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碩士研究生導師劉軍研究員于2019年5月6日下午兩點半（多倫多時間）在加拿大多倫多因病辭世。劉老師近兩年來身體時好時壞，經常出入醫院，師母也和我說起過劉老師的病情，因此我心里是有一些準備的。盡管如此，當5月7日一早接到師母告知劉老師辭世的消息時，我還是忍不住淚流滿面，悲傷不已。

能夠成為劉老師的學生，可說是我人生中的一個轉折點。否則，我很可能會繼續在天津求學、工作，然后娶妻生子。人生軌跡，便會是另外一副模樣了。2002年10月間，劉老師聯系在南開大學任教的哈全安教授，希望哈老師幫他推薦一名即將畢業的本科生，來年免試攻讀他的當代西方史學理論方向的碩士研究生。當時，學校的保研工作已然基本結束，而我正因為保研中途出現變故而懊惱不已，此事也為古道熱腸的哈老師所知。于是，哈老師便聯系我，讓我第二天就到位于北京王府井大街東廠胡同的世界歷史研究所面試。我當時一聽腦袋就大了。一是因為根本沒有時間準備面試，二是自身專業本為中國史，去中國社會科學院世界歷史研究所這樣的國家級科研單位面試，這的確需要百倍的勇氣！不過，想到能到北京讀書畢竟是一件美事，加上哈老師告以學好理論對將來科研好處多多。只要我不捅簍子，到北京讀書應該不成問題。于是，第二天我便真的跑到北京參加面試去了。

面試時，我在史學理論和史學史方面積累的那點“皮毛”知識，很快便被在場的一位復試老師來了個大揭底。這位老師提問我三個問題：一是歷史理論和史學理論的聯系和區別；二是結合章學誠《文史通義》的主要內容試評價其史學思想；三是簡評梁啟超《新史學》的史學思想。在復試老師刨根問底式地追問下，我很快便“理屈詞窮”，無言以對。那次，我真的體會到“如果地上有條縫便會鉆進去”是種什么感受！正在我尷尬、局促萬分之際，劉老師忽然提問，讓我簡要談談對全球史的理解和認識。我現場耍聰明式地指出，全球史是對更大地理范圍或社會單元的研究。作為一種新興的史學學科，對我國學界有著重要啟示。全球史的興起，與全球經濟一體化的發展密切相關，云云。其實，我那時對全球史根本沒有多少了解，更遑論全球史的史學理念和研究方法！不過，至少這一問題不會讓我無話可說！后來，劉老師用英文問我對中國社會科學院有何印象。我用英文回以中國社會科學院為國家最高人文社科類研究機構，學術大家云集，經典成果眾多，等等。也就是五六句話的樣子，我便草草回答完畢。面試后，劉老師讓我回天津等候通知，并親切地握手話別。當我走出世界歷史研究所時，我想這次不僅丟了人，同時也徹底沒戲了！不過，盡管面試很糟糕，劉老師最后還是招收了我，他說我的學年論文選題創新性強，寫得也很有文采，言外之意是說我還是塊可塑的材料。當然，我也知道，哈全安教授肯定也幫我說了不少好話。

劉軍 2013年6月攝于加拿大海洋三省

自進入劉老師門墻的一段時日內，我內心深處便一直很自卑。畢竟，自己的世界史和史學理論的基礎太薄弱了。不過，在跟隨劉老師讀書的三年中，他從沒有因為我的專業“無知”批評過我，而是不斷鼓勵我要認真讀書，多讀經典。我很快便發現，劉老師是一位非常包容和謙和的人。我也很快發現，在對待學術問題時劉老師也很包容。當年彭慕蘭的《大分流》一書正在中國大陸熱銷，“加州學派”風靡海內。有一次，我向劉老師請教《大分流》一書將中國和西歐在近代之所以走上不同的發展道路歸結于煤炭因素，是不是有些偏狹。劉老師一方面認為我的質疑可能有著一定合理性，但同時也提醒我，多數著作回答或解決的可能只是一個或兩個問題。對一本書不能求全責備，只要對當前的學術研究有所貢獻和推動，都是應該肯定的。當時，我總覺得劉老師缺乏一種學術批判的勁頭，但后來我慢慢改變了看法。現實生活中的確不乏犀利的學者，討論起問題來滔滔不絕，處處標榜自己的高明。更有學者在評論他人著作時，只抓一點不及其余。至于這一點，究竟是不是著者所討論的重點，根本忽略不計。類似的學術批評可能讓人酣暢淋漓，但總覺得不是太道地。相反，如果一位學者能夠對不同的學術觀點保持一種相對尊重和包容的態度，客觀地審視或評判相關觀點的優劣得失，并從中汲取學術滋養進而提出新的看法，那不是更好嘛？劉老師顯然屬于這樣的學者。

中國社會科學院各個所的科研人員一般每星期只上一天班，其他時間大家各自在家里分頭做科研。上班的當天，有時還會有一場學術報告會。報告人主要是所里的研究人員，匯報自己的階段性研究成果。報告者不僅能夠及時總結研究心得，聽取別人的建議；聽報告者也能夠開拓視野，獲得新知。有時候，報告會開的非常激烈。我記得有一次，世界歷史研究所的易建平研究員做報告。報告后有老師提出了異議，火藥味還很足。后來，我見劉老師發言，認為易老師的討論很有價值，至少讓他很受啟發。具體發言內容，我記不清楚了，大意是對新思考、新觀點還是應當包容。這給我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

劉老師在學術研究上的包容和純真，也體現在對學生的尊重和教導上。在碩士畢業前夕，我曾因畢業論文中的一個學術觀點，和劉老師在電話里爭論起來。劉老師要我進行刪改，以免得答辯老師提出異議。而我卻敝帚自珍就是不同意，最后氣得劉老師掛斷了電話。正當我忐忑不安、思謀補救之策時，劉老師卻給我打來電話說論文不用改了，年輕人敢于堅持學術觀點也是好事。語氣是那樣的柔和，并沒有一絲的不悅。

博士畢業之后，我進入了民政部下屬的一個研究所從事殯葬政策和文化的研究工作。對于這一研究領域，一些師長開始有些看法。劉老師卻從開始就是我的支持者之一，他認為這是個很重要的民生問題，很有研究價值。由于少有人關注，做好的話也容易在學界和社會立足。這無疑給了我很大的鼓勵！在研究所期間，由于全所只我一個史學專業的科研人員，因此我具體承擔起推動《中國殯葬史》（八卷本）編撰的工作。這項工作從2012年7月21啟動，一直到2017年6月出版，前后共經歷了五年多的時光。全套書出版后，被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評為“2017年度十大創新好書”。這套書的顧問和作者既有學部委員，也有高校的知名教授，還有不少中青年學者，可說凝聚了老中青幾代人的心血。其中，也包括了劉老師。在項目啟動會上，我專門邀請了劉軍老師作為編審專家。在這次會議上，劉老師指出史書編撰一定要形成“點、線、面、體”的編撰思路和編撰體系，并結合自身經驗對編撰辦公室的工作提出了具體要求和建議，得到了與會領導和專家的高度好評和積極響應。在此后的項目進行中，劉老師更是全身心投入，不僅貢獻智慧和經驗，關鍵時刻還會非常及時地在領導面前為我轉圜。

有一次，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的楊群總編輯在所領導面前提起，《中國殯葬史》“漢代卷”、“隋唐五代卷”承擔者的科研實力較為薄弱，如果當初由彭衛研究員和張國剛教授承擔，那這套書的質量和分量就更重了。我知道楊老師可能完全出于一位編輯的公心，但顯然這句無心之言也可能會使領導對我的工作有所看法。當初在聯系和組建研究團隊時，我在名教授那里吃了不止一次閉門羹。后來有學者笑說當初還懷疑我是個騙子，上網查找研究所是不是真的存在。我記得楊群老師的話一說完，劉老師很快便接過話茬，說學術大家一般都很忙，也難請。即使接了，有的也是交由自己的博士去做。還不如找些年富力強的副教授來做。他們有動力，有精力。再者，彭衛、張國剛兩位教授也是從青年時代過來的，換句話說也要給年輕人機會。一席話讓所領導笑逐顏開，我也放下了一顆懸著的心。

后來，一位同事很認真地和我說，“劉軍老師對咱們的項目是真投入，這都是為了你啊！”我又何嘗不知道呢？由于始終不是太適應研究所的科研氛圍，我其實在所里過得不怎么開心。這也是我之所以會對楊群老師的一句無心之言而高度緊張的原因！對此，劉老師是心知肚明的。我此前曾多次將我的工作狀況和劉老師報告，每次劉老師都勸我要沉心科研，出好成果，靜待時機。同時也多次提醒我，所里也給了我不少鍛煉的機會，這也是多數人所不容易得到的！有一次在稻香湖景酒店開會，我又和劉老師倒起了苦水，劉老師一如既往地安慰我，并主動說起年輕時工作上遇到的一些相似的不如意。那一天晚上，劉老師和我圍著酒店走了一圈又一圈。

劉老師對待學生是真的關愛！在我博士畢業找工作期間，他曾專門到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找李紅巖研究員，問李老師負責的中國社會科學雜志社是否招人，并向李老師推薦了我。我后來并沒有去雜志社進行面試，但這件事我一直銘記心底。后來，劉老師曾和師母說，沒想到自己的學生們都這樣好！真應該多帶幾個！其實，任何事情都是雙向的。正是由于老師對學生的包容和關愛，學生才會由衷地想去親近老師。劍青師兄和錦麗師姐不止一次說過，和劉老師在一起就像和老朋友在一起一樣，絲毫不會感到拘束。除了近兩年劉老師在加拿大養病外，每年我們師兄弟幾個都會相約去看望劉老師。開始只是我們幾個學生，不知從何時起開始帶起了家屬，大大小小的一群人擁坐在劉老師的客廳中，邊吃劉老師和師母為大家準備的“美食”邊無所忌諱地閑聊。劉老師則習慣性地坐在椅子上，笑呵呵地聽著……

說起劉老師的學術研究，我們這幾個做學生的都有些慚愧。劍青師兄和錦麗師姐畢業后，一個去了騰訊工作，一個當了高中教師，都在各自行業中做得風生水起。我雖然從事的是科研教學工作，但主要的興趣點則在中國史研究上，同時對史學理論也持有一定的興趣。后來聽說劉老師又招收了一位小師弟，但這位小師弟究竟做哪方面的研究，我們并不清楚。可以說，我們多數沒有繼承劉老師的學術衣缽。劉老師的學術興趣一是美國的政治思想史研究，一是當代西方的史學理論研究。特別是在美國政治思想史研究上，成果豐碩。著有《美國公民權利觀念的發展》（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2年版）、《列國志·加拿大》（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1年版）、《與領導干部談全球化問題》（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2001年版）等著作。其中，《美國公民權利觀念的發展》一書是我國歷史學界第一部系統論述美國公民權利發展的著作，同時還“提出了一種解釋美國史的新框架”（參見于留振：《權利視野下美國史研究的新嘗試》，《世界歷史》2015年第4期）。

除了上述著作外，劉老師還在《世界歷史》《美國研究》等權威刊物發表了數十篇研究論文。其中，不少文章反應出他對西方政治史的興趣和重視。比如，大陸學界的西方環境史研究剛剛興起時，劉老師敏銳地發現多數學者對西方環境史發展中政治作用的關注度明顯不夠，因此很快便撰寫了一篇歸納并總結西方環境史政治特點的論文（《論西方環境史的政治特點》，《史學月刊》2006年第3期）。這篇文章后被中國人民大學書報復印資料轉載，產生了較為廣泛的影響。也可能是早年作為工人的經歷，劉老師對西方的勞工史研究一直有很濃厚的興趣，先后撰寫了系列文章，介紹西方的勞工史研究的著名學者和代表性著作，同時也有相關專題論文刊行。如果假以時日，想必劉老師定會有這一方面的著作面世。此外，劉老師對美國婦女史和婦女史理論也有著一定的研究，并格外關注婦女史研究中的政治作用。

劉老師在退休前曾任《史學理論研究》的副主編，在相當一段時間內負責該刊的編撰工作。在長期的史學理論研究和編輯刊物的同時，他對中國學界的史學理論研究也形成了不少思考，有些思考是直指要害的。在2014年第十八屆全國史學理論研討會閉幕式上，劉老師曾經做過一次發言，對當前史學理論研究中出現的“從概念到概念、從理論到理論、從外國到外國、脫離史學實際、脫離中國問題的傾向”進行了批評，呼吁史學理論研究要“接地氣”，“我們研究外國史學理論，目的是建設有中國特色的史學理論體系，并以此促進中國史學的健康發展”。為了發展馬克思主義史學，“既要回歸經典文本，更要面向現實，面向當代史學研究，面向當代中國迫切需要解決的問題”。2015年，劉老師退休。因此，上述的閉幕發言完全可以視為劉老師大半生治史的思考，以及對當前史學理論研究現狀的一種深刻反思。對于當代中國的史學理論研究來說，具有多方面的參考價值。

劉老師筆耕不輟，在進行嚴謹的學術寫作的同時，也經常愛寫些歷史評論、隨筆性的小文章。平時出外訪學、外出參觀或者讀書每有所得，便會整理成文。比如，他到荷蘭去訪學，回國后便寫了一篇《荷蘭模式簡評》的文章發表在《國外社會科學》上（2006年第1期）。文章介紹了荷蘭模式的由來、模式和內涵，并有針對性地將其與其他國家的社會模式和經濟模式進行比較。退休之后，由于有更多機會在美國和加拿大參觀游覽，更是寫出了很多歷史隨筆介紹與美國、加拿大的婦女運動、人權運動等有關的歷史遺跡、重要事件、著名人物及其相關思考。在他生病前夕，還曾寫有一篇《珍惜生命放下釣竿：加拿大生活側記》的小文章，呼吁人們在休閑的同時，更要關愛野生動物。

劉老師在病中時，還有一件事讓我非常感動。當他第一次在加拿大出院后曾專門聯系我，說他想寫一篇文章。原來在1989年，劉老師曾經和李林老師主編過一本名為《新權威主義：對改革理論綱領的論爭》的文集（北京經濟學院出版社1989年版），將當時有代表性的關于新權威主義的爭論性文章一一收集在內。前些年，有讀者在讀完這本書后曾主動聯系他，想讓劉老師從編輯者的角度再談談新、舊權威主義的區別，以及編撰這本書的來龍去脈。由于手術后眼睛看不好文字，劉老師便通過微信口述的方式將主要內容告我，然后由我整理成文。為了將這項工作做好，我專門查找了這部書稿并進行了閱讀，明白了當初編撰這部文集的初衷，實是想為后世留下一手的史料。在這部文集出版近三十年后，還有人提起這本書，劉老師自然非常高興。只是這篇小文章后來并沒有發表，今且補計于此。

從劉軍老師的學術研究來看，可以清晰地體認到，他做學術有著一種濃厚的現實關懷。這一點也是我在跟他讀書后，就越來越清楚的感受到，也是對我影響最大的。目前我所進行的醫患關系史和當代殯葬改革（史）研究，都是將現實關懷放在一個很重要的維度。我在學術研究上的這一偏好，可以說與劉老師的影響密切相關。此外，由于工作的原因，我前些年經常浮躁。劉老師注意到后，多次告誡我要腳踏實地，做事不急不緩、有條不紊。這兩年我在自己鐘意的研究領域慢慢耕耘并開始有所收獲，心里終于趨于踏實和寧靜。劉老師在病后，還曾不止一次提醒我，在科研之外還有生活，囑咐我要學會做一個好兒子、好丈夫和好父親。隨著年齡的增長和閱歷的增多，我現在也慢慢地喜歡上了做家務。我逐漸體會到，為了家庭總要有人去奉獻！只有懂得理解和體諒，全身心地陪伴和付出，一個家庭才會充滿愛和溫馨！在劉老師離開的當天上午，師母和她們的寶貝女兒貝貝對著睡在床上的劉老師說“我們都愛你”，經常在夢鄉中的劉老師居然笑了。通過師母發來的文字，我能夠理解到她們的那種無奈、不舍與堅強，同時也能夠想象到這是一幅何等溫馨的畫面！我后來和師母說，劉老師是帶著愛和不舍離開的，但肯定沒有恐懼。

人生總是有著各種各樣的無奈和遺憾。對于身體一向很好的劉老師來說，退休之后的悠閑歲月，正是他可以到世界各地參觀游玩并寫下所思所想的大好時光。可是，他卻病倒了。我想，不光是劉老師、師母和貝貝，就是我們這些學生，從內心深處都強烈地涌動著某種不甘！然而，在這件事上劉老師卻也表現得樂天知命。師母說，當醫生和他詢問危急時刻是否采取過度的搶救措施時，劉老師拒絕了。當劉老師第一次從臨終關懷醫院奇跡般地出院后，劉老師安慰師母說他要活到八十歲。即使由于生病已經目力下降很多，他還不忘給我們幾個學生發微信，提醒我們要珍惜生命、熱愛生活。劉老師是希望他所關心的人，都好好地活著！

劉老師是一位大孝子。自退休后，每年都要從加拿大一個人回北京住上幾個月，就是為了照顧、陪伴自己年事已高的母親。劉老師的母親，是一位非常優秀的中學教師。老人在97歲去世后，當年的學生們紛紛寫文字悼念。劉老師還曾專門的將有關文章轉發給我們。對于老人的離世，劉老師非常痛心，經常一個人默默流淚。師母也曾多次規勸他，但效果卻不明顯。劉老師曾和我說起，他真的體會了什么是“熱淚”，長時期的壓抑、悲痛的心情，成為了促使劉老師病發的誘因。師母說，劉老師雖然包容、謙和，但也有自己的原則，更有固執的一面。只是這一面，我們做學生的從未曾見到過。

在我于2017年8月調入中央民族大學并開始授課后，我一直有個想法。就是等劉老師從加拿大回來，我要請他到學校來給學生們做場關于全球史的講座。當年我研究生復試時，劉老師考我的就是全球史的題目。當年，我回答的很一般。現在，我卻機緣巧合地在給學生們開設《全球史導論》課程。我們可以一起好好討論下相關研究了。我知道，請劉老師做講座是不可能的了。不過，在我的腦海中，卻時常會浮現出這樣的一幅畫面：劉老師坐在講桌前侃侃而談，學生們和我坐在下面聽課，就如我當年和他讀書時一般……這一畫面，是可想而不可即的了！

2019年5月11日下午（多倫多時間），劉老師長眠在了加拿大多倫多的一處美麗墓園中。我們這些做學生的，未能親臨送別。謹以這一篇小文，悼念并送別我們敬愛的劉老師！

馬金生 泣書

2019年5月9-1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