刀哥

國人好排名，尤其喜歡以“四大”冠名，陜北諸多石窟中，毫無例外也有“四大”之稱，用流行的詞來說，那就是石窟中的F4天團。在開鑿歷史、開窟方式和造像藝術上，這四座石窟風格如出一轍，但又各具風采。

陜北石窟在中國石窟歷史上是一個比較獨特的存在。佛教從印度傳入中國時，首先在西域扎了根。公元三世紀，信徒們在木扎特河河谷北面的明屋塔格山懸崖上開鑿洞窟，描繪出色澤絢麗的飛天與菩薩。絲綢之路上的河西走廊是佛教興盛之地，敦煌莫高窟和瓜洲榆林窟的開鑿，令中國石窟在北朝至隋唐達到了巔峰。而陜北石窟，遲至北宋時期，才迎來了它們的高光時刻。

從更為弘大的歷史角度來說，陜北石窟是中原石窟的一股清流，也是宋代石窟最后的尾聲，我所說的F4——鐘山石窟、清涼山石窟、石泓寺石窟、萬安禪院石窟——則是陜北石窟中的佼佼者。

打開陜西地圖可以看到，從北往南，依次是子長鐘山石窟、延安清涼山石窟、富縣石泓寺石窟和黃陵萬安禪院石窟，再往南，就是長安。

長安到隴東一段，被稱為絲綢之路東段，而長安以北，也是絲路東段北線的必經之地，佛教在這一地區一直興盛不衰。我們去到的第一站鐘山石窟，早在晉太和年間（公元366~370年）就有開鑿，歷經六百余年經營，在北宋時期達到頂點。

陜北石窟在宋代的突然興盛，或許可以從其地理位置原因出發來探討一下。

唐宋時期，河西地區被北方游牧民族占據，佛教石窟的開鑿，不得不向東向南遷移。河西地區游離于中原之外，莫高窟和榆林窟在這一時期幾乎沒有了中原佛教藝術的影子，而陜北以及秦嶺以南的川渝地區，則恰好延續了中原石窟的藝術風格。

一直以來，位于黃土高原之上的陜北地區，農業并不發達，人口也比較稀少。到了北宋時期，西夏崛起，朝廷不得不在隴東和陜西地區大規模駐軍，并修筑堡寨，招納散民。而隴東和陜西地區，是抗擊西夏、捍衛中原的前哨地帶。人口的增加，軍力的強盛，戰爭的頻繁，以及人們面對殺戮與死亡時所需要的精神寄托，都催生了當時的石窟開鑿。

北宋陜北石窟開鑿者的身份，也悄然發生了變化。河西走廊那些大型石窟的開鑿者或者說資助者，多以皇室為首，位高權重，財大氣粗，在莫高窟不少洞窟中，我們都能找到他們身著華服、前呼后擁的身影。

而在陜北，開窟者以軍界大佬為主力，也有不少中下層軍士，他們集資眾籌，參與到開窟造像、貼金重妝中來。

在陜北各地的石窟中，諸多題記保存了他們的“眾籌”記錄。有趣的是，文史專家在這些題記里，發現了不少駐軍部隊番號和軍官、士兵職務等級稱號。例如，鐘山石窟第三窟中有“安定堡番落弟七十指揮弟一都長待李次自發虔心修菩薩二十尊永為記”題記，清涼山萬佛洞石窟中有“延州振武第一指揮第一都馬戊為亡過父母今修佛一尊菩薩四尊愿早升天界”題記。這些寶貴的文字記錄，已經成為陜西路駐軍史的一個注腳。

之所以說陜北石窟是中原石窟的一股清流，還在于它們在開鑿方式、洞窟布局和造像藝術風格上獨樹一幟。

以鐘山石窟第三窟為例。它開鑿于北宋治平四年（1067年），工匠們在山崖上掏出一個長方形的洞窟，就地利用窟內堅硬的青石，鑿出八根頂天立地的柱子。它們的作用除了支撐頂部外，還構成了中心佛壇的空間，柱身也為工匠提供了施展身手的場所。這樣的布局，不同于西域最早的中心塔柱式石窟，也有異于莫高窟、榆林窟中的背屏式佛壇，八根石柱組成的空間已經接近于木構佛堂建筑的形制，仿佛把佛壇分成了三開間，每個開間各雕刻有一尊主佛和兩弟子兩協侍菩薩，分別為過去佛、現在佛和未來佛，柱身滿雕菩薩、千佛，洞窟四壁也雕刻有水月觀音、千佛、力士、羅漢，以及涅槃圖、經變圖等。據統計，整個第三窟共有大大小小造像上萬尊，因此得名“萬佛巖”。

清涼山石窟、石泓寺石窟和萬安禪院石窟中的主窟，除了大小略有不同之外，其佛堂式佛壇和造像內容、風格都與鐘山石窟第三窟極為相似。每一個洞窟中，都分布著成千上萬的佛與菩薩，營造出一個個精彩紛呈的佛國世界。

這次陜北石窟行正是按照從北到南的順序一路走下來，我的體會是：陜北石窟獨特的開窟和雕刻風格，既是密恐癥患者的噩夢，也是尋寶愛好者的天堂。而我，應該算是后者吧。

鐘山石窟就像是F4中的第一帥哥道明寺，規模最大，造像藝術也最為精湛。如前所述，佛堂上共有三組雕像，主尊是釋迦牟尼三世佛，分別為過去世、現在世和未來世，旁邊各有弟子、協侍菩薩。同樣的組像，同樣的身份，從左往右細細看過去，你卻能從諸多細節上體會到古人在塑造人物、表達三世概念時的匠心。

左側過去佛身邊的弟子阿難，面龐清秀，略帶稚氣，協侍菩薩天真爛漫，宛如少女。而到了右邊的未來佛，身邊的協侍菩薩身披纓絡，表情端莊，已經接近成熟貴婦的形象。弟子伽葉面容滄桑，但表情恬淡，似有大徹大悟之感。就連三世佛所坐的蓮臺，造型也各有不同，從簡約到繁復的變化，仿佛經歷了時光的無限流逝。

這樣的表達方式，在陜北石窟以外的其他石窟里極少見到，不能不說是宋代陜北工匠們無意之間炫了一回技。

最難忘還是少年版阿難。我在莫高窟45窟見過的阿難，嫵媚動人，那是畫匠用線條勾勒、用色彩暈染出來的。而北宋石匠卻是在極其堅硬的青石上，一點一點雕刻出柔軟的肌膚，琢磨出淡淡的笑容。從某個角度望過去，少年阿難仿佛正與身邊的青春少女親密交談，在這座石頭構成的佛國世界里，你仿佛還能聽到他們的竊竊私語。

壇周八根約一米見方的石柱上，密密麻麻雕刻著千佛與菩薩，下部通常還有供養人的題記。我就在左前側石柱上尋到了寶：一處題記上有“熙寧五年三月十五日本堡弓箭手王友王大賀文友等三人同發心結連修下生佛三尊并妝畫已了請僧慶賀十月一日永為供養”等字樣，三月十五日不正好是我生日嗎，那我與“弓箭手三人組”算不算有一種緣分呢？

在清涼山石窟和石泓寺石窟中，最常看到的就是菩薩造像。北宋時期，菩薩信仰盛行一時，在戰事頻繁的陜北地區，解救現世苦難、無所不能的觀世音菩薩更容易獲得普羅大眾的信賴，工匠們在四壁與石柱上雕刻出水月觀音、自在觀音、渡海觀音等形象，傾注了人們祈求平安的心愿。這也是陜北石窟造像藝術的特點之一。

更令人贊嘆的是，洞窟四壁和石柱上的無數佛像，大的一米多高，小的不過盈寸，都雕刻得栩栩如生。我在麥積山石窟了解過一種叫“影塑”的彩塑技藝，即工匠以泥土、細砂和麥秸為原料，用模具翻制出小型佛像，略加處理后粘貼于洞窟四周，通常用于營造千佛效果。這樣的批量制造相對省事，但難免“千佛一面”。但陜北石窟中的千佛，絕大多數都是由工匠在石壁和石柱上雕刻出來，每尊小佛像都有細微之處的不同，有的面帶微笑，有的若有所思，慢慢看過去，說不定就會在一排正襟危坐的佛像中發現一位歪頭賣萌的佛。這說明那時候，這里的工匠一點都不偷懶。

而在萬安禪院石窟，更吸引我的還是洞窟四壁上那些浮雕造像。這座石窟始鑿于北宋紹圣二年（1095年），中心佛壇與洞窟四壁之間的甬道非常狹窄，四壁雕刻著高達三米多的佛像，由于石質是較為柔軟的砂巖，經歷了一千年風蝕水侵后，這些造像多有損毀，部分衣飾也已漫漶難辨。

時間仿佛是另一位“工匠”，流年黯淡了容顏，他們的身姿依然優雅，滄桑的面容令人動容。在洞窟西壁，有一幅羅睺羅授記圖。身材高大的釋伽牟尼微微側頭，仿佛正在耐心傾聽身旁愛子羅睺羅的絮語。這個題材在陜北石窟中極為少見，而工匠在刻畫人物時非常用心，這一刻看上去，他們不再是高高在上的佛與聆聽教誨的弟子，他們只是人間煙火中一對平常父子。

略有遺憾的是，洞窟四角安裝的照明燈太過明亮，中間的石柱又將光線分割得支離破碎，很難獲得極佳的欣賞角度。講解員告訴我們，這里曾遭遇盜竊，有幾尊佛像的頭部被人切下偷走，雖然后來公安機關將佛頭追回，但種種原因之下，佛頭一直沒有“回歸故里”。此后，洞窟中到處都安裝了監控系統以及強照明燈光。在開放與保護之間，陜北石窟都面臨著相似的兩難境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