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19日，匈牙利作家佐娜·烏格龍（Zsolna Ugron）、中國作家笛安、英國作家張麗佳共聚北京老書蟲書店，與讀者分享如何塑造小說中引人入勝的角色。

笛安：和筆下的人物“像室友一樣”相處

在羅馬尼亞出生的匈牙利作家佐娜·烏格龍專注于歷史題材小說，描繪十五十六世紀的歐洲畫卷。對于需要書寫真實歷史人物的佐娜來說，研究是第一步：搜集資料、確認真偽。但得以保存的資料僅僅是歷史一角，回憶錄也難以避免有作者的主觀評斷，因此歷史寫作更像是非虛構與虛構的拼圖，“有了已知的幾個部分，再通過我的研究、寫作，把未知的部分補上，形成一幅色彩鮮艷的圖畫”。研究也包括實地考察。佐娜常常去那些或保存完好或已經毀掉的遺跡，感受遺跡，再寫進書里。有時候，比起寫作，佐娜發現自己甚至更喜歡研究的過程。

英國作家張麗佳書中的角色更多基于大量的采訪、調查，這與其曾從事新聞工作的經歷有關。她最近的小說《蓮》（Lotus）以一位性工作者為主角。在寫小說《蓮》之前，她試圖了解這些女孩生活的不同方面，“了解她們到底想要什么”。在這個過程中，她看到許多對立、沖突，這些元素被她寫進小說。基于真實的研究也讓張麗佳意識到人物的復雜性，她希望跳出陳詞濫調，塑造立體的、令人信服的女性形象。最終，《蓮》的女主角“是個好人，也有很多缺陷，她想幫助自己的弟弟，也在幫助的過程中放棄了榮譽和理想”。

寫虛構小說的笛安則看重“和小說人物相處的過程”。笛安一直相信，她筆下的人物真實存在于世界上，“不知道為什么，但就是相信他們存在”；在每篇小說的初始階段，她和筆下的人物“像室友一樣”相處、磨合，觀察人物，了解人物身上隱藏的特點，這個過程大概占據整本小說的前五分之一到四分之一。了解到主角的弱點之后，笛安對整個小說就有了把握。

但與人物相處的經驗似乎不適合短篇小說。笛安常常覺得，短篇小說似乎“還沒開始就已經要結束了”，寫完了，她也不太了解人物。因此她自認不擅長寫短篇小說。笛安2012年出版的短篇小說集《嫵媚航班》里，她認為只有講一個一百多歲的老頭一直在等死的《胡不歸》這一篇算得上“合格”。

張麗佳：作家也要有一點偷窺的感覺

在笛安眼中，作者與人物最理想的關系，是“彼此世界里的陌生人”，就像同坐一輛公交車的人，作者只是觀察、記錄；也像在飯店吃飯時，作者一不小心偷聽到鄰桌的書中人物聊天的內容。笛安希望盡力隱藏作者自己的角色。

張麗佳也認可這一點。就像小說《蓮》里的攝影師男主角喜歡偷窺人，“雖然這聽起來不太好，但作家也要有一點偷窺的感覺，才能更好地塑造角色”。

佐娜曾寫過一則短篇小說，想象書中人物與作者的相遇。在這篇小說里，一位作家筆下的人物找到作家，質問其為什么將自己塑造成這樣的角色。“所以，作家選擇角色時，要理智，因為你很可能要和這個角色共度兩三年”，佐娜說。有時候，在創作過程中，她甚至能聽見筆下的角色在自己腦海中說話。

作家創造人物，有時作家本人也作為人物進入小說，這種手法在當代小說中并不鮮見。但笛安不會嘗試進入小說。她寫小說的第一法則是：小說里的世界必須是一個沒有她的世界，然后才能討論剩下的事情。“我不知道是不是在我的潛意識里，覺得沒有我的世界更美好”，笛安說。

笛安的《南方有令秧》或許是個意外。主人公令秧的身上有許多和笛安的相似之處。比如少女時代的笛安和令秧一樣，“特別傻，真傻，真的不知道別人在說什么”，同時擁有強大的直覺，“認準了我要做什么的話，那個動力是非常可怕的”。笛安有朋友看完《南方有令秧》說，怎么覺得你所有的女主角里這個最像你。

在寫作《南方有令秧》的過程中，笛安少見地把令秧和自己對標，賦予人物很多自己身上的特質，甚至“很多她的問題，我會想，如果是我，我會怎么辦”。笛安想，或許這正是因為四百年的遠距離；寫現代人物時，她絕不會這么做。

佐娜認為，小說中的每一個人物都由她構建，都與她自己的思想有關，如果要再把自己作為角色之一寫進故事，似乎非常困難。

張麗佳則認為，文學就是帶我們去任何沒有去過的地方，文學創作無定式，因此任何嘗試都可以，并且作者筆下的人物，多多少少會帶有作者的影子，就像嚴歌苓的小說《芳華》描寫的女主人公作為舞蹈演員在部隊的生活就和嚴歌苓自己的生活經歷相關，這或許也是作家本人融入故事的方式之一。

作家同時也是讀者，讀到喜歡的人物，有時也想“借用”到自己的小說里。如果有此機會，張麗佳會選擇借用魯迅筆下的孔乙己，這個悲慘的角色的精神勝利法、不同的層面，讓張麗佳難以忘懷。笛安想借用的是張愛玲小說《沉香屑·第一爐香》的女主角葛薇龍，她在十二歲第一次讀到這篇小說，到現在不知道自己讀了多少遍，覺得葛薇龍身上有許多讓自己“非常非常能夠理解的東西”。佐娜則想借用一些有奇幻色彩的角色，比如有特異能力的獨角獸之類的神獸，同時它們又蘊含著不同文化都能理解的價值。

佐娜·烏格龍：寫作不是什么浪漫詩意的事情

在問答環節，三位作家進一步與讀者探討了人物塑造、文學創作。

關于小說結尾的處理，相信人物真實存在的笛安認為，故事會結束，但人的生活不會結束。即使人去世了，也繼續活在他人的記憶里。個體的人生何時才算得上結束呢？“真的不好說。”因此，她希望自己寫出的結尾，能讓讀者感到生活還在繼續，“只是我作為作者本人到這不寫了，但并不表示對于人物們來講，人生結束了。他/她還有未來要走”。

關于歷史創作如何在尊重歷史與加入現代特質之間維持平衡，佐娜認為，一方面現代人不可能按照歷史人物的想法來思考，即使創作者努力貼近，兩者之間距離仍然很遠；另一方面，雖然隨著時代變遷，社會生活、習慣、規則巨變，但人的本質、情感、邏輯不變，只要沿著這樣的情感、邏輯創作，人物就會可信，現代觀眾就會接納。張麗佳也認為，人類想要被愛、想要有歸屬感這樣的本質需求，是不變的。

生活中的偶然會否影響文學創作？張麗佳認為，現實生活比虛構小說離奇得多，但如果將生活中偶然、離奇的事情強行轉化為作品情節，可能有待商榷。佐娜說，受邀參加中歐國際文學節就是一次奇妙的偶然。她喜歡讀中國古典小說，最喜歡《紅樓夢》，一年前“瘋狂迷上”中國歷史題材電視劇，比如《鳳囚凰》，而一個月前，她就接到了來北京參加文學節的邀請。這樣的偶然讓她特別激動。

三位作家還分享了寫作中“最困難的環節”。張麗佳認為，最難的是創作有深度、令人印象深刻的角色。最讓笛安犯愁的是新書宣傳，她得成百上千次地和讀者解釋“為什么要這么寫”，她不太會解釋自己的作品，也覺得沒有那么多“為什么”，但問題在于，“讀者可能不太理解這件事情”。

佐娜說：“最難的當然就是坐下來寫了！寫作不是什么浪漫的、詩意的事情，它就是工作。”笛安同意這一點，她認為，浪漫的感情用事都是在構思階段，具體執行需要的是理智，“理智的人，才能做到把十幾萬字寫出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