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美劇、日漫尚未流行的年代，人們通過文學作品消除與全世界的文化時差。

5月25日，中國作協副主席、作家李敬澤，《世界文學》雜志主編、詩人高興，上海作協副主席、作家孫甘露與評論家張定浩做客上海幸福集薈，就“文學，如何讓我們與世界相連？”展開一場精彩紛呈的交流。本次活動也是譯林出版社30周年社慶主題活動之一。

通過文學，最初遇到了怎樣的世界？

高興坦言，他的人生軌跡因文學而改變。“我們這一代人出生在上個世紀60年代，相對單調而灰暗的年代，那時候哪怕有點點文學詩意的東西都會通過各種縫隙滲透出來，影響到我的人生。”

他回憶，當年少有的幾部外國電影以露天電影的形式呈現在他們面前。“露天電影當然也是文學的一種類型。我們最初看的東歐電影是《瓦爾特保衛薩拉熱窩》，里邊哪怕是地下工作者的接頭暗號，在我們看來都是最初的詩歌，是英雄主義、浪漫主義緊緊結合在一起的詩歌。”

高興至今記得一個情景，就是他在一部羅馬尼亞彩色故事片中第一次看到了一個穿著泳衣在沙灘上奔跑的女孩。“穿著泳衣在沙灘上奔跑在現在看來是極其尋常的一件事，但在當時——1960年代末1970年代初，這樣的鏡頭對我們絕對構成革命性的沖擊。我突然看到了另外一個世界，原來世界還可以是那樣的，原來個體和個體是如此的不同，原來女孩可以呈現出那么美麗的一種狀態。”

李敬澤也回憶，小時候樓上有個漂亮小姐姐，后來搬家走了，給他留了一小紙箱的書。其中有一本書薄薄的還帶插圖的《吹牛大王歷險記》，是他最早的一本外國文學書。

“這書我估計現在的孩子也沒覺得特別了不起，但是對我來說特別重要。那個時候我大概也就五六歲，特別愛看，反反復復地讀。”李敬澤感慨，現在想來，這個書不僅告訴他“人是可以吹牛的”，更重要的是讓他發現了“語言是可以創造現實的”。

“就是我是什么樣，世界是什么樣。語言原來可以創造出一個世界，而且創造得這么有趣。所以我后來做文學，主要還是中了《吹牛大王歷險記》的毒。”

《歌謠集》、《雪萊詩集》則是讓孫甘露至今記憶深刻的書。“那時的書不像現在書店里讀者看到的那么漂亮那么嶄新，有的沒有封面，有的沒有封底，有的紙張像棉花一樣很軟很軟。”他說，“實際上當時讀得半懂不懂，可能也是因為它的語言。我們知道詩歌翻譯過程中有很多轉化，失去了一些東西，也創造了一些東西，但當時我不可能像今天這樣去理解。”

兒時孫甘露還讀了蘇俄文學，如《青年近衛軍》《鋼鐵是怎樣煉成的》，還有車爾尼雪夫斯基、托爾斯泰等今天大家耳熟能詳的那些作家的作品。“實際上，在那個年紀，我對這些文學作品的理解肯定是非常有限的，我僅僅是把它們作為外部世界的景觀。”孫甘露說，“但我覺得，外國文學進來以后，對我們理解自身產生很重要的作用。我們小時候非常閉塞，世界對我們來講大概就是上海，還不是今天這么大的上海。外國文學改變了我們關于世界的認知，它的尺度、時間觀念、家庭關系等等，雖然那時半懂不懂，但是讓我領略到了在我們日常經驗之外還有一個完全不同的世界。”

《呼嘯山莊》是譯林出版社最早的一本世界名著。圖為譯林社歷年來出版的《呼嘯山莊》（部分）

世界文學成為日常性的東西

張定浩說，我們都是通過翻譯文學了解更大的世界。“我們有幾次翻譯浪潮，五四新文化運動的浪潮、1980年代翻譯文學的浪潮，進入新世紀以來我覺得又進入了一個新的浪潮。”

高興特別說起了1980年代，因為那是他心中非常美好的時期。“在那個年代，文學閱讀還處于社會生活的中心，換言之社會生活還沒有豐富到有其他東西可以替代文學。”

比如那時若有什么外國文學要出了，人們會在北京王府井書店連夜排長隊。高興就曾為了買到自己心儀的一本書，從前一晚排隊到早晨八九點開門。

“1980年代的文學被我們推崇到了什么程度？比如那時我們和女孩子約會，我們會想到在國旗底下，最好還拿本外國詩選。那時候把書拿出來是自然而然的一件事，絕對沒有做作的感覺，而且你以這樣的形象出現在女生面前的時候，形象一下子會提升很多。我有很多男同學在見女生之前拼命背詩，后來我發現還真挺管用的。”

李敬澤表示，現代以來我們一直在世界文學的背景下看待自己。“實際上一百年來，世界文學在中國的意義也在不斷地發生變化。早期魯迅顯然是重要的參照系，有時甚至是出發點。《狂人日記》是怎么來的？我們要研究《狂人日記》顯然是得有外國文學的背景放在那兒。然后到1980年代，我們懷著那么大的饑渴去擁抱這個世界，用1980年代的話叫走向世界。那個時候任何一個外國作家我們都覺得好，確實我們那會兒見得也少，而且還真不敢說不好。”

“但是我們經過了后來這40年，社會發生了巨大的變化，世界文學對我們來說成為了日常性的東西。很多受人關注的新書，比如村上春樹的書在日本一首發，我們已經基本可以做到同步。”李敬澤認為，中國在世界文學的版權交易中占比很大，“就外國文學這一塊來講，我們保持了充分的世界視野，更重要的是一定程度上我們見得多了，也獲得了相當自信。”

“在1980年代，我們有個差距意識，老覺得我們比人家差，我們得追上人家。我們追了40年，現在從心態上要有足夠的自信。”李敬澤還說到前些日子他和高興一塊參加一個中國辦的獎，要評世界文學作品。“我發現我的心態也蠻有意思的，這個好，那個實在不怎么樣，總之會抱著一個很平和的態度，我覺得這是一件好事。”

不過李敬澤也說，人們還是要繼續保持對世界的好奇心。“我覺得一百年來中國人都有這樣的熱情，也就是這樣的熱情推動著我們前進，這是非常好的。”

建立自己熱愛的讀書譜系

對于人們該讀什么樣的文學作品，李敬澤直言：“這個世界的書太多了，這個世界的好書也太多了。如果我們把中國和世界的經典都讀一讀，一輩子不用干別的了。所以讀書這件事，我現在50多歲了，已經基本上是一種很放松的心態，就是說我已經不相信我能把世界上的好書都讀完，所以我抱著一個隨緣的態度。”

何為隨緣？“你喜歡讀什么書和你碰上什么人一樣。生活中我們是什么人，碰上的就是和我們差不多的人。同樣的，讀書也是這樣，隨緣。”

孫甘露表示，推薦是非常困難的事，讀得越多覺得越困難。“我想，現在在座的年輕人應該都是受過很好的比較完備的教育，有自己的判斷，也有自己的書單。”

“當然我覺得應該要多讀，判斷和見識就是通過閱讀得來的。”孫甘露說，“容易讀的書我覺得要謹慎，不容易讀的書我覺得倒是應該要花點功夫。好比說珠穆朗瑪峰我們不一定上得去，但是我們眺望一下總歸是需要的。”

孫甘露也看重作品之外的“延伸閱讀”。比如《麥田里的守望者》作者塞林格的兒子前不久剛來過上海。“也有人說你讀這個書為什么要見作者甚至見作者的兒子？我覺得有機會的話還是應該見一下，那種體會完全不同，會幫助你了解作者。之前我們甚至看到張愛玲母親的朋友接受媒體采訪，也是有意思的，可以給我們提供更多不同的信息。”

張定浩說：“有句古話叫 ‘鼴鼠飲河，不過滿腹’，我想一個人讀書多了自己受用就好，你讀自己喜歡的作家，然后讀喜歡的作家他所喜歡的作家，這樣建立一個自己熱愛的譜系，這個對自己是最重要的。”

高興表示，這場交流從最初“讀書沒有選擇”到現在“需要精心選擇”，這讓他非常感慨。“余澤民曾經說過一句話，他說‘你讀書的過程中會越讀越像你所讀的書’。我覺得這句話講得特別好，也就是說閱讀甚至會改變你的氣質、品味和形象。”“我可以負責地說，比如譯林出版社出的書，絕對是靠譜的。如果說雜志的話，那《世界文學》也是一個很好的選擇。因為我們做《世界文學》會告誡自己，不管什么時候，哪怕過了若干年再翻開它，希望我們不會有臉紅的感覺。我覺得在這樣的時代更需要堅守這樣一種底線，這既是一種藝術底線，同時也是一種為人的底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