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曾于里

編輯 | 俞詩逸

城市里的盲道經常遇到“斷頭路”，圖片來源：視覺中國

7月9日晚，微博網友爆料稱，北京截癱者之家創辦人文軍，在大理考察無障礙路線時不幸殞命。

該網友在微博上寫到，“7月7日晚，他回酒店路上，因無障礙路口被私家車占用，他不得不另尋他路，但不幸開著輪椅車頭掉進了停車場的坑里，當時停車場沒有任何的警戒標識。直到他被保安發現，最終經搶救無效死亡。”

隨后，多家媒體證實了文軍不幸遇難的消息。一個始終為殘疾人權益奔走的公益人士，卻以這樣的意外走向生命的終點，這令人傷心，也令我們汗顏。

筆者在國內的幾個城市有過多年的生活經歷，回想起來，無障礙通道（包括盲道）被占用的情況實在是太普遍了，甚至有的無障礙通道的設計也非常不合理，比如走著走著迎面就是一堵圍墻，或者盲道磚的鋪設不是直線的而是彎彎繞繞……這折射的是，無論是城市管理者還是老百姓，并沒有從根本上認識到無障礙通道的重要性。文軍的不幸發生后，微博上不少評論留言道：他們這才頭一回聽說無障礙通道，頭一回聽說盲道磚。

中國有數量龐大的殘障人士，有數據顯示有8000多萬。但回想一下，我們在生活中碰到他們的概率實在是太低了，30余年來筆者從未遇到有盲人在盲道上行走。事實上，中國并非缺失無障礙設施，只是我們的許多無障礙設施的利用率實在太低，形同虛設。我們欠缺的是真正地為殘障人士考慮的那顆心——用不久前全網熱傳的葉敬忠教授在中國農業大學人文與發展學院2019屆畢業典禮上的演講談到的，我們沒有“像弱者一樣感受世界”，我們沒有形成一個穩定且善良的“弱者觀”。

誰是弱者？這個概念在社會學上有諸多分歧和解釋，簡單來說，弱者有相對和絕對兩個層面。從相對層面上看，任何人都可能是“弱者”，因為總有比我們更強勢的人，這不是提醒我們以弱者心態自憐，而是希望每個人都能對弱者有同理心——我們本質上是一樣的。

而絕對層面，弱者指涉的是“心理、生理、能力、機會和境遇等方面處于相對劣勢地位的人”。或者我們將他們理解為于社會財富與權益平均線下的人群，比如下崗工人、失地農民、在溫飽線上掙扎的人、受災地區群眾、孤兒、殘障人士、少數人群等等，他們在經濟、社會、文化、話語權等方方面面都處于弱勢地位，抑或想像“普通人”一樣過上普通的生活需要付出更多。

怎么看待弱者，就是一個社會的“弱者觀”。是“像弱者一樣感受世界”？還是將弱者排除我們的世界之外，假裝看不到或者不想看到他們的存在？

葉敬忠演講中，圖片來自中國農業大學人文與發展學院官網。

一

一個遺憾的事實是：現實生活中，后一種“弱者觀”更為常見。甚至在輿論中，形成了聲勢浩大的鄙夷弱者的論調。

筆者在微信搜索框輸入“弱者”二字，觸目驚心的是，彈出的文章絕大部分是對弱者的批判。

比如《遠離“弱者婊”》，意即很多弱者會利用“弱者”的身份占你便宜；比如《請警惕你的“弱者思維”》，稱弱者一般是“索取型人格”；比如《弱者都記仇，強者才寬容》，說弱者愛抱怨，會記仇，成功者都選擇寬容；比如《弱者才會要求公平》《弱者追求公平，強者解決問題》，強調公平是理想狀態，強者是適應社會，“不斷調節自己，最終取得成功，弱者總是在抱怨指責，這個社會不公平，是別人的錯誤，不從自身找原因”，而更早些時候，輿論曾有一陣對“你弱你有理”心態的集體批判，不知不覺間，“弱者”這個詞在輿論中已經污名化了。

應該承認，這些文章中提到的一些“弱者”的心態或者行為令人無法茍同，比如以“弱者”自居，吃拿卡要；比如“我是弱者我有理”；或者以“弱者”為武器，動輒是社會不公，是別人恃強凌弱……

但我們更應該承認的是，如果我們想從個別弱者身上找到這樣一些缺點，簡直是太容易了。“倉廩實而知禮節，衣食足而知榮辱”，弱者的道德水準并不一定高于社會平均水平。我們擅長把從極端的個例當做靶子，然后將它推廣到普遍，搞得好像所有的弱者都值得懷疑，在滑坡謬論下，很容易得出“你是弱者你活該”“弱者才追求公平”等結論，它最終導向的是：我們對弱者的忽略、冷漠甚至鄙夷。

將弱者污名化，暗含著我們內心中的“雞賊”——通過對弱者的污名化，我們徹底地實現了道德豁免。原本很多人對弱者是有同理心、同情心，是愿意像弱者一樣感受世界的，但“支付”同情是需要情感成本甚至物質成本的，有些人可能覺得“累”，心里又過意不去。但通過幾個極端例子，將整個弱者群體污名化，我們就可以理直氣壯地對弱者不管不問了——他們可不是啥好東西，別理會，不用幫，不用有心理負擔。我們輕松地甩下了道義責任。

而如果從更深層的文化角度看，我們的傳統一向注重等級秩序，不看重弱者。我們崇敬的，是那些擁有權力和金錢的群體；我們所習慣站立的立場，也是強權者的立場，并根據他們的立場去思考問題。

《身份的焦慮》，[英]阿蘭·德波頓著，陳廣興、南治國譯，上海譯文出版社2018年6月版

這種心理有點像阿蘭·德波頓在《身份的焦慮》里分析的，“人們開始更傾向于認同這樣的觀念，即人的才識往往能影響或決定他在社會上的地位，這種認同反過來賦予了金錢一種新的道德涵義……在精英社會里，一個人如果沒有相當的才干，他不可能有一份高聲望、高薪酬的職位。故而財富成為一個人良好秉性的象征：富人不僅富有，而且就是比別人優秀……對那些身份低微的人，這個故事不可避免地存在負面影響。既然成功者理應成功，那么失敗者就理應失敗。因此，在精英崇拜制度下人們致富無可厚非，同理，人們挨窮也不是沒有緣由。正因為如此，一個人身份低微，其境遇固然令人同情，但一切也是咎由自取。”

我們將一個人的權勢與金錢地位，與他的身份、處境、品格劃上等號。仿佛成功者，都是能力更高、品行更好，而失敗者/弱者，便意味著品行差、能力差，否則他怎么會失敗？

二

鄙夷弱者的“弱者觀”，雖可實現道德豁免，也像魯迅說的宣泄卑怯的情緒，“怯者憤怒，卻抽刃向更弱者”，但弱者的不幸僅止于他們自身嗎？

我們不該忘卻，弱者還有一個相對的概念。不必諱言，時下我們社會，無論是富人窮人，無論是商人農民，無論是學者還是盲流，常常共享著一種“弱勢心態”：每一個群體的人都認為自己是社會上的弱勢群體，每一個人都被某種焦慮所裹挾了：生存的焦慮，發展的焦慮，道德的焦慮，公平的焦慮，環境的焦慮。

全民“弱勢心態”、全民焦慮有諸多原因，也有許多非理性的因素，但不容忽視的一個根本原因是：“弱肉強食”“適者生存”的叢林法則依舊壓迫著我們，人人唯恐落后，唯恐成為社會的“弱者”，唯恐被淘汰；我們都很趕，我們都很拼，我們都在忙著搶……這種“弱勢心態”也在滋生一種戾氣，并可能產生“為暴力而暴力的暴力”。

《正義論》（修訂版），[美] 約翰·羅爾斯著，何懷宏、何包鋼、繆申白譯，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9年8月版

可試想一下，假若我們對社會的信念不是“弱肉強食”，而是“弱有所扶”的守望相助，一切會不會顯得不同？美國學者羅爾斯在《正義論》里曾提出“無知之幕”說法。所謂無知之幕，是“假定各方不知道某些特殊事實。首先，沒有人知道他在社會中的地位，他的階級出身，他也不知道他的天生資質和自然能力的程度，不知道他的理智和力量等情形。其次，也沒有人知道他的善的觀念，他的合理生活計劃的特殊性，甚至不知道他的心理特征……再次，我假定各方不知道這一社會的經濟或政治狀況，或者它能達到的文明和文化水平。”羅爾斯試圖通過這種方式，“旨在建立一種公平的程序，以使任何被一致同意的原則都將是正義的。”

“無知之幕”雖然并不存在，也是理想化的構建，但它還是打開了另一扇思維之窗，提醒我們：我們每個人都有可能是弱者。我們都可能是窮人，是殘障人士，是下崗工人，是遭遇不平的弱勢者，是性少數群體……明白了這一點，我們在做一項決策或形成一個判斷時，才不會僅從自身利益最大化的立場出發，高高在上、頤指氣使、隔岸觀火，而是“像弱者一樣感受世界”：他們是怎樣想的，他們為何會這樣想，怎么才能讓他們生活得更幸福，如何讓他們更好地融入社會……

在人人原子化的時代，人人也都是孤獨的，不安全感總揮之不去；只有我們形成社會共同體的意識——若我遭遇不平，就會有人替我站出來，假若我成為弱者，也會得到眾人的幫扶——我們才能真正收獲內心長久的安全感。我們不僅是為文軍鼓與呼，為殘障人士鼓與呼，也是在為可能成為弱者的自己鼓與呼。

曾于里，文化評論者、專欄作者。本文為澎湃·湃客“眾聲”欄目獨家首發稿件，任何媒體及個人不得未經授權轉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