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系大賽50強入圍稿件

作者｜人世老槍

“命運的底蘊，是由其他人看不見的經驗所組成，切割和決裂會再度愈合，會痊愈且被遺忘。然而隱秘的深處，它依然存在，繼續淌血”。

——黑塞

我姓黃，叫黃時建。雖然出生在湘潭，但我其實是正宗的長沙人。

家里的經濟情況只能說是一般，比上不足比下有余吧。只是我父母親都算是比較開明的人，所以我很小的時候就發蒙了。漢學與西文我都讀過。高小畢業以后，我又考上了湘潭中學。1938年的夏天，我讀三年一期的時候，日本人的飛機就經常飛過來丟炸彈。當時我們湘潭中學在楓泉坪。為了安全起見，學校讓我們學生都轉移去了附近的云潭。那個地方離開城區其實已經很遠了，都已經到了郊外，按理并沒有多少軍事價值，但是日本人卻還是要轟炸。當時云潭那里有一口很大的水塘，上面搭了很多瓜棚。有冬瓜棚，南瓜棚。躲警報，跑飛機的老百姓都喜歡躲在那里面。本來是一個相當隱蔽的地方，沒想到最后被一些沒有骨氣的中國人出賣了，這些漢奸和日本鬼子相互勾結。日本飛機一來，他們就打信號上去，日本飛機就根據信號丟炸彈。一、二十個炸彈下來，炸死了七十多人。其中還有我們學校的學生。這樣一來，學校的安全就很難保證了，更不要說正常學習了。后來學校就決定搬到鄉下去。我家里舍不得我，怕我的安全沒有保障，就沒有讓我一同前去。

恰好武漢的形勢十分緊張，雖然還沒有淪陷，但是也快要淪陷了。武漢的日知中學，從湖北搬到了湘潭，正在當地招生，我就報名去考，結果我還就考上了。當時的學制不像現在這樣嚴格，學校根據我的成績就讓我插班進了高中部一年二期。后來學校也是出于安全的考慮，不久就搬到了湘鄉（縣）的錦屏寺。在錦屏寺那里讀了一年后，學校辦不下去了，因為學校沒有錢了。這一下我們又沒有書讀了。

當時從武漢、南京、上海、江蘇、浙江，流亡到湖南的學生，不知道有多少。這么多學生，學校都停辦了，要怎么安置呢？就由軍訓部白崇禧命令薛岳，在長沙對河岳麓山辦了一個入武生團，專門收留這些流亡學生。入武生團的團部就設在南遷長沙的清華大學里叫海東坡，現在中南大學的學校里，以前這個學校叫中南礦冶學院。這個學校為什么現在這么有名，那是他們是以原來清華大學為基礎辦起來的。整個入武生團都安置在那里。我到入武生團招生報考的時候，那是一派凄涼。身上帶的錢不多，晚上睡覺又舍不得去住店，我們幾個同學就睡在長沙天心閣的麻石上面。還好那是熱天，除了蚊子多一點，其它的對我們來說還不是太大的問題。考試的地方就在現在的農業廳，放榜是在又一村那里。當時叫中山紀念堂。考完后來看榜，一看榜上有名。

第二次長沙會戰時，日本鬼子一口氣打到了新墻河，長沙告急。上面對我們還是很保護的，就讓我們火速南遷到湘南的祁陽，就是原來辦游擊干部訓練班的地方。在祁陽黎家坪三角塘那里搞了一個多月。日本鬼子就被打退了，回長沙后不久，接著就是第三次長沙會戰，這一次我們就沒有走了。上面給我們入武生團還分配了任務，就守護長沙的河西，從觀音港到湘潭的河岸都歸入我們入武生團守。戰斗開始時，日本人囂張的很，從觀音港那里，大搖大擺的就坐著小汽艇來了，而且汽艇上面的人還不不多，是日本鬼子的先頭部隊。我那時在第三連，被安排在最前線。我們當時很緊張，一看見日本人，也不管三七二十一，冒里冒失就一頓亂槍打開了，結果日本人也沒有想到我們這么猛，一下就把這只船打跑了，還打傷了幾個人。中間一個朝鮮人被打落水后還被我們俘虜了。后來日本人的大部隊就跟上來了，那就打得很慘了，但最終這次會戰我們中國人勝利了。我一直說我運氣好，這不是假的，第一次參加戰斗不僅活了下來，還打了一個大勝仗。

“我是一個在黑暗里大雪紛飛的人啊，各自的命，各自擔待。”

——木心

會戰結束以后，我們這些學員就開始準備考試。

當時黃埔軍校也就是中央陸軍軍官學校第二分校，派了考試組到長沙，所謂考試組其實是甄別組，通過考試體檢后甄別出一千一百多人直升軍校，這樣我們就到了湖南邵陽的武岡，我被分在第七總隊。在入武生團是士兵訓練，掛兩朵花喊做一等兵，離開入武生團時變成了三朵花是上等兵。到了武岡軍校后掛的符號直接就是中士符號，也就是一根杠兩朵花，這就進行正式訓練了。

軍校的課程設有八大課程，所謂八大課程，具體叫什么名稱我是不太記得很清了，但大概印象還是比較清晰的。有政治經濟學教程，但實際上我們并沒有上蠻多政治課，步兵操典，射擊教范倒是比較多。步兵操典就是制式教育的開始，射擊教范就更重要了。典范令，也叫陣中勤務令，這也算是一大教程。還有筑城學教程，就是砌碉堡和設計碉堡，以及過河的搭橋、修路等，等于現在的建筑學。我后來在長沙的單位上好多房子，都是我設計的，這些學問都是在軍校學筑城學學的。對于我們步科的學員來說，戰術測量學教程也是一門相當重要的基礎學科，測量學首先要從地形地勢的識別學起，地形是什么地形，因為要識別地形才好組織陣地布置部隊，因為出去要當指揮官，這門學科的考試最為嚴格。光測量學我們就專修了三個月，武岡的山山野野都被我們拿著標桿測量儀器繪成了地圖，每個人都要交，不交就是不及格那就直接被淘汰。還有一個就是騎術和特種兵教程。

在學校里我學習還是相當刻苦的。射擊學教程我的成績相當好，這門教程很復雜包括測量瞄準角度，射擊學最精密，要想打得準，距離多遠弧度多大統統要計算得清清楚楚。陣中要務令，那就是部隊裝配備后勤運輸這些東西。建筑學就是挖陣地，還要實踐，繪圖。挖陣地先從散兵坑挖起，每個人都是一把園鍬一把十字鎬，背在背上到山里去挖。散兵坑就是掩體部，修了掩體部就是筑碉堡，再進一步就是在教室上課，學習設計營房。還有就是在資江邊上的河道坪那里架橋，一般學架浮橋，苦是苦但玩還是好玩，大家把那些現成的三角叉，一頓抬了，在河道上把三角叉豎起，上面架一些棍子，再把板子鋪上去，人就可以從上面跑過去了。只要不要求過大的裝備，只是過人的話，那還是相當容易的，用我們長沙話說就是喝豆腐腦（長沙方言意即十分簡單）。難的是槍械學教程，學槍械呢，要把槍栓拆下來。怕它發生故障傷到人，撞針斷了就要換撞針，怎么搞要懂得原理。重機槍的構造比較復雜，有三十來個零件，拆下來放好再裝上去，這我是最拿手的。考試的時候用布把眼睛蒙起來，摸著搞，最快三分鐘要裝好，我一般都是最快的。還有軍械學，就是對炮的拆呀，卸呀。炮彈的裝藥呀，刺刀的利用等。

最有意思的就是上專修課，騎兵一個月，就是專門騎馬，天天騎，屁股都騎爛。重武器專修，就是重機槍，迫擊炮等，要專門培訓三個月。那個重機槍，有捷克的，還有美國的，最重的是馬克辛的重機槍，特別重，一個炮筒，一個架子，重得要死，我們中國人喊水機關，轉移的時候要專人背了搞。那尤其搞起夜間訓練來，背起這個東西好重，又不能掉隊，急行軍時要跑，好重呀人都跑死。

為什么我們二分校的學生在全國吃香阿，就是我們軍事素質過硬。成都本校那是文化第一，但要說能夠耐勞吃苦真正會打仗那是我們武岡二分校排第一。我們在學校一呆就是兩年，一年四季都是草鞋赤腳。武岡那個草鞋，我的天呢，不像其它地方的草鞋，別的地方是用草打的，我們是用筍殼葉打的，因為武岡那里出竹子，那竹葉打的草鞋曬干后，那是繃天石硬的（長沙方言意即特別硬）。加上武岡那里的路，全是包谷卵石修的路，當地人叫包谷路。每搞一次夜間拉練，那腳上肯定起泡。起了泡，那沒有別的辦法，只能用熱水浸泡。千萬不要弄穿，弄穿了就會灌膿，然后會感染，這教官都有命令的。泡了熱水以后，泡就會慢慢陰干了，陰了就結了皮。里面長了皮，外面就結了繭，這時千萬不要去揭皮，不然又會感染。最后一個是防毒教程，但因為防毒裝備少，訓練也非常簡單。術科方面，除了射擊以外，最重要的訓練就是劈刺。我們的劈刺教官叫曹玉成，那是很有名氣的。蔣介石到我們學校視察，點名從李明灝主任點起，點到曹玉成的時候都不直接叫名字，望了他喊曹老師，他只有二十幾歲三十不到，曾經在日本士官學校當過教官，以劈刺著名。他在我們學校當武術教官時，我們二分校的劈刺在全國相當有名。我們每次上劈刺課，他都會親自上課。其實助教區隊長隊長也都在那里教，但他每次還是親自上場教。他會走到每個學生面前，幫我們糾正姿勢。前弓后箭，如果哪個的后腳沒有伸直，他就會糾正，還說如果沒有伸直，他只用一個手指頭，敲一下，你的腳就會要發腫，我們以為是假的，結果那是真的。有些同學額挨他一點，那是哭爹喊娘的。教師里面，劉公武是很有名的政治學家。是我們政治部的主任，他請來的教官都是名流學者。主任李明灝是蔣百里之后的著名軍事教育家。一般的軍事教官，戰術教官，射擊教官都是留學生。以在日本留學的最多。比那些保定和云南講武堂畢業的老教官。講得要精辟得多。另外我們還要上日文課。因為你和日本作戰，捉了俘虜是要審問的，其次數學，物理也要學，射擊中就有數學知識，炸藥、彈藥的使用，就是物理的應用、化學方面的課。主要是防毒。考試重點是重機槍的射擊、拆卸、故障排除；還有就是迫擊炮的使用，角度、吊打、打死角；高度多高距離多大，要測量，計算好；裝多少包炸藥，炮彈就剛好落在那個地方，各種考試嚴厲的很。日文考試是口頭考試，一個個喊進去，要日本鬼子投降怎么說，答出即可。射擊，每個禮拜要打三槍，三發子彈，靶心十二環。我打過三十五環，得了三塊光洋的獎金。劈刺考試，你對著我，我對著你，面對面搞看誰嬴。1943年7月，陰歷6月，陽歷7、8月我們就畢業了。我們總部大概選了十幾個到軍校本部參謀班。最優秀的就分到遠征軍，我就被選到了遠征軍。我們三個同學從長沙出發，一個是長沙的符翔葵、一個是長沙縣的楊伯莊，我們三個一路去的。我們三個都是分配在第八軍。打松山之前我在榮譽1師第二團三營機槍三連當少尉排長。守在馬關老河口，河對面就是越南兵與法國兵。符翔葵與楊柏莊就分在103師.。沒過多久就開始打松山了。

“幾百只充滿氣的橡皮舟，更多的竹筏，以及原始而又不方便的來回拉繩擺渡的渡船，都在怒江峽谷無數的渡口做好了準備。一支超過十萬人的部隊，一萬多頭騾馬和毛驢，兩萬多挑夫散布在險峻曲折的隘道上，沿著山路，走向怒吼的激流。武器裝備的碰撞聲和騾馬的銅鈴聲回響在七至八千碼的深谷中”

——美軍顧問佛蘭克多爾回憶錄

說起打松山，那話就長了。

我是1943年的7月，陰歷六月間，從黃埔二分校畢的業。當時軍校畢業也要分配的，學科優秀的那十幾個人，有的是留校當教官，有的就去了戰區的作戰室當參謀。像我這樣術科考試優秀的學生，就被分到了遠征軍。當時我跟別個還真的不一樣，想到就要下到部隊去還真的是好高興的。

學校的生活什么都好，就是伙食太差。每天早上出操的時候我們都要唱歌：“怒潮澎湃，黨旗飛舞，這是革命的黃埔”。其實心里面只想著河道坪門口的那間包子鋪里的包子，想起都流口水咧。但是我們又沒錢買，后來我們就把歌偷偷的改成了：“蘿卜白菜，霉米豆腐，這是要命的黃埔。”離開學校的時候，我去了包子鋪買包子。老板不肯收我的錢，給了兩個包子給我，跟我說：“多虧你們訓練，搞到我們少睡了好多懶覺。”  我望著他，半天做不得聲。

當時第八軍的軍部在文山的古木鎮。我們去報了到以后，就讓我在軍部參加了中美合作訓練班，專門訓練使用美國人的武器，有卡賓槍、沖鋒槍、火箭筒，還有火焰噴射器，反正都是美國人的東西。等我們差不多熟悉了這些武器，就把我分到了榮譽第1師第2團3營3連當少尉排長，負責重機槍。第8軍下面的3個師，分別是榮譽第1師，82師，103師。除了103師之外，其它的兩個師都很特殊。都特別能打。這就是后來為什么要我們第八軍去打松山啊，因為我們軍能打啊。

1944年的時候，突然接到命令，要我們把我們的防守陣地交給53軍。我當時還在鋪上睡覺，緊急集合令就下來了，要求我們帶上所有裝備，立即從馬關的老河口出發，還不準問去哪里，說是到了就知道了。

從馬關、文山、蒙自，這一路每天都是急行軍，一天起碼大幾十華里。到了昆明，我就想這總該休息了吧，結果只吃了一頓晚飯，又立即行軍。從祿豐、一平浪、東山、一直到楚雄。還不讓我們停。為了加快我們的速度，長官司令部衛立煌還給我們派了汽車，一車坐到了保山，然后讓我們檢查裝備，清點人員，連夜跑步趕去施甸縣。我們這些老兵都有經驗，知道這肯定是要打大仗了。一停下來，就有人就開始給家里人寫信了。我年紀小，才不信這些，老話講的好，要死卵朝天，不死又過年，我就不信老子這樣背時。

最后我們到達的地點是施甸邊上的一個渡口，叫碧寨渡。前面就是怒江。

“我第一次看到了那可怕的怒江河谷，與我們科羅拉多大峽谷一樣地偉岸雄歭，但更加險峻。水深約60碼，平均寬為400碼，岸壁之間水流湍急，流速為每小時15英里。怒濤拍岸，其聲在數英里之外都可以聽到。就在這里，我們將橫渡十萬人的部隊向日軍陣地進攻”

——美軍顧問佛蘭克多爾回憶錄

我們團過江的時候，很多人坐的是美國的橡皮舟。但其實那個橡皮舟起不了多少作用，江水流的太厲害了，我們的重機槍太重了，又好大一坨，我們就自已砍竹子扎竹排。橡皮舟太小，加上水流又急，重機槍放在上面，方向很不好控制，人也不好操作，我們自已扎的竹排子大，重機槍放在上面就好多了。

那個早上的霧好大，隔個一二十米就看不清人了，水又急。但命令一下，也顧不得那多了，背起家伙就出發。怒江的水，你是不曉得，那是真的急。有的流下去最遠的有十四五里。我過江流下去十二里，過江后就到了楊梅大山腳下。楊梅大山的學名叫高黎貢山，那山是原始森林，山里全部都是樹木，沒有路走，沒有人跡，除了松鼠、猴子外沒看見別的家伙。搭幫霧大，才讓我們做了一頓飯吃。如果沒有霧，連飯都吃不成，因為怕被日本人的觀察哨看見。吃完飯以后，就在集結點附近隱蔽了起來。

第二天一清早開始上山。上山幾十里，下山也幾十里，一天要趕到山頂。這是上頭的死命令。為什么呢，靠怒江東向的這邊是背陽的，陽光很少基本照不到太陽，有瘴氣。瘴氣是怎么來的呢，長年累月的樹葉落下來，腐爛變成腐質土。我們一腳踩下去，最淺的齊腳踝，最深的齊腿把子（小腿）。瘴氣就是這樣來的。還有就是要注意毒蛇。蟒蛇它那個家伙大，容易發現。毒蛇小不易得發現，被咬一口就麻煩了，那個山里面到哪里跟你搞藥咯。最厲害的是螞蝗。腐質泥里面的螞蝗，好長一條，一爬在你身上吃血，隨你怎么打也打不下，撕也撕不脫，撕起來疼死人。還有螞蟻，有小指拇這樣大的一只，夾子像螃蟹的夾子一樣。夾一口又疼又癢。一下一個包。蚊子也大，咬起人來躲都沒有地方躲。我們每個人用手巾打濕，蒙著嘴巴上山。到了山頂上面，上面樹少，當西曬，太陽照得到，這個時候人才放松起來。山頂上干燥，我們就在上面休息。先挖一個洞，像我們湖南埋死人挖的金錢眼一樣，每班挖一個。為什么一定要挖洞睡覺呢，因為挖出來的泥巴是新鮮的，它們會擋住螞蟻，螞蝗不到上面來。人坐在里面，背靠著背睡覺，還要抱了槍。

下山幾十里，就好走多了，為什么呢？那邊陽光充足一些，瘴氣也沒有了。走到約半山腰的地方休息，大概是十一二點鐘，下山、突擊，一家伙走三十里，就占領了長嶺崗山下面的一個小鎮。那里日本人不多，只有一個小隊，還有點管理人員，只有四五十人。這點人哪里經得我們打咯，我們一個團沒用十分鐘就徹底把他們滅了。占領長崗嶺后才架鍋吃飯，吃飽飯以后，連嘴巴都來不及抹，一個命令就開始沖鋒，幾分鐘就占領了黃草壩。黃草壩是個最要緊的地方，在龍陵與松山中間，我們把黃草壩一占，就把滇緬公路切斷了。這一仗打得最好。占領黃草壩以后，上頭馬上把七十一軍調了過來跟進。

“渡過怒江的戰斗，不論對中國軍隊還是日本軍隊都是始料未及的。日本人低估了中國人，他們怎么也不會想到那些衣著單薄，總是吃敗仗的中國“老兵”，會在最糟糕的雨季，進入世界上氣候和地理都是最惡劣的地區，他們把這一地區稱作東方的毒藥。我曾經前往督戰察看，由于前前后后數次爭奪，敵我死尸雜陳，有數百具之多，且腐尸氣味陣陣沖鼻，白色的尸蛆，甚至從綁腿縫里，眼眶里，口腔里，鼻子里鉆進鉆出，爬滿了臉部及全身，真是慘不忍睹”

——美軍顧問佛蘭克多爾回憶錄

當時宋希濂的想法是要我們第8軍打松山，71軍打龍陵。滇緬路被我們切斷以后，日本人的汽車過不來，他們后方的部隊都在緬甸，沒有辦法過來。這下日本人就急了，就只能靠空中飛機。空中飛機呢，這又搭幫了美國人陳納德的飛虎隊打得日本人的飛機都不敢飛。打龍陵的時候，我們在回龍山一線的老東坡打阻擊，我們重機槍連就占領老東坡，防止日本人，不讓日本鬼子的戰車、軍隊搶攻黃草壩。保衛黃草壩，免得日本人支援松山、龍陵。在老東坡，日本鬼子反攻得很猛。他們就是想奪回滇緬路，好去支援松山和騰沖。騰沖那邊，日本人也被中國人打得節節敗退。我那時當排長，總是喜歡自己打機槍，排里沒有哪個比我打得準，打得好，排除故障又快。我們整個排有三挺重機槍。日本鬼子也不怕死，上來就沖鋒，被我們一頓掃射就壓了下去，后來日本人看我們這里重機槍的火力實在太厲害了，就想打掉我們的重機槍。也不曉得是什么時候，突然間來了一槍，我正在打機槍，一粒子彈打中了我的手，我旁邊的班長，幫我上子彈的，他說，“排長你負傷了，你掛花了”。我說哪里羅，沒有，他說，“都出血了”。我一看，真的出血了，沒看到出血還沒事，一看到出血就曉得疼了。日本鬼子的子彈一打來，打在手這里，估計是距離比較近，子彈一下就穿了過去了，這里就馬上開了一個眼（洞）。他們的子彈不像我們的開花。這時，班長就連忙脫下褲子，屙了好大泡尿給我消毒，當時沒有水。他把褲子一脫，對著我的手就撒。然后用急救包包上，包了后，我就繼續打重機槍。最后，老東坡還是守住了，我也升了中尉排長。因為負傷不退，上頭就把我從少尉排長升了中尉排長。這一仗以后，我們把陣地移交給了71軍32師。因為傷亡太大了，雖然是老兵，傷亡還是大。我們那個偵察隊一隊人全部死光了。一個團都沒剩多少人了，把我們調回到長嶺崗整編補充。

“炮口噴著火，將幾個敵人的影子拋向了空中。同時五六名戰友勇敢地向前挺進。戰壕里響起了洪亮的吶喊助威聲。敵人被突發的情況驚得目瞪口呆。但敵人并沒有就此敗退，新手一個個地接替上來，繼續對我實施輪番攻擊。”

——日軍戰俘吉野孝公《騰越玉碎記》

松山的戰斗打得很激烈。等把我們第八軍調過來時，戰斗已經進入到了最關鍵的時候。那個時候已快7月上旬了，剛好是當地的雨季，很多地方山洪暴發，道路一下就變得稀爛的，民夫騾馬均無法通過山間小路，飛機也無法空投。前線的士兵一下就沒有了供應，我們每天爬在戰壕的泥漿里，沒日沒夜地被大雨澆，又不能去躲雨，又沒有吃的，每天餓得前胸貼后背，那真的是苦不堪言。到最后我們也沒法了，就跑到山里到處去尋找野菜充饑。最慘的是傷兵，沒有吃的，沒有藥物，又沒有辦法運往到后方，很多重傷員只有聽天由命在雨里面等死，整個陣地上都是慘叫聲和咒罵聲。

這個時候，蔣介石親自在保山給我們下了死命令，衛立煌也立了軍令狀。李彌就親自來了最前線指揮。松山之所以難打，完全是因為日本人占了地形的優勢。特別是臘勐以上的大埡口、陰登山、滾龍坡、子高地這些地方山勢陡峭，大雨一澆下來，本來就全是爛泥巴的山坡就跟潑了豬油一樣，向上進攻時要手腳并用地爬，不然站都站不穩。另外山上面日軍又用暗堡構筑了交叉火力，在這樣的情況下你想躲都沒法躲，說句難聽的就跟當活靶子差不多。結果跟七十一軍一樣，一次次沖上山又被日本人一次次趕了下來。李彌打仗也還是有些套路的，白天強攻不行，就晚上搞夜襲。

到了晚上，按照李彌的命令，我們團組織了兩個連的精銳悄悄摸上了松山的主峰子高地，準備直接搗毀日軍的指揮部。不料剛上去就被日本人的火力包圍了。那個晚上槍炮聲喊殺聲一夜都沒消停，天亮的時候，只有兩個帶傷的士兵跑了出來，匯報了山頂的戰況，其他的人都死了。

原來，主峰子高地中央有一個大地堡，在它的周圍又環形分布了許多小地堡，火力四面交叉，又可相互支援。打個比方，你拿著成捆的手榴彈去炸甲地堡，剛接近，還沒來得及投彈，后面乙地堡的機槍就響了。你攻擊乙地堡，丙地堡、丁地堡的機槍又把你打成了篩子，就這樣，每個地堡前都死了好多我們師的兄弟。

才打了幾天，我們的傷亡人數就已到了一千多人。加上先前71軍的損失，一眼望過去，從山頂到山腰，全是我們中國士兵的尸體。由于日本士兵的槍法很準，用你們讀書人的話來說——就像子彈長了眼睛，根本無法去救傷員或搬運尸體。每次打炮激烈或者飛機轟炸的時候，不少死人的胳膊和大腿就飛上了天。再加上怒江的天氣也極其反常，日夜溫差很大，晚上下雨冷得發抖，白天太陽一出來，又烤得人流油，由于濕度大，那些死人的尸體一般兩三天后就開始發臭發爛，隨后生出白蛆，爬得到處都是，幸虧美國軍醫晚上在陣地上到處打針，給我們服藥片，戰場上才沒有發生瘟疫。

搞清楚情況以后，我們心里才有點底。原來松山的碉堡有四層。主碉堡在頂上，很大，有兩個中南大學禮堂大。松山的碉堡群，是個永久防御工事，被稱作打不爛、打不下的工事。那大小碉堡的建筑，都是層層加固的。松山上面有木材，日本人伐了好大的樹木。把碉堡圍好，像我們砌墻一樣，砌一道墻，木頭外面就加一層鋼板，鋼板外面還包一層棉紗。棉紗外面再加一層鋼板，鋼板外面還鋪好厚一層的泥巴。碉堡是鋼筋水泥的，連頂層上面都是鋼筋水泥。堅固到這種程度，打炮根本不起作用。還有那交通壕起碼有兩米半到三米寬。深呢，大概是一米八到兩米深，里面可以走吉普車、汽車、摩托車可以跑來跑去。交通壕里面的路堅固的很，都夯得實實在在的，下大雨也不怕。日本人的掩蔽部，就是一個機槍陣地、一個炮兵陣地，這樣相互交叉的排列。掩蔽部上面都是一排排的木排，四面都是射擊孔。

來松山之前，我們團在長嶺崗收了一部分新兵。其實我們的新兵也是老兵，都是醫院送來的，加上我們原來這一營還剩下的兩三百人，湊起來是八百人，組成了一個加強營。副團長兼營長，老營長已經死了。因為我們82師、103師、榮譽一團、榮譽二團的任務就是打松山。八十二師已經打得沒有了，103師也沒剩幾個人了。第三道碉堡還沒有動。要我們接著打，那個地方叫滾龍坡。我們在滾龍坡這里，上來就搞掉了五六個碉堡。日軍隔百把米就有一個碉堡，三十米就一個掩蔽部，一個機槍陣地，或者一個炮兵陣地。碉堡太多了，每打一個我們的傷亡都相當大。日軍的摩托車、汽車在交通壕里竄來竄去，我們是靠人往上面爬。他們的汽車比我們人肯定快些，通信又便利，所以雖然他們人少，但就是搞他們不贏。

“敵人已經逼近到距離我們四五十米的地方，他們似乎連抬下同伴尸體的時間都沒有。從凹洼的地方爬上來的敵人，在我方重機槍的槍口下，像小山一樣地堆積在我方的陣地前，但我們賴以反擊的重機槍，子彈已經所剩無幾了。敵人立即在層層堆積的尸體上架起機槍，開始掃射。這樣，我方機槍只能萬般遺憾地沉默了”

——日軍戰俘吉野孝公《騰越玉碎記》

在這種情況下，我們跟日本人就這樣僵持住了。我們上不去，他們出不來。但上面催得緊，都是立了軍令狀的，沒有辦法，上面就決定再發動一次總攻。因為根據美國人的情報，山上的守軍只有三四百人了，火炮十幾門，機槍五十來挺，經過美軍轟炸機的轟炸，應該剩下的日本人不多了。我們雖然不愿意但也沒辦法，就順著山谷和山坡貓著腰朝山頂進攻，500米、400米、300米，日本人沒反應，200米日本人還沒反應，快接近山頂的時候，突然間，像刮起一陣狂風，機槍、小炮、擲彈筒從隱蔽的地堡中同時開火，形成交叉火網，地雷、手榴彈的爆炸響成一片，我們當時根本來不及反應，就像割稻草一樣倒下了，尸體滾滿了一個山坡。我們一個營只退回了我們這一百多號人，營指揮官全部犧牲在山頭了。

打到這個時候，就開始有逃兵了，都不想去白白送死。有的躲進山林，有的就趁晚上泅水而逃。我們軍在半個月的時間里，就死了3000多人。打仗就是這樣，我們天天泡在尸水里，在死人堆里打滾，那種日子，別提有多么艱苦了。半個月下來，人都變了形狀，手臂、腳桿、身上的皮膚都被尸水咬成了黑色，死人的臭水好久都洗不干凈。

這個時候，李彌發火了，要求調整打法，從這以后，我們就再也不沖鋒了，而是相互火力掩護，從四面朝地堡慢慢地匍匐前進，達到攻擊距離時用手榴彈、炸藥包炸，大多數時候是用火焰噴射器把地堡里面的日本人燒死。有一些日本兵身上帶著火跑出來射擊，但是馬上就會被我們的機槍掃到。搭幫美國人，那火焰噴射器成了我們的殺手锏。

由于是從外圍進攻，背后就不用擔心有日本人的地堡，我們的傷亡減少了很多。到8月下旬，我們的陣地已經穩步推進到離主峰子高地不到500米的陰登山、大埡口、黃家井一帶。但離主峰子高地還有200米時，就再也無法前進了。因為太陡了。那坡度大約有60多度。連射擊都要仰起頭，我們在這里又死了好多人，因為上面的手榴彈經常像下雨一樣砸下來。

“當應征入伍的中國農民小伙子炸毀日本人的工事后，他們不懂為什么情報上說的至少300名日軍，但現在只剩下75人？他們在廚房里才找到答案，原來日本人在被分隔包圍后，吃完了干糧后，就把自已人的尸體一個個的吃掉”

 ——美國新聞處編《最高海拔的戰斗》

最后一團團長周開成跟李彌商量以后決定，在我們滾龍坡過去大概兩三百公尺的一個山窩里，把工兵調上來挖地道，直通主碉堡。日軍的總指揮部在主碉堡里。主碉堡周圍還有小碉堡。日本鬼子把樹枝砍掉，在樹上面設了了望哨。所以在挖地道時，工兵來來往往，他們可以發現，一換班，就指揮機槍掃射，炮彈也打過來。我們的工兵傷亡很大，如何避免他們的火力呢？我們中間有一個炮兵排，是原來的炮兵連，用的是60小炮，由于戰斗減員，從炮兵連變成了炮兵加強排。用他們的美式60迫擊炮打死角最好。不過日本人的碉堡太矮了，碉堡打不進去。一個班長姓李，是湖南湘鄉的老鄉，平時相處得還可以。我說：老李，你看那上面，那上面肯定是敵人的瞭望臺，密密麻麻像鳥窩一樣，這里一點那里一點，我們只要把它們打掉，工兵作業就順暢了。他觀察以后，就跟幾個炮兵開始商量，然后找了個地方把炮臺架起，我整個點了一遍，還剩十門炮。炮架好后，我就測量。整個山上，軍校的學生只剩我一個人了。目測的距離不一定準，我就用手配合測量，把距離計算好，基本達到了要求。高度是八十幾米，距離是240米起到400米止。那碉堡是一線排過去的，要用縱深射擊。這樣對炮兵的操作是很難的。

李班長沒有到過中美合作所受過訓。他也不大清楚怎么打，這怎么辦呢。我在軍校里學了迫擊炮，只能利用八零迫擊炮的搞法來對付六零小炮。通過計算以后，就曉得道理是一樣的，把角度調好對準，第一門炮裝多少包藥，第二門炮裝多少包藥，這就是縱深射擊。比方第一門炮打二百四十米，裝藥八包。第二門炮打二百五十米，兩百六十米，裝藥十二包。這樣十門炮就算有一門啞炮，也還有九門發揮了作用。我指揮令一下，炮就打出去了，一響后，一枚接一枚，跟著打上去。炮彈多的是，美國人運來的，炮彈要好多有好多，打了幾十百把發炮彈上去。把整個觀察所的瞭望臺，打得精光。上面派人來問，說是我在指揮打的。馬上宋希濂就下了嘉獎令，獎金八百塊錢。后來營長負傷下去了，副營長把手打斷了，連排長死光了。大概還有一百一二十人的樣子，就要組織一個加強連，要我當連長，還下了命令，正式授予的，榮譽1師2團3營改成為加強連，授予黃時建為加強連上尉連長。整個801、802以及滾龍坡的陣地歸我一個人指揮。

沒有干擾以后，工兵的進度就很快了，幾天以后挖出了左右兩條暗槽，直通到日本人的地堡下面，形成了兩個炸藥室，共安放了3噸多的強力的TNT，再把汽油桶滾進去，測量準確后。外面的人全部后撤200多米，一按電鈕，哐當一聲，地震一樣，把松山那個主碉堡，掀起了幾丈高。主碉堡有好大呢，有中南大學禮堂兩個大。后來聽說，就是這一轟，松山的主峰被整體削低了一米多，也不知是真是假。

打仗呢沒別的，就是要敢拼命，舍得死，那時不講艱苦，都是拼命，都是亡命之徒。那上去了都是不要命的。我是在組織連隊擴大戰果時負的傷，在協助103師搞一個暗堡時，不料陰溝里翻了船，被日本鬼子一顆槍榴彈，打在距我不到一米的地方，我趴是趴倒了，但槍榴彈的彈片打在我這里，把我的屁股削掉了半邊，我當時就昏迷了，兩塊彈片卡在骨頭里面，另外還有些小的，疼得要命。

“在山腳的公路上，從臘勐開始，等著過江的擔架那才叫多，一個接一個，排了好幾公里長，有的重傷號，沒有等到過江就咽了氣，也有像我這樣的輕傷號。我們都是當地百姓組織的民夫隊抬過江去的”

——國軍榮譽1師上尉加強連連長黃天

我也不知道自已是怎么從陣地上下來的，怎么搞的都不記得了。后來別人才告訴我，下來幾天了，我的意識都不清白，昏迷了好幾天。但是奇怪的是，身上背的東西都還在，沒少一點，連嘉獎令都帶了。

一家伙就到了大理，我也不知道如何到的大理，就入了陸軍醫院。陸軍醫院是中美合作的醫院，有美國的顧問，美國的醫生。我一身噴臭的，隨哪個走過，都捏著鼻子。一是戰場上個把月都沒洗過澡了，連洗臉都有好久沒搞過了。二是在戰場上被死人的尸水泡的，那個味道是很難消除的。等我稍微清醒了，我就對護士說“給我洗個澡”。他們就把我抬去洗澡，那包扎屁股的急救包，也有兩三天沒換了，在水里一泡，云南那里都是溫泉，紗布膠布就泡掉了。我一泡下去，溫泉水很熱，蛆婆就在水里翻，水一沖到傷口，人疼得死馬上又昏了過去，他們那些護士只好又把我抬回去，讓美國醫生來看，醫生幫我打了急救針后說：“你這個澡洗得好，毒素都沖走了，就把骨頭上的兩塊彈片取出來就可以好了。”那個時候不像現在興打麻醉針，醫生涂點麻藥就下刀了，我的天，那真的疼得要死。反正那個時候我也已經不把自己當人搞了，以為自己活不了幾天了，就忍著躺在那里，基本上也沒什么亂動。骨頭里的彈片取出來以后，屁股就沒那么疼了。那個時候年紀輕胃口好，加上醫院的伙食比打仗還是好些不，慢慢地這人就有氣了，剩下來就看護士幫我調理了。

這個時候松山已經完全勝利了。古話講“殺敵一萬自損三千”。松山戰役日本鬼子的部隊只有多少人呢，日本鬼子的部隊只有兩個；聯隊搭點別的部隊，大概三四千人的樣子。松山戰役消滅了日本鬼子三千多，俘虜了一百多人。我們自己的死傷呢，我們第8軍82師，打得番號都沒有了，一個師整個打完了。103師也好不到哪去，醫院里有一個病號就是103師的，他跟我說：“聽說我們那個師打完仗以后整編，師長一看全師人還剩下不到兩個連，帶頭放聲大哭。”一邊講就一邊哭，那是真的心酸。

后來就是慰問團來了，慰問團的總團長就是宋美齡，副團長是李德全。李德全是馮玉祥的夫人。還有個昆明分團，團長叫顧映秋，是龍云的夫人。另外那些穿長袍的，穿中山裝的，還有穿軍服的，那我就搞不清楚了。只曉得有一個白胡子老倌子，不曉得是沈鈞儒還是張君勱，反正像那樣的人，有胡子，很長的。當時遠征軍在蠟戌會師，他們在那里慰問后，順便到陸軍醫院來慰問我們這些傷兵。來的時候，每人都發一個慰問袋。慰問袋里每人有五十塊錢，一條毛巾，還有一套衣服，一包煙，還有吃的東西。在那個年代這些東西算了不起的了。慰問團的那個長胡子老先生帶著宋美齡、李德全，顧映秋三個女的，把每個傷員的位置都走到了，親自給每一個人發慰問袋。他們慰問到我的位置時，我側著屁股睡著了。他們一來，我一看是他們，我就拼命爬起來，想跟他們敬個禮，剛好那天我穿的那件衣服上，有中央陸軍軍官學校18點7的字。這就說明我是黃埔軍校十八期第七總隊的，宋美齡也看見了這幾個字，“哎，你是黃埔軍校的，你是校長的學生啊？”我說：“是的。”“哎呀，你哪里負傷了？”，我就指給她看，然后我還從格籠里頭拿出嘉獎令給她看，她接過去一看，黃埔軍校的畢業證書登記證都有。連聲說：“哎呀不錯，你還只有二十一歲啊？”我說：“是，二十一歲。”她說：“那大有前途，還兩次立功啊。”然后就很仔細的看了我的傷口。還喊那個美國人過來用英語講了幾句話，我是聽不懂。不過我猜她講話的意思是：“這是最高統帥的學生。給他用最好的藥，最好的治療，用特殊的營養，這個伢子只能救活，并且要健康地成長”。最后囑咐時她和護士說的普通話，我就聽懂了。

李德全也有意思，看見宋美齡和其他人說話去了，她就趕快也拿了一個慰問袋放在我的鋪上，龍云的夫人一看，不好意思，就要她的副官去拿，她已經沒有慰問袋了。最后沒法，就讓副官把云南的那種光洋，富滇新銀行出的半圓的那種，包了10塊。用手巾包了放在我的枕頭下。最后走的時候，那個胡子老倌看他們都慰問了，他就把他的一支派克筆送給我了。那個時候，派克筆還是蠻貴的，送給我，我開始不想要，但他硬要送給我，還在我的本子上寫了八個字，“英雄青年大有作為”，沒有簽名，不曉得叫什么。

慰問團走了以后，我的生活就特殊化了，變成了醫院的特殊人物了。那個時候最好的藥是盤尼西林。他們剛剛走，護士醫生就來注射盤尼西林了。真的是用最好的藥，看著肉就長起來了。吃呢，吃頂好的營養餐，送到鋪上來吃。我走路不方便，就睡到鋪上，讓護士一勺勺地喂。那護士妹子，好熱情的。這樣我的傷口，除了那條打斷了的筋，就是附在骨頭上通腳的那條筋之外，就基本都好了。那個美國醫生水平高，是個上校。他從另一個剛剛死掉的人的身上，取了一節筋出來，用手術把它跟我的腳接起來，我就可以走了。八十歲以后可能老化了，就走得不蠻好了。現在我九十歲，就要拄棍子了。

松山戰役結束以后，我們這個加強營，歸還建制。歸還建制的時候，剩了18個人回去報到。二團團長周藩親自接待這十八勇士回團。周藩解放后是湖南省參事室的參事。抗日戰爭五十周年紀念會上，他在那里發表講話：“連排長都死盡了。18個勇士回去沒有一個連長排長吶！十八個都是當兵的吶！”我就站起來，“報告首長，還記得我嗎？”我說，“還沒有死盡，還剩了我。我是你下面的排長。后來在松山加強營的時候，歸李副軍長直接指揮的加強營。后來當了連長，剩了我。”他連忙從臺上走下來跟我握手，拍了我的肩膀：“哦，你就是那個小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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