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5年的一個春日，在北京勞動人民文化宮前，有位老人坐在路邊的臺階上，什么也不做，只是專注地觀察著來來往往的行人，似極入迷。

他叫蔣彝，美籍華人，哥倫比亞大學中文榮譽教授，是一位詩人、畫家兼旅行家，也是書法和禪詩的研究者。自1933年離國赴英，在海外的四十余年中，他一直通過教學和寫作，將中國和中華文化展現在西方世界面前，同時，也通過獨特的中國視角觀察著西方的自然風物與社會民情。

只不過，由于兩次世界大戰的接連發生，以及戰后世界局勢的復雜，蔣彝這一走，就是四十二年。

1975年，他終于回到了心心念念的家鄉。

去 國

帶著離鄉的痛苦和對未來的期許

蔣彝于1903年出生在江西九江的一個文人家庭，在家中排行老三，有一位哥哥和一位姐姐。父親蔣和庵是位畫家，哥哥蔣笈也喜好詩書文學。由于家中濃厚的文化氛圍，蔣彝自小就深受中國傳統文化的熏陶，這也使得他在以后的歲月里常懷著對于祖國文化氛圍的深厚眷戀。

蔣彝自小就好擺弄書本和畫筆，十二歲那年，蔣彝正式開始跟著父親學畫，父親成為了他在繪畫上的啟蒙老師。

在蔣彝青少年時期，中國正是清朝末年，科舉制已經被廢除，而傳統的儒家教育尚未完全被正在蓬勃興起的西式教育所取代。蔣彝所接受的是“中西合璧”的教育。他在家中的私塾接受啟蒙，背誦《三字經》和“四書”，稍大一點后，又相繼進入江西省立第三中學和國立東南大學，在那里，他除了學習文史知識外，還接觸了數學、物理、化學、雕塑、體育等“新式”課程。東方和西方的知識體系與思想文化融合在蔣彝的教育經歷中。

大學畢業后，蔣彝先在江蘇海州和家鄉九江做了幾年教師。這些年里，中國政治形勢的變革天翻地覆。清朝滅亡了，北洋政府建立了，北伐戰爭開始了……同時，帝國主義勢力也不斷在中華大地上攫取著利益。示威、沖突、暴動、戰亂……中國仿佛成為了各政治勢力和野心家們的角斗場，日益急迫的形勢攪動著每一個有志青年的心緒。

風雨飄搖的年月里，蔣彝加入了北伐軍，從此走上了從政之路。蔣彝首先在江西上饒主持玉山縣政，后來，由于政府改組等一系列波折，蔣彝職務幾易，最終，在三十年代初，他得以回到家鄉九江任縣長。

蔣彝擔任地方官期間，一心想著興利除弊、改革政風，剛來到玉山縣時，蔣彝雄心勃勃，一心想要做番實事。然而很快，他便明白：“一切為舊勢力把持，又舊社會傳統惡俗太深。即一小事，上下俱行賄賂才可辦理。”當時社會上的種種深重的積弊、長期的腐敗，以及復雜的人際關系，都使得蔣彝屢屢受挫。偏私、包庇、腐敗之風早已被時人視為常態，縱使蔣彝胸懷遠志、立身清正，也有著開明的頭腦和真才實干，也總是無可奈何之事多，適志快意之事少。經過一系列紛爭、挫折與失望，他終于認定，“南京政府官員，雖然有現代的新思想，沒有干出新的政績，只是因循守舊而已。”他只有寫詩：“怨牧牧何恨，所恨上下侵！”

蔣彝對于當時中國的政壇徹底失去了信心。在這時候，他決定辭掉官職，到英國去，看看西方的政治、社會制度，觀察世界。蔣彝對于未知的廣闊世界懷有在當時來講尤為珍貴的好奇心。他對于奇美的風光常懷向往，對于西方的世事民情更有期待。所以，雖則有著離鄉的痛苦和折磨，未來對于那時的蔣彝來說，仍舊是值得期許的。

異 客

“石枕遽然午睡酣”“春來無夢不江南”

蔣彝到了英國，先住在倫敦。異域的一切都使他感到新奇。

在朋友們的幫助下，蔣彝很快適應了在倫敦的生活，掌握了英語，也結交了一些英國好友，后來還在東方學院謀到一份中文教師的工作。他喜歡英倫的風物，總愛到處走走轉轉，觀察著那些新奇的事物。

他在海德公園看來往的游船，逗鄰居家的小貓，在攝政公園的玫瑰花園里漫步，也學著西方人那樣在公共草坪上倒頭就睡。對西方的自然和社會，蔣彝似乎發自內心地喜愛和欣賞。他常用詩歌記錄下那些讓他倍感新鮮的生活片段。他在詩中的敘述頗帶有幾分快然得意：“海邦風味漸能諳，石枕遽然午睡酣。”怡然自得之態，真令人羨。

然而，身在離家千里遠的海外，蔣彝也時常生出“獨在異鄉為異客”之感。那時，由于國力衰弱，西方人總把中國人當作貧弱的“病夫”，居于英國的華人也遭受偏見。西方人對于中國和中國人的片面認識，常使蔣彝不甘。

很多時候，他也思念家鄉。眼中的異鄉風景，總使他聯想到記憶深處的那些中國的山水風光，牽動他的眷眷情腸。在蔣彝的詩中，他常在前兩句寫到英國的風物，而后兩句筆鋒一轉，心念又回到了祖國。他的詩行之間，總有著中國古詩遣詞造句的影子。他寫到揚雄，寫到王粲，寫到泰晤士河上的明月和圣詹姆斯公園的飛花，這些屬于祖國的意象，深植在他的筆尖心頭。即便是“石枕遽然午睡酣”，夢醒之時，他想到的也是“春來無夢不江南”。

他還想念家鄉的醬豆腐干。想得狠了，他就寫詩。他說：“豆制醬干我所欲，既非熊掌亦非魚。鳩江名作許仁發，歐亞航空寄得無？”

那是20世紀30年代。二戰已是山雨欲來風滿樓，在中國，日軍侵華更是早已開始。南京淪陷、上海淪陷，1938年夏，蔣彝的家鄉九江也遭到了日軍炮火的蹂躪，并最終失于敵手。蔣家眾人四處輾轉流亡，先到廬山腳下的鄉村，再到上海。英國與中國遠隔重洋，保持通信往來極為不易，和平時期都難以聯絡，更何況是在戰時。雪上加霜的是，1938年4月，兄長蔣笈心臟病發作，突然去世。消息傳到英國，蔣彝感到無以附加的驚訝和沉痛。據他自己說：“很長一段時間，我感到無法活下去了。”蔣笈與蔣彝自小一起長大，情誼極為深厚。蔣彝出國后，妻子孩子全委托蔣笈照顧，連自己去國外的路費和生活費用也有許多是蔣笈一家所贊助。五年前在上海碼頭的話別，誰能想到竟成了永別。當然，形勢急轉直下，國家前途如此未卜之時，回國尋親、奔喪更是癡心妄想。家人離散、親友離世，魂牽夢縈的故土戰火紛飛，那個時候的蔣彝，他的焦慮、恐懼與痛苦，又怎是常人能夠理解的呢！

很快，歐洲的局勢也更加緊迫了。1939年9月1日，德國進攻波蘭，二戰正式打響。3日，英國、法國對德宣戰。德國在歐陸戰場的勝利使得全英人心惶惶，防空警報日日響徹倫敦上空。1940年秋，德軍對倫敦發動空襲，蔣彝所住的公寓樓被炸毀。幸運的是，蔣彝本人因當天不在倫敦而躲過一劫，但他已沒了住處，家中存留的那些書畫和信件更是蕩然無存。

逢亂世而居異鄉，遭際豈能不坎坷！

家 園

用中國詩畫描繪西方山水

五年以來，蔣彝一直在規劃回國事宜，想等到國內的形勢穩定下來就動身。他從未想過自己會在國外長期定居。如今，中、歐兩處均是戰場，重返家鄉怎能實現？蔣彝只得先過好自己在英國的生活——離開倫敦，到牛津去尋找住處、躲避空襲。

居留海外的歲月里，蔣彝并未忘記對中國詩畫的熱愛。

他曾應出版商之邀在英國出版了多本介紹中國藝術的書籍，遙不可及的家園，在他的筆尖鮮活起來。

他出版的第一本書叫 The Chinese Eye，在這本書中，他談到了中國人進行藝術創作的方式，更寫到了中國人觀察世界、體驗自然的方法，觸及了中國哲學和藝術的核心。如上所述，當時的西方人對于中國多有偏見，對中國的藝術與文化也所知不多。蔣彝的介紹，對于中國文化能被更多西方人正視和理解，以及對于西方的學者和大眾重新認識中國，有著重大的意義。

The Chinese Eye 封面

The Chinese Eye 獲得成功后，蔣彝一發不可收拾，之后連續出版了好幾本書，介紹中國文化。1938年，《中國書法》問世；1940年，蔣彝出版了他的回憶錄《兒時瑣憶》，書中借敘寫他的童年生活，展示了中國南方大家族的生活圖景。

除了追憶中國，蔣彝也在觀察著他周圍的世界。

他放眼于英國的水光山色，那是與中國并不相同的風景。作為中國人的蔣彝，時常自然而然地將英國的風光與中國相對比，驚喜地發現兩者的相似之處，聊慰思鄉之情；而英國獨特的美景，那些與中國相異的特色，同樣使他欣喜。他用繪畫表現出眼中所見的風景，景色是英國的，但繪畫的方法用的卻是傳統的中國畫技。他用水墨和線條勾勒出英國的自然風物，用東方的視角觀察西方的河湖與山林，視角的不同，使他的畫作帶給英國觀眾全新的感覺。來到英國以來，蔣彝先后舉辦了多場畫展，均獲得成功。   

蔣彝更沒有忘記自己對于行走的熱愛。出國以后，他為自己起筆名為“啞行者”，心頭的憂悶與身前的戰火，并沒有成為他探索和欣賞自然的阻礙。相反，在自然之中，他得到快意與慰藉。

他造訪了英國湖區的青山碧水，那里的風光激發了他的詩情，也讓他更加明白，四海之內，大自然皆同，中國的藝術，也可以闡釋英國的山水。他試著出版了他的第一本“畫記”，以畫、文、詩結合的形式，展示一個中國藝術家眼中的英國湖區，這便是《湖區畫記》。結果是大大出乎蔣彝和出版商的預料的——《湖區畫記》廣受好評，加印多次，均迅速售空。此后，蔣彝寫“畫記”成了習慣，每造訪一座新的城市，都用畫記的形式記錄自己的所見所聞和個人的思想情感。他先后創作了《倫敦畫記》《牛津畫記》《愛丁堡畫記》等。

流離異鄉的蔣彝，終于在藝術創作中，在對東西方兩種文化的欣賞中，找到了足以滋潤心靈的精神家園。

當然，在他的心底，對祖國的牽念從未斷絕。那片被侵略者踐踏，被許多歐美人所忽視的土地，從未使蔣彝感到尷尬或難堪，相反，他永遠為自己中國人的身份而自豪。在湖區，在那片孕育了華茲華斯等英國大詩人的山水間，他寫道：

“在湖區的許多時刻，我以為自己回到了祖國。這里景色常綠，秀麗寧靜，但長江南岸的尋常地方，都有幽靜、怡人的景色，相較之下，湖區的整體樣貌并未讓我的眼睛為之一亮。希望我率直的見解不會引起讀者的不悅，我是一名中國人，壯麗山河的子民。”

在那樣的年月里，這個異鄉人筆下的驕傲，讀來尤其令人感動。

幾十年間，蔣彝輾轉多地擔任教職，將中國的語言、文學、藝術教授給西方的學生。1955年秋，蔣彝來到美國，在哥倫比亞大學文理學院教授“中國文學導論”，開始了一段新的教學和研究生涯。

美國，這個生機蓬勃、色彩斑斕的新世界，更加開闊了他的視野，豐富了他的精神。除了教學，他還演講、訪問，開始了對中國禪詩的研究，并繼續“畫記”的創作，完成了《紐約畫記》《舊金山畫記》等。

在美國的時期，蔣彝面對的是一個分裂的世界。二戰結束后，美蘇兩大陣營的對峙愈加嚴重，新生的中國長期得不到以美國為首的西方世界的承認，東方和西方被人為地隔絕開來了。

而在長于中華，居于歐美的蔣彝的心中，卻從沒有敵意與隔閡。東方、西方兩個世界、兩種文明在他眼里，是共通的，是足可相互理解、相互欣賞的。就蔣彝本人來說，他在東西方兩種文化環境中，都得到了珍貴的精神滋養。來到美國以后，他盡力所倡導的，正是文化的互依互存，和各國的相互理解。

1956年6月，蔣彝受邀在哈佛大學發表演講。在這場演講中，蔣彝闡述了他的文化觀。

“漸漸地，我對新的事物有了更清晰的認識，我發現自己開始變成一個現代人。我認為，現代人是文化交流的產物。……在我們這現代世界中，一種文化要獨立于其他文化，是不可能的。傳播思想、觀念、藝術的渠道方法如此之多，如此之快，甚至連愛斯基摩人都毫無理由能實行文化上的分離。我們現代人都是文化交叉的產物，強調我們之間的差異是行不通的。在種類和技術之下，隱含著人與自然的詩意真理，即一切文明的依據。……需要我們公認的是文明，而不是國家文化。”

1963年，蔣彝來到舊金山。對那時的蔣彝來說，西方的風景與文化，和中國的風景與文化，都割舍不下。他渴望回到家鄉，但并不希望把自己長久地封閉在中國的文化環境里；相反，他心中一直希冀的是，東方和西方的文化能夠相互理解、相互欣賞，共同滋養作為一個整體的人類。

那年，他在舊金山的金門大橋前作了一首長詩，充分闡述了他的文化觀：

天空只有一個月，

我卻看到她兩面。

九江赤壁舊嬋娟，

金門灣上乃新戀。

舊識新知同此身，

此身幾經人世變。

漫談舊識未模糊，

且貪新戀須臾倩。

……

余生何日可還鄉，

九江金門同眷眷。

來 歸

“不見神州四十載，神州記得啞夫無？”

1972年2月21日，美國總統尼克松訪華。一周后，中美兩國在上海發表《聯合公報》，這是兩國關系走向正常化的開始。橫亙在東西方兩個大國之間二十余年的堅冰，終于開始融化了。

彼時，蔣彝正在香港中文大學教書。他已于1971年5月從哥大退休。哥大授予了他中文榮譽教授的頭銜，作為對他這些年間所做貢獻的認可和感謝。四十年間，蔣彝心中無時無刻不存著對祖國和家鄉深切的牽念與渴望。而留在祖國的親人們——尤其是妻子和兩個女兒——遠隔重洋，更帶給他難以言說的痛苦。

年近古稀的蔣彝，從得知尼克松總統即將訪華開始，便百感交集而又激動萬分。他在香港眺望對岸的祖國大陸，從前遙不可及的家鄉，如今似乎近在眼前，伸手就可以觸到。復雜又濃烈的情感被蔣彝寄予在詩句中——“不見神州四十載，神州記得啞夫無？”

1975年，蔣彝終于回到了祖國。

他從美國出發，取道香港，再到廣州。離家去國四十二年，即便情感從未遠離家鄉，在那時的蔣彝看來，中國仍舊遙遠得如同另一個世界。他不清楚這半個世紀以來國家天翻地覆的變化，更無從得知年輕時的親友是否還在人世。回到祖國，讓他期待，也讓他恐懼和擔憂。他曾這樣記述自己的心情：“我無從分析我的感情——太多的快樂和太多的悲哀——同時在前面等著我！”

蔣彝在廣州停留了一晚，第二天便乘飛機北上北京。兩個女兒帶著丈夫和孩子們趕來接機，一同前來的還有幾位好友。這是他半個世紀以來與女兒們的第一次見面，三個外孫更是從來沒有見過外公。除了真正經歷過戰亂，經歷過親人間的離別和重逢的人，沒有誰能理解他們當時深切復雜的悲傷和欣喜。蔣彝在他專門記錄中國之旅的《重訪中國》一書中描述了這樣一段場景：

“經過大約兩小時的航程，飛機抵達了北京機場。此時，天已黑了。正當我走進候機室的入口時，不遠之處傳來‘爹爹’的聲音。從聲音中，我分辨不出是叫誰的；但是，我知道有兩、三個人朝著我的方向在叫。我的心跳得很厲害！當我面對著來歡迎我的人群時，我整個人變得驚喜異常。我看到剛自紐約聯合國休假回來的老友侯桐和侯大嫂、北京外語學院的李鐵錚教授和我的兩個女兒、兩個女婿、三個孫兒。……我的大女兒和大女婿特地從兩千兩百八十一里外的家鄉——江西南昌來迎接我。當我看到這些年輕人的時候，我的眼睛慢慢地變濕了，但心中卻充滿著歡喜。”

這次回國，蔣彝一共停留了兩個月。在親友的陪伴下，他的足跡遍布北京、山西、陜西、江南、桂林，當然，還有他最牽念的家鄉九江。城市、鄉村、山水、古跡，都留下了蔣彝的腳步，幾十年來在畫作和詩行間若隱若現的祖國風光終于再次展現在他的眼前。他造訪了工廠和印刷廠、大寨公社、醫院，參加了五一勞動節慶祝活動，親眼目睹了中國解放后的種種巨變，并因為這個生機勃勃、奮發向上的新中國而感到由衷的欣慰和欣喜。

平凡的街道和人群同樣令他陶醉。有一回，他和家人走到人民文化宮附近時，突然停下腳步，在路邊的臺階上坐了下來。家人以為他累了，他只道：“我不累，我要在這里看看人流。”

六月，蔣彝離開中國。雖有不舍，但他對家人承諾，自己以后一定會再次到訪祖國。更何況，這次回紐約，他的心里早已給自己布置下了一項重任——將這次在中國的經歷寫成書，以此向西方的讀者介紹一個真實的新中國。1977年，他完成了《重訪中國》的初稿。在這本書的序言中，他驕傲地寫道：

“我相信：中國將來的變化，是愈變愈好，而非愈變愈糟。過去，中國被稱為一個落后的國家。現在，中國經過了二十六年的努力，已經成為一個嶄新的國家。它的八億人民，正在一條心地做著各種建國的工作。”

1977年夏秋之交，蔣彝第二次來到中國。那時，他的身體已很不好，卻仍然強撐著，在祖國各處游歷，會見親友、參加活動。然而，他的健康狀況惡化得很快，10月初，他被確診癌癥復發，住進了協和醫院，并在10月17日溘然長逝。

在逝世之前，他去了周口店北京人遺址、秦陵兵馬俑、鞏縣石窟、泰山、黃河。在人生的最后時刻，他的身邊有親友環繞，眼前是祖國的山河。

蔣彝與妻子曾蕓合葬在廬山腳下。

“我出生于中國名山廬山的山麓，自幼年起，就在堅石、山坡、峰巒、溪澗、飛瀑、松柏和各種各樣的綠樹的陪伴下長大。置身自然間，我常常渾然忘卻城鎮都市的存在。涓涓的細流、樹葉上雨點的嘀嗒、雨后悅目的翠綠、山河中輕盈騰升的白云、隱約的遠村和樹梢的霧靄——這所有的一切，引發我無盡的游興，培養了我心靈中的安寧；每次面對這山水彎曲，我能感覺，自己的呼吸，變得更深更長。”

*本文參考資料：

鄭達：《西行畫記——蔣彝傳》，商務印書館，2012年版。

蔣健蘭等編：《蔣彝詩集》，友誼出版公司，1983年版。

【美】蔣彝：《重訪中國》，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80年版。

【美】蔣彝：《兒時瑣憶》，南昌：百花洲文藝出版社，2005年版。

陳琳：《蔣彝筆下的世界與故園》，中華讀書報

https://www.nytimes.com/1977/10/21/archives/dr-chiang-yee-74-author-and-teacher-16year-columbia-faculty-member.html

*本文圖片來源

鄭達《西行畫記——蔣彝傳》

Anna Wu, The silent traveller: Chiang Yee in Britain 1933-55

David Brass Rare Books

May Morning Oxfo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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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寫：林玉

責編：翩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