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本書講述了“不為人知”的世界史，以小見大，從微觀的切入點看宏觀的歷史，為我們帶來看待世界史的全新角度。與歷史知識的簡單堆砌不同，讓我們在表象背后，把握人類文明的脈搏。

中立城市漢堡的輝煌

首先要說的典型的中立城市，是1618年至1868年長期保持中立的漢堡。漢堡是位于易北河入海口的港口城市，曾經與呂貝克、不萊梅同為漢薩同盟的核心城市。盡管漢堡并不面向大海，但這里至今設有國際海洋法法庭，見證了它作為港口城市的歷史。

漢堡能夠繁榮的原因之一是對外國人采取包容政策。讓不同地域、不同宗教信仰的商人自由地進行貿易，這是成為國際化商業城市的必要條件。這一點阿姆斯特丹做得很好，16世紀末到17世紀，阿姆斯特丹作為當時歐洲最大的商業城市，甚至還建有猶太教堂。

宗教改革后，漢堡屬于路德派，與英國的聯系非常緊密。英國人、荷蘭人和從伊比利亞半島來的商人（包括塞法迪猶太人）都來漢堡做生意。在16世紀至17世紀，漢堡的人名簿中已經出現了葡萄牙人和西班牙人的名字。而且，據說在漢堡的葡萄牙中介人的數量已經超過了阿姆斯特丹。

此外，中立政策也是漢堡的優勢。1568年至1648年，歐洲最強的商業國家荷蘭為脫離西班牙進行了獨立戰爭，這場戰爭被稱為“八十年戰爭”。由于戰爭，荷蘭在1621年至1641年中斷了與葡萄牙及其殖民地之間的貿易，在1621年至1647年中斷了與西班牙及其殖民地之間的貿易。

在此期間，漢堡成長為與伊比利亞半島和美洲新大陸開展貿易的重要城市，尤其是在巴西的砂糖、鉆石、靛藍和胭脂紅的染料、銀等殖民地物產的流通方面，已經可以與阿姆斯特丹匹敵。

漢堡原本就與倫敦聯系密切，甚至有“小倫敦”之稱。17世紀下半葉，英國與荷蘭之間爆發戰爭。18世紀，漢堡取代阿姆斯特丹，成為與倫敦對接的主要貿易港。從某種意義上說，漢堡的貿易網絡幫助了英國擴張為海上帝國。

在戰爭不斷的年代，漢堡作為中立城市，起到了“安全閥”的作用，成長為歐洲首屈一指的國際化商業城市。

拿破侖戰爭中的商人

18世紀中葉起，漢堡的貿易額快速增長。在法國大革命和拿破侖戰爭期間，漢堡的貿易額有了進一步的飛躍。

1795年，法國革命軍占領荷蘭，阿姆斯特丹的貿易與金融市場受到巨大打擊。漢堡成了阿姆斯特丹的替代港。

有趣的是法國大革命對漢堡的影響。法國大革命前夕，從漢堡前往法國的船只數量明顯增加，大革命后則大幅減少。而且，法國大革命期間，從漢堡前往英國的船只數量也有所增加。從英國前往歐洲大陸的船只中，最多的也是來自漢堡的船只。

法國大革命后，歐洲各國結成了反革命同盟，攻擊法國革命政府。但隨著法國的反攻，歐洲各國反而喪失了大片領土。這劇中的主角就是拿破侖·波拿巴（1769—1821）。

面對拿破侖，英國一直是反法同盟的核心。

1806年，拿破侖占領了柏林，同年頒布了禁止與英國通商的大陸封鎖令。這不僅是軍事上的戰爭，還成了經濟戰。處在拿破侖控制下的歐洲各國只能服從。1810年，漢堡也被拿破侖軍隊占領了。

面對這種情形，許多漢堡的商人逃到了中立國瑞典的貿易城市哥德堡。哥德堡位于斯堪的納維亞半島西部，由此掀起了一陣商業熱潮。瑞典歷史學家萊奧斯·穆勒將1807年至1815年這段時間稱為哥德堡的“光輝歲月”。

但是，1815年，拿破侖在滑鐵盧戰役中敗北，哥德堡作為國際貿易港的使命就此終結。漢堡復蘇，與拉丁美洲之間的貿易額躍居世界第2位，還成了移民出航的重要港口，完美地搭上了19世紀全球一體化的快車。

拿破侖企圖控制歐洲經濟，從事國際貿易的商人則拼命想要維持自己的貿易網絡。與英國的貿易對每個歐洲國家來說都不可或缺，拿破侖試圖通過大陸封鎖令，切斷歐洲各國與英國的聯系，但這在現實中很難實現。可以想象，走私活動必然會在暗中進行。拿破侖戰爭和大陸封鎖令都沒能阻止歐洲的商業活動，這很大程度上要歸功于從事國際貿易的商人建立的“看不見”的貿易網絡。

作為中立國的美利堅合眾國

還有一個國家通過拿破侖戰爭獲得了巨大利益，那就是剛剛獨立的美利堅合眾國。

1775年，美國獨立戰爭爆發，次年，《獨立宣言》發表。1783年，《巴黎條約》簽訂，美國的獨立得到了國際社會的承認。

但獨立對美國經濟來說是一個巨大的挑戰。在殖民地時期，美國所有的商業活動都在英國的法律、軍隊和商業網絡的保護下開展。一旦獨立，美國就失去了宗主國英國的保護。而且，戰爭讓美國國內千瘡百孔，貿易也跌到了谷底。

一般認為，讓美國擺脫困境、奠定日后發展基礎的是西部開發。但我想關注的是另一個側面——海運業。

在殖民地時期，美國的造船業就已經相當發達。美國的優勢在于豐富的自然資源，尤其是造船所需的木材。西歐各國都很缺乏木材，需要從波羅的海地區進口，而美國本土就有豐富的森林資源，完全能滿足造船所需。

而法國大革命和拿破侖戰爭又為美國的發展添了一把柴。

對美國來說，在對英的獨立戰爭中，法國是支持自己一方的同盟國。因此，美國當時的革命政府曾呼吁向法國派遣外交官，搜捕英國船只。然而，美國第一任總統喬治·華盛頓（1732—1799）堅持了中立政策。1794年，美國與英國簽訂了《杰伊條約》，在此之后，即使是在法國大革命之后的戰爭時代里，美國仍與英國、法國雙方都保持了貿易往來。美國的海運業借此機會迅速成長，紐約、費城、波士頓、巴爾的摩等東海岸港口城市也得到了發展。

最能體現這個時期美國與歐洲大陸之間貿易狀況的是從美國前往法國西南部港口城市波爾多的船只數量。波爾多是著名的葡萄酒產地，18世紀時還是知名的貿易城市，大西洋貿易，尤其是從美洲新大陸進口砂糖的貿易非常發達。

1791年前后，美國船只主要還是在美國東海岸和波爾多之間往來。但在1795年至1815年，美國船只的數量迅速增加（1795年有351艘，達到頂峰），航線也變得復雜起來。這些船只從砂糖的原產地西印度群島將砂糖運到歐洲大陸的各個港口，甚至還會繞過南美洲最南端的合恩角，穿過太平洋，再繞過好望角，去往地中海和波羅的海。

如果沒有中立的美國船只，在法國大革命和拿破侖戰爭期間，歐洲可能就無法獲取必要的物資。此外，美國船只也為加深歐洲與大西洋之間的聯系做出了巨大貢獻。

從貿易角度看門羅主義

從中立角度和經濟角度來看，美國長期堅持的著名外交政策——門羅主義也展現出了不同的一面。

1823年12月，美國第5任總統詹姆斯·門羅（1758—1831）發表了《門羅宣言》，宣布美洲大陸不受歐洲各國干涉，美洲對歐洲的戰爭保持中立。一般認為，這是體現了美國的孤立主義的外交宣言。

然而，我們不能忽視《門羅宣言》還對經濟產生了影響。當時美國正向阿根廷、智利、秘魯、哥倫比亞、墨西哥等拉丁美洲國家請求簽訂通商條約，企圖獲取最惠國待遇。從這個意義上說，《門羅宣言》也可以被認為是美國為了保護自己的海運業在美洲的發展而頒布的政策。

到了18世紀末，美國已經是世界第二大海運國，船只數量僅次于英國。在“中立”的背后，無疑隱藏著美國建立并保護屬于自己的貿易圈的企圖。

還有一點也經常被忽視——在國際貿易的大背景下看，美國所謂的“奴隸解放”也有另一面。

1862年9月，美國南北戰爭激戰正酣，第16任總統亞伯拉罕·林肯（1809—1865）頒布了著名的《解放黑人奴隸宣言》。這一舉措一方面是為了批判迫使奴隸種植棉花的美國南部各州，另一方面也是為了牽制美國南部棉花貿易的最大客戶——英國。

不能忽視的是，身為世界第二大海運國的美國，一直在支持西班牙屬古巴等地的砂糖貿易。古巴從19世紀40年代起成為世界上最大的砂糖產地，背后支撐它的是從非洲運來的黑人奴隸。古巴的奴隸制持續到了1886年。因此，從本質上看，美國的《解放黑人奴隸宣言》只是反對在國內使用奴隸，對運輸國外奴隸生產的商品等行為沒有任何限制。事實上，在此之前，反奴隸州的船只一直在運輸古巴產的砂糖。

靠戰爭發財致富的中立國

日本人總是習慣將“中立”和“愛好和平”畫上等號。事實上，采取中立政策并不意味著反對戰爭，相反，它可能意味著通過戰爭來獲利。對交戰國來說，中立國的存在非常重要，因為交戰國可以通過中立國繼續貿易，向國民提供必要的物資。

為什么近代以來亞洲經濟停滯，歐洲經濟卻取得了巨大發展？歷史學界一直在討論這個問題。我認為原因之一就是，歐洲各國利用了中立城市和中立國維持貿易，將戰爭的影響降低到了最小限度。

此外，歐洲各國還曾利用宗教戰爭驅逐異教徒。比如，新教徒商人、猶太商人曾被驅逐出天主教國家，被迫長途遷徙到其他地方——這也讓歐洲商人的貿易網絡得到了擴張。戰爭爆發時，這些商人會投靠親友，在別的城市開展商業活動。在我看來，歐洲的“狹小”成了一種優勢。正因為歐洲面積小，人們才可能在活動范圍內形成諸多商業據點，并彼此獨立。這在中國和伊斯蘭世界的龐大帝國中是不可能實現的。在歐洲，即使商業網絡中的某一個點因戰爭而崩潰，其他的點與點之間還能保持聯系，整體的商業網絡并不會被破壞。

本文摘自《無論如何都想告訴你的世界史》，未讀?思想家?北京聯合出版公司2019年5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