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2月底，財政部和教育部下發了《財政部教育部關于調整國家公派留學人員獎學金和艱苦地區補貼標準的通知》（財科教[2019]6號文件），它修訂了2010年國家公派留學人員獎學金資助標準。文件有兩大亮點：一是各地區博士生獎學金大幅上漲，資助標準直接等同當地訪問學者；二是各地區各類型人員每月資助標準普遍上調，不過上漲幅度不一。

舉例來說，在2019年之前，在法國、德國、荷蘭和比利時等一些歐洲國家訪問學者和博士生的資助標準分別為1300和1200歐元，修訂后則統一為1350歐元。從漲幅來看，在法國和德國等國的訪問學者和博士生，每月資助金額分別增加50歐元（約合370元人民幣）和150歐元（約合1110元人民幣）。在美國、英國、加拿大和俄羅斯的訪問學者，每月資助金額依序分別增加200美元（約合1300元人民幣）、200英磅（約合1700元人民幣）、500加元（約合2500元人民幣）和500美元（約合3350元人民幣）；而在美英加俄這四國的博士生每月資助金額，則分別增加300美元（約合2000元人民幣）、250英磅（約合2200元人民幣）、600加元（約合3000元人民幣）和650美元（約合4350元人民幣）。

該文件從2019年3月開始在社交媒體網絡上廣泛流傳，并在留學群里引發熱議；4月下旬開始按新文件發放工資，并補發前三個月差額。在這過程中，有興奮者，有吐槽者，甚至還有失落者。大家拿到手的工資都增加了，為什么還有一些人的幸福感是在下降的呢？

如何理解工資增加、幸福感反而下降這樣一個“悖論”現象？從傳統經濟學理論來看，理性經濟人的幸福感只取決于當事人自身的物質利益水平。漲工資的時候，增加的工資可以購買更多的商品或者服務，從而獲得更多的消費或體驗，進而提高幸福感。因而，基于傳統經濟學的理性經濟人假定前提，可以得到這樣一個理論預測結果：工資越高，幸福感越高。然而，現實情形并不完全支持傳統經濟學的這一預測結果。問題究竟出在哪兒呢？

行為經濟學對工資和幸福感悖論現象提供了新的理論解釋。瑞士蘇黎士大學行為經濟學家恩斯特·費爾（Ernst Fehr）教授和德國慕尼黑大學行為經濟學家克勞斯·施密特（Klaus Schmidt）教授，在1999年提出了經典的不平等厭惡理論，它正好詮釋了中國古語“不患寡而患不均”的哲學智慧。在他們看來，個人的效用（幸福感）由物質效用和情感效用兩部分構成。物質效用取決于個人金錢等物質水平，而情感效用則取決于自身物質水平與其他人物質水平的比較。當自己物質水平低于其他人平均水平時，會由于自己的劣勢地位產生明顯的嫉妒感；而當自己物質收益高于其他人平均水平時，則會由于自身優勢地位而產生愧疚感。同樣的物質收益差額，所產生的嫉妒感要比愧疚感更加強烈。正是人類與生俱來的嫉妒感和愧疚感，使得人們具有厭惡不平等、追求公平的社會價值取向，也使得人們在獲得更多物質利益時幸福感反而下降了。

現實經驗證據能夠支撐行為經濟學的這一理論解釋？來自加利福尼亞大學的勞動經濟學家戴維·卡德（David Card）教授等四位學者在2012年的《美國經濟評論》上發表了一篇關于同輩工資和幸福感的文章。他們的實驗研究結果發現，當加利福尼亞大學老師得知他們工資明顯低于同群體教師工資中位數的時候，這些老師的工作滿意度明顯更低，準備跳槽尋找新工作的概率也顯著變大。與此相反，那些工資高于中位數的教職工，并沒有表現出更高的工作滿意度，離職率也沒有明顯變化。這說明，相對收入水平確實會影響個人幸福感，嫉妒情感明顯降低了低收入者的幸福感。而高收入者的幸福感并沒有明顯變化，一方面可能是由于他們理所當然地認為他們的能力應該得到這樣的高報酬，另一方面也可能是愧疚感抑制了高收入者的幸福感，它拉低了高收入者本來應有的更高幸福感水平。

此次國家公派留學人員獎學金資助標準調整，無疑為驗證行為經濟學理論提供了一次很好的現場實驗研究機會，也進一步豐富了已有的工資上漲和幸福感的研究話題。從留學微信群里的相關言論來看，由于博士生群體相對訪問學者的資助額漲幅更高，因而博士生言談中所洋溢的幸福感受，應該是要高于同一地區訪問學者群體的幸福感。然而，工資上漲究竟能否提高幸福感，關鍵在于相對收入，重點在于參照群體的選擇和關注焦點。

仔細留意下留學群動態，會發現一個很有意思的非對稱性現象：訪問學者不僅會比較不同地區訪問學者資助金額，也會比較同一地區博士生資助金額；博士生只關注不同地區博士生資助額，卻幾乎不會談論到同一地區訪問學者的資助額。換句話說，在與他人比較過程當中，即便同時存在著更好和更差的參照群體標準，但是人們眼光更多是朝上看，而不是朝下看。這樣的參照群體標準向上選擇偏向，使得人們更容易產生嫉妒感，而不是愧疚感。此外，個人社交網絡無疑也會影響到參照群體選擇，進而影響幸福感。舉例來說，由于法國博士生資助額漲幅差不多是俄羅斯博士生的四分之一，作為一名在法留學的博士生，有沒有在俄留學的同學，很可能會有天差地別的感受。最后，更有意思的現象是，工資下發前后會有不同的關注焦點，從而帶來截然不同的幸福感言論。在工資還未下發的3月份里，人們談論焦點在于不同地區資助額漲幅，相對收入比較容易誘發嫉妒感和愧疚感，幸福感往往是喜憂參半。但是在工資正式下發的4月份里，人們談論焦點轉變為資助金額是否已到賬和能否正常使用，個人絕對收入明顯提高了，幸福來敲門了。滿滿的幸福感，靜悄悄地偷著樂！

（本文受國家留學基金資助。作者連洪泉為華南師大經管學院副教授，法國經濟理論和分析中心訪問學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