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6月20日，國際頂級期刊Science刊發以《Civic honesty around the globe》為題的文章（鏈接為https://science.sciencemag.org/node/727934.full），介紹在40個國家開展的大規模行為實驗，發現我國對遺失物品發電子郵件提醒的比例（Science文定義為社會誠信水平）最低，如圖1所示。

該文刊出后，很快引起廣大學者特別是中國學者的關注和爭論。很多人質疑：他們的研究中沒有考慮中國的社會文化背景，如內地許多民眾不太喜歡用電子郵箱，雖然該論文用各國公司使用電子郵件比例的數據作為控制變量，發現基本沒有改變排名順序，但公司擁有郵箱和員工是否喜歡用郵箱的區別頗大。這些很好的質疑由于缺乏數據支撐，暫時無法給出有力反駁。

一個新的、有數據支撐的思路是：如果一個國家的人越忙，就越沒時間發電子郵件提醒遺失物品。而具有公開數據的人均年實際工作時間，是反映一個國家繁忙程度的合理度量指標。從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OECD）網站（https://stats.oecd.org/Index.aspx?DataSetCode=ANHRS），找到在實驗中出現的美國、英國、法國、德國等23個國家的就業人員平均年實際工作時間數據。從2017年的《中國人口和就業統計年鑒》，獲取我國就業人員平均周實際工作時間數據。把各國工作時長與失物提醒比例進行相關性分析，發現二者具有很強的負相關關系，即工作時間越長，越少提醒失主，如圖2所示。經測算，工作時長可以解釋大約55.4%的失物提醒比例國家間差異。

一個新的問題呈現：如果剔除掉工作時長（繁忙程度）因素的影響，各國失物提醒比例的排名是否會發生很大變化？新的排名會是什么樣呢？

首先，對人均年實際工作小時數和失物提醒比例進行線性回歸，找出圖2中最能反映二者關系的橙色直線。對應橫坐標上的一個工作時長，如果不考慮其他因素的影響，相應的失物提醒比例，應該是這條直線上對應的縱坐標的水平。各個國家偏離這條線的距離，可以理解為由工作時長外的因素造成的提醒比例變化。

然后，假設各個國家的工作時長都相同，都等于這些國家的平均值，那么如果沒有其他因素影響，每個國家的失物提醒比例應該是相同的，如圖3的水平直線所示。我們再把圖2中各個國家失物提醒比例對回歸線的偏離（即受除工作時長外其他因素影響造成提醒比例變化）加回到圖3中，即可得到各國剔除工作時長因素后的失物提醒比例。

最后，對調整后的各國失物提醒比例進行排序、繪圖，得到類似Science文中的排名圖，見圖4。（注：Science文中的實驗里錢包有兩類，一類裝錢，一類沒裝錢。本文前面分析中的失物提醒比例，指的都是對沒有裝錢的錢包，對應圖中綠色點；同樣的方法可以計算出裝錢錢包的調整后提醒比例，對應圖中紅色點。）

比較圖1和圖4可以看出，剔除工作時長因素后，各國誠信排名發生很大變化。中國排名從倒數第1提高到19名，而且超過了德國、英國、意大利等，緊跟在美國之后。德國變化非常大，本來排名第9，現在倒數第4，主要因為它的人均年工作時間很短，但失物提醒比例又不是特別高。

把所有國家兩兩比較，看它們在調整前后的排名中的先后順序是否一致，發現順序發生顛倒的比例為24.28%。如果這個比例為100%，說明兩個排名的排序完全顛倒，顛倒比例為50%就說明兩個排名的順序已經被完全打亂，而24.28%的顛倒比例表示大概有一半的排名順序被打亂。

當然，我們并不認為這個數據就真的代表各個國家的誠信水平，一定還有其他因素在影響著調整后的失物提醒比例。例如，如果再剔除很多中國公民不習慣用電子郵件的影響后，排名可能又會提高。至于德國，想必有其他的社會或者文化等因素，使得他們工作時間短但失物提醒少。

總之，人均年實際工作時間（繁忙程度）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解釋各國失物提醒比例（即所謂的誠信水平）的國家間差異，剔除這個因素影響后，誠信排名發生很大變化。所以，筆者還是相信“人之初，性本善”的，只是因為“茍太忙”，就會“無暇幫”了。相關領域的專家學者在社會道德等問題的研究中，應該“多解釋，慎評判”。

（作者于同奎為西南大學計算機與信息科學學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