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國當代文學史上，上海和南京兩座城市有著密切的“文學雙城”傳統(tǒng)。7月6日，由復旦大學中文系、上海市作家協(xié)會主辦的第三屆上海—南京雙城文學工作坊“世界文學和青年寫作”在復旦大學舉行。

2017年，南京師范大學文學院教授何平與復旦大學中文系副教授金理共同發(fā)起了上海—南京雙城文學工作坊。工作坊邀請杰出的青年作家、出版人和譯者等，與上海南京雙城為主的青年批評家共同交流前沿性文學藝術問題。

世界文學是一面鏡子

今年工作坊的主題是“世界文學和青年寫作”。召集人金理說，他對于這個主題的思考，緣自一場十年前“80后”文學研討會。當時上海譯文社的副社長趙武平談到一個現(xiàn)象，說在策劃國外“80后”作品集時發(fā)現(xiàn)國外的“80后”還在探索一些形而上的東西，表達終極關懷。

“他意思是他們寫作蠻獨立的，也推測可能是因為很多公共圖書館、基金會能夠給他們一些資助。所以他們寫作的時候不像國內(nèi)青年人比較功利地要面向市場。”

這番話讓金理深受觸動，他直言世界文學是一面鏡子。“有了這面鏡子我們可以對很多方面，包括閱讀、創(chuàng)作、出版、文學生態(tài)等多角度進行對照，可以照出我們自身的長與短。”

在工作坊現(xiàn)場，北京大學外國語學院西葡語系副教授范曄說起拉美文學世界的“Boom”一代和“Paf”一代。20世紀60年代至20世紀70年代初，拉美文學的繁榮與輝煌造成了世界性的“沖擊”，以至于有人用了“Boom”（爆炸）一詞來形容當時盛況。那一時期拉美的代表作家包括加夫列爾·加西亞·馬爾克斯、卡洛斯·富恩斯特、馬里奧·巴爾加斯·略薩等等。

而“Paf”一代呢？“我之前在詩歌節(jié)碰到一個智利年輕詩人，85年的，比我還小。他送我一本詩集，詩集名就叫Paf，用了擬聲詞。”范曄說，“我覺得他們這一代詩人有一個特點，我稱之為無焦慮寫作，或者叫無護照寫作。”

“我們知道拉美作家一直以來，特別是馬爾克斯這些人在寫作中有非常明顯的身份焦慮。‘我們的美洲’、‘我是拉美人’這些東西很明顯地在他們的作品中沉浮、不斷閃現(xiàn)。但是現(xiàn)在的年輕拉美作家好像沒有身份焦慮，也不太糾結自己到底是什么人的后代。當年對文學爆炸一代那么重要的問題是古巴革命，今天代替古巴革命位置的是數(shù)碼革命。所以Paf一代比起B(yǎng)oom一代確實有很大變化。”

世界文學維度下的青年寫作

工作坊另一位召集人何平認為，中國現(xiàn)當代文學離開世界文學的維度無法展開。“以改革開放以來的文學為例，幾乎所有1970年代末80年代初進入寫作的作家都有重回世界文學寫作的過程，比如余華、蘇童、格非、馬原這些先鋒作家，經(jīng)歷的則是面對二十世紀現(xiàn)代主義文學的震驚感。后來他們回憶各自的個人寫作史，對從寫作的蒙昧時代、至暗時刻，到忽然被現(xiàn)代主義文學照亮記憶深刻。”

如今，青年作家成為當代文學現(xiàn)場中的重要力量。今年4月，《中華文學選刊》曾策劃了當代青年作家問卷調查，向目前活躍于文學期刊、網(wǎng)絡社區(qū)及類型文學領域的35歲以下青年作家發(fā)去問卷，共收到117位青年作家的回復。

何平說：“我們要思考的是，在今天這個時代，青年寫作者和世界文學究竟是怎樣新的關系方式？青年作家和更早的前輩作家們有何不同？他們同時代的國外青年寫作是什么樣子？”

群島圖書出版人彭倫長期從事外國文學的引進出版，從去年開始也代理中國作家的翻譯版權，推動中國文學“走出去”。

“出版其實是信息情報的收集和過濾。國際出版界有立體信息網(wǎng)，比如美國有新青年作家在《紐約客》發(fā)表了一篇很火的短篇小說，這個消息很快會在國際出版網(wǎng)傳播開來。當好幾家美國出版社去爭奪這位新人的版權時，世界各國出版社都會前去打聽的。”

彭倫說，但中國現(xiàn)在比較欠缺的是信息發(fā)布的通道，其實哪怕是《中華文學選刊》的當代青年作家問卷調查，對外國出版商也是非常好玩的信息。

“現(xiàn)在國家對版權輸出很重視，這方面也設立了不少資助項目。但是你很難說效果有多好。我們經(jīng)常看到消息說，某個作家的書在這個那個國家翻譯出版，但到底產(chǎn)生了什么影響，我們都不知道。”彭倫告訴澎湃新聞記者，“我們輸出作品的版權，應該接觸世界各國有聲譽的、認真做文學的出版社，通過他們讓作品進入市場。因為他們選擇一個作家和一部作品，考慮的首先是文本質量和作品的商業(yè)潛力，而不是說，你能給我很多政府資助，我就把作品本身質量和翻譯質量扔在一邊。”

“青年寫作”與“成熟寫作”

對于“青年寫作”這樣的提法，《思南文學選刊》副主編黃德海思考是否可以換為“成熟寫作”？也就是不刻意區(qū)分年齡，按照作品的成熟度進行評價。

“我們一直鼓勵青年的姿態(tài)會造成一個問題，就是帶來矯揉造作的作風，因為它不一樣。而一個成熟的寫作會有意地收斂作風。這些年我們對青年的刻意推舉太多了，也就容易造成寫作沒有障礙、緩慢進步、思考不深入，而是按照雜志路數(shù)發(fā)表，最后變成我們參與了我們自己都非常討厭的同質化。我們一直說要反對同質化，但我們一直在用鼓勵求新求變的方式來鼓勵這種事。”

“我們現(xiàn)在看年輕寫作者有點樣子的，很快就會消失。因此不要給他們不應該得到的虛榮，這樣會把人帶入火坑。因為不停地會有新的年輕人出現(xiàn)，一旦社會關注點降低了，他會覺得時代對不起他，他會焦躁、憂郁、生活不踏實，這是不好的。”黃德海希望，當人們在推青年寫作的時候，那是成熟的寫作。

在上海譯文出版社副總編輯、作家黃昱寧看來，國外作家的成熟周期“不像國內(nèi)那么急”。“比如新概念一結束就必須出好多書。他們不是這樣，整體的多樣性還是比較好的。”

她提及目前引起歐美主流文壇極大關注的愛爾蘭“90后”作家薩莉·魯尼（Sally Rooney）。薩莉·魯尼的第二部作品《普通人》就獲得科斯塔年度最佳小說獎，從而成為這一獎項歷史上最年輕的獲獎者。

“最近我們在推魯尼的《聊天記錄》。”黃昱寧說，世界文壇對于純文學如何與互聯(lián)網(wǎng)世界對話也有焦慮。“魯尼的語言看上去非常時髦。她有一個主要的主題——戳破消費社會的真相，有一種文本對階層沖突的敏感。很令人驚訝，實際上反倒‘80后’、‘70后’不那么關心、不那么強調的問題，她又抓起來了，而這是一個19世紀的問題。”

“這也就是為什么現(xiàn)在主流文壇對這個人那樣有興趣，會那么關注她后面的走向。我們既看到了她與這個時代接通的東西，又看到了與小說發(fā)展史一直有密切關系的這一條脈絡。”

如何發(fā)掘寫作新的可能性

南京大學外國語學院法語系教授黃葒也認為作家不要分“老中青”，分“好作家”和“不好的作家”就夠了。

“法國是文學生產(chǎn)大國，文學傳統(tǒng)一直有很好的承繼和發(fā)展。最顯著的一個特點是國別文學的疆界被打破，‘法國文學’的概念越來越被外延更寬廣的‘法語文學’所替代。”黃葒以貝爾納?韋爾貝爾（Bernard Werber）為例，談到法語文學的一些新氣象。

從中學會考結束，17歲的韋爾貝爾就開始寫“螞蟻”，歷時12年終于在1991年發(fā)表了《螞蟻》，之后繼續(xù)推出以螞蟻為題材的“地球內(nèi)部居民”系列小說《螞蟻時代》和《螞蟻革命》。螞蟻三部曲跟通常動不動就是火箭、機器人和外星人亂飛的科幻小說不太一樣：通過描繪地球上另一物種的生活來反思人類，探討人類在鋼筋水泥森林里生存的其他可能性。

“螞蟻系列”之后，韋爾貝爾又寫了“天使系列”、“諸神系列”、“科學探險系列”、“第三人類系列”。在寫系列長篇的間隙，他也寫了像《大樹》這樣的充滿奇思怪想和預言意味的短篇故事集。

“某種程度上《大樹》（法語書名叫《可能之樹》）有點像21世紀的新世說新語，里面有很多科幻情節(jié)的架構，又不乏哲學和倫理道德上轉念一想的荒誕和警醒，這也是為什么他用‘哲幻小說’來定義自己的創(chuàng)作類型。”

“韋爾貝爾說《大樹》中小故事的靈感常常來源于一次散步，一次和朋友聊天，一個夢境……為了保持快速虛構故事的能力，讓他從白天大部頭小說的寫作中解脫出來，放飛一下自我，探索存在和寫作的可能性。”黃葒說，“我覺得這給我們年輕作家一個啟示，當你埋頭寫長篇時，你其實可以在間隙寫一些能解放自我的小東西，給想象力松綁。”

“此外螞蟻是韋爾貝爾從小的愛好，后來他也去過塞內(nèi)加爾跟蹤非洲黑蟻做過科學研究，為了創(chuàng)作甚至在家也養(yǎng)了一窩螞蟻，正因為觀察研究得細致，創(chuàng)作的時候有如泉涌。我想中國年輕作家從自身和現(xiàn)實出發(fā)，深入挖掘，然后找到一個超越日常和現(xiàn)實的‘跳板’，可能會發(fā)掘某一類寫作新的可能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