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沒搞錯。若要談“研究近代史的三種方式”，非我所宜，我要談的就是“不研究近代史的三種方式”。

真不是標題黨。

先從名人談起吧。1943年底至1945年秋，陳寅恪任教于大后方的成都燕京大學，其間指導過石泉（原名劉適）研究中國近代史。據石泉回憶，有一次他跟陳氏說起有意探討甲午戰敗的內政背景，陳以為“此題可作”，最后說：

我可以指導你，其實我對晚清歷史還是熟習的；不過我自己不能做這方面的研究。認真做，就要動感情。那樣，看問題就不客觀了，所以我不能做。（石泉、李涵《追憶先師寅恪先生》，收入《追憶陳寅恪》，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1999年版；類似內容又見石泉《甲午戰爭前后之晚清政局·自序》，三聯書店1997年版）

而陳氏到了晚年，卻有《寒柳堂記夢未定稿》之作（見《陳寅恪集·寒柳堂集》），討論“咸同光宣以來之朝局”，石泉遂認為其師“此時已改變往昔不研究晚清政局之初衷”（《甲午戰爭前后之晚清政局·自序》）。只是陳氏雖自許“排除恩怨毀譽務求一持平之論斷”，惟論題既與其“先世直接或間接有關”，論述中更“參以平生耳目見聞”，故此作在內涵、在體裁皆近于掌故，異于史著。陳氏很講究著述體例，其討論晚清史事，意在留下一己的見證，而非作旁觀式的述史。故雖有此作，我覺得陳氏仍不算真正做了近代史研究。

無論如何，陳氏早年對石泉所言，意思自然是指其家世攸關于晚清政局，若自己做研究的話，容易過分投入，影響治史的客觀性。眾所周知，陳氏治史，強調要有“了解之同情”，所謂“與立說之古人，處于同一境界，而對于其持論所以不得不如是之苦心孤詣，表一種之同情”（《馮友蘭中國哲學史上冊審查報告》，《陳寅恪集·金明館叢稿二編》）。但“了解之同情”是需要的，卻也不能過猶不及——陳氏在此強調“動感情……看問題就不客觀了”，正宜與“了解之同情”互為修正、互為限制，可以加深我們對“了解之同情”之說的理解。總之，至少在那個時候，陳氏著重考慮的是保持對歷史的中立觀察，故對于與其家世相關的近代史事抱有一種“回避”態度，這是很可貴的學術自律。

當然，有這種學術自律意識的，遠不止陳寅恪一人。

側重研討近代史的唐振常八十年代訪學澳洲，在墨爾本遇見“胡適門下一人”，此公談起胡適仍不時落淚。唐氏特別寫到：

我問他為什么不研究胡適。他很傷感地說：“不行，一研究就要動感情。”這個觀點向合我心，歷史學家對研究對象有了感情，必失其真。章太炎就說過，歷史學應該“汰華辭，去感情”，我深以他不研究胡適為然。（《所遇胡適門下一人》，《半拙齋古今談》，山西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

這位“胡適門下一人”，唐氏當時隱匿其名，陸灝后來點出其人即金承藝，曾任胡適助手，后專攻清初史事（《八旗子弟》《胡適門下》，《聽水讀鈔》，海豚出版社2014年版）。

鄭永年在海外做當代大陸政治社會方面的研究，曾考慮探討農村改革問題，后來發覺做不下去，轉而探討中央與地方關系。他后來自述其理由：

倒不是不熟悉，而是太熟悉了。做著做著，就可能有一些情緒的東西出來，不夠客觀。（《鄭永年：新加坡是多元文化的實驗室》，李懷宇《各在天一涯：二十位港臺海外知識人談話錄》，中華書局2016年版）

從金承藝到鄭永年，他們是針對自身經驗而言的，跟陳寅恪針對家世舊聞而言有點差別，但他們顯然都會認同陳的態度。

還有，研治歷史人類學的王明珂是臺灣眷村子弟，其父原是國民黨軍人，屬孫立人舊部，故他對近現代史，尤其是遠征軍的事跡甚感興趣。可是，他卻有一段很動情的自我總結：

后來在我三十年的歷史學術生涯中，常狂稱自己的研究是“從新石器時代到社會主義新中國”的我，卻從不研讀抗日與國共戰爭的歷史。對我來說，那是個人記憶中的一片圣土，我不愿學術知識污染了它。在那兒，有像雞那樣大的蚊子，有讓碾過它的吉普車跳起老高的大蟒蛇，有孫將軍帶著他的弟兄踩著螞蝗毒蛇穿過雨林，有摸進軍營以橄欖大的紅藍寶石換面包的印度人。在那兒，沒有民族戰爭，沒有同胞相殘，沒有仇恨，沒有恐懼。所有的都已成為過去，只有我父親及眷村中的叔叔伯伯們賴以維生的戰爭記憶，以及我對他們那一代人的思念。（《父親那場永不止息的戰爭》，載《父親那場永不止息的戰爭》，浙江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

這里的表述甚為特別，但很明顯，他對“抗日與國共戰爭的歷史”有很深的情結，視那段歷史為神圣，不愿意觸碰它，甚至有“不愿學術知識污染了它”這樣不“學術”的話。跟陳寅恪相似，他的內心也飄揚著“父輩的旗幟”，無法不帶主觀地介入父輩參與其中的歷史。這仍近于陳寅恪式的“回避”態度。

與此相對，有另一類學人，也不愿研究近代史，但所持的理由卻跟陳寅恪截然不同。

以中國社會史研究斐聲于世的何炳棣，七十年代末曾接受記者訪問，強調“切不可研究第二流的題目”；當記者又問，中國近百年史也極重要，他是否考慮研究？他回答：

這不錯是一個很重要的題目。中國歷史幾千年我都有興趣，只有鴉片戰爭到中共建國這一百年我不愿專攻，因為這段時期實在太慘痛了。近百年來我們的傳統文化和制度都比不上西方先進的文化和制度，工業和軍事更是落后，偌大的中國任憑西方和日本主義凌辱宰割，我不忍專門去研究這一段歷史。（《歷史的回顧與前瞻——訪何炳棣教授》，阮北康、歐陽瑩之《學人專訪錄》，香港天地圖書有限公司1980年版）

何炳棣

以秦漢史研究名世的廖伯源，六十年代末考上新亞研究院，有意追隨嚴耕望研究古代政制，他回憶當時的情形：

……浸會學院之老師章群先生引導余到先生之研究室拜謁先生，為余請從先生治中國政治制度史，并呈上余已出版之兩篇文章：《京師大學堂籌設始末》及《強學會》。……幾天以后，先生到余之研室來，歸還上次呈閱之文章，謂余之文章屬近代史，何以欲轉治中國政治制度史。余答以前讀近代史，所讀盡是列強欺侮中國，常為之心情不佳，故不欲以近代史為以后之研究專業。（《回憶與懷念》，《充實而有光輝——嚴耕望先生紀念集》，臺灣稻鄉出版社1997年版）

何炳棣、廖伯源是不同代際的學者，但不約而同，都對近代史有強烈的恥辱感，而不愿以之作為專業研究的對象。

與何炳棣、廖伯源相似的，我還知道一個間接的例。臺灣有位研討宋史的張峻榮，曾自述其心理：

幼讀國史，每閱至宋代，視其國力之積弱不振，屢為外患所欺，輒往往掩卷嘆息，不忍卒讀，甚或避而越跨，蓋終存輕蔑之心也。及年齒徒長，識見漸豐，始知讀史可以知鑒得失興替，方能平泯意氣之怒，靜心觀讀，然終有未釋于心者。（《南宋高宗偏安江左原因之探討·自序》，臺灣文史哲出版社1986年版）

“視其國力之積弱不振，屢為外患所欺……”，說的是他讀宋史的感受，但更潛在的，不如說是他讀近代史的感受吧。“悵望千秋一灑淚，蕭條異代不同時”，他對宋史的“輕蔑之心”，隱藏著他對近代史的“輕蔑之心”，是對近代史的恥辱感之延伸，包含了雙重的恥辱感。故在深層心理上，他也跟何炳棣、廖伯源無異。

此外，高華研究現代史，尤其側重革命史和黨史，有訪問者記錄他離世前的情形：

病榻之上，高華曾經自嘲式地告訴張鳴，自己或許不該做黨史研究，接觸到了很多的黑暗。如果做古代史，可能會好些。（袁凌《守夜人高華》，原載《財經·視覺》，此據網絡文本）

高華于黨史的感受，多少類似于何炳棣對近代史的感受——盡管他說這些話時，早就無法回頭。

陳寅恪們的心理，與何炳棣們的心理，正成一個對照。二者都表現出對近代史的“躲閃”心理，但前者的動機是“回避”，在學術上是積極的，后者的動機是“不愿面對”，在學術上是消極的。二者都動了感情，但前者是不愿自己的感情影響到所研究的問題，后者卻是不愿所研究的問題影響到自己的感情，從學術本位來說，自有上下床之別。簡單說，我以為前者更值得推崇，但后者也完全可以同情。

不論是陳寅恪，還是何炳棣，不論是“回避”模式，還是“不愿面對”模式，總之他們都沒有研究近代史。此外還有一種情形，是雖沒有研究近代史，卻從近代史受到刺激，抱著近代史的問題意識介入了古代史，不妨稱為“參照與啟發”模式。

還是先舉陳寅恪為例。1941年冬，他在流寓香港時曾購賣到一套李心傳的《建炎以來系年要錄》，有跋語說：

辛已冬無意中于書肆廉價買得此書。不數日而世界大戰起，于萬國兵戈饑寒疾病之中，以此書消日，遂匆匆讀一過。昔日家藏殿本及學校所藏之本雖遠勝于此本之訛脫，然當時讀此書猶是太平之世，故不及今日讀此之親切有味也。（《坊本建炎以來系年要錄跋》，《陳寅恪集·講義及雜稿》）

稍后說得更為詳細：

回憶前在絕島，蒼黃逃死之際，取一巾箱坊本《建炎以來系年要錄》，抱持誦讀。其汴京圍困屈降諸卷，所述人事利害之回環，國論是非之紛錯，殆極世態詭變之至奇。然其中頗復有不甚可解者，乃取當日身歷目睹之事，以相印證，則忽豁然心通意會。平生讀史凡四十年，從無似此親切有味之快感，而死亡饑餓之苦，遂亦置諸度量之外矣。（《陳述遼史補注序》，《陳寅恪集·金明館叢稿二編》）

這是陳氏對自身遭際的感受，與其家族記憶自有不同，但仍不妨歸入廣義的“近代史”范圍；而他當時深有體會于兩宋之際史事，雖未付諸專業論述，卻十分清晰地說明，學者透過“近代”的視野，是可以深化對古代世界的理解的。

在北洋軍閥時期，當時的知識階層，尤其是敵視共和政府的遺老群體，普遍有一種將當代比擬為五代的歷史修辭（參林志宏《民國乃敵國也：政治文化轉型下的清遺民》，臺灣聯經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2009年版，182-184頁）。在這一語境下，五代十國史研究就有了古今糾纏的特殊意味。

1937年下半年，陳垣寫成《舊五代史輯本發覆》，請傅增湘作序，傅氏在復函中說到：

近忽眷念時事，頗感吾輩所際與五季正同，欲借此覽薛史一過。（見《陳垣來往書信集》[增訂本]，三聯書店2010年版，第87頁）

此處說的“薛史”，即薛居正監修的《舊五代史》。傅增湘說“吾輩所際與五季正同”，想來也是陳垣的心事。而陳垣所以撰作此著，史學的“內在理路”應是主要因素，但民初政局的亂象，即他親身體驗過的“近代史”，會不會也是令他起意的一個隱蔽因素呢？

如果說，陳垣之例還不充分，那么王賡武之例就很確鑿了。王氏如今以研究南海貿易與華僑華人聞名，但他早年在英國申請博士學位的論文題目卻是五代史。他后來自述：

我對中國史最初的興趣是在近代。我曾為那些在1911年清朝滅亡后割據中國長達數十年的軍閥所吸引。饒有興味的是，當時中國的精英，無論武人、官僚還是知識分子，一致認為他們應當投身到中國的重新統一之中去。……他們的所書、所言無不提醒著中國人，亂離之世多在分裂之時；特別是3世紀漢代之后和9世紀唐朝以后的割據狀態，后者則是“天下”最后一次以同樣的方式分裂。于是我要問，何以那種特殊形式的統一在此之后會實現？

注釋里說得更為具體：

到了1960年代，我讀了陶菊隱六卷本的《北洋軍閥統治時期史話》之后，對軍閥割據時代重拾先前的興趣。我也曾受陳志讓關于軍閥政治起源研究的影響（按：當指陳著《軍紳政權——近代中國的軍閥時期》）。他的研究講述了統一和中央權力的困局，導致數十年嚴重分裂的過程。這一困局也呼應了這里關于爭奪10世紀對最高統治權的研究。……這堅定了我的信念，即五代時期與20世紀上半葉中國歷史的研究高度相關。（《五代時期北方中國的權力結構·2007年版序》，中西書局2014年版）

王賡武由今而古，轉向的軌跡極為明晰，他是將五代當作北洋的學術替代品了；而他原先對現代軍閥的興趣和理解，顯然也有助于他理解那個古典軍閥的世界。這個例子充分體現了近代史所起到的“參照與啟發”作用。

對歷史研究而言，史家得自“近代”的個人感受或家族記憶，到底意味著什么呢？是好消息還是壞消息呢？由上所述，我們可以看到，從陳寅恪到何炳棣到王賡武，三個人都不研究近代史，但何炳棣的情況跟陳寅恪不同，王賡武的情況又跟陳寅恪、何炳棣都不同。作為學人，可以各行其是，“回避”也好，“不愿面對”也好，“參照與啟發”也好，不妨各有各的選擇。而選擇是一回事，成就又是另一回事，二者并不必是相關的。

一般來說，歷史離我們越近，我們越有切身之感，理解就可能越深入；但同時，我們投入的感情越多，理解就可能越主觀。——借用量子物理學的概念，這可以稱作“歷史的測不準原理”。那么，當歷史就在不遠處，當歷史逼人而來，學者如何面對它，如何處理與它的關系，如何選擇適合自己的治學路徑，就成了一個有意味的問題。

這，也是一個體現了“史學與世變”的問題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