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共產黨成立之后就非常注重上級黨組織對下級黨組織的領導和監督，巡視便是發現和推動解決重大問題的方式之一。土地革命時期，國共第一次合作破裂后，為了建立各級黨組織“秘密而又密切”的聯系，加強上級對下級“活的指導”，中央提出“應當開始建立各級黨部的巡視指導制度”。1928年3月，中共安徽臨時省委成立，但臨時省委日常工作缺乏指導，臨時省委書記尹寬推行“左”傾盲動主義路線，各縣黨組織不同程度地遭到破壞。同年9月，中央派任弼時以特派員身份巡視安徽。他根據巡視了解到的情況，向中央寫了相關報告，提出組織處理方案：調整充實安徽省臨時省委成員，處分少數省市委成員。這是當時開展巡視工作的一個事例。那一時期，中央派出巡視員到各地指導工作，在傳達落實黨中央指示、建立或改組黨組織、解決黨內糾紛、密切聯系群眾等方面發揮了重要作用。

改革開放背景下，面對嚴峻復雜的反腐敗斗爭形勢，巡視這一黨內監督利器在黨的十三屆六中全會之后得到恢復和發展。逐步完善起來的巡視工作主要關注被巡視地區和單位黨政領導班子特別是主要負責人。2005年，中央紀委、中央組織部第二巡視組在天津與時任天津市人民檢察院檢察長李寶金談話時，他放出狂言：“來天津你們想辦什么事兒就找我，市長辦不了的事兒我都可以辦。”巡視組敏銳地覺察到，此人狂妄自大，背后可能有問題。于是擴大談話范圍，了解到了李寶金利用手中權力大搞利益輸送的問題線索。當時巡視發現了一批重要問題線索，這些問題主要集中在執行中央重大決策部署不力、大搞商業賄賂、嚴重侵害群眾利益、重大責任事故背后的腐敗等方面。

進入新時代，巡視全新改版升級，利劍作用進一步凸顯，老制度煥發新生機。黨的十八大以來，巡視工作突出政治巡視定位，著力查找被巡視地區和單位在黨的領導弱化、黨的建設缺失、全面從嚴治黨不力等方面的具體問題。2017年，中央第八巡視組對中央網信辦進行“機動式”巡視后，一針見血地指出其存在的“四個意識”不強、政治責任感不強、政治擔當缺失、政治生態不良等政治問題。巡視中發現的問題線索，致使中央宣傳部原副部長、中央網信辦原主任魯煒成為黨的十九大后首名落馬高官。在政治巡視中露出馬腳進而被立案審查的中管干部還有孫政才、蘇榮、王珉、王三運等人。中央紀委立案審查的中管干部案件中，超過60%的問題線索來自巡視，對黨不忠誠、不老實，政治問題和經濟問題交織是他們最突出的共性問題。（作者為中國社會科學院馬克思主義研究院副研究員）

（原標題為《說黨史 黨史上巡視過哪些重點人、重點事、重點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