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為智慧的追問，哲學乃時代精神之體現。2019年06月28日，“智慧的探索與哲學2050”研討會暨“智慧的探索叢書”發布會在上海華東師范大學馮契學術成就陳列室舉辦。會議發布了包括華東師范大學哲學系幾代學人的22種哲學論著的“智慧的探索叢書”，并邀請來自不同院校的學者與專家就哲學的未來發表一些設想。

“智慧的探索與哲學2050”研討會暨“智慧的探索叢書”發布會

“智慧的探索叢書”自2015年開始由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陸續出版，至今已有22種，收錄了華東師范大學哲學系幾代學人的哲學論著，其中既有學科創始人的奠基性文本，也有年輕后人的探索之作，它在顯現華東師范大學哲學學科發展歷程的同時，也展示了幾代學人的智慧之思。

一本而分殊，幾代學人智慧之思

負責此系列叢書的劉廣漢副總編輯本身也畢業于華東師大哲學系，他說：“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一直有人文學科的出版傳統。重要的是，一般出版社認為賺點錢就可以做學術類的東西，我們不是這么認為的，我們認為出版社結構不是以賺錢去做學術，出版社的學術結構應該是金字塔型。所謂的金字塔型，底層是學術類的出版，金字塔尖是一般輕閱讀或者是暢銷類的一些讀物，這樣的結構才是比較扎實和結實的結構。

叢書名“智慧的探索”來自中國著名哲學家、哲學史家馮契先生的著作《智慧說三篇》。據叢書編委楊國榮教授介紹道，華東師范大學的哲學學科建立于20世紀50年代初，奠基者為馮契先生。馮契先生早年在清華大學哲學系學習，師從金岳霖先生。與金岳霖先生一樣，馮契先生畢生從事的，是智慧之思。在半個多世紀的思想跋涉中，馮契先生既歷經了西方的智慧之路，又沉潛于中國的智慧長河，而對人類認識史的這種鍥入與反省，又伴隨著馬克思主義的洗禮及時代問題的關注。從早年的《智慧》到晚年的《智慧說三篇》，馮契先生以始于智慧又終于智慧的長期沉思。以智慧為指向，華東師范大學的哲學學科同時具有開放性：在上承自身傳統的同時，也在學術研究方面鼓勵富有個性的創造性探究，并為來自不同學術傳統的學人提供充分的發展空間。這里體現的是哲學傳統中的一本而分殊：“一本”，表現為追尋智慧過程中前后相承的內在學術脈絡，“分殊”，則展現了多樣化的學術個性。事實上，智慧之思本身總是同時展開為對智慧的個性化探索。

楊國榮教授說：“馮契先生來到華東師大，把清華大學哲學傳統隨之帶到華東師大。哲學系的同仁在近幾十年里面，各自都從事自己專門的專業，同時都帶有家族相似性，既不僅僅關注以往的歷史、考察追溯歷史，也不僅僅關注于思辨意義上的理論。哲學作為一種智慧的探索，同時也展現了個性化的多樣性探索。我們哲學系并不是單一的傳承，有來自與不同哲學背景、不同哲學院校的同仁。華東師大哲學系的同仁一方面有家族相似性，另一方面他們都各自有自身的品格，體現著作為智慧追求多樣化、個性化的特點。”

叢書編委高瑞泉教授表示：“中國哲學在這40年里極大地改變了哲學的生態，智慧的探索已經是多向的。每個哲學家可以根據自己的信息積累研究，根據自己的所好研究。”

叢書編委陳衛平教授則探討了叢書出版的意義，他說：“三個初心，一個是哲學的初心，哲學就是智慧，我們這套書就表現了對于哲學的一種追求；第二個，堅持了我們哲學系的初心；第三個初心是出版社的初心。”

叢書編委郁振華教授談道：“這是梳理整個華東師大哲學傳統的一套書。當時我們也做了考慮，為什么要梳理哲學傳統，這些年華東師大哲學系在這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其實是表達我們對學科建設的見解。學科建設是高校的重中之重，但我們都痛感目前流行的做法是把學科建設等同于指標體系建設，我們稱之為指標主義。指標很重要，但學科建設的概念，其內容要遠比指標體系豐富得多。一個學科的健康發展，特別要關注的是學校當中自生自發的力量，自生自發的力量最顯著的標志就是學術傳統。梳理弘揚學術傳統，旨在對治指標主義之偏弊。這是我們的基本動機。學科建設中的這兩項內容，一個是學術傳統，一個是指標體系，這兩者之間是什么關系。我覺得是體用關系，學術傳統是體，指標體系是用。梳理弘揚學術傳統，是務本之舉。所以我們出這套書，包括我們建馮契學術陳列室的工作，都是反映了我們對學科建設的見解。”

華東師范大學人文與社會科學研究院副院長費斌教授則表示：“華東師范大學是一所研究性、綜合性的師范大學，是以文科見長的學校，其中人文尤其是我們的特色，我們一直說人文學科、文史哲是我們的傳統優勢學科。今天我在這里就看到了哲學具有很好的優勢體現，傳統也是在這里。”

“智慧的探索叢書”發布

三十余年，回應時代之聲

自馮契先生的著作《認識世界和認識自己》出版，其中具體而系統地考察了認識論的相關問題，闡述了基于實踐的認識過程的辯證法，特別是如何通過“轉識成智”的飛躍以獲得關于性與天道的認識。哲學系通過三十余年的發展，已在中國哲學、外國哲學、倫理學、邏輯學、宗教學、科學哲學等分支，承接馮契先生的精神，回應時代之聲，開拓出了新的學術進程。

例如叢書中所收錄的楊國榮教授的《倫理與存在——道德哲學研究》，通過考察善的多重意義以及道德與價值、倫理和義務、德性和規范、知善和行善、言說和存在、形式和實質、道德與幸福等問題，展示了對道德之域的形上沉思。

郁振華教授的《形上智慧如何可能——中國現代哲學的沉思》緊扣“在科學時代，形上學是否可能以及如何可能？”的問題，提出了一個概念框架，展示了中國現代哲學關于形上智慧之可能性話語的多重理論意蘊，在充分肯定中國現代哲學所取得的多方面思辨成就的前提下，也提出了批判超越中國現代形上學的課題。

晉榮東教授的《邏輯何為——當代中國邏輯的現代性反思》從當代中國邏輯所肩負的雙重任務，即邏輯學自身需要現代化和邏輯學應當為現代化服務出發，圍繞現代性的建構和批判這一基本原則。對改革開放以來邏輯學所取得的成績，面臨的困境和存在的問題，進行了有重點的但又是系統的回顧與反思。

陳立新教授的《歷史意義的生存論澄明——馬克思歷史觀哲學境域研究》探討馬克思面向現實生活世界，圍繞人的感性活動、人的現實生存、人類社會等理論環節，深切領悟人的生存時間性和歷史性，在把握現實生活過程中闡明歷史事物的本質性，本真道說了歷史何以可能，實現了對歷史意義的生存論澄明。

酈全民教授的《用計算的觀點看世界》從哲學的角度和高度，系統描述了計算主義在科學技術前沿的主要表現，深入剖析了計算主義的基本主張和科學意蘊，并運用計算的觀點對量子實在、時空本性、生命本質、心智之謎和人之進化等基本問題進行了有益的探究，也留下了許多值得進一步思考的哲學和科學話題。

未來的哲學如何發展？叢書不僅僅表現為對華東師范大學哲學傳統的回顧和總結，而且更預示著這一傳統未來發展的走向。

“智慧的探索與哲學2050”研討會

2050，哲學何為，如何為？

從更廣的視域看，華東師范大學哲學學科的衍化，同時又以當代中國哲學的演變為背景，在此意義上，“智慧的探索叢書”也從一個方面折射了當代中國哲學的發展過程。“智慧的探索與哲學2050”研討會與叢書發布會接踵舉辦。時代巨變，哲學何為，哲學如何為？來自不同院校的學者與專家就哲學的未來發表了一些設想，以下節錄只言片語。

《中國社會科學》雜志社哲學部主任編審趙培杰：“我覺得我們的哲學有這幾條：一是研究傳統文化應該重視當代化和現代化，二是實踐經驗；三是外國的優秀文化應該中國化、本土化。”

南京大學哲學系藍江教授：“剛才楊（國榮）老師講的問題，我們面對哲學的時候，第一個是有一個傳承的維度，把先人的智慧傳承下來，但是也有一個很重要的維度就是生成，這個也是我非常看重的。”

山西大學哲學社會科學學院梅劍華教授：“我們能預測2050嗎？一部分可以預測，如果我們收集各位的學術著作，對所有發表做一些評估，我們可以預測可能2050會發生什么。如果你把哲學做的像學術一樣，那是可預測的。另一方面，你又是沒法預測的。因為我們經常說思想的斷裂，思想的運作有它的軌跡，但不是純粹學術，有它很偶然的情況，我們不知道什么情況進來，哲學就變了天地。人工智能可以預測未來學術的發展，但是思想的發展是不可能的，做不到的。”

華僑大學社會學哲學與社會發展學院李忠偉教授：“我想從三個方面談一下我的想法，第一個是大家看到哲學危機的加深，哲學自身存在的位置，以及哲學自身的統一性危機又在發生。第二個是我們現在所見到學人的努力，針對這個危機我們正在做什么，反應是什么。第三個是我的希望和恐懼。”

北京大學哲學系鄭開教授：“在這樣的時代，科技改變了幾乎的一切，生活方式等等。更多的東西還即將改變，徹底改變。哲學預見的波折多得很，大風大浪都過來了。我們哲學，如果我們善于開腦洞，開大一點沒什么關系，哲學不怕在虛無里面停留，就怕你沒什么思想的閃光。我個人覺得給我們帶來了很多挑戰，但也有一些新的契機，使得我們傳統的學術煥發生機。”

清華大學哲學系唐文明教授：“我覺得哲學應該回到古典意義上作為一個闡釋者的角度，我們是闡釋者，我們不能代替別人思考。換句話說首先我們要以我們實際生活經驗作為基礎。來進行闡釋，在實際生活經驗的基礎之上進行反思，所有的建構也只能基于這樣的反思。他可以有兩個方向，這個一方面是走向批判，一方面是走向成全，可能智慧講的是成全，批判是另外一個相反的方向。通過批判與成全，我們早就一種新的，看來是比較謙虛或者是謙遜的活動，而不是啟蒙運動以來企圖成為立法者那樣虛妄的僭越的哲學。”

清華大學哲學系陳壁生教授：“如果說當代中國哲學因此有多種形態，事實上就是不同張力的合力產物。今天我們會發現很多中國哲學新的做法，這個不用舉例大家就非常清楚。但從這樣的局面出發的話，我覺得對未來的影響，是會帶來非常積極的影響，而不是消極的影響，也就是說擺脫了徹底以哲學史為中心的哲學研究，而更強調哲學創造本身。最開始可能帶來的結果就是在哲學創造過程中的一些探索性的問題。”

《中國社會科學》雜志社哲學部副編審、《中國社會科學文摘》副主編莫斌：“在知識之樹的意義上定位哲學功能，可能只有少部分天資比較好的學者從事哲學創新，在一種原哲學的范式上，一部分人只是他樂于從事哲學史的研究，進行經典閱讀，同時交流上的拓展。像倫理學產學研結合非常密切的研究，而且是跨學科的性質。這是哲學功能定位，面對未來哲學之謀劃，如何破題？”

武漢大學中國傳統文化研究中心王林偉博士：“我覺得化理論為方法只有在反思上才有可能，如果沒有反思的話是不能變成自己方法的，另外是化理論為整個系統。這尤其是所謂中國的傳播，這個理論當然要最廣義的理解，科學理論是無法劃分，但我們做最廣義的理解的話，我們可以把傳統所謂的修身養性，可以把這個學問歸到你自己的德信人格里面去，這兩個也不是分離的，而且是統一的，統一在哪里呢？我覺得馮先生有一個話說的非常好，叫做平民化的自由人格。什么叫做自由？這個自由永遠是要爭取的，所以智慧的探索是無盡的。”

與會者合影

研討會的最后，針對哲學2050的話題，郁振華教授介紹了華東師范大學在思勉人文高等研究院這個平臺上開展的工作：“華師大有一個特別好的傳統，文史哲在一個院子里，一直有很好的互動。今年我們搞了整整兩周的思勉人文思想節，主題是‘新技術新人文’，在社會上產生比較大的影響。主要是兩個方向，一個是數字人文的理念和實踐，另外一個是前沿技術的人文維度。像人工智能和基因技術這樣的前沿技術，是特別具有哲學意蘊的技術。它們在給我們帶來極大便利的同時，也常常把人類帶入極大的風險之中。前沿技術的健康發展，需要人文的反思、人文的范導、人文的嵌入。思想節我們就是按這兩個方向設計的。思想節之后，我們開設了數字人文的理念和實踐高端講壇，以及前沿技術的人文維度高端講壇，在未來的兩年當中，我們還會沿著這兩個方向做更深入的研究和探討。”

智慧的探索叢書 Quest for Wisdom Series 華東師范大學哲學系 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 編委會：陳衛平 馮棉 高瑞泉 劉廣漢 童世駿 楊國榮 郁振華

【附】楊國榮：智慧的探索叢書·總序

作為把握世界的觀念形態，哲學的內在規定體現于智慧的追問或智慧之思。這不僅僅在于“哲學”（philosophy）在詞源上與智慧相涉，而且在更實質的意義上緣于以下事實： 正是通過智慧的追問或智慧之思，哲學與其他把握世界的形式區分開來。這一意義上的智慧——作為哲學實質內涵的智慧，首先相對于知識而言。如所周知，知識的特點主要是以分門別類的方式把握世界，其典型的形態即是科學。科學屬分科之學，中文以“科學”（分科之學）作為“science”的譯名，無疑也體現了科學（science）的特征。知識之“分科”，意味著以分門別類的方式把握世界： 如果具體地考察科學的不同分支，就可以注意到，其共同的特點在于以不同的角度或特定的視域去考察世界的某一方面或領域。自然科學領域中的物理學、化學、生物學、地理學、地質學，等等，側重于從特定的維度去理解、把握自然對象。社會科學領域中的社會學、政治學、經濟學、法學，等等，則主要把握社會領域中的相關事物。無論是自然科學，抑或社會科學，其研究領域和研究對象都界限分明。以上現象表明，在知識的層面，對世界的把握主要以區分、劃界的方式展開。

然而，在知識從不同的角度對世界分而觀之以前，世界首先以統一、整體的形態存在： 具體、現實的世界本身是整體的、統一的存在。與這一基本的事實相聯系，如欲真實地把握這一世界本身，便不能僅僅限于知識的形態、以彼此相分的方式去考察，而是同時需要跨越知識的界限，從整體、統一的層面加以理解。智慧不同于知識的基本之點，就在于以跨越界限的方式去理解這一世界，其內在旨趣則在于走向具體、真實的存在。可以看到，這一意義上的“智慧”主要與分門別類的理解世界方式相對。

具體而言，智慧又展開為對世界的理解與對人自身的理解二重向度。關于世界的理解，可以從康德的思考中多少有所了解。康德在哲學上區分把握存在的不同形態，包括感性、知性、理性。他所說的理性有特定的含義，其研究的對象主要表現為理念。理念包括靈魂、世界、上帝，其中的“世界”，則被理解為現象的綜合統一： 在康德那里，現象的總體即構成了世界（world）。參見Kant，Critique of Pure Reason，Translated by N. K. Smith, Bedford/St. Martin’s Boston, New York, 1965, p.323。 不難注意到，以“世界”為形式的理念，首先是在統一、整體的意義上使用的。對世界的這種理解，與感性和知性的層面上對現象的把握不同，在這一意義上，康德所說的理性，與“智慧”這種理解世界的方式處于同一序列，可以將其視為形上智慧。確實，從哲學的層面上去理解世界，側重于把握世界的整體、統一形態，后者同時又展開為一個過程，通常所謂統一性原理、發展原理，同時便具體表現為在智慧層面上對世界的把握。

歷史地看，盡管“哲學”以及與哲學實質內涵相關的“智慧”等概念在中國相對晚出，但這并不是說，在中國傳統的思想中不存在以智慧的方式去把握世界的理論活動與理論形態。這里需要區分特定的概念與實質的思想，特定概念（如“哲學”以及與哲學實質內涵相關的“智慧”等）的晚出并不意味著實質層面的思想和觀念也同時付諸闕如。

當然，智慧之思在中國哲學中有其獨特的形式，后者具體表現為對“性與天道”的追問。中國古代沒有運用“哲學”和“智慧”等概念，但卻很早便展開了對“性與天道”的追問。從實質的層面看，“性與天道”的追問不同于器物或器技層面的探索，其特點在于以不囿于特定界域的方式把握世界。

“性與天道”的追問是就總體而言，分開來看，“天道”更多地與世界的普遍原理相聯系，“性”在狹義上和人性相關，在廣義上則關乎人的整個存在，“性與天道”，合起來便涉及宇宙人生的一般原理。這一意義上的“性與天道”，在實質層面上構成了智慧之思的對象。智慧之思所指向的是宇宙人生的一般原理，關于“性與天道”的追問，同樣以宇宙人生的一般原理為其實質內容。

從先秦開始，中國的哲學家已開始對“道”和“技”加以區分，莊子即提出了“技”進于“道”的思想，其中的“技”涉及經驗性的知識，“道”則超越于以上層面。與“道”“技”之分相關的是“道”“器”之別，所謂“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便表明了這一點，其中的“器”主要指具體的器物，屬經驗的、知識領域的對象，“道”則跨越特定的經驗之域，對道的追問相應地也不同于知識性、器物性的探求，作為指向形上之域的思與辨，它在實質上與智慧對世界的理解屬同一序列。至中國古典哲學終結時期，哲學家進一步區分器物之學或專門之學與“性道之學”，在龔自珍那里便可看到這一點。器物之學或專門之學以分門別類的方式把握對象，“性道之學”則關注宇宙人生的普遍原理。在器物之學與性道之學的分別之后，是知識與智慧的分野。以上事實表明，中國哲學不僅實際地通過“性與天道”的追問展開智慧之思，而且對這種不同于知識或器物之知的把握世界方式，逐漸形成了理論層面的自覺意識。

可以看到，以有別于知識、技術、器物之學的方式把握世界，構成了智慧之思的實質內容。西方的philosophy，中國的“性道之學”，在以上方面具有內在的相通性，其共同的特點在于超越分門別類的知識、技術或器物之學，以智慧的方式把握世界。

中國哲學步入近代以后，以“性與天道”為內容的智慧之思，在社會的變遷與思想的激蕩中綿延相繼，并逐漸形成了不同的哲學進路。這種趨向在中國當代哲學的發展中依然得到了延續，華東師范大學哲學學科的形成和發展過程，便從一個側面體現了這一點。華東師范大學的哲學學科建立于20世紀50年代初，她的奠基者為馮契先生。馮契先生早年（20世紀30年代）在清華大學哲學系學習，師從金岳霖先生。20世紀30年代的清華大學哲學系以注重理論思考和邏輯分析見長，并由此在中國現代哲學獨樹一幟，金岳霖先生是這一哲學進路的重要代表。他的《邏輯》體現了當時中國哲學界對現代邏輯的把握，與之相聯系的是其嚴密的邏輯分析方法；他的《論道》展示了對“性道之學”的現代思考，其中包含著對形上智慧的思與辨；他的《知識論》注重知識的分析性考察，但又不限于分析哲學的形式化進路，而是以認識論與本體論的融合為其特點。金岳霖先生在哲學領域的以上探索，可以視為以智慧為指向的“性道之學”在現代的展開，這種探索在馮契先生那里獲得了承繼和進一步的發展。與金岳霖先生一樣，馮契先生畢生從事的，是智慧之思。在半個多世紀的思想跋涉中，馮契先生既歷經了西方的智慧之路，又沉潛于中國的智慧長河，而對人類認識史的這種鍥入與反省，又伴隨著馬克思主義的洗禮及時代問題的關注。從早年的《智慧》到晚年的《智慧說三篇》，馮契先生以始于智慧又終于智慧的長期沉思，既上承了金岳霖先生所代表的近代清華哲學進路，又以新的形態延續了中國傳統哲學的智慧歷程。

自20世紀50年代初到華東師范大學任教之后，馮契先生在創建華東師范大學哲學學科的同時，也把清華的哲學風格帶到了這所學校，而關注哲學史研究與哲學理論研究的交融，重視邏輯分析，致力于馬克思主義哲學、中國哲學與西方哲學的互動，則逐漸構成為華東師范大學哲學學科的獨特學術傳統。半個多世紀以來，華東師范大學的哲學學科經歷了從初建到發展的過程，其間薪火相傳，學人代出，學術傳統綿綿相續，為海內外學界所矚目。以智慧為指向，華東師范大學的哲學學科同時具有開放性： 在上承自身傳統的同時，她也在學術研究方面鼓勵富有個性的創造性探究，并為來自不同學術傳統的學人提供充分的發展空間。這里體現的是哲學傳統中的一本而分殊：“一本”，表現為追尋智慧過程中前后相承的內在學術脈絡，“分殊”，則展示了多樣化的學術個性。事實上，智慧之思本身總是同時展開為對智慧的個性化探索。

作為哲學叢書，“智慧的探索叢書”收入了華東師范大學哲學學科幾代學人的哲學論著，其中既有學科創始人的奠基性文本，也有年輕后人的探索之作，它在顯現華東師范大學哲學學科發展歷程的同時，也展示了幾代學人的智慧之思。在馮契先生100周年誕辰到來之際，這一叢書的出版，無疑有其獨特的意義： 它不僅僅表現為對華東師范大學哲學傳統的回顧和總結，而且更預示著這一傳統未來發展的走向。從更廣的視域看，華東師范大學哲學學科的衍化，同時又以當代中國哲學的演變為背景，在此意義上，“智慧的探索叢書”也從一個方面折射了當代中國哲學的發展過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