吉林長春的一名年近六旬的國家公職人員，以金錢為誘餌，在兩年多的時間里對被害少女多次實施猥褻及強奸行為，導致女孩懷孕并引產，事發伊始被害少女年近12歲。一審法院以犯猥褻兒童罪和強奸罪，判處其有期徒刑6年。該案一經披露，隨即引起輿論嘩然。在檢察院以量刑過輕為由提起抗訴后，二審法院改判其有期徒刑11年。

如此大幅度的改判說明原判存在重大錯誤，這樣的錯誤在當前保護未成年人免受性侵害的大環境下實在不應該。實際上，近年來，對性侵幼女的案件從嚴懲處既是立法的旨意與要求，也逐漸得到了司法機關的普遍認同。

相較于普通的強奸案主要是侵犯女性的性自主權利，奸淫幼女的犯罪還嚴重侵害幼女的身心健康。由于幼女的生理及心理尚未發育健全，對性行為的后果缺乏完全的認知能力，而且，面對犯罪行為難以抵抗，事實上，大部分強奸幼女的案件都存在威脅恐嚇受害人的情況，受害人基于恐懼，自尊，往往選擇隱瞞傷害，即便被害人的父母了解到了孩子被害的事實，大多也會顧及孩子的名聲隱瞞不報。與此同時，實踐已經證明，性犯罪再犯的可能性更大，基于犯罪預防的需要，必須對這類犯罪人要嚴加懲治與防范。

不過，從實踐來看，對于性侵幼女的案件，雖然大多數判決做到了從重從嚴，但也有少數案件依然存在認識上的誤區。如2012年2月，云南省大關縣一工人田某結識了幼女冬某（13歲）。因冬某表示“喜歡”田某，兩人于數日內發生多次性關系。法院經過審理，盡管認為田某的行為依法應以強奸罪論處，且其多次奸淫冬某，應從重處罰，但最終判決的結果卻是有期徒刑四年，與一般強奸罪無異。這樣的判決就有輕縱之嫌。

為此，司法實踐中處理性侵幼女案的幾個典型誤區必須進一步加以澄清。

第一，根據《刑法》第236規定，一般的強奸案，處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奸淫不滿14周歲的幼女的，以強奸論，從重處罰。若奸淫幼女，有下列情形之一的，處十年以上有期徒刑、無期徒刑或者死刑：奸淫幼女情節惡劣的；奸淫幼女多人的；致使被害人重傷、死亡或者造成其他嚴重后果的等。第237條規定了猥褻兒童罪，一般要處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聚眾或者在公共場所當眾犯罪的，或者有其他惡劣情節的，處五年以上有期徒刑。猥褻兒童的，從重處罰。

在這里，容易引起爭議的首先是犯罪人是否知道受害者是“幼女”的問題，對此，2013年10月，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公安部和司法部聯合發布的《關于依法懲治性侵害未成年人犯罪的意見》明確指出，知道或者應當知道對方是不滿十四周歲的幼女，而實施性侵害行為的，應當認定為“明知”。對于不滿十二周歲的被害人實施性侵害的，應當認定為“明知”。對于已滿十二周歲不滿十四周歲的被害人，從其身體發育狀況、言談舉止、衣著特征、生活作息規律等觀察可能是幼女，而實施奸淫等性侵害行為的，應當認定行為人“明知”對方是幼女。

其次，至于說，何謂奸淫幼女情節惡劣，造成其他嚴重后果，在公共場所當眾犯罪等，完全可以遵照刑法的基本原理加以理解，比如說，持續時間長，危害次數多，犯罪地是未成年人住所、教室、集體宿舍，侵害對象為農村留守兒童、嚴重殘疾或者精神智力發育遲滯者，有脅迫利誘行為，造成未成年被害人受傷、懷孕、感染性病等后果，等等。

上述最高法、最高檢等部門發布的《意見》還明確規定了，在校園、游泳館、兒童游樂場等公共場所對未成年人實施強奸、猥褻，只要有其他多人在場，不論在場人員是否實際看到，均可以依法認定為在公共場所“當眾”犯罪，故而從重處罰。

因此，在長春這起案件中，犯罪人實施猥褻、強奸罪行持續兩年，并導致未成年受害人懷孕，嚴重危害未成年少女的身心健康，完全應當從重處罰。加之犯罪人屬公職人員，其犯罪行徑嚴重損害國家工作人員的形象，負面影響惡劣，應當給予更嚴厲的制裁。而一審法院雖定兩罪，數罪并罰，但僅做出有期徒刑六年的處罰明顯過輕。

特別值得注意的是，刑法對強奸幼女和猥褻兒童這兩類犯罪都是明確規定“從重處罰”的，也就是說，除了按照法定情節理當從重之外，還可能要再予以從重處理。比如，對一般的強奸幼女犯罪，依據法律規定，在三到十年有期徒刑幅度內，“以強奸論，從重處罰”；如果符合奸淫幼女情節惡劣的，或者奸淫幼女多人的，或者造成其他嚴重后果的，則要在十年以上有期徒刑、無期徒刑或者死刑的法定刑幅度內再從重處罰。對于實施猥褻兒童犯罪的，同樣也要根據犯罪情節，分別在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五年以上有期徒刑的幅度內，從重處罰。

這就是說，對于這類案件的處理，在依法酌情從重之后，不可遺忘法定從重；考慮了法定從重，也不可忽視酌情從重。（作者系同濟大學法學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