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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家庭︱收入不平等水平如何影響父母育兒的方式
經濟激勵塑造了父母育兒的方式。當不平等程度上升使得教育的重要性上升時,父母通過選擇密集型教養方式以幫助孩子取得成功。我們發現育兒經濟學能夠很好地解釋過去30年中育兒的總體變化:在不平等大幅上升時,“虎媽”“虎爸”和“直升機育兒”變得越來越受歡迎。
相對于解釋不同教養方式的受歡迎程度隨時間的變化,解釋為什么養育子女在各國之間的差異如此之大是一項更為雄心勃勃的任務。各國在諸如政治歷史、種族多樣性和文化等許多方面都有所不同,每一個方面都可能在養育子女方面發揮作用。
當涉及父母與子女之間的關系時,我們似乎很自然地認為當地代代相傳的文化和傳統在其中起著核心作用。相比之下,經濟因素究竟有多重要?
收入不平等的水平和變化在各個國家都有很大差異。在美國,不平等程度的增加尤其明顯,中等收入和高收入人群之間的差距越來越大。自1980年以來,中等收入家庭的實際收入幾乎沒有變化。同時,最富有的1%的家庭的收入增長很快。從1980年到2014年,這一小部分人的收入占總收入的比例從10%增加到21%,增加了一倍多。今天,最富裕的1%家庭的平均收入是最貧窮的10%的家庭的38倍。
收入不平等程度在歐洲相對較低。在美國,在收入分布的90分位點的勞動者收入是10分位點的6.5倍。在北歐,這一數字降為3。在法國和德國,這一數字比北歐略大一些,但仍然遠遠低于美國的數值。歐洲的不平等程度在過去30年間上升了,但不像美國上升得這樣快。在大多數歐洲國家,中等收入家庭的收入隨著時間的推移穩步增長,盡管其收入增速仍然低于富人的收入增速。
根據我們的經濟激勵理論,在更加平均的社會中,比如北歐國家,父母應該表現得更加放任。與之相對的,“虎爸”“虎媽”和“直升機父母”應該在高度不平等國家更為常見。育兒經濟學也預測了它們隨時間推移發生的變化。在不平等程度上升較快的社會,父母應該更傾向于密集型(特別是權威型);在收入分布變得更為平均的社會,父母應該更傾向于放任型。如果所有社會都變得更加不平等,那么在不平等增長更快的社會中,密集型教養方式應該會更快得到普及。
我們使用了世界價值觀調查(World Values Survey, WVS)的數據檢驗了教養方式在不同國家之間的差異。
世界價值觀調查是斯德哥爾摩的一些社會學家用于研究文化價值觀的變化以及這種變化對社會生活和政治生活的影響的一項調查。世界價值觀調查覆蓋了一系列關于家長認為對于撫養孩子而言最重要的價值觀問題。
我們主要關注了一些工業化國家,這些國家是OECD的成員國(OECD囊括了世界上大多數發達經濟體),因為與把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都包括在內的研究相比,這些樣本中,除不平等以外的社會經濟差異不太可能發揮重要作用。
調查問卷詢問了人們認為最重要的孩子在家中需要學習的態度或價值觀。受訪者可以從菜單中最多選擇5個值,包括獨立性、勤奮、責任感、想象力、對他人的寬容和尊重、節儉、決心和毅力、宗教信仰、無私和服從。
本文,我們關注的是想象力、獨立性和勤奮,其中勤奮與密集型教養方式(更具體地說是權威型教養方式)有關,而注重想象力和獨立性是放任型教養方式的特征。
通過觀察這些育兒價值觀如何隨著國家的不平等程度的變化而變化,可以檢驗我們的預測是否正確,即在不平等程度較高的國家,密集型教養方式應該更受歡迎。

圖中展示的規律是驚人的。在高不平等國家,許多父母會強調勤奮是孩子需要學習的重要價值觀,而在低不平等國家,父母則更重視獨立性和想象力。
我們首先來看對于勤奮的選擇情況。65%的美國人認為勤奮是一種重要的美德,而在北歐國家這一比例可以低至11%—17%。同樣,低于30%的德國父母們贊賞勤奮的價值觀。這與我們認為德國人努力勤勉的刻板印象(馬賽厄斯認為被夸張了)不符,但是和德國很低的不平等水平是相一致的。
在中等不平等程度的國家,比如意大利和澳大利亞,父母對于培養勤奮的孩子的熱情不如美國父母,但比德國和北歐國家要多。
有少數幾個國家不完全和一般規律相符。比如,法國和西班牙的孩子普遍被灌輸勤奮的觀念,盡管這兩個國家的不平等程度都是中等。然而,主要的規律是強烈的正向關聯:一個國家越不平等,父母越認為孩子應該學習勤奮的美德。
相反的規律出現在對于獨立性的選擇中。
北歐的父母認為培養獨立的孩子非常重要,特別是挪威人,93%的挪威父母將其視為排名前五的價值觀。中歐的父母也重視獨立性,而只有一半的美國父母將其列為五個最重要的價值觀之一。父母高度重視獨立性的另一個國家是日本。這對于東亞父母來說似乎是特別的。
與獨立性相似,大部分北歐父母都高度重視想象力。相比之下,在不平等程度較高的國家,選擇想象力的父母要少得多。
例如,不到1/3的美國父母將其單獨列出。土耳其也是如此,它也是一個高度不平等的國家。令法布里奇奧(作者之一)感到沮喪的是,意大利是OECD國家中想象力受到贊賞最少的國家,盡管意大利歷史上充滿了偉大的詩人、發明家和藝術家。馬賽厄斯(作者之一)則可以振作起來:超過40%的德國父母贊賞想象力。
再一次,經濟解釋比被文化誤導的刻板印象更能揭示現實:意大利體育評論員長久以來都聲稱德國足球隊隊伍扎實、組織良好,但比意大利足球隊缺乏想象力!
中國和俄羅斯在經濟轉型后,它們的收入不平等程度都變高了。為了進行比較,也將它們包括在我們的樣本中,盡管它們不是OECD成員。在這兩個國家,父母的態度都符合我們的假設:90%的中國和俄羅斯受訪者稱頌勤奮,而只有15%的俄羅斯人(比意大利得分低)和23%的中國人青睞想象力。
總之,世界價值觀調查數據給出了一個強有力的結果,即經濟不平等確實是各國選擇更寬松或更密集的教養方式的關鍵決定因素。
在不平等程度較低的國家(如德國、荷蘭和北歐國家),父母們明顯更重視孩子獨立性和想象力,我們將其與放任型教養方式聯系起來。勤奮在美國、中國和俄羅斯等不平等程度較高的國家很受歡迎。
勤奮可能對經濟增長有價值。然而,教育的高度重要性和密集型教養方式可能通過限制自發性、創造性,以及整體上降低了孩子的福利而對社會產生不良影響。
有趣的是,瑞士和瑞典這兩個擁有強有力的制度和民權保護、盛行放任型教養方式的國家,在2016年全球創新指數(Global Innovation Index)中名列前茅。
[本文節選自《愛、金錢和孩子:育兒經濟學》(格致出版社,2019年6月)第三章“當代社會中的教養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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