都市女性面對妻子、母親、女兒、工作者等多重身份，該如何取舍與平衡？該如何面對不可避免的衰老，又該如何安頓內心的欲望？

5月18日，作家章緣攜新書《春日天涯》來到上海幸福集薈，和作家唐穎一起，從文學的角度出發，與讀者們分享城市生活的經驗以及對都市女性的關照。

章緣笑言：“《安娜·卡列妮娜》中托爾斯泰寫的：‘幸福的婚姻原因都是一樣的，但是不幸福的婚姻是各個不同。’今天不能來這里的原因有千百種。但是你們此刻在這里，是因為你們想要聽我們的告解。”

女性對于身體的所有權是什么？

《春日天涯》由上海文藝出版社出版，為章緣二十年來創作的短篇小說的精選集。

章緣生于中國臺灣，旅居美國多年，現居上海，她的小說隨著過遷一路改變。“這個小說也可以看作是人生的雜記，我喜歡寫當下感受到的東西，不是從回憶里挖掘，這是我的寫作取材方式。”

經過時光的淘洗，章緣在二十年后回看，印象最深的是創作時淋漓盡致、一氣呵成，或者對人生有特殊意義的作品。她說：“我是一個短篇作者，我的最愛是短篇。經過二十年后再來看，因為人生閱歷不同，會讀出不同的味道。”

《更衣室的女人》是章緣在臺灣時的代表作。盡管她很少回臺灣做活動，但是每次做活動就會有讀者說記得《更衣室的女人》。“都20年了，更衣室的女人早就走出更衣室，她們還念念不忘。”

寫這篇作品時，章緣思考女性對于身體的所有權是什么。“女性結婚以后，她從身到心就屬于先生了。那么一個女性在結婚的時候，是不是完全屬于另外一個人，這是一個問題。”

“那時候在美國有很多討論，包括家庭暴力、對方不愿意情況下的性行為等等，我在故事里很隱諱地寫這個東西。先生完全不考慮太太的感受而滿足欲望。這個女性一開始是完全接受，因為傳統教育告訴她就是這樣的，一直等到她在更衣室看到別的女性肉體慢慢啟蒙，最后慢慢在兩性關系中得到發求權。這個故事需要大家自己看，用自己的經驗去解讀。”

作家唐穎贊嘆《更衣室的女人》寫得很大膽。她說：“當你在女子更衣室，沒有異性在旁邊，從女性角度寫更衣室女子的身體，又寫這個女人的丈夫對這些女人身體的好奇，我覺得很形而上，感觸到是肉體意識、生命意識及所有的美好到一定年齡已經腐朽掉了。這里面有一種樸實的感嘆，對每個人都一樣。在這一段里我們感受到年輕的力量，到比較后面的時候，又有一種更加寬容、溫暖、樸實的關懷。今天講到女性告解，特別要提到這個。”

女性自己的欲望是什么？

唐穎說到，雖然她寫了很多年都市小說，但一直覺得在文學界比較邊緣。“在中國的文化傳統里，鄉村文學是主流，寫都市文學是邊緣。當我看到章緣的小說，我覺得和她的距離很近。”

出版人謝錦稱：“說到中國的當代文學，大家可以想到很多形象，但能夠跳出來的都市典型女性形象很少。在中國的當代文學中，都市這一塊是被邊緣化的。在都市邊緣化的同時，都市女性的形象更被邊緣化。因此我特別看重女性作家。在女性作家筆下，一個女性能夠真正看到她自己。中國男性作家對女性的表現固然有他的貢獻，但是女性作家寫女性其實是更精準、更準確。”

章緣笑言：“我兒子21歲，看我的小說，他說媽媽寫來寫去就兩件事情，第一個欲望，第二個情欲。我跟他說，人不論做什么事情，一天24小時欲望和情欲永遠在你身體里面，無論寫什么題材，有時候隱性的，有時候顯性的。我說你把故事看淺了，我不只是寫這個東西，但是這個東西像底色一樣，永遠在那個地方。”

“他在八九歲的時候看了我的《春日天涯》，我想他一定看不懂，沒想到他跟我說，那是一個悲傷的故事。”

章緣感慨：“有人說，女人的欲望到什么時候會歇止？什么時候心如古井水？當你的身體一半被埋在地下，你的欲望才會停止。我相信男人也一樣，只要你是人就會有欲望。這個欲望一點不可怕，因為人是靠著這個欲望在創作。”

“為什么要書寫欲望？以前寫到女性的時候，很少討論女性本身的欲望，女性總是別人欲望的目標，但是女性自己的欲望是什么？”這是章緣一直在思考的問題。

章緣說，前兩天看到公眾號推送一篇文章，講到英國首相撒切爾夫人因為年輕時忙于從政顧不上家庭，和女兒關系很疏遠，老年得老年癡呆也得不到女兒照顧。“怎么會用這種方式去解讀？在國外很多老人是獨居的，也有很多是在養老院。你不理解國外的國情，把責任完全推在她忙于當一個首相，而沒有做一個好媽媽。雖然上海思想很開放，上海女性可以撐起來半邊天還多一點，可是很多主流的想法就是要當一個好媽媽，當好媽媽就是要犧牲自己。”

章緣提到了一個問題——當媽媽老病的時候，女兒可不可以選擇過自己的生活？“西方人是把你養大，你就出去了，我們過我們的生活。在那樣一個社會價值觀里，女兒完全可以選擇回到自己的軌道，把媽媽送到養老院。可是在我們的價值觀里，這是不孝。”

“我走過的一些地方，愿意把我曾經體驗到的不同價值觀放到作品里面，并沒有給讀者答案。但是我希望讀者知道，這個世界有很多套價值體系。很多事情不是理所當然，也不是非這樣做不可，這也是女性的選擇。”

唐穎在《家肴》里也寫到老一代比較前衛的女性。“我親戚中有一個舅媽會吸煙，每周都會做頭發，哪怕在‘文革’的時候都要去做頭發。全家人都會恨她，說錢不夠居然要借錢做頭發。我舅舅在監獄里，家里的人都有理由管她，但是很奇怪，我們這些孩子都很喜歡她。”

“她從來不抱怨。犧牲越多的女性，對家人付出很多，怨言也多，就覺得他們應該同樣回饋你，這樣的女人往往給人感覺沉重、黯淡。像她這樣的人反而高高興興，到家里首先問你要吃什么，還會和你打牌，覺得很開心。大人恨的人，小孩都是喜歡的。她這樣的女性在上世紀六七十年代是很少的，我寫《家肴》是因為她給我一個動力，一定要把她這樣的人寫出來，很有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