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爾及利亞曾在中東北非威權國家陷入動蕩之際保持了穩定，但當年邁的老總統阿卜杜勒阿齊茲·布特弗利卡（Abdelaziz Bouteflika）再次尋求第五任期時，阿民眾的不滿引發了全國范圍的游行示威活動，直接導致了布特弗利卡提前下臺。民眾抗議活動仍在持續，要求前政府相關人士下臺并徹查腐敗，有人甚至提出徹底革除舊體制的口號。

阿卜杜勒阿齊茲·布特弗利卡。

這個舊體制被認為由一群阿軍隊和官僚集團高層所組成，他們在幕后掌管著阿政治的運行，并且企圖再次指定總統接班人。布特弗利卡作為革命元老也是這個集團的一員，自從在1999年被軍方推舉為新總統人選之后一直連任至今。同第三世界的其他“獨裁者”相比，布特弗利卡是較為民眾愛戴的一位統治者，這主要源于他對國家穩定發揮的關鍵作用和他本人的魅力。1990年代的阿爾及利亞經歷過頻繁的政府更迭，隨后上臺的布特弗利卡一直起到定海神針般的作用，很難找到比布特弗利卡具有更強大的政治號召力和平衡能力的人選。布特弗利卡本人數次公開表示希望阿國能夠實現平穩過渡，由年輕一代來交接他這一代老人的權力。事實上，他早已成為了舊有體制延續自身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也因此即使坐在輪椅中被傳逝世多次仍無法退休。

隨著他的下臺，阿政治進入了高度不確定的時期，這也為國家轉型提供了可能性。與其他轉型中的發展中國家類似，阿爾及利亞政治體制建設落后于經濟發展，難以協調精英矛盾和社會結構變化帶來的政治壓力，在變革時期容易發生政治動蕩。在阿爾及利亞流傳著該國存在一套獨特體系（Le système）的說法，這個體系包含幾大矛盾：不同統治集團派系之間的矛盾、公有和私有經濟領域的矛盾、阿拉伯語群體和法語群體的矛盾、柏柏爾人為代表的少數民族與占主體地位的阿拉伯民族的矛盾以及世俗主義和伊斯蘭主義群體的矛盾，大致概括出了阿爾及利亞的轉型困境。

革命敘事神話背后的精英斗爭

日后被認為領導了獨立戰爭的阿執政黨民族解放陣線（以下簡稱“民陣”）是阿民族主義革命運動中涌現的一支后起力量，它一方面試圖吸納其他民族主義組織，成為民族主義革命的統一陣線組織；另一方面又采取高度集權化和軍事化的組織形式，對內壓制不同民族主義革命勢力的聲音，試圖領導抗法斗爭。1956年召開的民陣大會確立其由阿爾及利亞民族革命會議和一個聯絡委員會領導，而兩者都由大量軍人成員組成，戰前其他民族主義公民社會組織的影響力被邊緣化。雖然大會還確立了政治壓倒軍事的路線，但民陣的軍事斗爭路線本就依賴于游擊隊和準軍事組織的力量，在組織上就無法做到真正獨立于它的軍事組織阿爾及利亞民族解放軍，反而成為了其前臺組織。在民族革命運動走向激進軍事斗爭的道路上，民陣最高權力逐漸被軍人成員所把持，這也是軍隊在阿政治中影響力的根源。

在民陣加速軍事化和集權化的過程中，多遠包容的內部聲音逐漸被扼殺。被尊為“阿國革命設計師”的民陣高層成員阿布納·拉馬丹（Abbane Ramdane）就主張包容不同民族主義運動組織的聲音和反對內部集權化。他曾經為民陣奔走籠絡不同民族主義派別立下汗馬功勞，但他在內部斗爭中很快失勢，并于民陣大會次年被同僚所暗殺。在這之后的獨立戰爭歲月里，民陣并沒能解決缺乏制度協調精英內部斗爭的問題，造成了愈演愈烈的各自為戰和派系斗爭，類似拉馬丹的歷史一再上演。

當時的民陣內部有著被稱為“國內派”的革命區領導集體和被稱為“國外派”的游擊隊成員兩派。1958年成立的阿國臨時政府主要由“國外派”成員組成，同時還吸納了不同民族主義組織的成員，其領導人是拉馬丹的顧問本優素福·本赫達（Benyoucef Benkhedda）。阿臨時政府實質上只是一些革命組織勢力的松散聯合體，無法代表和掌控全國革命勢力，因此注定會被高度組織化的民陣取代。此時的民陣行政機關聯絡委員會則由克里姆·巴爾克薩姆（Krim Belkacem）、阿布杜勒·哈菲德·布素夫 （Abdelhafid Boussouf） 和拉赫達爾·本托巴爾（Lakhdar Bentobal）三名“國內派”的革命區軍事領導人所主導，這三人被稱為“三人執政集團”。由民陣“三人執政集團”創立并領導的臨時政府總參謀部并不承認臨時政府對軍隊的領導，甚至不愿承認臨時政府的合法性。本·貝拉作為海外游擊隊的重要領導人為了奪權公開與臨時政府對立，主張將臨時政府改組為政治局，他為此爭取到了總參謀部的支持。臨時政府則以解雇胡阿里·布邁丁上校作為反擊，而布邁丁是布素夫的手下，這直接引起了民陣的反彈。

1962年，剛剛獲得獨立的阿爾及利亞就陷入了臨時政府和國外游擊隊以及總參謀部之間的內戰之中，最終本·貝拉等“國外派”在總參謀部和部署在邊境的國外游擊隊支持下很快取得了勝利，并創立了政治局來代替臨時政府。本·貝拉這位長期流亡海外的人士就這樣和一群“國外派”掌握了新生國家的權力，并讓政治局任命了一批親信，其中包括了新任國防部長布邁丁。布特弗利卡正是在獨立戰爭期間作為布邁丁的手下走上的仕途，他們與一同駐扎在摩洛哥邊境小鎮烏季達的其他“國外派”戰友被稱為“烏季達集團”。

官僚體制建設的落后和國家能力的薄弱在獨立后很快暴露出來，民陣完全無法真正發揮一個執政黨的作用，也不能獨立于戰時形成的軍隊勢力，精英之間缺乏一個協調沖突和分配資源的正常制度渠道，結果是統治精英很快再次陷入內部斗爭之中。歷史經驗告訴本·貝拉他的權力很可能隨時被其他人奪走，于是他利用新政府各派系之間互相制衡，同時打壓異議人士，并進一步強化政治局的作用，將它作為實現自身意志的工具，他甚至曾計劃讓政治局繞開議會直接出臺憲法。在這種獨裁趨勢中，官僚體制中很多人不是被捕入獄就是選擇離開，其中包括了攜公款潛逃的政治局總書記和議長等眾多高層人士。這場內部清洗的結果是實權政治勢力只剩下本·貝拉自己以及布邁丁和他的“烏季達集團”。

布邁丁時代的發展型國家

雖然本·貝拉是布邁丁上校的盟友，但他的日益集權使布邁丁為代表的勢力感到了威脅，尤其是在他準備革除布邁丁上校的親密盟友和時任外交部長布特弗利卡時，布邁丁上校終于在1965年發動軍事政變，宣布解除了本·貝拉個人崇拜式的專權統治。布邁丁旋即宣布阿爾及利亞為社會主義國家，同時解散了政治局和議會，建立了烏季達集團掌控的最高權力機關革命委員會和聽命于自身的行政機構部長委員會。布邁丁政府還取締了民陣之外的所有政黨，而執政黨本身也完全被架空為了一個社會動員組織，主要作用是聯系工人和群眾。反對布邁丁的革命元老不是被暗殺就是被拘押，至此軍隊的影響力完全滲透到政治領域每個角落，政治制度發育趨于停滯。

隨著政治生活的日益去政治化，政治發展全面讓位于經濟發展，阿爾及利亞走上了注重績效合法性的威權專制道路。作為缺乏本土資產階級和相應企業管理技術的后發國家，布邁丁政府采取了當時普遍的國家資本主義發展模式，建立了高度集中的計劃經濟體系，具體政策完全掌控在能源與工業部長貝萊德·阿卜杜薩拉姆（Belaid Abdesselam）和計劃部長哈米爾·阿卜杜拉·豪加（Kemal Abdallah Khodja）手中。布邁丁政府借鑒了戴高樂政府對阿爾及利亞的發展政策，優先發展石油和重工業，通過全面國有化石油產業反哺重工業，并逐漸降低石油業在經濟中的比重。二戰后發現石油的阿爾及利亞是名列世界前茅的石油和天然氣大國，石油工業在布邁丁時代大規模擴張，占據了80%的國家經濟總量，并由阿爾及利亞國家石油天然氣公司（SONATRACH）這樣的超大型國有集團所管理。阿爾及利亞國家石油天然氣公司這樣的能源型國企不僅控制了國家的經濟命脈，事實上也控制了軍隊維系政權的經濟命脈，它也因此享有一系列超越普通企業的特權，例如它從未被審計過。同時，掌控能源國企使阿政府獲得了較高的政策自主性，例如阿卜杜薩拉姆可以讓阿爾及利亞國家石油天然氣公司為工業化項目籌集資金，而不需要財政部的撥款支持。

布邁丁政府進行了卓有成效的官僚體系建設，任命了大量受法國教育出身的技術官僚和專家研究制定政策。這些法語說得比阿拉伯語還好的“國外派”官僚在全國推行能源行業國有化，并大規模修建基礎設施和改革教育體系。1965年至1975年間，油氣行業的人均GDP翻了十倍，包括礦業、重型機械和化工業在內的重工業體系初步建立。得益于新建學校數量的增加，教育率大幅上升，同時法語化的教育系統帶來了實用的知識和技術，提升了阿國的整體教育水平。然而與此同時，在進口替代保護主義政策下的輕工業仍然落后，這使非正式經濟開始萌芽。農業改革企圖在不觸及土地再分配的情況下將農民劃入合作社，這種做法幾近失敗，使阿爾及利亞的整體糧食產出無法跟上人口增長速度，造成糧食高度依賴進口的局面。這些經濟的結構性問題到了沙德利·本·杰迪德（Chadli Beh Bemdedid）總統時期被進一步強化，對阿國政治帶來了深遠影響。

通過石油租利分配收買人心也在這一時期成為了當政者的選項，石油食利經濟開始成為了國家政治經濟生活的核心，形成了在中東地區普遍的食利國家體制（rentier state）。國有化后的石油公司為基建項目提供了源源不斷的大量資金，全國新修了一批學校、醫院、工廠、水壩乃至高速公路。同時，政府也得以為民眾提供從免費教育和醫療保險到食物和交通補貼乃至免費住房等一籃子福利。此外，法國人撤出阿爾及利亞時留下的大量地產(“biens vacants”）成為了另一項重要租利收入。這些殖民時期的地產坐落于城市核心地帶，具有很高經濟價值，它們由阿政府專門成立的一個部門來管理和分配。

在缺乏政治參與的高壓環境中，大范圍石油租利分配支撐了當局所強調的社會主義平等話語，但租利的分配方式則進一步固化了原有的等級化和地方化的社會結構。與當局有著緊密聯系的革命軍人可以享受到相應的福利特權，包括法國人留下的最好房產都由高層軍人和官僚所分得，而等這些人和他們的關系戶分得福利之后才輪到普通人。因此，通過和掌權精英建立侍從主義和人身依附關系開始成為獲取社會經濟資源的有效途徑。阿爾及利亞的地方主義在殖民時期就很顯著，法國人分而治之的統治策略造成的地方主義在獨立后依然盛行，同一地區的群體很容易形成相應的社會政治勢力。分配特權強化了地方主義帶來的裙帶主義和侍從主義結構，使阿爾及利亞社會更為分裂。更為重要的是，雖然布邁丁政府自稱社會主義，并將獨立戰爭稱為“農民革命”，但占人口70%的農民則幾乎完全被排除在了分配體系之外，當局沒有對無地農民和小農進行土地和房產的再分配，也沒給予相應的福利和就業扶持。城市中更好的福利水平使得農民開始大規模移民進入城市，加大了城市的資源分配壓力，令房產價格大漲，同時導致失業率和貧困率飆升，社會矛盾加劇。這種情形和當局所宣揚的社會主義平等和包容背道而馳，到了70年代已成為嚴重動搖當局威信的問題。錯位的租利分配政策帶來的社會結構變化為日后的動蕩埋下了禍根，1990年代內戰中的大部分伊斯蘭武裝分子就是農民。

失敗的自由化政策及其后果

布邁丁時代高壓下的發展模式暫時掩蓋了內部矛盾，但石油食利體制的建立并沒有平息精英矛盾，由之而來的社會壓力則逐漸令阿國轉型問題復雜化。石油危機前后，阿統治階層注意到了國家資本主義的低效和由之而來的社會問題，而當時第三世界國家已開始融入自由市場經濟體系，包括埃及在內的中東國家都開始走上經濟自由化的道路。“烏季達集團”內部也出現了傾向于繼續實行國家資本主義和要求自由化的兩股勢力。以阿卜杜薩拉姆為首的官僚集團獲得了布邁丁的支持，而以內政部長阿邁德·邁迪里（Ahmed Medeghri）為代表的老革命派系日益不滿自身權力被阿卜杜薩拉姆所削弱，同時也不滿布邁丁繞過身邊親信直接執掌具體國事的做法，如在對外關系中自行其是，毫不聽取他人意見等行為。正如一再重現的阿爾及利亞歷史，邁迪里隨后被暗殺，這使“烏季達集團”作為統治集團幾乎名存實亡。雖然清除了內部異議人士，但是日益增長的社會不滿令布邁丁政府不能無視，在1976年開展的全國對話中，各地民眾表達了對社會生活中普遍的腐敗、糟糕的生活條件和低工資水平的不滿。此前一直被壓制的柏柏爾人和伊斯蘭等民族和宗教認同問題也開始浮現為顯性的社會政治問題。在沒有進行結構性改革的情況下，布邁丁試圖改革官僚體系，他將阿卜杜薩拉姆的工業和能源部門拆分成三個部門，阿卜杜薩拉姆被指派為新拆分出來的輕工業部部長。

隨著1978年布邁丁離世，民陣的唯一總統候選人本·杰迪德接手政府。本·杰迪德也是獨立戰爭時期的老革命之一，他的上臺讓軍方可以放心延續其政治利益，又在表面上認可了民陣的政治地位。阿爾及利亞至此開始進入“民選”總統前臺執政、軍方幕后聽政的政治模式。彼時統治階層內部的國家資本主義和自由化兩條路線之爭依然存在，而本·杰迪德是自由化路線的支持者，這很大程度上是由于他想借肅清布邁丁的經濟政策遺產樹立自身權威。歷史表明其后的政策令阿國深陷食利國家的惡性循環，政治穩定將更多依靠租利分配來維持，石油經濟成為了影響政治穩定的關鍵，而革命歷史和“人民意志”這些革命敘事神話的作用將在現實的反差中加速褪色。

本·杰迪德在政治經濟領域實行全面的“去布邁丁化”。首先是在組織人事上將“國外派”的技術官僚團隊全部換成自身信任的本土阿拉伯語官僚，這擾亂了原本統一連貫的工業化政策。經濟自由化總設計師阿卜杜勒哈米德·卜拉希米（Abdelhamid Brahimi）是一位參加過獨立戰爭的老革命，也是一名專業的經濟學家。卜拉希米在1988年騷亂之后卻被當做替罪羊革職并流亡國外，他隨后開始指控布邁丁和本·杰迪德的腐敗并轉而支持伊斯蘭主義。被布邁丁廢除的總參謀部也被重新組建起來，軍方在政府中的權力得到了鞏固，為聽政體制打下了制度基礎。

作為對國家資本主義的“撥亂反正”，新政府開始限制國有企業的特權，將原來70多家巨型國有企業拆分為了400多家公共經濟企業（EPE），本·杰迪德將自己親信和派系成員安插進這些企業，此舉加重了裙帶主義。新政府還鼓勵發展民營經濟以滿足日益增長的消費品和農產品需求，自70年代末的油價上漲給了政府刺激這種需求的能力。然而，阿爾及利亞的產權保護制度相當薄弱，整個經濟仍受政府高度管制，長久以來反對資本主義的意識形態也不利于民營企業的發展。比起投入風險大的制造業等產業，民營企業更傾向于進行一些賺快錢的投機活動，如房地產行業或與國企合資獲取收益。民營經濟因此沒有獲得顯著發展，也沒能培育出可以滿足國內消費需求的產業，更無法吸納快速增長的年輕勞動力。在布邁丁時代受過良好教育的年輕人開始大量進入勞動力市場，而除了國有和政府部門之外極度缺乏可以吸納他們的產業，他們中的不少人成了社會閑散人員，進入非正式經濟領域謀生，不少人在日后選擇了加入伊斯蘭武裝團體。作為對發育不完全的國有和民營經濟的補充，非正式經濟快速發展起來，消費品的黑市走私猖獗。據阿統計局估計，非正式經濟曾一度占到阿國經濟規模的一半以上。農業的發展依舊沒能跟上人口增長的速度，阿爾及利亞的糧食進口依賴飆升至糧食總消費量的70%，在石油紅利刺激下的進口需求更加劇了這一趨勢。

在本·杰迪德政府“為了一個更好生活”（“pour une vie meilleure”）的政治口號下，當局推出了旨在專門解決布邁丁時代消費品不足的“反貧困項目”（PAP），為進口消費提供大量補貼，此舉旨在獲得新興中產階級的政治支持。大型商場在阿爾及爾等市核心區域拔地而起，商店里從國外進口的奢侈品和廉價消費品一應俱全，民眾的消費欲望一時間獲得了釋放。“反貧困項目”雖然拉動了整體消費并提升了民眾的生活質量，但揮霍了大量的石油紅利，使阿爾及利亞錯過了繼續投資工業項目發展自身工業體系的機遇，同時擴大了外債規模，更加深了貧富差距和腐敗問題。在經濟領域依然高度管制的環境下加速自由化，結果是消費品的分配和經營仍然由與政府相關部門有裙帶關系的企業所把持，這些裙帶勢力更通過掌握的進口資源為自身進行利益輸送，由此帶來的社會不滿與日俱增。總體上，自由化改革后的阿爾及利亞的經濟增長并不見起色，人均GDP反而從1970年代的8%左右的增長率下滑到了1982年的2%。

國家認同問題的回潮

本·杰迪德政府還放松了先前的社會控制，直接促成了反對群體如柏柏爾人文化運動和伊斯蘭主義組織的出現，最終演變成撕裂社會的問題。柏柏爾人曾經是阿民族獨立運動中的重要力量，民陣領導人拉馬丹和巴爾克薩姆都是卡比爾地區的柏柏爾人，但柏柏爾人在國家建構過程中一直被主體地位的阿拉伯民族邊緣化，同時也面臨伊斯蘭主義群體的敵視。本·杰迪德政府的阿拉伯化政策更加劇了民族對立，導致柏柏爾人在民族國家內部獲得承認的愿望愈發強烈。卡比爾山區的柏柏爾人為維護自身語言文化權利成立了柏柏爾人文化運動組織，他們于1980年在卡比爾地區舉行了大規模的反政府游行和罷工，抗議當地政府禁止一名當地作家就柏柏爾詩歌發表演講。雖然隨后被當局鎮壓，但此事件引發了被稱為“柏柏爾人之春”的柏柏爾民族政治覺醒，演變成了影響整個北非地區的一股新興政治風潮。

本·杰迪德政府還企圖利用阿拉伯語群體對法語群體在教育和就業方面優勢地位的不滿，在教育系統和政府部門實行阿拉伯語化，以制衡法語官僚勢力并獲取阿拉伯語群體的支持。阿拉伯語化政策助長了蠢蠢欲動的伊斯蘭主義勢力，他們在布邁丁時代就不滿社會主義道路理念，認為阿拉伯和伊斯蘭主義應該是國家認同的基礎。伊斯蘭主義者借機對本·杰迪德政府提出了更大膽的訴求：他們要求實行全國范圍的宗教教育、限制女性教育和禁酒，一些伊斯蘭主義勢力還主張實行伊斯蘭教法。更為危險的是，對現實感到幻滅的民眾開始倒向政治伊斯蘭主義勢力，政治伊斯蘭主義儼然成為了新體制的一種可行選項。

雖然本·杰迪德政府嚴厲鎮壓了這兩股勢力，但政治上日趨活躍的柏柏爾人運動和伊斯蘭主義勢力已使當局疲于應付。尤其是組織結構日益復雜和地下化的伊斯蘭主義勢力中出現了準軍事武裝組織，它們模仿當年民陣的游擊戰術針對政府開展武裝活動。迫于社會形勢，當局對伊斯蘭主義者作出了讓步，其中包括1984年新修訂的家庭民事法，它規定女性須由丈夫和父親監護，女性沒有家中男性同意不能獨立外出工作，也不能嫁給非穆斯林和提出離婚。阿爾及利亞婦女對阿民族解放運動做出過巨大犧牲和貢獻，這部法律不僅是對阿婦女權益的否定，更是對官方宣揚的社會主義平等話語的一次重大打擊。正如當時推行官方主導伊斯蘭化的埃及，本·杰迪德政府投其所好的做法壯大了政治伊斯蘭主義，使其成為了強大的政治勢力。

阿爾及利亞民眾游行要求所有與前總統布特弗利卡密切相關的政府官員離任。

外部沖擊下的動蕩

感到威脅的本·杰迪德政府重新拾起了民陣這個象征性的官方組織，頒布新法律規定成為民陣的黨員是加入任何民間組織和國企的前提，以此吸引更多民間勢力入黨，擴大民陣的政治代表根基和合法性。這種做法并沒有取得顯著影響，這是由于政府對社會本身的控制已較為薄弱，同時人們更傾向于依靠裙帶關系、地方主義等非正式方式獲取資源。本·杰迪德本人一如其前任變得愈發專權，依靠其小圈子的顧問進行決策，將政治局一再縮減，而黨內關鍵職位仍然由幾個軍方成員把持。到1980年代中后期，專制又低能的阿政治體制相對經濟發展嚴重滯后，已明顯無法適應驟變的社會經濟環境，隨時面臨在重大政治經濟危機前崩潰的風險。

支撐石油食利國家泡沫繁榮的國際油價在1980年代中期開始一路下跌，跌到了1986年10美元每桶的谷底，美元亦隨之大幅貶值。這場油價下跌很快引發了中東國家的動蕩，埃及在1986年爆發了抗議削減補貼的警察安全部隊兵變。阿爾及利亞的經濟由此進入負增長的蕭條期，捉襟見肘的財政使本·杰迪德政府被迫收緊了進口，生活必需品變得緊缺。受“為了一個更好生活”的消費主義刺激起來的民眾期望卻沒有同步降低，消費緊縮使普通民眾尤其是在消費主義中成長起來的年輕人受到了打擊，而與官方有緊密裙帶關系的勢力和個人則通過倒賣消費品獲取了巨額的財富。政府削減補貼導致民眾生活成本全面上漲，1980年代中期開始，阿全國各大城市出現游行示威活動，要求政府改善住房和供水條件并清除腐敗。本·杰迪德政府在無法使用石油租利平息民怨的情況下，只有訴諸武力鎮壓，由此進一步激化了矛盾。

在阿政黨政治被當局嚴格控制而公民社會發育滯后的情況下，民眾無法通過制度內的政治參與表達訴求，這讓政治伊斯蘭主義勢力得以借機大規模籠絡民心發展自身組織。正如埃及穆兄會所做的那樣，政治伊斯蘭主義勢力利用他們發達的組織網絡為普通民眾提供各種生活福利，并在清真寺等宗教場所宣揚政治理念，讓普通民眾獲得了充分表達不滿的途徑，讓他們在被階層、族群、文化撕裂的社會中重新獲得了歸屬感，并且看到了“更好生活”的另一種可能，或者說是當時唯一的一種可能。在經濟形勢的持續惡化和民間組織的活躍下，阿爾及利亞社會快速滑向沖突，民眾的不滿集中爆發，釀成了1988年十月份的全國性騷亂。

1988年騷亂后的本·杰迪德政府進行了一段短暫的經濟體制改革，試圖健全市場經濟體制，建立公平透明的市場經濟秩序，但很快在軍方及其裙帶勢力的阻擾下被迫終止。1989年，阿爾及利亞出臺了新憲法允許自由組織黨派，并且抹去了阿爾及利亞“社會主義”性質的表述。這場倉促開展的政治改革帶來了政治生態的“百花齊放”，新興政黨如雨后春筍般地出現。這些新興政黨的影響力往往不是來自于領導人個人就是他們的地方勢力、家族宗派勢力以及民族勢力關系網，而不是他們的政治理念，因此無法成為全國性的政黨與民陣競爭。

被壓制已久的伊斯蘭主義迎來了機遇，具有強大政治號召力和群眾基礎的伊斯蘭拯救陣線（FIS）脫穎而出成為了最有競爭力的反對黨。伊陣聲稱“戰爭時期伊斯蘭的、圣潔的民陣已經變成了和平時期腐朽的民陣，而伊斯蘭拯救陣線才是當年真正民陣的繼承者”。伊陣直指執政黨民陣長期以來背離群眾的寡頭統治，并用革命敘事神話來塑造自身的合法性。伊陣主張減稅降費、大力發展民營經濟的自由主義政策，同時支持政府改革派未能完成的經濟體制改革，反對國有公共部門在產業和商業領域的壟斷地位，主張盡可能限制國有企業的特權，并終結軍方及官僚的尋租活動。更為重要的是，伊陣在組織上具有對軍方的獨立性，一旦上臺幾乎必將會結束軍方幕后聽政的體制。這些因素導致了在1991年首次多黨派大選中領先的伊陣被軍方取締的結局。

1992年，企圖挽回局勢的軍方直接武裝政變推翻了本·杰迪德政府，用一個五人委員會取代了政府最高權力機構，并在全國施行戒嚴，大規模抓捕伊陣成員。被軍方推舉出來主持大局的社會主義革命黨領袖和老革命穆罕穆德·布迪亞夫（Mohamad Boudiaf）可能是最后一個能夠阻止內戰的領導人，他不僅打擊伊斯蘭武裝，也堅持肅清軍方腐敗，結果于同年遭暗殺。布迪亞夫之死的幕后黑手眾說紛紜，他的死直接使阿爾及利亞陷入了混亂的內戰。布迪亞夫代表的政治改革希望影響深遠，在如今的阿爾及利亞依然是一名受眾人緬懷的政治人物。

在1992年至2002年的“黑暗十年”中，有超過十萬阿爾及利亞人死亡，期間阿國更換了四任總統和八任總理。在這場軍方、伊斯蘭主義勢力和民兵多方參與的混戰中，國家徹底失去了對暴力的壟斷，阿爾及利亞國家建構的缺陷、錯綜復雜的經濟社會網絡更加劇了這場災難。此外，由于整個90年代的國際油價都維持在低位，軍政府為獲取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資金援助進行了自由化和去管制改革，結果讓原本龐大的非正式經濟更為猖獗，獲取外匯也更為容易，為武裝團體提供了物資和資金基礎。在內戰全盛時期共有五六支各自為戰的伊斯蘭武裝力量，在軍政府分化瓦解的打擊下變成了更多失去政治目標的土匪型武裝，它們不僅打家劫舍且同樣腐敗，因此逐漸失去了民心。軍政府為了削弱武裝組織的根基，運用當年法軍對待革命武裝的反叛亂戰術，一方面收買籠絡相關武裝組織成員，另一方面威脅恐嚇民眾，其中不乏牽連平民的慘案。到二十一世紀初，國際油價又進入了上升周期，同時美國全球反恐戰爭的打響使阿爾及利亞得以獲得國際社會的全力支持，將這場內戰塑造成國際反恐戰爭的一部分。同時，阿石油產業加快了對外開放的步伐，包括美國等西方國家的石油公司在阿國內高度戒備的油田上開采石油，獲取了豐厚的收益，加強了這些國家對維持穩定的要求。

舊體制的重建和挑戰

這場災難的贏家是軍方，它在1999年推舉了長居國外的布特弗利卡組成官方政黨聯盟參加總統大選獲取權力，延續了自身的聽政體制。布特弗利卡作為烏季達集團的一員是資深的老革命代表，在民間具有較高的聲望，他也有能力統合不同派系的老革命政治勢力，與軍方一同重建舊體制。布特弗利卡上任后開啟了國家和解對話，對部分武裝勢力人員進行大赦，對內戰軍人予以補貼，并通過教育和宣傳等手段試圖重塑革命歷史權威，緩和了體制的合法性危機。在數年后的“阿拉伯之春”中，曾經歷過阿拉伯世界最為慘烈政治動蕩的阿爾及利亞保持了穩定，正是由于民眾仍然對那場失敗的民主化變革心有余悸，而彼時豐厚的石油租利帶來的補貼也起到了安撫人心的作用。

在布特弗利卡時代有限自由的聽政體制下，一些伊斯蘭主義政黨重新組織了起來，他們主張非暴力和議會政治，反對伊斯蘭武裝的行為，成為了“忠誠的反對派”。柏柏爾人參政意識也進一步覺醒，在當局一直以來試圖歪曲柏柏爾人的訴求進而削弱其影響力的情況下，他們提出改善生活條件等社會正義主張，取得了全國性影響。此外，世俗派反對黨也支持柏柏爾人的訴求，與柏柏爾人黨派共同積極參與阿國競選和議會政治，對彌合阿國撕裂社會的體系發揮了一定作用。

經過數十年的自由化改革，阿國經濟結構80%以上依然由油氣出口和小型服務業組成，油氣占到財政收入的75%。民營經濟取得了顯著發展，有超過90%以上的工業活動來自于家族開辦的中小企業，并出現了一些具有實力的大型民企。然而，通過石油出口獲取外匯再進行進口消費品的模式已經形成路徑依賴，食利國家體制下的石油紅利被用于再分配而不是更有效地投入到工業化項目中，從根本上阻礙了阿國的工業化進程。阿國不理想的營商環境也給企業發展增加了額外成本，企業往往只有和政府建立較強裙帶關系才能發展壯大。此外，布特弗利卡時代依然存在大量貧困人口依靠政府補貼生活，貧困率一度高達40%，而人口的快速增長也造成了嚴峻的就業和糧食等消費品供應壓力。

正如有學者所言，布特弗利卡時代的阿爾及利亞政權事實上是一個由總統布特弗利卡的家族成員、軍方高層領導人、政治人士以及“毫無仁慈可言”的企業家組成的“黑匣子”，這些人共同構建了這個“同一中心、利益交織”的統治圈。此次布特弗利卡的弟弟薩義德·布特弗利卡（Said Bouteflika）亦被逮捕，他被認為曾替布特弗利卡掌握政府實權，是該統治圈第一層的人物。第二層是支持布特弗利卡的軍方派系與民陣官僚集團派系勢力，此次就有兩名被認為是布特弗利卡軍方盟友的情報官員被逮捕，而一些包括阿前總理在內的政府人士也已被調查。第三層是圍繞在布特弗利卡派系周圍的侍從企業家，包括早先被控經濟犯罪的哈里法和如今被捕的里布拉布等人。

已然倒臺的布特弗利卡派系僅僅是舊體制的一張面孔，而它仍然有改頭換面的能力。曾經是布特弗利卡盟友的軍方代表加伊德·薩拉赫(Gaid Salah)將軍公開表示“軍民是有著共同目標的伙伴”，他代表軍方支持民眾推動總統下臺。通過徹底拋棄布特弗利卡派系，軍方鞏固了自身在民眾中的合法性，并再次著手重塑舊體制，正如它在歷史上多次所做的。類似的例子是在“阿拉伯之春”時宣揚“軍民是兄弟”的埃及軍隊，但最后以流血鎮壓民眾收場。接下去的局勢走向部分取決于舊體制不同派系的政治均衡，但軍方以及民陣缺乏可以扶持的總統人選參加下次大選，新人選很可能無法服眾，進而惡化局勢。

來自民眾的壓力與日俱增，這可能會刺激軍方中的激進派，令軍方改變操控策略走向打壓，埃及“阿拉伯之春”的一幕有可能重演。民眾雖還未直接反對軍方，但將矛頭對準了過渡總統本·沙勒赫（Ben Salah）、總理努爾丁·貝多伊（Noureddine Bedoui） 和憲法委員會主席塔伊布·貝萊茲（Tayeb Belaiz，已辭職）。這三人被戲稱為“三B執政集團”，影射的正是獨立戰爭時期的“三人執政集團”這個軍事寡頭團體。無獨有偶，前總統布迪亞夫的兒子也加入了此次游行，他的家人發表聲明反對軍方干政，聲稱“阿爾及利亞是一個共和國而不是軍方的軍營”。經過“阿拉伯之春”的前車之鑒，阿爾及利亞民眾變得更為理性，尤其是全球化時代成長起來的年輕一代也變得更為世俗化，不再將希望寄托于伊斯蘭主義，這讓這代人具備了成熟公民社會的特質，也是阿爾及利亞能夠實現穩步變革的少數積極因素。

長期以來，阿國建立在革命敘事神話上的政治體制發展滯后，無法有效協調內部精英斗爭，軍隊干政更削弱了內部精英通過正式政治體制分配權力的能力，導致阿國政治缺乏穩定性。同時，優先發展石油和重工業的政策選擇固化了殖民地時期就存在的社會經濟結構性問題，并造就了易受外部宏觀環境沖擊的食利國家體制。領導人偏頗的政策選擇強化了這種食利體制，使租利分配并沒有緩和社會矛盾而是形成了一種制度赤字，與庇護-侍從關系下的社會經濟不公一起動搖了政府的合法性。對于阿國民眾，官方的革命敘事神話和經濟社會情況之間的差距為尋求變革的政治動員提供了基礎。如今阿國又迎來了一個關鍵時刻，元老布特弗利卡做出了自己的歷史選擇，而軍方和民陣的選擇將更為重要。阿爾及利亞應抓住機遇，落實阿國家憲法中規定的還政于民、軍政分離，下決心改變發展的制度性桎梏，促進本土工業發展和經濟多元化，完成政治經濟體系的現代化轉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