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6年離世的美國歷史學家魏斐德是“漢學三杰”中最早逝世的一位，他以《洪業——清朝開國史》一書奠定學術地位，先后研究過明亡清興和帝制衰落，也研究過太平天國和毛澤東，其后將研究興趣轉向上海史和警察史，先后完成了合稱“上海（警察）三部曲”的《上海警察：1927—1937》（以下簡稱《上海》）、《上海歹土——戰時恐怖主義與城市犯罪：1937—1941》（以下簡稱《歹土》）、《紅星照耀上海城——共產黨對市政警察的改造：1942—1952》（以下簡稱《紅星》）以及《間諜王：戴笠與中國特工》（以下簡稱《間諜王》）等著作。《紅星》實際上是其未完成的遺著，而他生前更已著手開展對潘漢年為代表的中共特工的研究。可以設想，假如天假其年，讓魏斐德能夠打通國共警察與特工史的“任督二脈”，其研究當能別開生面、再呈異彩。魏斐德對上海史研究的貢獻已為人熟知，但對警察/特工史的研究成就究竟如何，還是個值得探討的問題。

警察制度是近現代歷史的產物，世界警察以1829年英國倫敦大都會警察誕生為標志，中國則以1902年袁世凱創設天津巡警為里程碑，雖然歷史不長，但隨著晚清-北洋-南京-北京的政治風云幾起幾落，變革頻仍，其復雜程度竟然遠超英美同行。警史為歷史之專項，難登通史、正史之檻，在政治、經濟、軍事、科技等專門史中也算蕞爾小者，素不為大眾和學界研究者所關注。警界大事，多散見其他史料之中，警史人物，也以單人單篇研究為主，難見全林，難窺全豹，對“漢學”來說，明顯是個“吃力不討好”的主題。

魏斐德選擇上海警察為研究主題，并將其一再擴展，有其獨具的慧眼：上海是二十世紀前期“中國唯一的真正的大都市”，又因其“一城三治”（華界、公共租界、法租界）、各方勢力交織較量引發國際關注，更因“動蕩不安、法治不全、犯罪率居高不下”成為“東方的犯罪中心”，中國政府對上海的管制與治理具有非同尋常的意義。在他筆下，新興的南京政府將警察力量作為“確立新的革命秩序的基本工具”，雄心勃勃地準備解決上海錯綜復雜的治安和市政問題，并推進收回租界的中國主權計劃，“將上海轉變成一個國民黨表現自身的舞臺”。這一計劃取得了一定程度的成功，最終卻戲劇性地歸于失敗，也成為南京政府整體失敗的縮影。

在《歹土》中，國民黨和汪偽特工圍繞上海“孤島”的秘密戰爭稱得上是一部“暗殺史”，而租界警察依違其間的兩難角色也沒有落得光彩結局，回收租界的使命出人意料地由日本軍隊和汪偽政權所完成，作者借助“蝴蝶效應”推論，這場秘密戰雖然表面上使得日本人終于能夠“穩固地統治上海”，卻將日美推向了珍珠港事件，改變了歷史的走向。在《紅星》中，主題又演變為面臨著一個“統一”了的新上海，汪偽、國民黨與共產黨警察的前后對比，探求各自的成敗之鑒。從這些切面進入，對當年“是什么樣的人丟失了什么樣的中國”這樣的牽動國際的歷史大課題的解答，無疑是頗有意義的。

警史角度的上海

從警史的角度來看上海，上海是最早探索設立警察制度的中國城市之一。1854年，英法美三國利用小刀會起義帶來的混亂，在上海租界率先建立了巡捕房制度，其專業形態與近在咫尺的清政府軍警不分、權責混亂的治安管理模式形成了鮮明對比。在此之前，中國僅有1844年英國人在香港建立的警察隊。租界管理與租界建設“雙輪并進”的成效，使國人對西方文明優勢有了進一步認識。1876年，文人葛元煦撰著的《滬游雜記》最早詳細地介紹了上海租界巡捕制度。1880年前后，康有為游歷香港、上海等地后便認為，“覽西人宮室之瑰麗，道路之整潔，巡捕之嚴密，乃始知西人治國有法度，不得以古舊之夷狄視之”。率先“走向世界”的一些知識分子也均對西方警察制度表示稱許，以“泰西善政之一端”“西國富強第一策”稱之。1895年，上海華界士紳組建了南市馬路工巡局，其下仿照租界設立巡捕房。魏斐德在《上海警察》中引述臺灣學者王家儉著作《清末民初我國警察現代化的歷程》中的稀見史料指出，早于百日維新前，上海道臺蔡鈞便延聘了來自日本東京的警署官員，在楊樹浦等地成立了巡捕房,訓練兵丁充當巡捕。依此數事而論，上海的警史地位更在被稱為一般認為是“中國近代最早的警察機構”的湖南保衛局之前，開創意義不可小覷。

可惜的是，即使是魏斐德對此也未完全認識，在《間諜王》中還寫道：“中國的第一支警察力量于1898年的‘百日維新’期間建于湖南省府長沙。”其后袁世凱在天津創設巡警，“以警代軍”，清政府在北京設立工巡總局、興辦警務學堂，都有對標上海巡捕乃至英、日警察，與“國際規則”接軌的動力與壓力。

如果魏斐德來得及著手研究中共特工史的話，也許不難發現，無獨有偶，除了上海“一大”建黨之外，中共更于1927年11月在上海建立了以政治保衛工作為主的中央特科，這也是后來新中國公安機關的雛形之一（其他前身如國家政治保衛局、陜甘寧邊區保安處、中央社會部等的歷史均在此之后）。這一時間更早于國民黨最早的特務組織——國民黨中央組織部黨務調查科的建立（1928年3月）。

收回租界主權包括警權，一直是近代中國民族運動的主題之一。在最早倡導建警的先驅者中，陳熾便稱“租界雖曰夷場，本屬天朝之土地。乃包探任穿西服，領事復理民情，國體浸以凌夷，華人屢遭欺辱……魁柄倒轉，觀瞻所系，殆不得謂之細故矣”（《庸書·巡捕》），希望通過廣設巡捕來抑制列強窺伺之心。魏斐德圍繞租界警權問題，借助各類中西文獻特別是目前保存在華盛頓的公共租界工部局警務處政治部的檔案，詳細分析了各方之爭，這是“三部曲”中最有價值的部分。

依照西方的口徑，租界存在的價值是“中國人管不好自己的地方”“外國人依照中國法律得不到公正對待”，倒是魏斐德引用的上海公共租界警務處長巴雷特的報告稱，“上海市公共租界工部局希望有一支龐大警力以供調度支配，其主要目的之一，就是讓這一組織更加完善，以盡可能地阻止華人團體奪回租界控制權”，相比之下可謂“實誠”。中國政府相信，“這個城市中大量毒品、賭博和色情行業都仰仗著19世紀以來‘不平等條約’中的以領事制度為基礎的治外法權的庇護”。上海市公安局也證明，“華界持挾犯罪案件僅為租界的8%-9%”。《密勒氏評論報》則稱：“只有當上海整個城市處于一個統一的警察局控制之下，犯罪才會減少。”1910年，清政府便試圖廢除會審公廨制度，因辛亥革命爆發而作罷。蔣介石在上海特別市成立儀式上，特別提出孫中山的“建國方略”，認為上海建設完善之后，“彼時外人對于收回租界，自不會有阻礙，而且亦阻止不了”。

現代警政建設無疑是國民黨的“大上海”計劃不可缺少的一部分，為此上海市公安局與租界警方的沖突不斷。1931年8月，會審公廨制度終被廢除，列強也開始逐步承認中方警權。然而，“1932年在閘北的戰爭（指一·二八事變）作為經濟上的災難，使得國民黨的城市現代化計劃瞬間陷于癱瘓”，“戰事結束……公安局發現它自己比以前更軍事化了，正扮演著比憲兵、從北平引進的為恢復閘北秩序的專業警察以及新成立的準軍事保安隊還次要的角色”。

1937年，這樣的災難又來了一遍，并迎來了“在城市的現代化管理和對租界的主權這兩方面全都失敗”。直到八年后抗戰勝利，中國警察終于實現了對上海的“統一管理”，并且再次雄心勃勃地從六千人擴展到一萬五千人，但卻可悲地陷入了內部的無盡紛爭，包括新局長宣鐵吾為代表的“新警察”與“舊警察”（原汪偽警察和租界巡捕）之爭，宣鐵吾的“甄別”政策引發了舊警察的集體游行；警特之爭（如戴笠的“忠義救國軍”即原青幫分子的回歸，引發了新一波的治安惡化）、警憲之爭（以金都大戲院事件為典型）、潛伏于警察局的中共地下黨員的秘密斗爭等等，而其致力的外部任務如整治娼妓舞女、整治攤販、抑制通貨膨脹等卻一再失敗，最終將城市徹底“拱手相讓”。在國共易手之際，還出現了“將上海‘國際化’并在國際軍隊的保護下讓它作為世界貿易中心繁榮昌盛”的論調。1949年后中共接管上海的成功，在延續部分原有城市管理模式之外，關鍵還在于“成功結合了警察機構的自我控制和向群眾組織開放二者”，這也是對“中國人管理不好上海/大城市”的西方流行觀點的有力反駁。

“上海警察三部曲”通讀下來，一氣貫通，百年上海繁華一夢，風雨如晦雞鳴不已，有眾多非借助“漢學”視野不足以言明或啟發者，作者的史識史才顯露無遺，稱作中國警史“經典力作”并不為過。

戴笠與“政治警察”

“上海警察”主題局限于一地一類，未能全面展開整個中國大背景和國民黨高層理念，也未能充分展開警察與特工的一體兩面，這也許是魏斐德一度擱置《紅星》的寫作，將筆墨轉向研究戴笠和中國特工的原由。他在《上海》中已敏感地拈出了這一主題，指出上海警察正是在越來越“政治警察”化的壓力下，越來越多地與青紅幫分子和租界當局開展合作，從而一步步喪失其“道德制高點”的。在《間諜王》中，他通過“揭秘”戴笠“對納粹和日本警政制度的殘酷應用而在實際上控制了中國”的過程，為國民黨政府“作了一份尸檢報告”。

戴笠作為特務頭子、“中國的希姆萊”的角色家喻戶曉，甚至“揚名”國際，但其與警察的關系一般人所知不多。正如蔣介石建立藍衣社（復興社）對標的是意大利黑衫黨和德國褐衫黨一樣，戴笠主持的藍衣社特務處，對標的便是希姆萊領導的納粹德國國家秘密警察——蓋世太保，他稱之為“政治警察”。戴笠在《新警察運動之精神》一文中寫道：“曠觀世界各國，其警政已建立健全，德國之再興霸業，俄國之統制民生，咸賴警察之力，以臻于強盛之域，我國則瞠然落后，將何以躋于列強？”蓋世太保領導下，無論行政警察、治安警察還是刑事警察，無一不是政治警察，在利用治安手段控制城市居民的一舉一動，防奸防諜的同時，“對政治異己分子，它不再滿足于現場抓獲，更不必說事后偵破了，只要一個人產生了反對思想，都應立即記錄并上報”。

有趣的是，二戰全面爆發后，戴笠又見風使舵地宣稱：“我們的團體，決不采取蘇俄的‘格別烏’，和德國的‘格殺打撲’（即蓋世太保）特工辦法，來進行統治。因為中國有自己的歷史文化、傳統精神，也就是總理所講的忠孝仁愛信義和平，和領袖所講的禮義廉恥。”不久之后，他又急切地對標美國聯邦調查局，希望借助中美合作所來加強“特種警察”培訓了。

戴笠以推行“政治警察”政策為名極力插手民國警界。在蔣的支持下，戴于1932年10月出任浙江警官學校特派員，使這所警校成為全國“警務改革楷模”，也借機為其特務處和后來的軍統輸送了源源不斷的特務人才。戴笠組織趙龍文、沈覲康、唐縱等制定建警方案，推行“戰時警察體制”，利用國難逼近之機，掌握強力的警察權，實現其“以特御警”“以秘密操縱公開”的目標。1936年9月蔣介石成立中央警官學校，親兼校長，“警學專才”李士珍成為教育長，實際主持校務，戴笠也出任校務委員會主任委員，創建“中國警察協進會”（后改名中國警察學會），推行“新警察運動”。直到墜機去世之前，戴笠還在謀求國民黨準備新設立的“警察總監”或警察總署署長之位。臺灣地區“國防部情報局”編的《戴雨農先生全集》中辟有專門章節記述他“去腐生新，奠定現代警察基礎”和“籌策深遠，訓練現代刑警人員”。在他舉薦下，浙江警校教務主任酆裕坤擔任了內政部警政司司長，許多重要城市警察局長均由軍統分支首腦兼任，特別是偵緝部門更是基本由軍統人員掌握。魏斐德在《間諜王》中指出：

在1936—1937年期間，這位秘密警察頭子通過操縱內政部訓練項目和人事安排，將其影響擴展到了九江、鄭州、武漢、洛陽等城市的警察局。在這個擴展中，酆裕坤起到了絕對關鍵的作用。作為級別最高的警政官，任何時候，只要戴笠需要將正規警察單位變成秘密特工隊，酆裕坤都會答應。這一點在抗戰爆發后尤其明顯。

可以說，戴笠能夠成為“間諜王”（或許“特工王”是對“Spy Master”更恰當的譯名），離不開其對警察一手的滲透掌握，民國警察史繞不開戴笠，而研究戴笠也繞不開警察的話題。

“最大的幕后推手”

魏斐德將“絕對關鍵”作用歸于酆裕坤，流露出了他對中國官僚政治人事制度的隔膜，“戴笠的人”能夠上位，能夠特工、警察兩手抓，警察局長能夠直接組織針對社會名人的暗殺行動（杭州警察局長趙龍文組織暗殺了史量才，哈爾濱警察局長余秀豪組織暗殺李兆麟），無疑離不開蔣介石的信任和支持。蔣介石對警察，一方面有“軍警二分、對外對內”的觀念，有“為民師保”的高標準高要求，認為“要知警察是民眾的導師，警察職務，不僅在維持社會治安和秩序，最重要最根本一點，是要事事能以身作則，指導民眾的生活行動，改良社會的風俗和習慣，使一般民眾都能成為良好的國民，使一般社會能夠健全進步，成為新的社會”“必是最聰明的人、最勇敢的人、最廉潔的人、最勤勞的人，才可以做警察，才可以盡警察的職務”；另一方面，又有其欲言又止的“政治警察”觀，認為“政治警察人員構成國家名實相符形神具備的首腦”“一個政治警察人員如果能訓練成熟，將來至少可以當作一兩萬人用，有的還可發生四萬兵的效力”。

正是在蔣介石一手推動下，南京政府形成了軍、警、憲、特“四位一體”的惡劣體制，這固然有其先天不足的警察體制急需補全補強的考慮，更是他既想集中特殊權力為所欲為，又欲其相互牽制的“設計”。蔣利用戴笠與李士珍相互牽制，用“政治警察”來打壓李士珍“用正不用奇”的“正統警察”觀。沈醉在其回憶錄中便提到，戴笠將李士珍反對政治警察的種種言行密報給了蔣介石，蔣介石嚴厲批評了李士珍，“甚至有李應為戴搭臺、而非拆臺之語”。戴笠死后，他又將警察總署署長一職授予軍統出身的唐縱，與李士珍、毛人鳳等相互牽制。可以說，民國警察特務化、軍事化色彩之所以如此濃郁，蔣介石才是最大的幕后推手。

《紅星》一書因未全面完成而顯得單薄，對上海解放后一些重要事件如關乎中美外交的歐立夫事件有所遺漏，但詳細記載了“舊警察的改造”問題。魏斐德指出，“（全國）約有60%的國民黨警察在接受了‘教育重組’后被保留下來。這個政策叫做‘拆屋重建’”，依照市長陳毅的說法，上海有九成舊警察得到了留用。魏斐德在引用了一名“留用”警察的登報檢討書后，現身說法道：“在我看到的上海警察20、30和40年代的報告中，我不記得有這類邀請群眾寫抱怨信然后予以答復的做法。”

事實上，中共從南昌起義起，就面臨舊警察問題這一考驗。南昌起義中南昌公安局有四百多名警察都參加了起義，但在隨朱德南下過程中又大部流失；在其后建立汕頭革命政權的斗爭中，部分舊警察在敵人反攻時成為內應，成了戰事失利的一大教訓，此后，中共一直強調要徹底取締舊警察，建立由革命性較強的工農赤衛隊分子組成的政治保衛機構。

對原警察人員“保留或是取消”的問題一直延續到解放初期，造成了復雜的歷史疑難問題。如上海公安局長揚帆便因留用敵特分子組建“情報委員會”的問題蒙冤多年，被指為“重用、包庇和掩護了特務分子反革命分子達3300多人”；以“延安的福爾摩斯”著稱的廣州公安局長陳泊（布魯）也因為依靠“灰色人物”組建“便衣隊”問題被指為“依靠三教九流、階級異己分子、烏龜王八蛋來偵查破案” 。有意味的是，指責陳泊的譚政文解放初擔任北京公安局長期間，卻因其“趕毛驢”政策——在自己掌握方向前提下，依靠舊人員“挑擔子”，負責進城后的行政、事務性工作，提出“趕毛驢就要喂毛驢，不能讓毛驢餓死”——而受到認可。這段歷史之錯綜復雜，也許需要另一本專著才能說清。

層出不窮的翻譯失誤

必須一提，嚴重影響這系列著作質量的，除了出自作者本身的枝節性錯誤外，主要還是層出不窮的翻譯失誤。《上海》的校譯者在《后記》中感嘆過翻譯國外學者研究中國史的論著之難，一是“回譯”之難，即原中文資料經學者英譯之后再譯回中文，難以保證原意；二是專業知識之難，即對專門課題如警察專門名詞等不熟悉的問題。這里可就前舉的“楊樹浦”問題給出一例。《上海》中有一段文字稱：

百日維新中，上海道臺蔡鈞要求日本領事館推薦一名明治維新警察改革中的專家。一個名叫永谷隆忠的日本東京警署官員不久后即向蔡報到,并受命在楊樹浦成立一個警察署,他按照警察培訓程序訓練了一支來自道臺衙門的150 名兵丁。然而，1898年9月百日維新失敗后,蔡鈞被解職（校注：蔡鈞于1898年4月離署上海道任），第二年，永谷也卷鋪蓋打道回府了。（頁20）

此段引自王家儉的著作《清末民初我國警察制度現代化的歷程》。查王原文，則作：

光緒二十四年（一八九八），上海道蔡鈞鑒于保甲制度敗壞，思欲改革巡捕。曾經轉托上海領事小田切氏，請其延聘日本警察專家相助。結果由日本政府介紹東京下谷警察署長永谷隆忠來華為顧問。永谷氏至滬后，先置巡捕于里虹口、西門外，以及楊樹浦等地，選道署之兵一百五十人為巡捕，教以警察事宜。同時并制定警察章程，適以北京政變，蔡氏去職，事遂中止，永谷亦于次年離華……楊樹浦巡捕房亦撤銷。

王的資料則引自1899年7月的《清議報》《上海華官試用巡捕緣由》，該消息又引自西文的《時事新報》，這一資料是中國現代警察起源的最早史料之一，重要性不言而喻。經“回譯”之后，“巡捕房”變成了“警察署”，“里虹口、西門外、楊樹浦”三處地方成了楊樹浦一處，王家儉將蔡鈞免職和巡捕房撤銷都誤為戊戌政變的緣故，實際上蔡鈞是因“第二次四明公會事件”而于1899年被免職的（后還出使日本），此事件也導致租界擴大，楊樹浦等地被租界并吞，巡捕房遂無地可立。魏斐德照搬了王家儉的失誤，而校譯者不知何故又加注稱蔡鈞于1898年4月離署上海道任，可謂一誤再誤矣。

盡管聲稱經歷了譯后校注和重版修訂，一些相當低級的錯誤仍令人啼笑皆非，簡直讓這本嚴肅的歷史著作成了讓人無法認真看待的作品。無疑，歷史人物特別是“大人物”的姓名和職務混亂，對歷史著作的傷害是最明顯也是最大的。

如《上海警察》中，稱川島浪速是清末“北京警察局日本處的頭”（頁21），其實當時根本沒有“警察局”的說法，其職務為“順天府日本警務衙門事務長官”，與此類似的還有將民國南京政府的上海警察稱為“上海民警”（頁281）或“公安隊伍”（頁325），渾然不知“民警”出自新中國建立后毛澤東確定的“人民警察”專稱，“公安隊伍”也是新中國后才有的慣用語；隨心所欲地將租界的白俄“義勇隊”譯為“愿警”（頁79），將曾擔任過河南警務處長的原上海市長張群稱之為“警長”（頁91）,將湖北綏靖公署主任何成濬職務譯為“特別調查局局長”（頁200），而前兩行中明明有“調查局局長徐恩曾”字樣，將浙江省政府主席魯滌平誤為“魯狄平”（頁341），將西點軍校畢業的上海公安局長溫應星的籍貫誤為“廣東西寧”（頁245），其實是廣東新寧（今臺山）；曾長期擔任內政部警政司長的“警學專家”酆裕坤在《上海》中一律被錯譯為“豐裕坤”（到了《紅星》中又被稱為“馮裕坤”），將寫作《戴笠與“軍統局”》的章微寒一律誤譯為張微寒，“張冠李戴”在全書中不下百次。“上海特色的本瑟姆式監獄”（頁116）其實是“邊沁式監獄”的誤譯，而福柯的“監獄式城市”（Caceral City）則被譯為“卡思羅城”（頁381）。

《紅星》和《間諜王》盡管是同一個譯者，翻譯效果卻令人懷疑其根本沒有看過前兩部曲，如《紅星》將汪偽特工首腦李士群一律譯為李世群，將日本特工頭子晴氣慶胤（Haruke Yoshitane）譯為吉川春子（頁7）,這“吉川春子”還被一些學術論文所引用，起到了以訛傳訛的效果；將文化界名人陽翰笙譯為“楊翰笙”（頁18）；將上海市警察局長宣鐵吾和副局長俞叔平分別譯為“宣警長和俞副警長”（頁28）,前一頁中則稱宣鐵吾為“警察長”；在講述金都事件時，稱蔣介石“秘密派遣自己的秘密警察親信章繩祖去上海”（頁60），這里說的應該是內政部警察總署署長唐縱，而章繩祖其實只是上海警察局的調查科長；將特務譯為“特別服務人員”（頁166）；魏斐德多次提到的美國“警察專業化之父”August Vollmer,在《上海》中譯為“佛莫”，在《間諜王》中又譯為“渦孟”，其他資料還有譯“伏爾默”的，其實都不如按其學生酆裕坤的譯法譯為“和麥”（見酆裕坤著作《現代警察研究》）。

對《間諜王》的寫作和翻譯失誤，豆瓣網上有長文羅列了近三十處，其中較經典的有將“士農工商”中的“士”解釋為“士兵”，稱戴笠在中山艦事件中為蔣介石提供情報（實際上戴笠此時尚未入讀黃埔軍校）、稱馮玉祥和閻錫山為“東北軍閥”、戴笠墜機的“岱山村坐落于南京西南方向、距板橋鎮約20里的江陰市馬鞍山之中”（疑為江寧之誤）。此文發現之外的錯譯，還有將通稱的“牛蘭事件”譯為“若林事件”（頁212），將“肅親王”譯為“靖王”（頁269），將上海市長吳鐵城誤為“吳鐵成”（頁279），將公安局長溫應星誤為“曾錫桂”（頁464），將浙江警校一名留學法國歸來的教官稱為“梁帆（音）”（頁275），其實其真名梁翰芬便在頁365的教官名單上。《歹土》的翻譯質量倒是過硬的，但也有少數失誤，如將軍統上海區區長周偉龍誤為“軍統上海局局長”（頁51）、將軍統干將殺手王魯翹（曾參與刺殺王亞樵、曾仲鳴，赴臺后曾任臺北警察局局長）誤為“王魯趙”等。

魏斐德已經“擱筆”多年，中國警史研究仍然滯后，未能超越魏斐德所奠定的“漢學”標準。這一方面是相關部門自甘“封閉”“神秘”，自造“禁區”“界限”的問題，另一方面也有學者眼界未開、挖掘不力的因素。至今提起清末民國警察，仍多是一筆抹殺為“暴力統治工具”；說到新中國警察，則只能“報喜不報憂”，對涉及公安史的一些負面材料，甚至有“單篇文章可以考慮，系列結集不行”的論調，缺乏對歷史的基本尊重，更談不上“吸取歷史教訓”。學者張鳴由于“重新發現”了“五四運動”民國警察的角色與作用，為“五四研究”添加了厚重的一筆，這樣的例子還是太罕有太碎片化。魏斐德“以警察見治理”（Policing Shanghai,《上海警察》的英文原名）的治學方法仍然值得借鑒，希望舊著新讀，能夠予人啟憤發悱之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