舉目變局

斯里蘭卡連環恐怖襲擊的爆炸聲仿佛還在耳邊回響；英國人還在圍繞如何脫歐以及是否應該脫歐，進行著曠日持久的爭論；巴以沖突以全新的方式展開，“鐵穹”在加沙地帶上空劃出密集的飛行尾煙；與此同時，霍爾木茲海峽上空陰云密布；在過去十年里，全球經濟伴隨著幾次金融危機，走出了過山車般的軌跡……近年來，像“黑天鵝”與“灰犀牛”這樣的詞匯越來越多地進入人們的視野。這不僅是一種修辭，更折射出一種集體心態。很多人都感覺到，未來的不確定性正在積累。這不僅是一個事實判斷，也在很大程度上動搖了幾代人的價值觀和自我認知。

二十年甚至十年前，人們都不會預見到今天這樣的氛圍。進入二十一世紀后，一系列事件不斷地考驗著全世界的國民和政治家——從“9·11”事件，到接踵而來的“反恐戰爭”，從科索沃沖突到伊斯蘭國犯下的暴行。人們似乎不再能做出任何一致的判斷，每一個微小事件都在加深全球范圍內的價值撕裂。面對這樣一個前所未有的“變局”，不少人退回到了自己的“安全區”當中——他們要么聲稱自己考慮的僅僅是“自己的”利益，要么干脆就選擇沉默，不再發出任何聲音了。然而，一系列“大問題”不可遏制地涌上心頭——二戰之后的“長和平”會就此終結嗎？黃金時代已經無可奈何地過去了嗎？新的黑暗正在集聚其力量嗎？

從2016年到2017年，筆者帶著這些困惑，著手翻譯了德國著名思想家尤爾根·哈貝馬斯《分裂的西方》一書。這并不是一本典型的哲學專著，它涵蓋了從國際法、政治哲學到歐洲、美國歷史、外交關系、軍事等眾多領域，涉及內容極為廣泛，而且還提及了當代眾多的事件與人物。該書一共收錄了哈貝馬斯在2001年之后撰寫的八篇論文和幾篇訪談，分為四個部分：第一部分“九一一之后”；第二部分“各民族復調中的歐洲聲音”；第三部分“舉目亂世”；第四部分“康德計劃和分裂的西方”。今年6月，哈貝馬斯即將迎來他的九十華誕。了解他的讀者都知道，和很多哲學家不同的是，哈貝馬斯不僅僅是一個書齋里的搖椅學者。哈貝馬斯的身體在書齋里，眼睛卻在觀察著世界，心里考慮的是人類的命運。《分裂的西方》這本書，可以說是哈貝馬斯在進入二十一世紀后、在耄耋之年對國際局勢的觀察和理論反思的成果。

分裂的西方

戰斧巡航導彈在漫漫夜色中騰空而起，照亮了軍艦的甲板和艦橋。尾焰明亮而刺眼，伴隨著并不激烈的呲呲聲，扶搖直上，劃出一道曼妙而危險的弧線，向黑暗的遠方飛去。2017年4月7號凌晨四點四十分，美國海軍第六艦隊的驅逐艦在地中海向敘利亞霍姆斯省沙伊拉特空軍基地，發射了五十九枚戰斧式巡航導彈。在電視新聞的畫面上，這一切帶有某種疏離感，但又似曾相識。1991年1月16日，第一次海灣戰爭以這種方式開始；2003年3月20日，第二次海灣戰爭也以同樣的方式開始。夜空中“戰斧”導彈的刺眼尾焰，已經深深刻入我這一代人的記憶當中，而且將會不斷地產生那種往昔重來（deja vu）的感覺。

在哈貝馬斯看來，那種不對稱武力打擊背后隱藏的毫無疑問是以美國為代表的霸權單邊主義。在最近的幾十年里，它依靠全球定位系統、快速部署能力、隱形戰機、偵查-打擊一體的無人機等技術代差優勢，在不少國際事務領域中似乎獲得了“為所欲為”的能力。

然而，哈貝馬斯看到在西方世界還蘊含著另一種驚人的力量。2003年2月15日，在全球六百多個城市幾乎同時爆發了反對美國入侵伊拉克（第二次海灣戰爭）的游行。根據BBC的估計，15和16日兩天在全球范圍內大約有八百萬到一千三百萬人參與了這次抗議。有媒體將之稱為“人類有史以來規模最大的示威”。其中在羅馬的示威有超過三百萬人參加，甚至被收入了吉尼斯世界紀錄。馬德里的示威也有超過一百五十萬人參加。《紐約時報》記者派崔克·泰勒（Patrick Tyler）后來在一篇報導中寫道，這顯示了地球上有兩種超級力量，一邊是美國，另一邊是世界的公眾輿論。這一觀察印證了哈貝馬斯該書的標題——分裂的西方。

哈貝馬斯對以小布什為代表的美國政府提出了尖銳的批評，但是他絕非一個反美主義者。他指出，在二十世紀歷史上，美國曾經是理想主義國際政策的支持者和國際主義的領頭羊（103-104頁）。甚至哈貝馬斯本人早年接受的教育當中帶有很多美國元素。因此，哈貝馬斯不無遺憾地說：“那不再是‘我的’美國。”（107頁）不過，哈貝馬斯的理論反思要遠遠超出其個人的經歷。

問題是，這種分裂的僅僅是以大西洋分界，發生在歐洲和美國之間嗎？還是預示一種更為復雜、深刻的分裂？哈貝馬斯意識到，這種分裂的斷層線貫穿了多個層面。在歐洲內部，歐盟的創始成員國和新加入的（準）成員國之間存在明顯的“速度差”，德國和波蘭之間的心態差異可以被視為這一裂隙的例證（參見第四章 “核心歐洲的對抗力量？再度追問”和第五章 “德國-波蘭的心理狀態”）。因此如何超出單個民族國家，從而形成某種“歐洲認同”，在哈貝馬斯看來成了歐洲的迫切任務（第六章 “建立一種歐洲認同有必要和可能嗎？”）。甚至可以說，早在2004-2005年，哈貝馬斯就已經預見到，由于美英之間的“特殊關系”，英國更加傾向于一個單極世界，加上英國對歐洲的特殊設想，歐盟內部的分歧將難以彌合——英國脫歐只是這種內在張力的外在表現而已。在冷峻的觀察中，哈貝馬斯還保持著一種清醒的悲觀：“對未來歐洲的誘人的、不遺余力的‘愿景’，不會從天而降。今天，它只有從走投無路的不安感中誕生出來。”（47頁）

“我們的”不是“普遍的”

哈貝馬斯認識到，歐洲大陸國家和盎格魯撒克遜國家之間存在著另一條裂痕。甚至進一步說，在美國內部也存在一條裂痕——即歷史上的威爾遜主義和小布什政府所代表的霸權單邊主義。在哈貝馬斯看來，小布什政府采取的單邊主義背后，存在一種典型的政治哲學立場，即在國際正義問題上，用一個國家和民族的道德與倫理來代替積極權利。于是它不可避免地陷入了老帝國的普遍主義錯誤之中。因為，當布什認為“‘我們的’價值就是普遍有效的價值，所有其他民族出于自身利益考慮，應當接受它們。這種錯誤的普遍主義是一種擴展了的普遍的種族中心論”（114頁）。

哈貝馬斯的立場是清晰而堅定的：要徹底地反對單邊主義的霸權，絕對不能采用另一種單邊主義的特殊立場——不能用任何民族、國家的一己私利來替代整個人類的福祉，也不能把單個國家的道德標準上升為人類普遍的法則。在他看來，走出目前困境的路徑只有國際化的憲法化。在這一點上，哈貝馬斯毫不含糊承認，他是康德的繼承人。然而具有諷刺意味的是，有一些知識分子已經悄無聲息地放棄了往日的國際主義底色，退入了孤芳自賞和自鳴得意的國族框架之內。

如果從哈貝馬斯的一貫立場來看時局，就會發現很多人混淆了領導力與霸權。霸權可以建立在單邊的行動基礎之上，通常采用兩種簡單的方式：要么采用以物理暴力為基礎的威脅，要么采用以經濟實力為擔保的收買。兩者的確可以暫時獲得霸權，但是在國內和國際，真正的領導力必須要超越威脅和收買，提出能夠讓人心悅誠服的理據來。按照哈貝馬斯早年提出的交往行為理論，行動者要通過交往行為來說服他者，在非強制的前提下，在多方之間實現理解、讓步或妥協。換言之，交往行為絕對不能被還原為目的性的策略行為。有人相信真理是在導彈的射程之內，但是哈貝馬斯會認為導彈絕對無法代替真理。

裂隙何來？

那么，為何會出現那些分裂呢？在淺表的外交實踐層面上，這種分裂無疑是現實政治和理想政治相互沖突的結果。然而，哈貝馬斯并沒有簡單地將目光停留在政治或意識形態層面，而是揭示出了生活方式（Lebensform）層面的原因。在他看來，傳統生活方式劇烈“斷根化”（Entwurzelung）和隨之而來的恐懼是分裂的原因之一：“在劇烈加速的現代化進程中，人民與其文化傳統發生了撕裂。在歐洲，有幸的是在有利的條件下，表現為一個創造性的摧毀過程，而在其他國家卻展現為既往生活方式解體，而且在幾代人中沒有可能的補充方式。”（13-14頁）

這種斷根化的嚴重后果之一就是全球范圍內的恐怖主義和宗教原教旨主義。哈貝馬斯提出，（宗教）原教旨主義本身乃是斷根現代化的產物（123頁）。換言之，二十一世紀的宗教原教旨主義雖然汲取了軸心時代的一些思想資源，但卻是典型的現代病癥，是內生性的。它不能被視為現代與前現代之間的簡單對立，或者一個文明板塊與另一個文明板塊之間的力量對抗。此外，哈貝馬斯對采用軍事手段來對抗恐怖主義也持保留意見。他認為：“國家間戰爭的經典手段，以及一個單邊行事的超級大國的軍事優勢，顯然都不能有效地對抗國際恐怖主義的威脅。”因為，我們并不清楚敵人是誰，敵人在哪里。單純的武力打擊只能恐怖襲擊之后進行。在哈貝馬斯看來，“只有把社會現代化和文化間自我批判式的理解結合起來，才能觸及恐怖主義的根源”（209頁）。

去年在接受《西班牙國家報》采訪時，哈貝馬斯提出：“宗教原教旨主義是現代的產物。它誕生于由殖民主義，殖民主義的終結以及全球化資本主義所引發的社會根基中。”他希望，信仰可以和后形而上學結成同盟，來“起到防止哲學在科學面前逐步退化其啟蒙作用的功能”（《哈貝馬斯：我仍對世界上正發生的一些事情感到憤怒》，《文匯學人》，2018年7月6日）。

內在的斷層線

哈貝馬斯關注的是“西方的”分裂。那么，我們作為非西方人，可以對“分裂的西方”采取一種隔岸觀火的態度嗎？筆者認為，顯然不能。因為沒有人可以獨善其身，現代性的病癥并不因地理區域差異就可以獲得免疫。換言之，出現分裂的不僅僅是西方，而是這個世界每個角落。冷戰結束之后，美國學者亨廷頓曾經用其“文明沖突論”預言了二十一世紀的基本世界格局。按照他的理論，未來的全球范圍的沖突將主要出現在文明板塊的“斷層線”（fault line）上。然而，他未能預見到的是，如今每個文明板塊甚至國家內部也出現了眾多的斷層線。

我們不得不開始質疑亨廷頓理論的基本預設：斷層線理論借用自地理學板塊漂移說。它假定每個板塊本身是剛性的，其內部不會出現斷裂。然而，近年來的一系列事件——從英國脫歐公投，到特朗普當選美國總統，再到近日的斯里蘭卡恐怖襲擊——讓我們看到了另一幅圖景：地球上幾乎每一個國家的內部都隱藏了一條分裂帶，要么是種族，要么是信仰，要么是政治立場，要么是世界觀。筆者稱之為“內在的斷層線”。這些內在的斷層線將在關于國家未來走向的具體政策甚至是一些瑣碎的問題中迸發出來。基于這樣的考慮，每個國家也都面臨重新整合價值、闡釋傳統與內部溝通、交往的重任。一味地強調“身份”無助于解決問題，只會加深各種裂痕。

出路何在？

如何走出那種分裂狀態？即便對于最為清醒的和現實的政治家而言，在分清敵友之后，可以做什么？在永久戰爭之后，我們還能希望什么？難道是下一場戰爭和“墳場的和平”（康德語）嗎？在卡爾·施米特（Carl Schmitt）和康德之間，哈貝馬斯毫不猶豫地選擇了康德。他在《分裂的西方》一書中的基本構想是從古典國際法向康德所構想的“世界公民狀況”進發（第八章“國際法的憲法化還有機會嗎？”）。此外，哈貝馬斯還看到一種威脅，即超級大國將一個國家、一個民族的倫理原則，不加反思地運用甚至強制推廣到世界政治之中。在他看來，只有堅持國際關系的法律化，才是人類的出路。

哈貝馬斯認為，法律不僅是世界和平的手段，更確切地說，康德“從一開始就將民族之間的和平自身理解為法律和平”，“世界公民狀態就是持久的和平狀態。世界公民憲法的理念，確保了‘所有民族在公共法律之下的聯合’，意味著一種‘真正的’、最終的、而不僅僅是暫時的和平狀態。”就其具體目標而言，“規范國家間交往的國際法，必須被一部諸國家共同體的憲法所取代”——也即要完成從國家法到世界公民法的過渡（137-138頁）。康德訴諸三個要素：共和主義、世界貿易和世界公共領域。在哈貝馬斯看來，二十世紀的歷史進程已經極大地推動了前兩個要素，而全世界各大城市在2003年2月的游行恰是全球公共領域的一個象征。哈貝馬斯也清醒地意識到，康德計劃并非要建立一個世界共和國或者世界政府。換言之，實現一種“世界公民狀態”的抽象條件，也不僅僅是在全球范圍內放大憲法國家可以完成的（154頁）。在對國際法歷史進行詳細梳理的基礎上，哈貝馬斯標記出了康德計劃的里程碑——國際聯盟的建立和聯合國的成立。哈貝馬斯提出，在實際操作層面，必須在現有基礎上加強聯合國，以完成確保和平與人權的使命。因此，他號召進一步深入聯合國的機構改革，賦予聯合國擁有更大的干預權，同時要求限制常任理事國的否決權。

當然，哈貝馬斯也毫不留情地指出了康德的時代局限，例如對文化差異缺乏敏感，并不了解民族主義的爆炸性力量，具有歐洲中心論和優越感等（164-165頁）。

結語

《分裂的西方》一書不僅是對時局的觀察和反思，也是一種反身性的思考，它包含了哈貝馬斯對自己以往理論的補充和修正。他意識到，交往行為理論的前提是極為敏感和脆弱的。一方面，他承認“日常共存的實踐建立在一個共同的背景信念、文化自明性和相互預期的基礎之上”；另一方面，這種實踐會“因為交往障礙、誤解和不理解、不真誠和誤導而產生沖突”（18頁）。基于這樣的判斷，哈貝馬斯提出，西方必須學會修正其政治，而在更為根本的層面上，還要學會修正如何面對其他文化時來呈現自我。其實，這不僅是西方的任務，也是每一個想走上世界舞臺的文化必須思考的問題。

受到二十世紀語言哲學的影響，哈貝馬斯依然將希望寄托于交往（Diskurs）。他認為，單邊視角對于上述任務是無益的。我們只有在談話中才獲得了交換第一人稱和第二人稱視角的能力。也只有“在這種彼此的視角接受活動中，合作產生了一種共同的闡釋視域”，進而在該視域中，雙方才能建立起一種交互主體的共有解釋。這里需要指出的是，以往我們都將哈貝馬斯標定為西方馬克思主義和法蘭克福學派的學者。他的幾乎所有著作大致都已經被譯介到了漢語學術圈內。然而，筆者認為上世紀八十年代后哈貝馬斯逐漸形成了其理論體系的一個主軸，即話語倫理（Diskursethik），又譯做“商談倫理”或“交往倫理”。隨后他在國際政治、法學、宗教、生態等具體領域中一系列論述，從深層邏輯上來看都是圍繞話語倫理而展開的，或者說是在具體語境中貫徹或捍衛話語倫理的兩個原則。遺憾的是，至今為止哈貝馬斯系統論述其話語倫理的專著《道德意識與交往行為》（Moralbewu?tsein und Kommunikatives Handeln）并沒有被翻譯過來。這嚴重妨礙了我們對哈貝馬斯思想整體的定位和理解。

我們不必迷信哈貝馬斯或者任何一個學者。在這樣一個前所未有的變局中，學院派知識分子受到了雙重的挑戰：一方面，知識分子遭遇了持續而系統的污名化——有人指責他們發出了過多的無關專業的議論；另一方面，以營利為目的的知識傳播和未加反思的政治正確，極大地削弱了傳統知識分子的影響力。知識分子或被“囚禁”于象牙塔中，或被淹沒在眾聲喧嘩的社交媒體當中。數十年來，哈貝馬斯一直堅持啟蒙和后形而上學的立場，超越一己、一國之私利，真誠面對全人類的困境。無論這些追問是否可以直接指明一條出路，哈貝馬斯的思考和言說都在這樣一個混沌的時局中，捍衛了悠久的知識傳統，為當代學者豎立了一個標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