聯合放牧的演變。

傳統而言，游牧民族為適應草原的干燥環境，過著“逐水草而居”的生活，他們以部落的形式遷徙放牧，當一地的水草食盡之后，遷徙到另一地。這一傳統的生產方式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之后得以延續，牧民們在“人民公社”制度下以鄉村集體為單位實行共同放牧。

然而，集體放牧導致過牧超載。以中國三大草原區之一的新疆為例，從1949年到1985年，新疆牧區羊的年末存欄數從765萬余只增加到近2432萬只，草場退化問題凸顯。

造成草場退化的原因被歸結于所謂“公地悲劇”——即在產權不明晰時，牧民過度使用草原這一公共資源，進而造成公共資源枯竭。20世紀80年代，“畜草雙承包制”作為改善草原生態環境的制度性改革方式而受到推行。中國草原畜牧業逐步向個體經營轉變，實行分畜到戶、分草到戶，一道道由鐵絲制成的呈網格化的圍欄也應運而生。草原就像農田一樣，變成了牧民們的一塊塊“自留地。”

草原上由鐵絲制成的圍欄旁邊，高度超過1.5米。環保志愿者和生態學者認為，這樣的高度影響到了野生動物的自由遷徙。圖片來源：邵文杰

但是，這一強調生態保育的政策在推行中卻遭遇了不同聲音：一方面，當地牧民質疑圍欄禁牧并沒有帶來草場的恢復，另一方面，生態專家表示，由于野生動物的自由遷徙受到限制，草原上草籽的傳播繁殖也被影響，最終傷及草原生態系統的完備性。

專注西北荒野生態環境保護的環保組織“草原狼環保公社”負責人邵文杰認為，圍欄工程及定居放牧破壞了草原生態的自然規律，大大抬高了放牧的成本，客觀上逼迫牧民過度放牧。被圍欄圍起來的地方，大量牲畜聚集，高強度的啃食對植被破壞嚴重，牲畜糞便滿地，土地上幾乎寸草不生；另外，圍欄后牲畜的活動面積縮小，所食之草的種類大幅減少，導致牲畜的體質變差、品種退化，影響其健康成長與后代繁育，與現在倡導的生物多樣性理念背道而馳。

聯戶放牧是對于集體放牧和圍欄放牧的一種改進。與傳統的集體放牧不同，在聯合放牧體系下，草原實際管理權仍屬于單個牧戶，因為權屬關系確定，牧戶自己有保護草原的責任和意愿；而同時，在該體系下不設圍欄，牲畜在相對較大的草場范圍內輪牧活動，減少了對某一塊草場的過度利用，有利于草場的恢復。

打破既有利益格局非常困難

但是，主張拆除圍欄的聲音并沒有主流化。在明晰產權基礎上的草原分割化管理仍在推進。根據2013年中央“一號文件”，包括草原在內的每塊土地都需要經過登記程序，得到權屬的確定。最近幾年，草原的“確權”已經基本完成。

同時，圍欄建設的目標也在持續“加碼”。根據農業部2017年印發的《全國草原保護建設利用“十三五”規劃》，作為草原基礎設施水平的指標之一，草原圍欄到2020年的目標面積為22.5億畝，年均增速需達到8%。

彭奎表示，要從圍欄模式變為聯合放牧，涉及到政策和社會層面的深層問題。他分析說，隨著產權制度改革，此前的集體合作的社區治理和社會結構也隨之解體、破碎化，村社集體放牧或輪牧的組織能力和基礎幾乎消失；另一方面，草原圍欄分割后，牧戶利益也多有固化，尤其是那些擁有較好草場質量和區位條件的牧戶，并不愿意改變既有模式。

在青海省海南州共和縣倒淌河鎮，由于各個家庭土地利用方式的不同，圍欄清晰的分割出不同的草場樣貌。圖片來源：邵文杰

國家林業和草原局草原管理司副司長劉加文撰文認為，當前主張拆除圍欄的聲音有一部分來自認為草原承包不公平的牧戶，他們覺得自己家草原承包面積較小，希望通過拆除圍欄擴大草原利用面積。并指出，拆除圍欄會導致草原利用邊界消失，從而導致對草原的惡性利用，甚至出現矛盾糾紛，影響社會穩定。

目前來看，中國的草場在經歷了破碎化和圍欄分割之后，想要重新構建起適應聯合放牧的生產經營組織能力，需要打破牧民既有的利益格局，進行重新分配，推行起來非常困難。

聯合放牧嘗試

不過，雖然利益關系錯綜復雜，但也并非完全不能改變。彭奎提出，可以嘗試在志愿基礎上實施聯戶放牧，“未必要在制度層面去重新修改整個政策，但可以制定鼓勵性措施，鼓勵有條件的牧民志愿結締聯合放牧，在不同牧戶草場間輪牧或拆掉部分圍欄”。

事實上，這種提議有其現實基礎。有些牧區草場在歷史上就并沒有實現經營權的完全分配到戶，而是分配到了村民小組或小部落，并由小群體在共享草場的基礎上自由放牧。比如在青海果洛州的瑪沁縣，就通常以部落親戚關系為基礎實行聯戶放牧。更為積極的青海玉樹的甘達村，則在村委會、共管委員會、三江源生態環境保護協會的共同推動下，將所有圍欄自愿拆除，嘗試更可持續、也更為低碳的社區經營模式。

彭奎認為，在這種聯合放牧模式下，牧民可以減少勞動力投入，部分剩余的勞動力也有機會通過外出打工或者從事其他產業增加收益。而政府需要制定一些鼓勵性的政策，提供生態修復和草原保護的補貼或獎勵，以及就業培訓等支持。

（原載于“中外對話”網站：www.chinadialogue.ne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