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斯科時間6月5日，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和俄羅斯總統普京在莫斯科共同簽署了《中華人民共和國和俄羅斯聯邦關于發展新時代全面戰略協作伙伴關系的聯合聲明》。

與2001年和2014年正式定義的全面戰略協作伙伴關系及其新階段相比，習近平主席和普京總統不僅在話語上為中俄關系賦予了“新時代”的表述，也在行動上通過設定新的議程為其獲取更具內生性的新能量。從此次國事訪問中雙方簽署的各種文件內容看，強強聯合的地區合作網絡可能正在全面鋪開，新時代中俄全面戰略協作伙伴關系的“地區時刻”即將到來。

地區合作：從邊境地區到“兩江”機制

對于中俄關系而言，地區合作并不是一件新鮮事。70年前，新生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和蘇聯建交后，中蘇合作的重點地區就設定在東北，蘇聯動力對“共和國長子”的經濟可謂貢獻巨大。在中蘇兩黨出現分歧、中蘇關系轉惡甚至一度出現局部沖突時，兩國通過綏芬河、滿洲里等邊境口岸仍維持了少量的小額貿易。

中蘇關系在上世紀80年代中后期逐漸緩和后，首先對地區合作重新爆發出強大活力和激情的同樣還是中蘇邊境地區。在習近平主席此次訪問前夕剛剛合龍、為新時代全面戰略協作伙伴關系提供最佳注腳的黑河-布拉戈維申斯克公路橋，正是由蘇聯阿穆爾州政府于1988年首倡并獲得中方高度認可的地區合作設想。蘇聯解體后，上個世紀90年代的中俄關系最活躍的版塊當屬跨境跨地區合作，部分邊境地區幾乎是全民從事邊貿。

回顧歷史可以發現，中俄關系中的地區合作維度在70年來的交往中，在絕大多數情況下，都呈現出單一的邊境合作依賴的情況。盡管雙方的不同城市建立了友好城市關系，各地區也分別形成了運營得較好的、一定的合作框架，但整體而言，中俄地區合作的偏好和慣性是顯而易見的。這和兩國不斷抓量提質的全面戰略協作伙伴關系的迫切需求并不匹配。而且，雙方領導人意識到，1990年代興盛一時的“倒爺”貿易等形式在獲得短期繁榮后，給中俄關系的進一步發展帶來了很多負面因素。

包括地區合作的中俄關系開始進入調整階段，雙方都有意識地將合作重點聚焦到有政府參與的大項目合作上來，期待規模效應的充分釋放。慢慢地，中俄全面戰略協作的發展型一體化模式初露端倪，其主要特點包括：

一是由國家決策、中央和地方政府出面組織、發動和協調各方面力量（主要表現為國有或者國有控股公司）進行經濟合作，得到政府的政策或者財政等支持。

二是完全或者在較高程度上體現了政府的政治意圖或者合作意愿，兩國的高層領導人在其中起著重要的推動作用。

三是合作項目所涉及的領域往往關系到合作參與國家的國計民生，因而通常具有戰略意義和戰略影響。

四是合作與協調機制主要體現為定期會晤機制與政府磋商機制，主管部門通常是參與合作的具體國家的核心管理部門。

五是合作的主體——企業，及管理方——政府是在相互博弈中產生共同對外立場的。其中，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之間的利益協調同樣具有關鍵意義。

六是合作的主要目的在于以此來提升兩國經濟合作的規模、檔次與質量，從而強化整體意義上的雙邊關系。

這一模式在地區合作中迅速應用。2007年，中俄兩國元首共同商定協調兩國地區發展戰略。2009年9月，經兩國領導人批準，《中華人民共和國東北地區和俄羅斯聯邦遠東及東西伯利亞地區合作規劃綱要（2009-2018年）》開始正式實施。作為這一規劃綱要文本起草、談判和實施的參與者，我可以負責任地說，這大概是中國外交第一次把互聯互通作為核心競爭力予以推出。

當時中方的考慮是，通過基礎設施建設的全面對接，營造出有利于中俄邊境地區合作的良好環境，降低彼此的交易成本，催生共同發展、共同繁榮的新前景。問題在于，俄方在基本認可這些原則的同時，在第一輪談判中就提交了項目合作清單，中方基于對等的考慮也請東北三省和內蒙古自治區東部地區提交了相應的項目，作為規劃綱要的附件。隨后在實施規劃綱要的過程中，俄方一直將附件中的項目合作認定為優先方向，其結果是正文本身規定的互聯互通的落實反而退居次要地位。中俄地區合作需要新的議程。

也正是基于這樣樸素的考慮，中俄地區合作第一次系統地超越了傳統的東北-遠東范圍。2012年，伏爾加河聯邦區和長江中上游六省區的“兩江”合作機制正式形成，背后的戰略考慮是選擇不接壤且擁有發達產業鏈和投資能力的地區開展跨境合作，為中俄全面戰略協作伙伴關系提供新的增長點。兩國地區合作從此進入了兩條腿同時前進的新階段。

新時代地區合作傳遞出的中俄關系信號

近幾年來，這種重點地區平行合作的模式取得了較好的成效。中俄成立了中國東北地區和俄羅斯遠東及貝加爾地區政府間合作委員會，組建了中國東北地區和俄羅斯遠東及貝加爾地區實業理事會，定期舉行中俄地方領導人對話會，“伏爾加-長江”合作機制也保持了良好的運轉。

新時代需要新思維，新時代需要新動力。在本次發布的中俄關于發展新時代全面戰略協作伙伴關系的聯合聲明中，兩國領導人確認了研究建立并運行新的地方合作平臺的共識。普京總統此后的一番對外表態透露了其中的玄機，包括俄羅斯中央聯邦區、中國南方沿海地區等不同地方的戰略對接已板上釘釘。新時代的兩國地區合作的地理范圍必將在已有的傳統的東北-遠東和新增的伏爾加河-長江流域的基礎上進一步擴大，這正是基于“兩江”合作良性循環效應的頂層設計。一個可能的情境是，中俄地區合作從此將逐步進入長江、珠江、黃河、東北四條地區合作帶多點開花、全面推進的新階段。

這種全新的合作格局將向外部世界傳遞出準確、明晰的信號：即中俄全面戰略協作伙伴關系在新時代只會前進，不會后退；中俄全方位合作有強大的內生動力，不會輕易受到外部因素的干擾。在國際體系漸趨失序、大國競爭不斷抬頭的情況下，中俄地區合作的全面升級，不僅將為兩國的雙邊務實合作帶來新機遇，同時也會產生超出雙邊合作的附加政治和經濟效應。

目前，兩國元首已經為中俄地區合作繪制了一幅新藍圖。今后的關鍵則是，如何將頂層設計轉化為可操作的路線圖并產生大量新成果。顯然，提升地區合作的有效性是其中應有之義。新時代，我們也需要以更長遠的戰略眼光、更深邃的戰略遠見、更持久的戰略定力，扎扎實實而不是浮于表面地落實兩國領導人有關地區合作的戰略共識。在新時代全面戰略協作伙伴關系啟航、在其“地區時刻”出現高光的歷史節點上，保持戰略清醒不僅迫切，也有必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