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29日，被奉為“全球聯合辦公鼻祖”的WeWork發布了自己的首個全球影響力報告。

通常，這類的聯合辦公空間更關注的是“門內”的世界，這里有設計師打造的多樣化的辦公空間，有創業者的勵志故事。但在這份報告中，WeWork特別提及了“社區影響力”，美國房地產網站Curbed分析，這或許是這間聯合辦公公司的“新賣點”。

WeWork于2011年創立于紐約，本質上，其商業模式與“二房東”并無區別，通過較低的價格長期租賃一些辦公樓宇，改造、裝修，切分成或大或小的空間，配備相應的辦公設施和服務，再進行轉租。目前，WeWork在全球布局了99個城市，共有400個辦公地點，擁有超過40萬的會員。

在全球開設新店、吸納新會員，這讓WeWork保持增長，但這也帶來了高昂的運營成本。發布影響力報告的當天，這間公司更大的新聞是宣布已經向美國證券交易委員會提交了IPO上市招股書。但根據今年3月公布的數據，WeWork公司在2018年凈虧損19.3億美元，此前2017年的凈虧損是9.33億美元。

關注門外的世界、走進社區和城市，這或許是WeWork的一種嘗試。今年年初，WeWork宣布將公司更名為We Company，希望從單一的“二房東”轉型為一個多元的生活服務平臺。為此，他們聘請了前谷歌高管Di-Ann Eisnor和設計師Dror Benshetrit，專注一個有關未來城市的計劃，旨在解決與城市有關的就業、交通、居住、教育等各種問題。

目前，該計劃尚未披露更多細節，全球影響力報告中也并未提及這一點。但人們或許可以從Eisnor和Benshetrit二人過往的履歷中找到一些線索。

Eisnor有著與社區和城市打交道的豐富經驗，此前她幫助Waze成長為一個月活用戶超過9000萬的導航APP。她還發起了一個名為Connected Citizens（“聯結市民”）的計劃，Waze和地方政府合作，能夠發現一些不斷出現的交通問題，并提出解決方案。

Benshetrit曾做過多個概念化的設計，比如人工島社區、伊斯坦布爾公園，以及未來自動駕駛的社區。他們將帶來一個涵蓋了工程師、建筑師、數據科學家、生物學家和經濟學家的團隊，研究如何改善城市和人居環境。

這很容易讓人聯想到“智慧城市”，盡管WeWork刻意與這個詞保持距離。CityLab的編輯Laura Bliss此前曾撰文分析，一個WeWork版本的“智慧城市”會長什么樣。

We Company一直在搭建一個空間分析的基礎架構，來自全球的40萬會員成為了一個足夠大的樣本量。此前，WeWork收購了社交平臺Meetup，后者成立于2002年，用戶可以在線上平臺創建或尋找一些本地的活動，比如健身、音樂、電影、語言學習或是其他興趣小組。這些數據可以幫助WeWork更好地了解 “門外的世界”。

Bliss舉例，WeWork還曾嘗試通過人工智能來“科學”地為新店選址。在紐約、華盛頓和舊金山等主要城市之外的二三線城市，比如納什維爾、堪薩斯城，或是那些還沒有開設WeWork的地方，哪里才是合適的“街角”？

Carl Anderson曾是WeWork的高級研究員，他曾表示，WeWork有房產經紀、專家，他們會跑馬路、看建筑，評估一個區位的“氛圍和能量”，Anderson稱：“他們很好地完成了自己的工作，但他們沒能解釋清楚為什么某一個區位的氛圍很好，哪些因素決定了它。”

為了量化這些說不清道不明的“氛圍和感覺”，WeWork曾組建了一個專門的團隊，收集的信息包括日間人數、房價中位數，或是沿街店面的種類、興趣熱點等等。

當一個街區既有能遛狗的公園，也有中餐廳、牛排館，它或許是一個不錯的位置。Bliss稱，WeWork想做的就是一種針對賦予階層的、自動化的“品味追蹤器”。

如果能做成，這樣的品味追蹤器或許會對城市規劃師或是房地產開發者有用。但最終受限于成本等因素，WeWork還是叫停了這個團隊，選擇直接購買其他數據公司的服務。

但這些關于未來城市的設想都未被收錄在這份全球影響力報告中。在這份報告里，WeWork對于“社區影響力”的描述仍然相對保守，羅列數據，表示WeWork對本地經濟的貢獻。比如28%的會員會造訪當地的餐館、咖啡館和商業設施，以及采訪一些本地商戶的正面聲音。

但在IPO和接連虧損的背景下，Eisnor和Benshetrit的城市計劃能否持續、能做到什么程度，這些仍是未知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