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10年前熱播的電視劇《潛伏》里，余則成是一名中共地下工作者，最后去了臺灣繼續與敵對勢力開展諜戰，他在臺灣經歷了什么，影視作品里尚未涉及。

然而，現實遠比電視劇里來得真實且鮮活。

今年4月，國內首部經審批公開發行的反映在臺隱蔽戰線人員生活的作品《尋找父親——劉光典烈士的紅色足跡》，已由人民出版社出版發行。1949年，劉光典為了臺灣的解放、祖國的統一，兩次秘密潛入臺灣，配合中共派臺主要領導人執行任務，為革命做出重要貢獻，1959年2月4日被國民黨當局殺害。

澎湃新聞（www.usamodel.cn）記者近日在北京北新橋附近一條狹窄的胡同里見到了該書的作者、劉光典之子劉玉平，他的辦公室坐落于其中一處四合院的一間偏房中，面積大小不及10平米，卻滿滿地存放著關于他父親的資料。

經過數十年的苦苦追尋，年過七旬的劉玉平現已頭發斑白，歲月在他臉上留下道道皺紋，卻未曾改變過他樂觀積極的個性。他盡力還原他的父親，他們都是活潑且對生活充滿熱情的人。

正是這樣的性格，讓劉玉平在面對隱蔽戰線這段過去很難被挖掘的歷史時，不畏艱難地在海峽兩岸追尋父親的足跡，又正是這樣的性格，讓劉光典在面對諜戰工作中的重重難關時，不顧生死地堅守機密，在臺灣北部的山中躲避敵軍追捕，向大陸傳回重要情報。

“他是一個平凡的人，普通的人，普普通通的中國人。”劉玉平在接受澎湃新聞記者專訪時，如此反反復復定義他的父親。在他心中，父親一輩子并非做出了多么轟轟烈烈的貢獻，他就是一名普通的戰士，有一顆大愛之心。

正如《潛伏》原著作者龍一在《尋找父親——劉光典烈士的紅色足跡》一書的序中寫道的：“像光典先生這樣的數以萬計的地下工作者，其實都是普通人……他們之所以被稱為英雄，既因為他們堅強的信念、崇高的信仰，也因為在為偉大理想努力工作的同時，他們仍需要經受每一個普通人都必須得經受的生存、家庭、健康、人情世故、社會關系所帶來的困擾與折磨。”

家庭，無疑是劉光典最大的羈絆。

三大戰役勝利結束后，新中國即將成立，劉光典本來可以與妻子兒女團聚，投入新的幸福生活。但是，我國南方包括臺灣省還沒有解放。為此，劉光典于1949年5月離開北平，南下執行任務，并于1949年10月抵達臺灣。

期間，他只寫了一封信告訴妻子，要到遙遠的地方去做生意，頂多一兩年就回來，萬一失去聯系，他就到報紙上登尋人啟事找妻子和兒女。

“我父親當時走的時候是留有警惕和準備的，他知道這次去的地方很危險。”那時，他是家中年齡最小的孩子，才一歲多。在他逐漸成長到四五歲時，劉玉平好奇地問母親，“爸爸在哪里？怎么總不見他回來？”母親回答，“要等全國解放后，爸爸就回來了。孩子，以后別再問了。”

在劉玉平的印象里，母親王素蓮幾乎沒有主動和孩子們提及過父親，但她從沒有對組織抱怨過，默默支持劉光典的革命事業，直到1955年10月18日，王素蓮因風濕性心臟病病逝在北京同仁醫院。

就在王素蓮病逝前一年，臺灣向大陸發來假情報稱，劉光典“叛變”，這使得原本高朋滿座、生活富足的劉家很快沒落了，劉玉平一直背負著父親“叛變”的壓力，艱難成長，也因此早早在他心中深埋了一顆弄清父親生平真相的決心。

隨著1987年臺灣當局宣布解除長達38年的戒嚴，兩岸同胞隔絕狀態逐漸被打破，兩岸經貿交往、人員交往和各項交流逐漸展開，這也為劉玉平在追尋父親在臺足跡上提供了便利和幫助，最終證明，劉光典并非“叛變”，而是敵對勢力當年所使用的離間計。

1991年，劉光典同一批中共地下工作者一道被追認為烈士，2008年，他的一半骨灰被劉玉平等兒女從臺灣取回，另一半還留在臺灣。劉玉平期盼著有朝一日能見證臺灣回歸、祖國統一，到那時候，父親的骨灰也將完整地合在一起。

【以下是與劉玉平的對話】

憶成長：我的母親有著鋼鐵般的意志

澎湃新聞：你的父親在你一歲多的時候就離開家去到臺灣，你對他是否有印象？

劉玉平：實際上那時候我哪有什么印象，我對我父親的了解是通過我的親人、和父親有過關系或者說是當時他的熟人的后代，包括姐姐，舅舅、姥姥、姥爺等。多方面綜合起來看，我父親個子很高，大家普遍認為他很英俊，很精神。

在我小時候，家里有小孔成像照相機、手搖留聲機，這表示當時我的家庭還是比較富裕的，同時也表現了父親的愛好，他愛攝影和音樂，我姐姐說過，他甚至要求我們每個孩子都學習一門樂器。

我父親上過兩個大學，特別有商業頭腦，但是他不貪財，他參加革命之后，把美元、黃金都交給了組織。那時是1946年，我父親24歲，可以說已經是“坐上有高朋，家中有賢妻，膝下有子女，手中有黃金”，過著很好的生活，也有一份很好的職業。

至于他的一生，經過我這二三十年的調查，我就對他太了解了。他是一個平凡的人，普通的人，普普通通的中國人，一輩子沒做出什么轟轟烈烈的貢獻，就是一名普通的戰士，但他有一顆大愛之心。

澎湃新聞：既然24歲的劉光典已經過著很好的生活，他為什么還要參加革命？

劉玉平：父親參加革命也是有記述的，在相關部門都有他的檔案。實際上，他參加革命比較晚，1946年底到1947年初，他開始在大連情報處工作，這是一個非常重要的情報機構，因此留有記載。

我父親參加革命主要有兩個原因，一是家庭的影響。他出生在一個工農家庭，從小受苦受難，那個年代的東北社會情況比較復雜，他不忍看到百姓受苦，因此對革命充滿斗志。

二是黨的教育。1946年內戰打響，全國陷入戰火，我父親已經在社會上立足，有了家庭和朋友，他的人生其實有很多選擇，但他最終受到中國共產黨革命理論的熏陶，了解中國共產黨的宗旨和初心，黨對他的感召就像黑暗中看見的一盞明燈，他決定為民族復興去奮斗。

澎湃新聞：你在書的開頭花了大篇幅去記述你的成長經歷，其中包括對母親最后七年的描述，母親對你產生了怎樣的影響？

劉玉平：母親對我的影響非常大，她出生在唐山的一個工人家庭，從母親的照片中不難看出，在她19歲與我父親結婚時，儀態很端莊，看上去就是一個很賢惠的人，是比較典型的東方女性。

我父親參加革命的時候，把做生意賺到的1000美元、十兩黃金都交給了組織，母親不可能不知道，所以她深明大義，絕對不是看中錢財的人，她對我父親的理解和支持使得我們的家庭一直很和睦，她知道父親走的是一條特殊的路、革命的路。參加革命后，我父親四處奔波，不經常在家，他們散多聚少，而我母親養育了整個家。

最關鍵在于，1949年，當新中國就要成立了，我們一家終于團聚的時候，父親居然要走了。我父親說走就是要走的，組織上的命令下來了，革命需要他，母親對此做出了巨大的犧牲。她在等候我父親的五年過程中，身體每況愈下，每每冬天大雪紛飛，夏天雷雨交加的時候，無人陪伴、關愛她，她都咬牙堅持。

1954年，有消息傳來說我父親“叛變”，后來證實是敵對勢力實施的離間計，但當時對我的家庭產生了巨大的影響。我們家從一個大四合院搬到了北新橋附近胡同的一個十平米小屋里，組織上不會明說“叛變”，但生活費減少，家里沒什么人來了，母親能感覺到是不是父親出了什么問題。那時，母親的身體越來越不好，我印象中她一直在喝一種棕色的藥水，特別刺鼻，但我從來沒有聽到她抱怨自己的丈夫，說的最多的就是，“等全國解放了，你爸爸就回來了。”

隱蔽戰線的家屬有苦不說，那時沒有電視，沒有收音機，沒有娛樂項目，也沒有丈夫在身邊，母親有的就是三個孩子和一個破屋子，這樣的女性有著鋼鐵般的意志，咬牙等著丈夫，認定自己的丈夫是一個好人，最終無聲無息地病死在北京同仁醫院。

澎湃新聞：所以你的成長也歷經變故？

劉玉平：小時候確實很苦，上世紀60年代，三年困難時期，有一年過年，冬天不生火，屋里和屋外一個溫度，下雪時雪花都能飄進來。當時全家就呆在一個破屋里，床上有一個破被褥，有時候睡一宿身子都暖不過來。那年過年，我的兜里只有5分錢，有一天下午，我從北新橋走到和平門，大約走了兩個小時，在一個集市里買了一包油炸蝦片，當時吃完蝦片舍不得扔紙包，因為紙上有油，我索性把紙都嚼了。

尋父記：兒子能不認識爸爸嗎？

澎湃新聞：從什么時候開始萌生出要去尋找父親的念頭？

劉玉平：可以說是1988年左右。因為隨著1987年臺灣當局宣布解嚴，隨著兩岸關系的不斷開放，隨著改革開放，我們的國家逐漸強盛，我們對革命基因的傳承逐漸重視，這些為我尋找父親創造了大的背景和條件，在組織和領導的關懷下，最后通過我和家人的努力，把這段歷史揭開了。

1987年臺灣當局宣布解嚴是非常關鍵的時間節點。過去的兩岸是封閉的、敵對的，沒有來往，所以像我父親從事的情報工作屬于隱蔽戰線，都是嚴格保密的。從大陸方面來說，過去對這一段歷史都有檔案和記載，但也從來不說。1987年往后，兩岸有了人員往來，在這種情況下，就開始有人從臺灣回到了大陸。當時，有一名臺灣省籍共產黨員返回大陸，帶回來了一批材料，有一份100多個人被殺的名單，其中有我父親的名字，材料上寫著“劉光典旅順人”，就這么六個字。

突然傳來這么一個名單，而且都是被國民黨殺害的，組織上就特別重視，當時相關部門聯合建立了一個機制，中央決定給這批人落實政策，追認為烈士。

在追認烈士的過程中，相關部門要調查研究，敵對勢力塑造出一個假的劉光典，很多人就搞不清楚我父親最終是怎么死的。后來，組織上對我父親的追認烈士是經過李敖出版社發行的一本名叫《安全局機密文件——歷年辦理匪案匯編》的出版物來確定的，這本資料里記載了我父親的情況。

這冊資料里對我父親還有一些描述，說我父親“匿居山間，掘地為穴，過著長年類似原始生活，仍執迷不悟，繼續從事反動宣傳，由此可見其思想受毒至深”。

組織上通過這冊資料對我父親做出了評價，認為劉光典是“我黨隱蔽戰線優秀戰士”，但在追認烈士的證書上寫的是我父親的另一個曾用名“劉鴻梁”，作為兒子，我當時下定決心，一定要把父親的情況搞清楚。

澎湃新聞：父親身份的認定對你是不是也有很大的影響？

劉玉平：在我成長過程中，我一直背著父親“叛變”的包袱，一直處于一個不清不白的狀態。

澎湃新聞：此后如何再去為父親正名？

劉玉平：從上世紀80年代初開始，我調到北京市工作，負責一些外事和展覽活動，認識了很多人，包括臺聯方面的人士。當時，臺灣地區成立了一個賠償委員會，為當年被臺灣當局殘害的受難者賠償，我也試圖向這個委員會寫信，要求他們幫我尋找父親，他們很快給我回信。在這個過程中，臺灣當局研究后認為，對我父親一事不予賠償，他們認定劉光典“罪大惡極”。

到了2008年，我的兒子在網上搜索劉光典的情況，無意間搜索到一本題為《一個匪諜逃亡的故事》的書，這本書記載了父親在臺灣北部的山中是如何度過四年時光的。所以，只要堅持就能不斷找到新的東西，如果放棄，就什么也找不到。我個人愛好收藏，愛好收藏的人就會千方百計去找東西，這也算一個人的脾氣秉性。最后，我甚至找到了判處我父親死刑的命令文件、他犧牲前后的照片和解剖報告。

我后來到臺灣去起訴當地政府，我認為我父親是戰俘，他們的做法違反《國際法》，因此，我到當地的“最高法院”去起訴，要求政府賠禮道歉，時任“行政院長”蘇貞昌出具了一份答辯書，這份答辯詳詳細細地列舉了我父親的“罪行”，這可以說是臺灣地區官方的證明了，白紙黑字，無可辯駁地證明，我父親不是“叛變”，而是犧牲。

當我把這些材料都找到了以后，曾有人問我，看見我父親臨終前后的照片，能不能確定是他本人，我當即回應說，“兒子能不認識爸爸嗎？這絕對是他本人。”此后，有關部門撥出款讓我和我的家人到臺灣去祭奠父親，我們帶回了一半骨灰，就因為臺灣還沒有回歸，等到祖國統一之后，我們再把父親的骨灰合上。

澎湃新聞：通過這些年的尋找，父親劉光典在你心中是一個怎樣的形象？

劉玉平：通過尋找我父親生平的這些證據，他在我心目中平凡而偉大，他既是普通人，又是散發著耀眼光芒的偉大的人，他身上散發出的人格魅力都是中國共產黨對一個黨員的要求，他在和組織失去聯系的那幾年，依然履行共產黨人的職責。

我現在經常受邀去講課，重點就是圍繞我父親的生平。我的課受到各界歡迎，授課時沒有人低頭看手機，很多人聽了之后甚至感動流淚，包括我們的黨政軍高級干部，我的課程在情報部門、各個機關、大學、中小學，包括街道開展，打造了將近三年，形成如今的一套精品課程。

談期許：父親散落在兩岸的骨灰必將合在一起

澎湃新聞：你除了尋找自己的父親，還正在幫助調查、落實其他在臺犧牲烈士政策的有關工作，你是如何推進這一工作的開展？

劉玉平：今年是新中國成立70周年，中央一直對在臺犧牲烈士的政策落實工作非常重視，包括北京西山無名英雄紀念廣場的建成，這是我們向組織提出的，2013年建成時的意義相當重要。一方面顯示我們一定要解放臺灣，收回臺灣，另一方面就是調查了846名在臺被殺的烈士，在廣場上刻上了他們的名字，這意味著多年被封的絕密情況終于解密了，這里成了一個越來越熱的革命傳統教育基地。

當前，由于過去工作的條件有限，我認為，西山無名英雄紀念廣場應該修建二期工程，那里目前還沒有展示廳、多功能廳、生活服務區等等。這批在臺被殺的隱蔽戰線的烈士和其他烈士相比，有共同點，也有突出的不同點。目前對他們的宣傳、地位的確定和表彰等方面較少提及，我想向全社會呼吁，對這批烈士應該更加重視。

我的這本書的發行表明，我們在對這批烈士的對外宣傳上已經打開了，這本書經過上上下下多少個部門審核，將近10年時間，英雄不能忘記，我們應該更加重視對這批烈士的宣傳和褒獎。

澎湃新聞：你在尋找父親的過程中和臺灣當地的許多人都有過接觸，在你心中，你是如何去看待當前的臺灣問題？

劉玉平：首先一點，習近平主席在《告臺灣同胞書》發表40周年紀念會上的講話中指出，祖國必須統一，也必然統一，我認為這項工作已經到了實質性階段。第二，我們的大政方針一定是和平統一、一國兩制，但在敵對勢力的支持下，包括蔡英文在內的“臺獨”之流越來越猖狂，在這個問題上，我們真的不能抱以任何幻想，只有經過自己的努力，擁有堅定的信心和鋼鐵般的意志，要下決心解決臺灣問題，因此也不會放棄武力。

實際上，中央層面已經制定了“惠臺31條”等政策，表明大陸是一直掛念臺灣同胞的，是為廣大臺胞著想的，因為這是中國共產黨的一個最基本的立足點，就是為了廣大人民群眾的幸福著想，其中當然包括臺灣同胞。

為什么我父親的骨灰還有一半在臺灣，就是因為臺灣還沒有回歸，祖國沒有統一，等到統一那天，我們再把父親的骨灰合上，我希望有生之年能夠完成這一愿望，如果我等不到，我們的下一代肯定能夠完成。

劉光典小檔案

劉光典（1922—1959），出生于遼寧旅順，15歲時在一家藥店當學徒，后到北平輔仁大學深造。1943年，劉光典回到東北從事醫藥生意。抗戰勝利后，國共內戰爆發，劉光典受到中國共產黨的感召，參加中共領導的地下組織。內戰期間，劉光典多次搜集傳遞情報，貢獻自己的力量。1949年，劉光典為了臺灣的解放、祖國的統一，兩次秘密潛入臺灣，配合中共派臺主要領導人執行任務，為革命做出重要貢獻。 1954年不幸被捕，1959年2月4日被國民黨當局殺害，年僅37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