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裳（1919.6.15—2012.9.5）

今年6月15日是黃裳先生誕辰一百周年。濟南凌濟兄是“黃迷”，不是一般的“黃迷”，而是十分入迷、近乎癡迷的資深“黃迷”。他起意編一部《榆下夕拾》作為紀念，并為黃裳研究的深入提供新的史料。因我與黃先生有交往，他要我寫些話。當然，這是義不容辭的。

我拜訪黃先生，向黃先生請教，始于上個世紀八十年代初。但是，我那時自以為記憶力強，不記日記，以至到了年過七十的今天，許多交往細節早已不復記憶。值得慶幸的是，三年前，陸灝兄摘示黃先生1980年代日記中關于我的若干記載，正好可以據此追憶當年面聆黃先生教誨的一些情景。以下就照錄黃先生相關日記，并略作回顧和考釋。

1982年

11月22日：“得陳子善信（郁達夫集編者），復之。”

11月24日：“下午陳子善來訪，談有關郁達夫事。渠為文集編者之一，以《郁達夫憶魯迅》小冊相贈，談至五時始去。”

這應該是我首次打擾黃先生。先寫信求見，黃先生當天就作復，我第二天收到，第三天就登門拜訪。那時平郵信件真快，如在今天，就非快遞不可了。首次求見，話題就圍繞郁達夫。郁達夫是黃先生很感興趣的文壇前輩，他晚年還寫過關于郁達夫《懺余集》的長篇“擬書話”，對達夫的名文《釣臺的春晝》《遲桂花》等都有精到的品評。因此，那天下午在黃宅“談到五時始去”，黃先生一定也是談興甚濃。

《郁達夫憶魯迅》是我與王自立先生合作編注的一本小書，收入達夫所寫的關于魯迅的長文短制，胡愈之先生題簽，1982年1月花城出版社初版。

1983年

5月15日：“發陳子善信，約期來取郁達夫題《湘弦別譜》拍照。”

5月18日：“上午陳子善來，談半小時去。以郁達夫題《湘弦別譜》一冊借之拍照。他談到了一些問題，朱自清、徐志摩等日記都被刪節后重印，結果許多有價值的東西刪落了。主要的正是對時人的評論，這是可以寫一文的。”

7月5日：“陳子善來訪，還來書二本；又贈達夫資料二本，復信謝之。”

這三段日記都與我向黃先生借《湘弦別譜》一事有關。應該是首次拜見黃先生時，他主動提及藏有郁達夫舊藏《湘弦別譜》，我才半年之后斗膽去信索借。線裝《湘弦別譜》一冊，清朱綬自刻詞集，黃先生認為是“罕傳佳本”，又系“風雨茅廬中出者，更可珍重”。我不研究詞學，但那時我與王自立先生合編的《郁達夫文集》還在陸續出版中，急需有意思的書影作為插圖。《文集》前幾卷中，責編疏忽，竟選用了一種盜版本書影，鬧了笑話，后來《文集》重印精裝本時才抽換。《湘弦別譜》既是達夫舊藏，封面又有他親筆題簽，無疑可作別具一格的書影之用，所以才貿然開口，沒想到黃先生一口應允。黃先生藏書多，好不容易檢出后通知我去取。我拍好照歸還時，黃先生不在家，是師母接待的。奉呈的“達夫資料二本”，極可能是《郁達夫研究資料》上下冊（與王自立先生合編，天津人民出版社初版，1982年12月）。黃先生還特別復信致謝，老一輩講究禮數，由此可見一斑。可惜《湘弦別譜》書影《郁達夫文集》未能用上，后來用在1995年3月三聯書店出版的《賣文買書——郁達夫和書》中，總算沒有辜負黃先生的一番美意。

關于“朱自清、徐志摩等日記都被刪節后重印”事，應是我告訴黃先生，朱自清日記整理發表過程中出現了問題。1963年11月，上海文藝出版社版《中國現代文藝資料叢刊》第三輯刊出王瑤先生“選錄”的《朱自清日記選錄》；1981年《新文學史料》總第十期起又連載陳竹隱先生整理的《朱自清日記》。雖然陳先生已在她的《前言》中說“我把日記中純粹屬于個人生活記載的若干文字刪掉了”，雖然兩位都是“選錄”，所選有所不同本在情理之中，但當我把王選本與陳選本加以對照，發現1933年1月28日全天和1月29日一大段總共將近一千二百余字日記陳選本未錄時，我仍感到驚訝。我向黃先生表示了自己的困惑，黃先生認為“這是可以寫為一文的”。后來，1998年3月江蘇教育出版社初版《朱自清全集》第九卷刊登的朱自清日記中，這一千二百余字仍未恢復。

1985年

9月11日：“得陳子善信，復之，贈《珠還記幸》一冊。他說最近在北京三聯服務部欲買此書，已售缺了。不料此書銷路如此，過去曾為書價太高而擔心，可見自有讀書，不計較此種事也。”

黃先生著《珠還記幸》1985年5月北京三聯書店初版，厚達五百二十四頁，價三元兩角，在當時算較貴的書，所以黃先生對此書銷路有點擔心。但是出乎他意料的是，此書大受歡迎。我在北京未能買到，只能厚著臉皮向他討書。為寫此文，檢出他三十四年前送我的這本《珠還記幸》，前環襯有他的鋼筆題簽：

贈子善同志               黃裳   一九八五，九月。

《珠還記幸》前環襯題簽

更出我意外的是，書中扉頁之后還夾有一通黃先生9月11日當天復我的短信，多年來我無數次查閱此書，竟一直沒注意到！現把此信一并照錄如下：

子善同志：

    信悉。

    小書一冊寄上請  哂存。此書竟在京售缺，亦出意料。

    您說國內有些學術刊物發表評論我的散文的文章，我因孤陋，未見，有暇盼以目錄見示，感甚。

    匆祝

刻安

當時什么刊物發表了誰寫的評論黃裳先生散文的文章，已無法記起，但黃先生的囑托，想必是辦理了。

1986年

4月4日：“得陳子善信，告臺灣《聯合文學》（86/2）二卷四期轉載我的散文六篇，題為‘書卷墨痕——黃裳散文六篇’……”

4月13日：“寄陳凡、陳子善、俞平伯信。”

4月29日：“下午陳子善來談，贈《聯合文學》（16期）一冊，有選我的散文六篇。贈以《河里子集》一冊。談至五時許去。”

這三段日記都與黃先生散文在臺灣轉載一事有關。臺灣大型文學月刊《聯合文學》創刊于1984年11月，詩人痖弦主編，編輯委員為梁實秋、夏志清、陳映真、余英時、白先勇、王文興、李歐梵等，陣容強大，至今仍是臺灣屈指可數的文學雜志。《聯合文學》創刊號就刊出“作家專卷”，較為全面地推介作家兼畫家的木心，后又辟有不定期的“大陸文壇”專欄，在轉載黃先生散文之前，轉載過作家魏金枝、陳白塵、仇學寶、張弦、李存葆、賈平凹和學者馮友蘭等的作品。1986年2月《聯合文學》第十六期“大陸文壇”欄刊登了以“書卷墨痕——黃裳散文六篇”為總題的黃先生六篇新時期創作的散文，即《珠還記幸》《我的端硯》《如夢記》《誠則靈》《“雅賊”》《“危險的行業”》。難得的是，專輯之前，還有一則以“編輯室”名義加的按語，不長，照錄如下：

老作家黃裳在散文創作之外，也是知名的版本學家和藏書家。因為特別喜歡“舊”，到了“破四舊”的“文革”爆發時，自是在劫難逃，抄家后發放“干校”“勞改”。近年復出后，執筆為文，免不了涉及“文革”，但鮮有直筆，多寄托于舊時文物、故人翰墨的懷念。筆觸含蓄內斂，每在平淡中另有所諷。另有一些短文，對“文革”的愚民政策，晚近的文物失落，都在可能的尺度里，委婉地抗議。本期所刊諸文，選自黃裳一九八五年在香港出版的散文集。

《聯合文學》“書卷墨痕——黃裳散文六篇”

從文筆的老到推測，這則按語很可能出自痖弦先生本人手筆。這是黃裳先生的作品首次進入臺灣，黃先生想必是高興的。“一九八五年在香港出版的散文集”為《珠還集》，1985年5月香港三聯書店初版，六篇散文均收在此書之中。此書我記不起得之何處，但2004年秋拜訪黃先生時，請他在此書上補題：

此香港印本，與內地本不同，亦版本異同之一事。

    子善兄藏

《珠還集》補題

4月29日黃先生日記中所記的贈我的《河里子集》系散文和雜文合集，1986年1月香港博益出版公司初版，為黃先生晚年所出集子中開本最小的一種。那天下午又“談至五時許去”，可見黃先生又一次談興甚濃。

《河里子集》

1986年

7月22日：“寄俞平伯、鐘叔河、陳子善信，為編知堂集外文事。”

8月7日：“下午陳子善來，長談，商編印知堂集外文事。又知海外文壇諸事。孔羅蓀劉白羽等在巴黎與海外學人爭論梁實秋評價事。又說柯靈近撰一文論梁實秋，將在港報發表云。”

從這兩段日記可知，至少在1986年7月之前，已有編輯知堂集外文之議。此事是鐘叔河先生提議的。鐘先生囑我參與，更希望得到俞平伯先生和黃先生的指點和幫助。一定是鐘先生或我先向黃先生提出，所以才有黃先生7月22日給我們三人的信。而到了8月7日，我又造訪黃先生，與他進一步討論此事。

在此期間，我向鐘先生推薦并作了增補的《知堂雜詩抄》書稿也已編竣，這可由我寫的《知堂雜詩抄·外編后記》落款“一九八六年夏于上海”為證，時間上完全吻合。記得黃先生知道此事，很高興。一次拜訪他時，他從書架上抽出一冊知堂著《過去的生命》1933年11月北新書局三版本給我，說：你弄的《知堂雜詩抄》是舊詩，老人還寫過新詩，我有好幾本，這本就送你。這冊《過去的生命》前環襯上有黃先生的鋼筆題字：“鼎昌 一九四二年五月卅日”，十年浩劫中被抄沒，封面、前環襯和扉頁上鈐了三方“文匯報藏書”鋼印，改革開放后才發還。

《過去的生命》前環襯題字

8月7日日記中所記的另一事，指1986年春法國漢學家于儒伯在巴黎主辦中國抗戰文學研討會，與會的孔羅蓀、劉白羽等內地作家與香港學者梁錫華就抗戰初期梁實秋提出的所謂“與抗戰無關論”如何評價發生爭論，在港臺和海外文壇引起較大反響。孔羅蓀先生是文藝評論家，當年就是批判梁實秋的主將之一，后長期擔任上海作協書記。1976年2月以后，我作為后輩曾與他在上海師大中文系共事過一個短時期，多次一同擠公交，聊天。“四人幫”倒臺后，他調回上海作協，1978年4月調往北京文藝報社。但我那時孤陋寡聞，還不知道歷史上曾有過這場爭論，也就失去了就此事向他請教的機會。黃先生應該認識孔先生，所以，我當時把巴黎研討會的消息報告黃先生。而柯靈先生“近撰一文”則指他1986年7月11日完成的長文《回首燈火闌珊處——〈中國現代文學序跋叢書——散文卷〉引言》，文中對如何“撇開政治、歷史和心理因素”，“完整地理解”梁實秋關于抗戰文學的那段有名的話提出了新的看法。

1986年

9月15日：“去四馬路舊書店看書，……遇陳子善君。他買到我一冊《新北京》，為簽名于冊首。又得轉來鐘叔河一信，商編知堂集外文事，堅請撰序。”

這次在福州路上海舊書店見到黃先生，真是巧遇。更巧的是，我剛買到他的散文集《新北京》，1951年1月上海出版公司再版本，列為“散文新輯”之一，售價四角。此冊是圖書館的剔舊書，書品一般，但機不可失，當場請黃先生簽名，他在前環襯大筆一揮：“為子善同志題  黃裳  一九八六，九，十五。”記憶中黃先生那天沒有買書，他是大藏家，雖然興致不減當年，獨自逛舊書店，但今非昔比，一般的新舊書刊自然不入他的法眼。

《新北京》前環襯題字

當天日記中還記下一件重要的事，即我轉呈黃先生一通鐘先生的信，鐘先生“堅請”黃先生為正在編輯的《知堂集外文》作序。

9月21日：“得陳子善信，囑轉函俞平老提供知堂為其詩所作跋文。發俞平伯、陳子善信。”

9月27日：“得俞平老信，告五十自嘆稿及知堂跋已佚。”

我不知從哪里得知俞平伯先生藏有知堂為他的“五十自嘆稿”所作跋文，于是央請黃先生代為設法，黃先生即致函俞老詢問。雖然結果令人失望（《俞平伯全集》也只收錄了他的《六十自嗟》八首），黃先生對我有求必應，至今令我感銘。

10月21日：“得陳子善信，附來鐘叔河請問知堂詩鈔疑誤諸字，盡所知復之。”

10月22日：“得陳子善信，即復之。”

此兩段日記應都與《知堂雜詩抄》書稿有關。鐘叔河先生收到我寄去的《知堂雜詩抄》書稿，審稿時發現“疑誤諸字”，囑我轉信向黃先生請教，黃先生“盡所知”作了答復。《知堂雜詩抄》1987年1月由岳麓書社初版。

1987年

1月14日：“得陳子善信，欲照周作人書跡，系鐘叔河信中所要求者。”

1月20日：“寄陳子善信。”

3月1日：“下午陳子善來，坐談良久。見鐘叔河信。他送來知堂集外文編49年以后剪貼稿約50萬字，將盡力讀畢之。”

3月2日：“整日讀知堂小文，并作札記，校改錯字。文章實在寫得不壞，是上等的小品也。”

3月8日：“整日讀知堂文，大致完工，計共用七天。”

這五段日記，繼續圍繞《知堂集外文》而展開。我把1949年以后的《知堂集外文》第一種書稿（即《〈亦報〉隨筆》）送請黃先生審閱，黃先生用了一周時間讀完書稿，認為是“上等的小品”。他還做了札記，因向鐘先生推辭不獲，開始為寫序做準備。遺憾的是，黃先生最后仍未能命筆成文。拙編《知堂集外文·〈亦報〉隨筆》1988年1月由岳麓書社初版，書前只有鐘叔河先生一篇序。同年8月，《知堂集外文·四九年以后》由岳麓書社初版，書前仍只有鐘先生一篇序。

3月10日：“傍晚陳子善來，攜來知堂文數篇。以《過去的足跡》一冊贈之，并請代復印兩篇雜文。”

《過去的足跡》是黃先生的散文自選集，1984年8月人民文學出版社初版。送我的這本前環襯題字：“贈子善兄  黃裳  一九八七，三月”，黃先生為何時隔三年才送我此書？原來這是一冊毛邊本，印數一定甚少，黃先生大概剛剛檢出。這是黃先生送我的第一本毛邊本，也是我所獲贈的現代作家的第一本毛邊本。

《過去的足跡》前環襯題字

3月26日：“下午陳子善來，送來周作人《魯迅在東京》稿一冊，又佚文數篇，其中游云岡記及屬名‘十三’兩文皆非周氏所著也。”

6月10日：“陳子善來訪，帶來張鐵榮贈《周作人研究資料》二冊。”

在3月26日之前，我一定還拜訪過黃先生，因為他在聊天時談起藏有知堂《魯迅在東京》手稿，我即向他借閱。3月26日這天是去歸還。知堂這部手稿共三十五篇，最初連載于1951年5月9日至6月12日上海《亦報》（署名十山）。后編入1953年3月上海出版公司初版《魯迅的故家》（署名周遐壽）。據上海出版公司負責人劉哲民先生回憶，1950年代初，“周作人為上海出版公司寫了三本書，預先談好，出版后都要退還原稿的”（劉哲民：《我和周作人交往點滴》，《閑話周作人》，浙江文藝出版社初版，1996年7月），但事實上并未辦到。這三部書中，《魯迅小說里的人物》一書手稿由康嗣群和師陀先生平分，而譯著《希臘女詩人薩波》手稿也歸了師陀先生，后由夏志清先生收藏。那么，黃先生所藏《魯迅的故家·魯迅在東京》手稿應也得之于劉哲民先生，記憶中這部手稿線裝一冊，保存完好，令人驚艷。黃先生后來把這部手稿付拍，現在不知歸何人所有了。

張菊香、張鐵榮先生合編《周作人研究資料》（上下）1986年11月由天津人民出版社初版，列為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主編的“中國現代文學史資料匯編（乙種）”之一。我1987年4月收到編者贈書，編者送給黃先生的這套應是同時寄我的。

1988年

3月24日：“傍晚陳子善來，暢談知堂書編輯近況，又說編梁實秋、臺靜農集種種。”

這一年3月，1949年以后的《知堂集外文》第二種《四九年以后》已經發稿，同年8月岳麓書社初版。所以3月24日訪黃先生時，“暢談知堂書編輯近況”。而在編輯《知堂集外文》工作暫告一段落之后，我又起意編注《梁實秋文學回憶錄》和編選《臺靜農散文集（1947-1989）》，黃先生聽我介紹后，都給予了點撥和鼓勵。后來還專門寫了《臺靜農散文》一文推介，認為臺靜農晚年散文“文字是淡淡的，沒有豪言壯語，也沒有披著華麗的外衣，可是像一把吸飽了水的毛巾似的，隨手披拂都是濃郁的感情的流溢。這是一種很難達到的境界”。

黃裳

黃裳先生日記摘錄到1988年3月告一段落，我的回憶也到此為止。當然，到了1990年代，到了新世紀，我還多次拜訪黃先生請益。但從黃先生1980年代的這些日記，或已能清晰地顯示他老人家對我的關愛和幫助。我那時的郁達夫研究、周作人研究、臺靜農研究等學術工作，都不同程度地得到他的肯定和支持，這不但可以他十年以后為拙著《生命的記憶》所寫的序為證，也可以1980年代這些三言兩語的日記為證。而從這些片段日記中，至少還有兩點值得一說：

一、黃裳先生晚年常被友人以“沉默的墻”相擬，訪客往往與他“相對枯坐，‘恰如一段呆木頭’”（黃裳：《跋永玉書一通》）。但以我與黃先生上述交往的親身經歷，或可證明至少在1980年代，只要話題投契，他也會打開話匣子，也會興致勃勃地聊天，甚至談到高興處，也會情不自禁地開懷大笑。

二、從黃裳先生這些日記，又可從一個小小的側面看到像他這樣的前輩作家在1980年代的所思所想及所感興趣者。近年來許多文壇朋友懷念1980年代，有一個重要方面也許被有意無意地忽視了。在我個人記憶里，像黃先生這樣的前輩作家在1980年代也經歷了一個思想不斷解放、創作重煥青春的過程。由于他們的存在，由于他們仍未放下手中的筆，1980年代才顯得更加難得，更加豐富多彩。因此，回顧1980年代，評價1980年代的文學，如果忽略或低估黃先生等一大批前輩作家的努力和貢獻，那是極不完整的，也是難以想象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