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社科院哲學所研究員薛華第一次見到德國哲學家尤爾根·哈貝馬斯（Jürgen Habermas），是在1981年。此前，他對哈貝馬斯的印象有二，一是在1968年德國學生運動中處于中立派的哈貝馬斯，雖然左右兩派兩頭受氣，仍不改初衷；二是法蘭克福學派這一社會哲學流派傳到中國，哈貝馬斯是第二代的代表人物。

1981年赴德訪學的薛華在哈貝馬斯的課堂上見到他，聽課人數之多，發言之踴躍、直率讓薛華印象深刻。薛華向哈貝馬斯表達了希望他能訪問中國的想法。哈貝馬斯說，中國這樣大，有這樣長的歷史，現在、將來都有極重要的位置，我肯定要去。

2001年，約定終于成行。由中國社會科學院哲學研究所主持，哈貝馬斯在北京、上海的七個學術單位發表五個報告，主要有三條線索：后形而上學、民主、國際主義與民族國家。這些報告最終成書《哈貝馬斯在華講演集》。

除公開講演，哈貝馬斯還參與了和中國學者的內部會談。薛華記得時任中國社會科學院院長李鐵映與哈貝馬斯的面談。李鐵映向哈貝馬斯提出，中國的傳統思想總體上是以集體為基礎，而西方的傳統文化、道德以個人為基礎。哈貝馬斯先謙虛表示自己不大了解中國文化，只是此行前“翻開了一點有關的書”，然后指出，至少孟子不以集體為基礎，而以個人為基礎。薛華想這話講對了，孟子的確批評總以國家、社會、家庭為基礎卻忽略個體。“他掌握人家的思想，那種敏感度和準確度，真是令人吃驚”，薛華說。

2019年6月18日是哈貝馬斯的九十歲生日。在中國北京，薛華與清華大學政治學教授任劍濤、主持人王歌博士共聚建投書局，回憶他與這個老朋友的故事，談談今天的知識分子如何參與公共生活。

任劍濤：哈貝馬斯對納粹主義進行“斷然切割、深刻反省、系統批判”

哈貝馬斯對中國官方和理論界都有極其深厚的影響。任劍濤認為，中國思想界如此自發地慶賀哈貝馬斯九十歲生日，本身就極具象征意義。在他看來，哈貝馬斯備受中國關注，原因有三。

第一，哈貝馬斯持有溫和、自省的中左派立場。與法蘭克福學派的馬克斯·霍克海默、赫伯特·馬爾庫塞等“一般資本主義的激烈批判者，甚至是顛覆者”相比，任劍濤認為哈貝馬斯的定位是溫和派、反思派。哈貝馬斯愿意談論一般西方左派不愿談的程序民主，承認立憲民主的建構；尤其是他于1986年提出的“憲政愛國主義”概念，使其“站到了穩定的中左位置”。

哈貝馬斯長期堅持以中左立場抗拒極左、極右立場，使其成為戰后德國立憲民主“最重要的歷史見證者、理論分析者、制度設計者和實踐支持者”。

第二，哈貝馬斯深切關注“社會大災難之后怎么辦”的問題，堅持批判納粹德國帶來的世界災難，終身警惕德國民族主義的復辟。任劍濤認為，哈貝馬斯這種歷史旁觀者的視角，與其成長時代有關。1945年結束的第二次世界大戰或許并未給1929年出生的哈貝馬斯留下太深的印象，而到其大學畢業時，德國已開始反思如何面對“二戰”，尤其是納粹的責任問題。

哈貝馬斯還發現那些在納粹時期“特別吃香”的老師輩，戰后竟“華麗轉身，搖身一變，把自己原諒了”，又一次成為知識名流。如此輕易的原諒不被哈貝馬斯認可，這也是其對德國持終身不妥協的批判態度的原因之一。即使面對創造德國“經濟奇跡”、“光復德國榮光”的總統康拉德·阿登納，哈貝馬斯也因其與納粹切割不清而“毫不客氣”。他立志對德國屠猶、納粹主義進行“斷然切割、深刻反省、系統批判”，其終身的學術理想、路徑都與此有密切關系。但另一方面，任劍濤認為這也導致哈貝馬斯在理論研究上的一個遺憾，即對德國左翼發展的自身批判不足。

第三，哈貝馬斯對于民族國家如何走向“后民族”的理念對全球轉型有指導意義。哈貝馬斯將歐盟視作一個超民族政治體制的現實方案，其指導意義就在于“通過不溫不火的實踐理性引導一個國家走在穩健的現代民主之路上”，這一點對當今世界的轉型國家極富現實意義。

薛華：哈貝馬斯在哲學上、政治立場上一以貫之

作為學者的哈貝馬斯同時保持公共性，積極參與政策與思想論戰，到世界各地演講，也因此有人稱哈貝馬斯的一輩子“不是干出來的，是斗出來的”。

薛華分享了一則軼事。他曾與朋友到希臘雅典，朋友站上衛城對面的一小塊空地，對著衛城說：“雅典公民，我向你致辭。”薛華問，為什么致辭？朋友說，這是一種象征。在古希臘，發言人只要站在這塊講臺上，就可以不受限制表達異見，這塊地因此被稱為豁免地或保護地。人如果想在地球上尋得一方立足之地，“首先內心當中要有一個東西”，即是自己通過獨立思考確立的思想。

薛華還看到哲學家康德所講的思維三原則對現代知識分子的啟示。第一條原則就是獨立思考。第二條是將心比心，站在別人的立場思考問題。第三條是一貫的思想，或如孔子所言“吾道一以貫之”。人不斷成長，不斷自我修改、完善，哈貝馬斯亦然，難能可貴的是，哈貝馬斯至少從大學畢業后，在哲學上、政治立場上一以貫之一路走來，且“越走越堅定，越走越明朗”。薛華認為，不僅知識分子，常人也應深思這三條原則，走起路來，才會有動力、有意義。

應用這些規則不斷學習，對照、修正自我的過程，需要堅持、受苦。哲學家黑格爾講自由觀念，必須經過苦惱意識，經過不幸的生活。佛教思想也主張，抵達彼岸之前，首先要歷經此岸這個苦世界。而中國的問題則在于，“沒有什么吃苦文化，快樂的文化太多”，缺乏對痛苦的正視、承認、評價。哈貝馬斯的偉大，與其經歷艱苦并不斷克服自己不無關系。

關于知識分子的公共參與，任劍濤認為“知識分子的能力并不在于知識，而在于介入的意愿”。因此，他反對現下中國很多人污名化、攻擊“知識分子”的行為。

自康德以來備受強調的啟蒙精神，關鍵就在于“敢于知道”，要敢于揭開、顛覆自身的不成熟狀態。人的一輩子都是在發現、駕馭自己的不成熟狀態，因此啟蒙不是所謂精神領袖引導低級趣味之人的“你蒙我啟”，而應該是“有蒙共啟”。

王歌：法蘭克福學派三代人從整體上看構成某種契合度

三位學者還談到“法蘭克福學派”一詞的爭議性。薛華認為，法蘭克福學派并不能算是嚴格的學術概念，而更多是民間流行的說法。任劍濤認為，所謂法蘭克福學派，其實是在法蘭克福大學社會研究所共事過，立場相近甚或相反的學者“編造”出的法蘭克福三代譜系。

但另一方面，法蘭克福學派三代人之間，也有其連貫性。王歌認為，盡管霍克海默、阿多諾、哈貝馬斯等人互有不認同之處，但整體來看，他們仍然構成某種契合度，譬如與馬克思主義的聯系，社會學的方法等等。

任劍濤也看到法蘭克福學派之所以成為“社會理論詞藻”，其內在的一致性。例如，從左翼理論的來源上看，法蘭克福學派人的思想都與馬克思主義有密切關系，作為西方馬克思主義的一個龐大支系為人所知。當然，他們和馬克思主義的不同之處在于，馬克思主義強調階級批判、武器批判，即通過革命推翻舊的國家機器，建立無產階級專政。但法蘭克福學派認為，這樣的政治批判和武器批判需要轉型為文化批判和社會批判。

另外，法蘭克福學派三代人在對當世社會的不滿和批判性上高度一致，且這種不滿不是持忽略的態度。從時政評論來看，法蘭克福學派抨擊科索沃戰爭、伊拉克戰爭、默克爾當政、特朗普當政……這種批判態度表現出他們理性的、普世的對未來愿景的關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