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動社會中底層勞動者的日常呈現為一種過渡狀態，即“過渡日常”。它是指處在現代流動社會中的勞動者因各種原因從家鄉來到異地謀生，但得不到在異地扎根的成員資格，在這種困境下勞動者表現出一種臨時性和過渡性的生產與生活狀態。從日常生產與日常生活兩個面向以及“過渡經濟”心態來理解勞動者在具體過渡時空中的實踐行動、情感體驗與意義表達，結合“總” 與“分”兩種視野來理解勞動者的“過日子”，有助于我們理解當今轉型社會中底層勞動者議題。

本文系《探索與爭鳴》第三屆全國青年理論創新征文活動的一等獎獲獎論文，原載《探索與爭鳴》2019年第5期，原標題為《流動社會中的“過渡日常”——基于京郊代耕菜農研究的分析框架》。

青年理論創新征文專輯的編者按。

2018年，適逢學習宣傳黨的十九大精神和紀念改革開放40周年，為進一步鼓勵青年學者深度、全面思考和闡釋新時代全面深化改革過程中面臨的諸多熱點和難點問題，在上海社聯黨組領導下，在國家社科基金、上海市委宣傳部與上海市新聞出版局專項資金資助下，《探索與爭鳴》編輯部面向全國青年學人和青年學生，開展了主題為“從新時期到新時代：中國改革再出發”的第三屆全國青年理論創新征文活動。本次征文活動歷時一年，得到社會各界的大力支持和厚愛，共收到來稿900多篇。2019年1— 3月，編輯部本著公平、公開、公正的原則，嚴格按照編輯部初審、專家匿名復審和資深學者終審的程序，對所有來稿進行評選，最終 26 篇論文獲獎。2019年3月29日，《探索與爭鳴》編輯部在上海召開第三屆全國青年理論創新征文頒獎大會暨“中國知識體系構建與青年使命”青年論壇。

閱讀入選的論文，我們欣喜地看到，不少青年學者結合自身的研究領域與新時代國家改革發展的重大問題，嘗試運用不同研究視角和學術范式來解釋、解答新時代的新問題，并提出了不少頗有新意和創見的觀點。這正契合了此次征文所主張的“學術研究與現實關懷結合”、“為解決和解釋中國問題提供獨到思路”的設想，也符合《探索與爭鳴》雜志所堅持的當下性、公共性、跨學科、 思想性為核心的辦刊特色，以及長期以來所倡導的“思想溫暖學術、學術關懷現實”的辦刊理念和“提倡自由探索，鼓勵學術爭鳴”的辦刊風格。 此外，本屆獲獎作者體現的一個突出的特點是，近一半獲獎者為90后學人。某種程度上，這標志著90后青年學人作為一個整體浮出歷史地表，并逐漸成長為學術界的新生力量。新生代學人受過比較系統的專業訓練，具有敏銳的問題意識，視野較為開闊，能夠自覺將學術問題的研究和中國改革中的重大理論問題結合在一起。 當然，毋庸諱言，這些入選的作品，還屬于青年學人學術起步階段的嘗試，還存在各種各樣的瑕疵，有些還只是一個初步的探索或是并不十分成熟的想法。 此外，相比全國數量巨大的青年學者和在讀研究生群體，本次征文的覆蓋面非常有限；也由于征文獎項數量有限，還有一些比較有學術潛力的青年學者沒能入選，這不免令人遺憾。

“青年興則國家興，青年強則國家強！”作為一本自誕生起就堅持把“與青年學人共成長”作為辦刊使命的學術刊物，自2014年起，《探索與爭鳴》在全國發起青年理論創新征文，至今已經舉辦三屆，此外，編輯部還于2018年推出了“優秀青年學人支持計劃”和“青年學人優秀論文支持計劃”等活動，這些均得到各界支持并取得了不錯反響。本著鼓勵青年、支持青年的初衷，在紀念五四運動100 周年以及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 70 周年之際，《探索與爭鳴》編輯部特開辟“五四·青年”專刊，并組織第三屆全國青年理論創新征文專輯，集中選發此次征文獲獎文章。這是編輯部的第一次嘗試，肯定存在諸多不足之處，懇請學界給予包容和支持！我們也真誠歡迎廣大青年學人繼續關注、參與和支持編輯部的其他各項活動。——《探索與爭鳴》編輯部

2019年4月10日，菜農在北京市門頭溝區妙峰山鎮隴駕莊村的田地里分萵筍苗。圖文無關。

學術界關于日常生活的研究為我們呈現了一個總體性的分析視野。圍繞著“過日子”“日常生活”等概念，學者們深入研究對象的生活世界與情感世界，展開多維且開放的思考。但相關研究展示的“日子”，似乎都特別“正常”，在大轉型時代的巨浪下也能波瀾不驚地過下去，延續“日子”的某種歷史形態。然而，這種類似的日常生活研究結論顯然與中國社會變遷研究的實際經驗相悖，大轉型社會中的人所過的日子及其從事的生產勞動，必然與以往生活的日常軌跡有所不同。尤其是對新行業、新領域中的人來說，他們要面對一種時代過渡性的生活與生產，我們如何理解他們的“日常”？尤其是在我國追求現代化、工業化、市場化和城鎮化的轉型道路上，土地（及土地制度）、社會與勞動者三者之間的關系呈現出別樣的圖景，我們如何觀察宏觀社會與微觀生活之間的關系？

本文關注的經驗對象是北京郊區的代耕菜農群體（下文中簡稱為“菜農”）的日常生產與生活。該群體產生于20世紀90年代，至今已延續20多年。他們主要來自山東省、河南省等地區。在北京城市環形擴展過程中，菜農呈現出相應的從京內向京外遷移的態勢，即從北京西南四環遷移到南六環附近，之后還有可能流動到其他地區。在這種臨時性和過渡性的流動過程中，菜農圍繞著勞動、交換、家庭、人際和情感等方面展開了異樣的實踐。換言之，筆者研究的“他者”一直在流動，這些他者也一直置換自身的他者世界，同時也經歷著“過渡日常”。他們既受到市場經濟和國家制度的雙重影響，也要面對在流入異地生存之后的地方性知識情境；他們不僅參與中國經驗的累積運動，而且在陌生社會的困境中經歷著新的社會變遷體驗。基于對菜農的日常生產與生活的田野調查，筆者提出“過渡日常”概念。所謂“過渡日常”是指處在現代流動社會中的勞動者因各種原因（宏觀、中觀和微觀層面）從家鄉（戶籍所在地）來到異地謀生，但其得不到在異地扎根的成員資格，在這種困境下，勞動者表現出一種臨時性和過渡性的生產與生活狀態。本文試圖結合有關菜農的具體田野材料來探討“過渡日常”的分析框架，從而在整體上認識與把握流動社會中的“過渡日常”議題。

“過渡日常”的理論路徑與經驗觀照

（一）“過渡日常”的兩個面向：日常生產與日常生活

繼胡塞爾和海德格爾的“生活世界”觀之后，舒茨將日常生活世界視為一個基礎性的世界、主體間性的世界、文化世界和常識世界。列斐伏爾不僅肯定日常生活的基礎性地位，而且將日常生活作為一個總體性的批判視角。赫勒把日常生活看作是“那些同時使社會再生產成為可能的個體再生產要素的集合”。有學者在借鑒舒茨的主體間性日常生活觀的基礎上指出，“日常生活世界是社會行動主體之間交往和相互理解的前提，是與歷史相對的、發揮著奠基性作用的現實領域”。上述學者都強調日常生活世界的基礎性作用，且把日常概化，從而為社會科學提供了一個總體分析視野。但是如過度地概化而不區分日常生產與日常生活，這將在一定程度上弱化生產與生活的重要區別。對于我們的研究對象來說，他們有時候會將生產與生活融為一體，說成是一輩子的“過日子”；但在具體的日子里，何時勞動、休息以及娛樂，他們經常區分得涇渭分明。生產與生活的混融，以及從生活中擺脫出來生產，完全是不一樣的現實過程，更是不一樣的分析視野。

有關日常生產的研究經典，當屬馬克思的勞動生產理論。馬克思構筑了一個總體呈現的生產與生活的分析體系，其中包括物質資料生產、人的生活、工具的使用與創新，以及人與社會的生產與再生產等內容，重點在于揭示生產與生活的相互關系。他關注到了生產與消費的內在邏輯關系，即勞動者利用自身能力和生產資料在生產產品的同時，也在消費著自身的能力和生產資料。除“生產的消費”之外，勞動者生產的產品還用于市場交換，實現產品向商品的轉化。在此過程中，就商品生產與勞動的關系而言，商品二重性（使用價值與交換價值）和勞動二重性（具體勞動和抽象勞動）具有緊密關系。“生產交換價值的勞動是抽象一般的和相同的勞動，而生產使用價值的勞動是具體的和特殊的勞動，它按照形式和材料分為無限多的不同的勞動方式。”馬克思的政治經濟學提供了生產與生活的分析框架，既可以使二者區分，又可以使二者相連。這一框架并不排斥文化人類學的視角，尤其是在其價值理論之中，文化價值的多樣性將會使其更加復雜且充滿張力。因此，我們應把日常生產與日常生活兩方面共同作為“過渡日常”的整體面向。

筆者研究的菜農的日常生產與生活，受政治、經濟、社會和文化等因素的影響而表現出一種“近閾限”狀態。“近閾限”是維克多?特納提出的一個用于解釋社會現象的分析概念，在這一階段中，主體處于一種模棱兩可的無結構的狀態，從原有的社會結構中抽離了出去，在一種“反結構”的狀態下進行生活。就菜農而言，他們正在經歷著一種“無身份、無地位”的“近閾限耕作”，這是他們在“過渡狀態”中的不同尋常之處。“近閾限”階段的時間期限是較為寬松與開放的，而非轉瞬即逝的。它不只是包含時間要素，還指涉空間、身份、情感、生計方式以及勞動組織等要素。在代耕階段中，菜農的年齡集中在35—60 歲之間，該年齡段是個體生命中具有充分活力、承擔家庭責任與履行家庭義務的時期。這一特殊階段可稱為菜農人生的“閾限期”。在這種“閾限期”中，菜農在生產與生活方面均表現出不同以往的狀態。

就前者而言，他們在異地以一種外鄉人的身份進行著一種代耕生產與臨時生活，在逼仄的勞動空間中進行著“無季節性”的“無閑”勞作。此外，菜農群體與菜販之間進行著“預支的”不對等的交換。菜農把蔬菜以“免押金”的方式提供給菜販，等到菜販在市場上出售完這些蔬菜后，菜農才可以從菜販那里得到具體的資金收入。就后者來說，菜農的家庭形式表現為核心家庭或聯合家庭的“異地化”，即子女在老家或其他地方上學或工作，而父母則在不同的外地工作。同時，菜農奔忙于勞動，其人際關系表現出一種“弱聯系”狀態，這種狀態的產生是他們離開家鄉——農村社會的結果，在具有臨時性的共同地緣與業緣的新條件下又很難產生強烈的共同體意識。但他們又極為關心家鄉的生活，時刻操心子女的教育、婚姻與就業以及留在家鄉的親人，為子女的幸福和家庭的富裕在異鄉奮力勞作。

總之，菜農的日常生產與生活具有一定的過渡性，這種過渡性表現在他們的勞動、交換、家庭、人際和情感等方面。筆者以一種“近閾限”的過渡性視野分析現代工業社會中眾多流動群體之一——代耕菜農的日常生產與生活，關注他們在過渡狀態中的生產力與生活力，展現該群體特有的文化實踐與精神氣質。在日常生產方面，該群體的勞動與生產、交換與消費、工資與利潤，以及在特定場域空間的生產關系都有所不同。而在日常生活方面，應強調該群體的衣食住行、習俗信仰、社會關系和情感意義等內容，關注他們的“實然生活”，關注群體成員的價值觀與人生意義。把日常生產與日常生活賦予同等且分別的關注之后，既可以為“總”的日常生活分析提供一種“分”的視野，也意味著政治經濟學與文化人類學之間實現結合的可能性。這樣，我們才有可能運用批判性的眼光審視現代流動社會中更大范圍的整體性結構。

（二）“消遣經濟”與“過渡經濟”——不一樣的社會生活心態

從經濟分析的角度看，“過渡日常”中的生產與生活自然是一種過渡型經濟，與費孝通先生所謂“消遣經濟”迥然有別。如果說費先生的“消遣經濟”概念解釋的是中國傳統農村社會中老百姓的生活態度，那么“過渡經濟” 則是希望分析大轉型時代勞動者的真實處境。

費先生在總結云南祿村農民傳統經濟態度之前，首先說明“經濟”概念本身的復雜性與相對性，指出它是相當于當時當地的人生態度，是一個反映人們生活心態的概念術語。費先生指出19 世紀以來的西方經濟觀是一種“如何以最少痛苦來換取最大快感的打算”的經濟觀。韋伯曾分析了西方社會在新教倫理精神鼓舞下的“禁欲經濟”，即“通過禁欲的強制節約而導致資本形成。阻止收入的消費使用，必然促使收入可作生產利用，亦即用來投資”。費先生從人本主義的立場對韋伯展開了批判，認為資本主義精神是一種非理性的和不以人為本的。而祿村恰恰存在一種不同于新教倫理指導下的以多勞動、多生產和少消費為榮的經濟生活心態。“這種在節流方面的經濟考慮以避免開源時所得忍受的痛苦，是我們傳統經濟中常見的態度。”“減少勞動、減少消費的結果，發生了閑暇。”閑暇滿足了需要與欲望之間的平衡。費先生認為，“消遣經濟”是一種不以痛苦為代價獲得快感的經濟態度，其核心是少勞作、少消費和有閑暇。其與“消費”的區別是，“消費是以消耗物資來獲取快感的過程，消遣則不必消耗物資，所消耗的不過是一些空閑的時間”。祿村人民的“消遣經濟”的意義追求體現在公共活動和儀式方面，他們寧愿將自己絕大多數的收入消費在儀式、禮節和人情往來方面，而不是把資金用于再生產。

費先生看到了中國鄉村社會正在卷入全球化、現代化和城市化的大轉變之中，而傾向于過日子的“消遣經濟”概念很顯然不能充分解釋當下的經驗現象。筆者關心的是菜農的“過渡經濟”，其特點是多勞動、多生產、多交換、少消費、少閑暇和實踐意義。與“消遣經濟”不同，菜農視時間如金錢，他們每天起早貪黑地在菜棚里進行勞作，幾乎沒有節假日，既沒有消遣的時間，也沒有時間去消遣，在這種情況下，勞動與生產的時間吞噬著閑暇的時間，菜農唯一閑暇的時間段便是吃晚飯和睡覺的時候，這是他們身心消閑的時刻。他們的意義追求并不在于參與公共生活和儀式活動，而在于人生價值與意義的表達和實現，即子女的幸福與家庭的富裕。與“禁欲經濟”不同，菜農雖然積累著資金，但更多是為了子女幸福、家庭富裕以及光宗耀祖，而不是去榮耀上帝。他們的收入除了購置生產生活的必需品外，更多用于實現人生價值與任務方面，如在家鄉蓋房、買房、買車，以及解決子女的上學、工作與婚姻問題等。總之，菜農的“過渡經濟”心態是在“過渡日常”中形成的生產與生活心態，是一種調適具體處境與主觀能動的社會生活心態。

“過渡日常”的方法維度與經驗表達

（一）實踐、策略與戰術

實踐、策略與戰術等分析概念在當今人類學學科知識話語中具有很強的解釋力。面對勞動者群體的具體處境時，我們需要解釋他們的實踐行動，以及他們如何運用具體的策略與戰術。人類學界為我們提供概念資源的前輩不勝枚舉，比如布迪厄的“實踐感”、塞托的“戰術”、斯科特的“弱者的武器”等。

布迪厄認為，“實踐活動在它合乎情理的情況下，也就是說，是由直接適合場域內在傾向的習性產生的，是一種時間化行為，在這行為中，行動者通過對往昔的實際調動，對以客觀潛在狀態屬于現時的未來的預測，而超越了當下”。實踐主體憑借充分地調動舊有的可用于當前場域的慣習來獲得一種沒有策略性的策略。慣習的生成是“條件制約與特定的一類生存條件相結合”的結果，其因情景不同而發生轉化，作為社會客觀結構主觀化的慣習在一定程度上指導著實踐者在具體情境中的具體行為和實際行動。相較于布迪厄的“溫和的”實踐觀而言，塞托認為被統治者或弱者只有戰術而無戰略，戰略（策略）是統治者或強者的專屬。“策略即行動，該行動受益于某個能力場所（特有場所的屬性）的假設而建立了一些理論場所（全面的體系和話語），這些理論場所能夠將對力量進行統籌安排的全部物質場所聯系起來……戰術即方法，它因自己賦予時間——環境，介入的確切時刻使環境變成有利的形勢；迅速，運動的迅速改變了空間的組織；關系，‘計策’的連續時刻之間的關系；不同的時限和節奏可能的交錯——的貼切而具有價值。”這種不占有專屬空間的戰術是運用時間來抵抗戰略的。斯科特的“弱者的武器”在一定程度上支持和發展了塞托的“弱者的戰術”。作為一種“隱藏的文本”，弱者的武器具有隱蔽性和模糊性，在強者的空間中進行著弱者的實踐。這種實踐的背后有一套象征意義體系作為支撐點。“生產不只是、而且也決不是物質效用的實踐邏輯。它是文化意圖。”實踐的文化意圖引導著實踐者的具體行為。菜農的日常生產與生活體現了實踐、策略與戰術的綜合運用。因此，我們需要看到菜農在日常生產與生活中的不同場景中的具體實踐行為，需要把握在“生產-交換”這一具有時空性的關系鏈條中菜農所采取的策略與戰術，以及需要理解菜農的實踐行為背后的象征法則和意義圖景。

菜農在具體的勞動場景和生活情景中會采取不同的實踐行為，運用不同的策略與戰術。對于菜農來說，最頻繁和最日常的事情便是勞動生產與市場交換。每戶菜農一般租種4—6 畝土地，利用簡易的生產工具，通過夫妻共同勞作的方式，去種植與收割油菜和莜麥菜。菜農每天勞動13—18 個小時，一天中的大部分時間是在菜棚里度過的。從選擇菜籽到裝筐的整個過程，菜農都施展著自己的策略與戰術，而不是像塞托所言的弱者只有戰術沒有策略。菜農根據不同季節和市場需求選取不同菜籽，夏季時他們會用夏菜籽，春、秋和冬三季則用冬菜籽。他們把大棚土地分為不同的小塊以便更好地經營與管理蔬菜。他們根據季節的變化來調整澆灌蔬菜的頻率。在割菜和裝筐過程中，菜農會處理好割菜時間與接筐數量之間的關系。他們會計劃接多少個筐，從什么時候開始割菜，可以保證到天黑之前割完。他們邊割菜邊裝筐，為了使菜在裝筐時不受損，把蔬菜的菜頭向外、菜葉向內擺置。

當與菜販進行交易時，菜農便會使用塞托意義上的戰術。在報菜價時，菜販會先讓菜農給出一個價，如果菜農的出價低于當時的市場價格，菜販則按菜農給出的菜價進行交易；如果菜農出價高于市場價格，菜販則會和菜農商量價，最后雙方以較為合理的價格達成交易。這是一種存在時間差與空間距離的不對等交換。菜販占據著市場交換的優勢地位，在自己專有的交換空間中實施策略以降低交易成本，而菜農則會運用塑造“良好形象”的自我呈現方法來與菜販進行博弈，同時運用戰術來呈片狀地滲入菜販所專有的交換空間中，“這一戰術無法整體地把握這個空間，也無法遠離此空間”。

在“無閑的”勞動與“預支的”交換過程中，菜農的身體與心靈經歷著不同的體驗。生產的辛苦與勞累，交換的擔心與喜悅，“行動的現實過程，總是包含身與心的互動”。這種身心互動不止于日常生產，也涉及日常生活。菜農在狹小而簡易的居住空間中進行著飲食起居，早餐與午餐一般是從村里飯店購買食物后在菜棚里就食，晚餐則是在租房中自己做飯。在炎熱的夏天里，他們以電風扇來散熱與消暑；在寒冷的冬日里，他們以電熱毯來抗寒與保溫。菜農的身心體驗交織著多種色彩，這體現在他們具體而多樣的實踐行為中。

（二）時間、空間與時空感

歷史條件和現實因素共同形塑了時間和空間的具體形式，因情景不同和習性各異，個體的身心對時空的感受亦不同。這種感受在一定程度上徘徊在具體時間與空間的內外。埃文思- 普里查德根據非洲努爾人社會中人與自然和人與人的兩種關系將時間分為“生態時間”和“結構時間”，這一分類已涉及兩種基本關系。張檸以此為基礎并結合中國社會的具體境況，提出一種較新的時間分類方法，即生態時間、結構時間、節日時間、機械時間和心理時間。這一時間類型的細分可以使我們更加具體地認識多維時間。此外，中國社會還存在二十四節氣、農歷與公歷等時間分類。這些不同的時間類型共同作用于人們的日常生產與生活。菜農在生產與生活中對時間與空間的體驗呈現為一種多層次復合式圖景。在他們日常交流中，我們可以發現他們對時間的多種表達，如“我們一般在天還沒亮的時候就起床了，一直干到天黑得啥都看不到為止。睡覺的時候都到11 點多了”。“有些菜販是頭一天晚上下筐，第二天下午2 點左右來拉菜，等到下次下筐時結上一次的賬；有些菜販是上午10 點左右下筐，晚上8 點左右來收菜，第二天上午10 點左右再下筐并與菜農結前一天的賬。”“冷棚里的油菜從農歷十月就開始長得慢下來了。”“節氣不同，菜的生長速度也不一樣。”“春節的時候，我們一般不回家，有些人會回去，但也待不了幾天就過來了，一般會待到正月初五。”“我們平時交流得很少，一般都在拉菜的時候交流、聊天。”

平日里的言語內容涵括了多種時間表述：一是根據地球自轉規律呈現的白天與黑夜等自然時間；二是體現在鐘表上的機械工業時間；三是菜農根據起床與完工、下筐與結賬等具體標志行為來體察的時間；四是菜農和菜販的交流以及菜農彼此之間的交流體驗著的“結構時間”；五是菜農根據二十四節氣、農歷等生態時間概念描述蔬菜的不同生長階段；六是與春節等節假日相關的節日時間。這些時間中都含有菜農自身的感受與理解，含有一種心理時間的表達。總之，菜農經歷著多重時間體驗，既有機械性的工業時間、自然性的生態時間，又有關系性的結構時間、反實踐的節日時間，同時還有身心體驗的心理時間。

與時間相伴的空間亦呈現出多樣性。列斐伏爾將空間視作一種可被開發、規劃、使用和改造的具有生成性的事物，進而將空間分為三個層面：空間表征、空間實踐和表征空間。他以城市空間為例說明在某一特定空間內人們如何踐行社會活動和表達情感體驗。福柯在對“規訓與懲罰”等關鍵問題的探討中將空間視為權力得以實施的場所，并指出空間具有區分社區生活形式的功能與意義。而塞托將空間視為一種被實踐了的場所，使得空間中充滿了權力結構與個體能動性之間的較量。

居住空間與工作空間的并置型棚戶和租本地人房屋的租賃型住房等居住類型都影響著菜農具體的實踐行為。他們較為零散地居住在村內或村外，居住條件較為簡陋，房內布置較為簡單。他們早出晚歸，往來于菜棚和住所之間，在菜棚里度過了大部分時間，剩余少許時間在居所中度過。菜農的休息居住空間、勞作生產空間、市場交換空間是三個不同的空間地點。連接三個空間的紐帶是活生生的勞動者本人，他們通過使用三輪車等交通工具在三個空間地點中來回穿梭。菜農之間既彼此交流，又與菜販交易，偶爾還與本地人交談，這種社會關系也體現了三種空間場所的分布。由此，菜農產生了圍繞大棚、房屋、道路、貨車以及社會關系等具體的空間感。總之，菜農的時空感是在具體的勞動場景和實踐圖景中形成的，是在能動性與結構的共同作用下產生的，是在具體時間和空間中的一種個體性感受。

（三）情感體驗與意義表達

在“抽象社會”的“無相支配”情境中，眾多底層勞動者以各自的象征意義體系作為支撐點進行實踐。菜農在異地勞動主要是以子女和整個家庭為意義中心的。對他們而言，“過日子”不僅是指涉自己的生產與生活，而且還涉及孩子的成長、成家與立業，以及光宗耀祖與庇蔭子孫。“人正是在‘過日子’過程中創造了現實生活并實現人生意義。”為了子女幸福和家庭富裕，菜農進行著勞動生產和實現著人生意義，并把情感寄托在人生意義的實現過程中。在個體與外在命運的博弈過程中，他們實現著一種情感的反身性自覺。

對于菜農來說，子女的教育、工作和婚嫁是最為重要的事情。他們努力為子女創造良好的教育環境，以利于子女將來的求職。此外，對他們來說，子女結婚就是新家庭的建立，也是傳宗接代的開始，更是他們生活的意義所在。相較于子女而言，“家”在菜農生活中占據著另一重要位置。比如何大娘認為，“兒子沒結婚時，父母在哪，哪就是家；兒子結婚后，兒子在哪，哪就是家”。家的重心隨著家庭中子女的成家立業或立業成家而發生位移。父母逐漸由全權負責過渡到邊緣負責，最后到依靠子女；與此同時，子女的責任與義務也在相應地增加。在王叔的觀念里，小家庭和大家庭都很重要，他既看重小家庭中的代際傳承和子女的生活，又看重大家庭中的孝敬老人以及兄弟姐妹之間的親情。家不只是包含現在活著的人，還包括已去世的祖先和未出生的子孫；不只是一種物理建筑空間，還是一種集姓氏、情感、意義、聲譽、名望等于一身的復雜組織。除了家的人生觀意義外，家還有一個物質面向——房子。菜農非常重視房子，在家鄉蓋新房既是財力的象征，也是聲譽的象征，更是文化意義的回歸。

總之，“在一種文化形式中，人的內心情感體驗落實到具體行為上，而作為行為的主體，活生生的人生存于豐厚的日常經驗當中，因此，這種文化形式與生活方式以及生活心態構成了直接的關系”。當我們想去了解特定的個體或群體的情感體驗時，我們便要把該個體或群體所屬的文化形式、生產與生活方式以及社會生活心態聯系起來進行綜合描述、分析與解釋。而意義表達則付諸于情感體驗和具體行為的基礎上，圍繞著子女、家庭以及祖先與后代而得到展示與呈現。

制度結構、過渡日常與現實經驗

本文嘗試提出一種理解流動社會中“過渡日常”的總體分析框架，其既涉及日常生產與日常生活，又觀照“過渡經濟”。日常生產指涉勞動與交換、資本與利潤、生產與消費等內容，日常生活涉及衣食住行、習俗信仰、情感體驗以及社會關系等內容；把日常生產與日常生活賦予同等重要的地位來綜合研究“過渡日常”，探討菜農在生產與生活的不同場景中的具體行動及理解其行為背后的文化法則和意義圖景；同時，也關注“過渡日常”中勞動者的社會生活心態——“過渡經濟”，其是一種踐行多勞動、多生產、多交換、少消費、少閑暇和實踐意義的心態。該分析框架的具體經驗表達主要集中在三個方面，即實踐、策略與戰術，時間、空間與時空感，以及情感體驗與意義表達。勞動者在具體時空情景中運用多樣的實踐、策略與戰術，感受多重的時間、空間與時空感，以及呈現情感體驗與意義表達。這些內容的展開都離不開勞動者自身的身心互動，以及個體與家庭、社會、國家和市場的互動關系。

京郊代耕菜農的“過渡日常”為我們呈現出了一幅不一樣的“過日子”圖景，以往的學者們較多地強調老百姓“過日子”的總體性視野，而在一定程度上忽視和淡化了“分”的視野。因此，我們可以結合“總”與“分”兩種視野來看待老百姓如何“過日子”，運用一種“總—分—總”的階段分析法研究“過日子”的文化奧秘，其中“分”的階段可以運用政治經濟學和文化人類學分別進行考察。這一分析法可以進一步挖掘“過日子”的復雜性和綜合性。在代耕階段中，菜農形成了自己的日常狀態，這種狀態既不同中國歷史上的傳統小農，又有別于如今的本地村民。他們通過彼此之間的互動以及他們與菜販等人群之間的交換來建構一種“有秩序而無形態”的社區，同時，這種社區受到更為開放的國家制度、市場經濟和地方權力的形塑。正是在這種不確定的和臨時性的情境中，菜農的行為與感受才愈顯不同尋常。他們基于“兒女、家庭及其所賦予的意義”這一主線在具體環境中進行實踐活動。這一象征圖式是菜農“過日子”的文化理性。在文化理性背后，便是實踐行為的具體表現。他們在平日里的無閑勞動、對菜籽的精心挑選、對土地的有效利用、對大棚空間的充分擴展、對雨雪天的格外關注、對市場菜價消息的“靈通”、對專有空間和時間的充分把握、對菜筐里蔬菜的精心布置、與菜販激烈的討價還價，以及他們在逼仄而簡單的且沒有取暖設備的租屋內居住、在菜棚里吃著“速餐”等，都是他們在生產、交換和生活方面的實踐行為的表達。他們的實踐表達含有一種總體性傾向，即他們把布迪厄的實踐策略、列斐伏爾的戰略、塞托的戰術和戈夫曼的自我呈現方式巧妙地結合了起來，且將四者共同用于實際的生產與生活中。在這種較為“艱苦的”歲月里，他們感受著和體會著日月星辰的變化、工業魔力的作用、心理狀態的起伏以及彌散權力的纏繞，這些要素共同影響著菜農的身心體驗。這種體驗使得菜農關注“我是誰”這一涉及身份、歸屬與情感的問題。

與京郊代耕菜農的境遇相類似，中國社會中許多底層勞動者都經歷著政治、經濟、社會和文化等多重張力的形塑。中國社會進入改革開放時期后，人們的社會活動從封閉性的地域中抽離出來，市場經濟和資本的力量在中國大地上日益顯著，與此同時，在人地關系不協調的影響下，許多農村的青壯年群體為了生計而開始離開家鄉來到異地謀生，他們或進工廠打工或在農田上種植。這便是“農民工”和“代耕農”等流動群體產生的“勢”。這既是中國社會轉型中的一個側面，也是中國社會轉型的一個縮影。在這一轉型過程中，由于受特殊的國家政策、市場資本和地方文化等多重作用力的影響，眾多的中國底層勞動者的流動性呈現為一種“過渡狀態”，他們經歷著“過渡日常”，在勞動生產、市場交換、飲食起居、人際關系和情感體驗等方面均發生了不同于以往的變化。他們在特定的具體的時空條件下采取多種實踐、策略與戰術進行生產，把情感寄托在人生意義的實現過程中。“過渡經濟”心態使得勞動者更多地參與生產與勞動，而較少進行消費與休閑，進而實現意義。同時，這種過渡狀態也生成了不同群體進行社會結合的可能性因素，不論是原先社區中具有血緣和地緣關系的親戚與老鄉，還是當下因新地緣和業緣而產生弱聯系的新共同體，這些都是新的社會結合產生的可能條件。但是，勞動者的“過渡心態”和弱信任感則在一定程度上消弭了這種新的社會結合得以維持的念頭。新的社會結合能否產生與持續存在的決定性因素是國家制度和市場資本，它們既共同助長了流動群體的產生與發展，又進一步形塑著該群體的“過渡日常”，然而，它們也是流動群體及其“過渡日常”泯滅的主導者。但是，我們不能就此而否定中國底層勞動者的能動性和“想象力”，他們對生產與日常生活有一套更為有效的運作邏輯，可以讓“日子”過得更好。

在“過渡日常”中，勞動者在特定時空場域中進行勞動生產與日常生活，這種生產與生活“在廣義上便表現為成就人自身與成就世界的過程”。勞動者通過具體實踐行動既實現自身的再生產以及價值意義，為家庭貢獻力量，為結構重新注入活力，又為處于全球化、現代化之中的中國社會乃至世界提供能量。因此，我們應該把處于過渡狀態的勞動者視為在特定制度結構背景下產生的且同時改變著這種制度結構的過程和現象。而我們亟需回答的問題是：如何理解制度結構與現實經驗之間的張力，如何探求更本質的平等問題，以及如何在更大層面來構筑嵌入式發展的美好社會。這些問題的解答，既需要我們長時間的田野調查以獲取第一手資料，又要求我們實現跨學科合作研究。

本文在寫作過程中得到中央民族大學黃志輝教授、中山大學博士研究生李宓和中央民族大學碩士研究生丹珍央金的建議與幫助，特此致謝。

（本文系《探索與爭鳴》第三屆全國青年理論創新征文活動的一等獎獲獎論文，原載《探索與爭鳴》2019年第5期，原標題為《流動社會中的“過渡日常”——基于京郊代耕菜農研究的分析框架》，原文注釋從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