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克思在《共產黨宣言》正文開頭處寫道，“至今一切社會的歷史都是階級斗爭的歷史”。作為照應，他在宣言的末尾處又說道：“無產者在這個革命中失去的只是鎖鏈。他們獲得的將是整個世界。全世界無產者，聯合起來！”馬克思在開頭處說的話是基于事實判斷的陳述句，在結尾處說的話是一種混合了事實判斷與價值判斷的行動主張。通過轉譯（paraphrase），我們可以將結尾的主張還原成兩個獨立且清晰的陳述句，即（a）未來的社會也是階級斗爭的產物，以及（b）革命是升級版的階級斗爭，通過革命建立起來的未來社會應該是一個更好的新社會。在這里，句（a）屬于事實判斷，句（b）屬于價值判斷。

將開頭與結尾聯系起來可以引出三個值得思考的遞進問題：第一，為什么馬克思會認為社會的歷史是階級斗爭的歷史；第二，為什么馬克思能從對于歷史的事實判斷中推導出對于未來的事實判斷；第三，革命可以帶來一個不同的社會，但為什么馬克思會認為這個社會更好，即馬克思是如何從事實判斷中推導出價值判斷的。這三個問題的答案和馬克思看待歷史和社會的眼光有關。

馬克思的眼光

《共產黨宣言》的成文年代處在十九世紀中葉，距離十七世紀初完成的地理大發現已有兩百多年，從操作上而言，在全球視野下勾勒人類的生活圖景在當時已經變得可能，馬克思的工作就是對這一主題的探尋。在《共產黨宣言》里，他的敘事極為宏大，涉及整個人類文明進程，盡管主要篇幅聚焦于當時的西歐社會，但他會時不時地摻雜有關其他社會的論述，把他們當作影子案例（shadow case）與自己的研究對象進行比較。比如，從縱向上看，他提及了處在不同時間段的古羅馬社會和中世紀封建社會；從橫向上看，他的觀察范圍也跨越不同空間帶，東至亞洲，西至美洲，南至非洲，包括印度和中國都在文本中有所出現。但問題是，《共產黨宣言》篇幅其實很有限，中文版字數不足兩萬，相比于書店里那些動輒幾十萬、幾百萬字的世界文明史來說，簡直短的難以想象。馬克思是如何做到的？

歷史有兩種基本定義，一種是所有過往事件的總和，即實在性歷史，另一種是基于時間序列和因果關系對不同事件的排列組合，即我們日常所言的敘事性歷史。后者的展開必須以前者的發生為依據，但后者不會也不可能照搬前者，原因有二：第一，敘事需要以材料為基礎，但材料并不總是充分，戰爭、氣候變化、政治運動等意外情況都會造成重要材料的遺失；其次，敘事活動總會受制于媒介的物理條件，比如在紙張發明以前，敘事者為了克服記憶力的局限，只能采取短小精悍、有助于口傳的語言形式，即詩歌。兩個限制性條件——材料限制與敘事能力限制——意味著，敘事者在構建歷史敘述時，需要遵循經濟學的簡單性原則（principle of simplicity），放到操作層面看，就是對敘事方向的規定以及對敘事尺度和敘事者位置的調整。

所謂敘事方向，指的是敘事者的問題意識。以講述中國改革開放史為例。如果字數和版面不受限制，敘事者會漫無邊際地把所有能想到的事件全部囊括其中，大到十一屆三中全會的召開，小到社區街道的治理升級，甚至是杭州開一家Adidas旗艦店這樣的事都不會落下，因為從時間序列上來看，只要發生在1978年以后的事情都可算作改革開放史的一部分。但如果版面規定只有一百頁的話，敘事者就不得不將事件按輕重緩急的標準區分。區分的最有效方式是設問。比如，當回答“為什么中國經濟的發展在過去四十年能夠保持高增長率，并且還遠超世界平均水平”時，敘事者就只會保留諸如1992年鄧小平南巡、2001年加入世貿組織這樣的事件，至于社區和街道治理這類純屬邊角料的事就會被剔除。馬克思雖然選題很大，但問題意識非常明確，他在《共產黨宣言》里追問的核心問題是：西歐社會是如何從封建主義形態轉型至資本主義形態的？

這個問題屬于社會變遷（social change）范疇，所謂社會變遷，指的是一個社會從一種穩定的社會形態演變到另外一種穩定的社會形態的發生過程。不過，這種研究一經提出就會遭到古希臘哲學家赫拉克利特的詰難，因為他不認為這個世界上會存在什么穩定狀態。赫拉克利特有一句名言，“人不能兩次跨入同一條河”，意思是說，河總是處在流動之中，流動是不變、同一的反義詞，由于任何一個時刻的河總是和上一時刻以及下一時刻的河不一樣，且人在兩次跨入河之間必定存在著時間間隔，所以兩次跨入的河不可能是同一條河。赫拉克利特的邏輯簡潔明了，但他的說法聽起來卻非常違反我們的直覺，尤其是對地圖工程師而言 ，因為如果一條河總是變化不斷的話，那他就無法保證繪圖與實際地形的“一一對應”，以至于每一分鐘都在犯錯。但是，日常生活中的地圖工程師絕不會遇上赫拉克利特的困擾，因為他與光赫拉克利特觀看河的位置與距離不一樣。

赫拉克利特是站在河邊緊盯河面的，他眼里的河是水波與浪花。水波變化頻率非常高，當他把水波當作河時，就自然而然地以為河的變化頻率也很高。但地圖工程師的眼睛往往停留在水面以上相距百米甚至千米遠的高地，他眼里的河不是波與浪花，而是河道。在自然界，許多河道的形成以及變化要經歷百年甚至千年的時長，如果不以如此長的時間段作為觀察尺度，河道變遷根本不會顯現出來。換句話說，要判斷一條河到底是處在運動中還是處在靜止中，取決于談話者的觀察位置以及觀察尺度。馬克思之所以能在這么短的篇幅里處理人類文明這等大問題，是因為他所采用的時間尺度是以千年計的長時段，當他把自己的位置定于整個世界的上方時，他眼里的社會是河道而非波浪。

馬克思看到了什么？

自然界雖然連續無邊界，但由于局部環境的差異和先天能力的限制，幾乎所有物種都只能在固定的領地內棲居，并長期保持著穩定的種群規模，即便是一些常年遷徙的物種，情況也不例外。生物學家把這種現象稱作生態平衡（ecological balance）。但是，當一些物種因人類活動進入一片本不屬于其活動范圍的新領地后，他們就會立馬進入瘋狂的增長期，因為新領地的環境缺乏抑制他們生長的條件。比如十八世紀中葉，英國人僅將少量歐洲野兔在澳大利亞放生，由于當地有著豐富的草地資源，但又缺乏野兔的天敵，結果導致今天橫行于澳洲的野兔數量已達百億級，有不少當地野生動物因為適應不了野兔肆虐的環境而慘遭滅絕。資本主義在歐洲甚至世界的興起，猶如歐洲野兔進入澳大利亞的情景，浩浩湯湯。

從公元五世紀至公元十五世紀，西歐社會處在封建主義階段，從十五世紀開始，逐步邁入資本主義階段。封建主義和資本主義都是后世思想家基于對經濟分配模式的劃分而提出的概念，前者指的是以莊園領主制為基礎的社會資源分配方案，后者則是以私有財產制為基礎的社會資源分配方案。從社會運作的微觀基礎看，莊園制下最主要的經濟單位是農地、商人車隊與作坊，而私有財產制下最主要的經濟單位則是農場、貿易公司與工廠——現在均被稱為企業。后者是西歐社會從中世紀封建主義往現代資本主義轉型時出現的新型組織。對于馬克思而言，這里的“新”主要體現在數量上，即在經濟活動的規模與經濟行為的多樣性方面，資本主義時代的組織遠超封建主義時代的組織，但從運作機制的角度看，兩類組織之間未有明顯差別，因為都屬于維持社會運作的“供養系統”。

柏拉圖在《理想國》里曾指出，一個社會需要由三部分人構成，分別是手工業者、衛國者和哲學王，手工業者負責生活必需品的生產，衛國者負責社會的秩序維護，哲學王負責為社會發展指明前進方向。從功能主義角度看，這三類人的職能分別代表了社會運行所需的三套系統，即供養系統、安全系統以及方向系統。當這三套系統能有效合作時，一個社會就會處于穩定的上升期，但如果某個系統出了問題甚至壞死時，整個社會就會瓦解。當新組織隨著資本主義興起而陸續出現以后，原有的供養系統就遭到了沖擊。對于經濟學家而言，這種沖擊只不過是新組織對舊組織的迭代升級，是純粹的市場機制使然，但在馬克思眼里，這一迭代是血淋淋的，因為新組織的出現破壞了過去社會內部長期以來形成的生態平衡。

促使馬克思去追問社會變遷問題的動力正是來自于他對現實的體驗。他在《共產黨宣言》里的“資產者和無產者”一節中寫道：“整個社會日益分裂為兩大敵對的陣營，分裂為兩大相互直接對立的階級：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資產階級“使人和人之間除了赤裸裸的利害關系，除了冷酷無情的‘現金交易’，就再也沒有任何別的聯系了。它把宗教虔誠、騎士熱忱、小市民傷感這些情感的神圣發作，淹沒在利己主義打算的冰水之中。它把人的尊嚴變成了交換價值，用一種沒有良心的貿易自由代替了無數特許的和自力掙得的自由。”

澳洲政府花了大量財政去支持獵殺野兔，但兔災依舊泛濫，從長時段來看，野兔無法無限繁殖下去，因為自然界會演化出一套機制使得生態重新回到平衡，之所以目前生態還未回到平衡，是因為自然界沒有時間意識，它不急著搬出一套應急方案，那些“等不及”自然界做出回應的野生動物只能走向滅絕。但人不同，人類有強烈的自主意識和時間意識，當環境稍有一點變化，他就會感到萬分焦慮，夸大眼前的危機，并想盡一切辦法弄出一些反制策略以保生存。階級斗爭就是最普遍的策略之一。不過，馬克思提醒我們，雖然階級斗爭是當時最突出的社會現象，但這個現象并非當時獨有，它會在不同的時間不同的地點反復出現，因為它隱藏于社會本身的“結構”之中。

以結構的方式觀看

“結構”，是數理哲學家基于模型論（theory of model）提出的概念，指的是令一條語句有意義的條件。當我們說一句話有意義，指的是這句話可被判定，即能明確地指出這句話要么為真，要么為假。日常生活中有很多語句是無所謂真假的，尤其是當這些語句被單獨拎出來的時候，諸如“人與人在本質上是不同的”這樣的句子，因為這句話本身并不含有對于“本質”一詞的說明（clarification）。但是，若這句話出現在某個具體語境，比如老師在班會課上總結同學們的運動會表現時說出這句話，這時我們就都會明白本質指的是人的身體條件，如果場景切換至某次期末考試后的試卷評估，本質的意思就變成了人的心智條件。簡言之，結構信息的輸入，使得“人與人在本質上是不同的”這句話可以被判定。在歷史社會領域，結構就是使得一種事態（a state of affair）得以顯現的社會條件。馬克思把階級斗爭理解為一種事態。

觀看的時間尺度與描述結構的抽象程度總是成正比，因為描述的越抽象，覆蓋的面就越廣，越具備普遍性。馬克思之所以選擇長時段的尺度去觀看歷史，是因為階級斗爭廣泛存在于社會的各個層面，只有采取一種最宏觀的尺度去觀看才能對其有所把握。他寫道，“在過去的各個歷史時代，我們幾乎到處都可以看到社會完全劃分為各個不同的等級，看到社會地位分成多種多樣的層次。在古羅馬，有貴族、騎士、平民、奴隸，在中世紀，有封建主、臣仆、行會師傅、幫工、農奴，而且幾乎在每一個階級內部又有一些特殊的階層。”在馬克思的語境中，產生階級斗爭的結構就是在特定社會形態下所形成的社會分化，他的意思是：只要有社會分化，就必然會有階級斗爭。

語言學家把這種“只要……就……”的表述稱作蘊涵關系（entailment），如同賭博與輸贏之間的關系，即只要有賭博活動，就必然有輸贏發生。蘊含關系的有效性是超越歷史的，只要時間不終結，那么階級斗爭也會存在下去，因此，馬克思自然能從“過去的社會是階級斗爭的產物”推導出“未來的社會也是階級斗爭的產物”。

但是，蘊含關系并非單向。除了斗爭，分化也蘊含合作與團結，尤其是在講究精細化的現代工業體系內，任何一種產品的生產都牽涉到復雜且廣泛的供應鏈系統，這套網絡將大量自由的個體聯系起來，并形成了以合作為目的的組織，很難想象如果沒有勞資雙方的配合，這個世界上會有這么多豐富多元的產品。因此，我們只能說階級關系有時候會呈現出斗爭狀態，有時候也會呈現出合作狀態。僅從邏輯上而言，我們既可以說“至今一切社會的歷史都是階級斗爭的歷史”，也可以說“至今一切社會的歷史都是階級合作的歷史”，兩句話等價。至于為什么馬克思會將階級沖突而非階級合作作為他敘事歷史的結點，是因為他自己所處的時代是階級沖突的頻發期，他相信自己正在親證歷史的大轉型（the great transformation）。

從歷史到未來

一類事態具備顯現條件并不意味著必然會顯現，除非有一股力量去觸發顯現的機制。當外來物種侵入澳大利亞之前，本地物種之間也會存在相互廝殺、搶奪生存資源的現象，但由于總體上的生態平衡，所以這種搶奪與廝殺在宏觀尺度上去并非明顯，可一旦野兔作為一股外在力量對平衡造成沖擊時，自然界與生俱來的“殘酷”就會立馬顯現。社會分化是生產資料“分配不均”的結果，對馬克思而言，這種分配不均雖然在前資本主義時代就存在，但要到資本主義階段才顯得格外殘酷，因為資本主義的驚人生產力突出了這種不均。

生產力是對生產資料運用的結果。生產資料包括土地、設備、廠房等，是人們在進行生產活動時所需要的物質要素。當這些要素被單獨陳列時，無法產生任何額外的東西，但是當他們被整合起來用于實現某個特定目的時，相互之間就能發揮“一加一大于二”的作用。整合不僅需要時間，還要有參與者。在這個過程中，有能力整合生產資料的人就成為了日后的老板、企業家等，其余人就成了員工、下屬等，按馬克思的分類，即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據微觀經濟學家的解釋，兩者的關系是一種基于自愿的雇傭關系，但馬克思拒絕承認這一點，因為自愿的前提是對等，可在現實環境中，雙方的議價能力往往相差懸殊。雇傭者有豐富的生產資料作籌碼，但被雇傭者除了身體以外一無所有，為了生存，在雇傭者面前只能被動地接受議價。馬克思認為，所謂的自愿雇傭是對壓迫的美化說法，他從三個方面向我們解釋了壓迫的趨勢：

第一，進入資本主義階段之后，壓迫變得更嚴重了。資產階級在“一百年里所創造的生產力比過去一切世代創造的全部生產力還要多，還要大”，無產階級與資產階級之間的地位差距在資本主義的環境下實現了指數型的放大，無產階級的上升通道變得幾乎不可能。第二，生產力即權力，權力擴大后的資產階級將“各自獨立的、幾乎只有同盟關系的、各有不同利益、不同法律、不同政府、不同關稅的各個地區……結合為一個擁有統一的政府、統一的法律、統一的民族階級利益和統一的關稅的統一的民族”，他們通過制度建立起了維護自己地位的護城河。第三，資本主義隨著市場的擴張從西歐社會蔓延到了世界各地的殖民地，這意味著，資本主義階段的壓迫已經不再是局部性的現象，而是關乎全人類的問題。

馬克思的眼光一直落腳于全體人類，既然壓迫是宏觀尺度下的現象，那么反壓迫的策略也應該起步整個宏觀層面，觀察與手段應相互匹配。資產階級與無產階級的實力懸殊、資產階級建立的制度壁壘以及壓迫問題的普遍性，使得局部性的階級斗爭已經無效，在這種情況下，馬克思推出了革命方案——一種針對全人類而非某個特定社會或國家的方案。當然，革命并不必然意味著好，馬克思在《共產黨宣言》第一節的第二段里就提醒我們，“每一次斗爭的結局都是整個社會受到革命改造或者斗爭的各階級同歸于盡”。但即便如此，馬克思依舊堅持革命，因為資本主義階段的生產力已經到了過剩狀態，遠遠超過了人類所能消耗的量，他相信，這一刻是人類歷史上最接近終點——即人類實現全面解放的共產主義社會——的一刻，目前只差臨門一腳，而革命就是取得最后勝利的關鍵。

總結

在世界四大宣言——《共產黨宣言》、美國《獨立宣言》、法國《人權宣言》以及聯合國的《世界人權宣言》——中，就學術價值而言，《共產黨宣言》最高，因為作者不僅提供了主張，還提供了論證。對于《共產黨宣言》的理解需要同時掌握幾個關鍵詞，即問題意識、觀看尺度、事態、時間感與結構。這幾個詞并非馬克思本人所創，但它們構成了馬克思歷史敘事的底色，即他的歷史觀。在文本中，馬克思向我們呈現了至少四種歷史觀，分別是循環史觀(circulative theory）、演化史觀（evolutionary theory）、進步史觀（progressive theory）和線性史觀(linear theory）。

循環史觀體現在他對于階級斗爭的理解，在他的表述中，階級斗爭是一種循環出現的現象，其存在超越時間性；演化史觀體現在他對于不同歷史時期的劃分，社會在每一段時期都有其自身發展的上限，一旦上限被突破，社會又能進入新階段；進步史觀體現在其終極的目的論，即共產主義社會是人類徹底解放的時刻，雖然目前還未到這個狀態，但人類社會的總體進程是往這個方向走的；線性史觀體現在其革命論，馬克思相信革命能夠打開通往終點的道路。

《共產黨宣言》的歷史已經將近一百七十年，但這絲毫不削弱他的經典地位。對于一本歷史作品的評價，如果能超越于其在預測方面的準確性，而是聚焦于他的方法論，那么，我們的收益將會是無窮的。從這點而言，《共產黨宣言》無疑是一份值得學者反復挖掘的寶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