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威廉二世（1859—1941），德意志帝國末代皇帝，見證了普魯士的崛起、德國統一、第一次世界大戰、第二次世界大戰等重大歷史事件。1918年，德國發生革命，威廉二世退位，并流亡海外。1941年，他病逝于荷蘭。本書是威廉二世流亡荷蘭期間，對德意志統一、德意志帝國崛起、第一次世界大戰、德意志革命、德意志帝國滅亡等重大歷史事件的回憶。威廉二世是怎樣對待和評價德意志統一和崛起的功臣俾斯麥的？德意志帝國的外交斗爭在他的領導下為什么如此跌宕起伏、交鋒激烈？第一次世界大戰為什么會爆發？德意志革命發生的根源是什么？德意志第二帝國覆亡階段發生了哪些不可思議或令人唏噓的事情？本書都給予翔實、充分的解答。

在土耳其政策上的分歧

1889年，我從君士坦丁堡回來后，向俾斯麥描述了我對希臘和君士坦丁堡的印象。我的妹妹索菲嫁給了康斯坦丁王儲。令我感到驚訝的是，俾斯麥對土耳其以及土耳其的高層官員不屑一顧。我認為自己必須用容易被人接受的觀點提醒他，但還是徒勞。我問他為什么對土耳其持有這樣的觀點，他說赫伯特·俾斯麥曾經很勉強地向他匯報了土耳其的一些情況，他和赫伯特·俾斯麥對土耳其從來沒有好感。因此，他們一直沒有同意我的土耳其政策，這也是腓特烈大帝曾經提出的政策。

在俾斯麥做首相的最后一個任期，他宣布和俄國保持友好關系。沙皇亞歷山大三世非常信任他，也是他的這項政策使他保住了自己的職位。后來，他告訴了我和俄國秘密簽訂《再保險條約》的事。在這之前，雖然我很關心德意志帝國與俄國之間的相關事務，但從未聽說這一條約，俾斯麥和外交部也從來沒有提到過這件事。

由于我父親早逝，我擔任了政府的管理工作。正如我前面說的那樣，我接手了祖父的工作，這意味著我越過了自己的父親這一代人。這些人被父親灌輸了許多自由觀念和改革思想，這些改革本來要在父親的指導下實施。父親駕崩后，這一代人，尤其是政治家們，發現改革帶來的希望已經破滅，自己似乎受到了欺騙，甚至在某種程度上，他們感覺自己成了孤兒。與那場改革相關的人雖然不知道我的理想和目標，但他們一直不信任我，并對我持保留態度。他們沒有為了國家利益將自己的忠誠從父親身上轉移到兒子身上。

民族自由黨的代表、年輕氣盛的漢斯·馮·本達先生是一個例外。我還是王子時，在巴比工作的議員迪策安排的一次狩獵野兔的活動中，認識了漢斯·馮·本達先生。當我被一群老人圍著聽他們討論政治、農業和國家經濟問題時，漢斯·馮·本達先生的做事能力以及對問題獨到的見解引起了我的注意，逐漸獲得了我的喜愛和信任。他邀請我去他在柏林附近路都的莊園做客，我欣然接受，后來一直保持著每年定期訪問這個莊園的習慣。

我們在路都以家庭聚會的形式一起度過了幾個小時，這次聚會給我留下了美好的記憶。漢斯·馮·本達先生的幾個女兒都很有音樂天賦，為我們彈奏了美妙的曲子。我們談論的政治話題也證明漢斯·馮·本達先生是一個很有遠見的人，他不受派系斗爭的影響，思想開放，這正是政治黨派內部成員缺少的品質。他堅定地為我的家族效力，并向我提出了很多真誠、有益的建議，同時他也對其他黨派持包容態度。

我對黨派的態度

在我執政后期，除了激進社會民主黨，我對其他任何黨派都沒有敵意，也不反對民族自由黨。我最重要的財政大臣約翰·馮·米克爾先生屬于民族自由黨，商務大臣默勒也是民族自由黨的一員。民族自由黨的領袖魯道夫·馮·本寧森先生是漢諾威省的省長。在我的第二個任期，通過約翰·馮·米克爾先生的介紹，我和老民族自由黨代表賽德爾先生經常來往。賽德爾先生在東德有一處地產，他有一雙慧眼，臉龐干凈，沒有胡須，和約翰·馮·米克爾先生一起負責鐵路、隧道等方面的問題。他是一個能干、純粹、務實的民族自由黨人，但帶有一點兒保守派的味道。

保守黨的貴族紳士經常在宮廷狩獵或其他狩獵活動中與我碰面，他們有時也來宮廷處理一些事情。我和他們商討過很多事情。通過這些人，我了解了所有的土地問題，也知道了農民的生活現狀。

反對我的自由思想家們因為固執任性的領導人，與我一直沒有來往。我經常和漢斯·馮·本達先生以及魯道夫·馮·本寧森先生談到自由主義的未來。有一次，漢斯·馮·本達先生提出了一條很有趣的見解，他說：“沒有必要讓普魯士的法定繼承人涉足自由主義，這樣做很不明智，這種事情對我們也沒有任何用處。盡管法定繼承人是保守派，但他必須寬容大度，不能對其他黨派存有狹隘的思想或偏見。”

我提出讓民族自由黨修訂他們的計劃，魯道夫·馮·本寧森先生同意了我的提議。民族自由黨最初的口號是“維護德意志帝國和輿論自由”。這個計劃將其成員聚集在民族自由黨的旗幟周圍。通過修訂，普魯士自由主義的傳教力量并沒有消失。但普魯士的民族自由黨和保守黨都犯了一個錯，他們將1861年至1866年發生的沖突記得太清，而且在選舉和其他政治斗爭中，延續了過去的舊傳統。對我們這代人來說，那一時期已經成為歷史。我們的時代和我們的帝國已經和1866年劃清界限，1870年是一個新的開始，我們必須為帝國重新建立根基，政治黨派也必須根據這個方向制定他們的路線方針。另外，為了避免造成不好的影響，他們不能使用過時的東西。不幸的是，這一切并沒有真正成為過去。魯道夫·馮·本寧森先生說了一句很有說服力的話，他說：“如果南德民主黨領導北德民族自由黨，對南德民主黨來說很悲哀，因為這意味著真正的自由主義的結束！我們看到的將是帶著面具的民主黨，這對我們一點用都沒有。”

保守黨對皇帝一直很忠心，但他們一直沒有培養出能力超強，同時又足智多謀的政治家。土地派別當時太顯眼，為自己增添了不必要的負擔，而且他們對那次沖突記憶猶新。我建議他們和民族自由黨聯合，但他們拒絕了。我經常強調民族自由黨忠于帝國和君主，因此他們應該歡迎保守派，將保守派視作同盟。在德意志帝國，我不希望沒有民族自由黨，我也不能沒有他們，更不愿意反對他們。由于歷史原因，北德保守派做的一些事被人們誤解，因此，民族自由黨是最好的盟友。基于這樣的考慮，我調走了宮廷牧師施托克爾。他作為一名傳教士成就卓越，但他卻在南德發表了一場具有煽動性的演講，公開反對那里的民族自由黨。

中央黨與文化斗爭緊緊捆綁在一起，強烈反對新教徒，對帝國也充滿敵意。然而，我和這個黨派的許多重要人士有過交往，并為了帝國的利益試圖與他們合作。在這一點上，布格哈德·馮·朔爾勒默對我幫助很大。他從來不掩飾自己的忠誠。他的兒子是大名鼎鼎的農業大臣,也加入了保守黨。在許多事務上，中央黨一直非常團結。中央黨曾由路德維格·溫索霍斯特領導，他是立法機構中最熱心的政治家。盡管如此，大家還是能察覺到中央黨存在的潛在信念，即必須維護羅馬教廷的利益，永遠不要將教廷置于次要地位。

和俾斯麥的關系出現裂痕

我還是王子時，有一段時間一直在海因里希·馮·阿亨巴赫手下工作，他是勃蘭登堡省省長，我向他學習如何治理內部事務以及解決經濟問題的經驗，這些對我后來的工作很有幫助。海因里希·馮·阿亨巴赫極富感染力的言辭激勵了我，在那段人生經歷中我對國內的經濟產生了濃厚的興趣，但對司法管理依然不感興趣。后來，我整天忙著完善國內的基礎設施，譬如建造運河、鋪設高速公路、改善林業及各種交通設施、修繕住宅、在農業上引進大型機器及農業的合作發展等，尤其是興修水利和鋪設鐵路網，因此我忽略了東德的領土問題。

繼任皇位后，我和內閣大臣們討論過這些問題。為了激勵他們，我允許他們在各自管轄的領域實行自治，但結果證明只要俾斯麥依然掌握著大權，他們就不可能實施自治，因為俾斯麥在任何事情上都獨攬大權，壓制了大家獨立工作的能力。不久，內閣大臣們再次完全臣服在俾斯麥的鐵腕下。對于“年輕君主”或“創新”的想法，只要俾斯麥不贊同，他們就不可能支持。

換句話說，內閣成了俾斯麥手中的工具，完全按照他的意志行事。這種情況很普遍，因為俾斯麥功勛卓著，他為普魯士王國和德意志帝國在政治方面贏得了許多重要的勝利，所以內閣大臣們心甘情愿臣服他，任由他實行一人專制。我發現自己處在一個非常尷尬的位置，我經常得到的回復是：“俾斯麥不想這樣，我們沒法使他同意這樣做；威廉大帝不會問這樣的問題；這不符合傳統……”我漸漸地明白了，在現實中我沒有自己的國務內閣，內閣大臣已經習慣性地認為自己是俾斯麥的屬下。

俾斯麥執政期間，內閣成員對我的態度可以從更新《反社會黨人法》一事中看出。這項法律是俾斯麥為了與社會主義斗爭提出的政治措施。為了修正這部法律，其中的一段話應該被刪掉，但俾斯麥反對這樣做。我和他的觀點完全不同，于是我召開了御前會議。俾斯麥在接待室和我的副官談話，他說我完全忘記了自己是一名佩戴腰刀的官員，他必須依靠軍隊，領導他們來和社會民主黨斗爭，以防社會民主黨革命。他還說

我應該給他自由，這樣才能使德意志帝國永遠恢復平靜。在御前會議上，俾斯麥依然堅持他的觀點。當問及內閣大臣們的觀點時，他們表現得都很冷淡。投票結果是大家都反對我。

這次投票結果再次提醒了我俾斯麥對內閣的絕對統治權。對此，我非常不滿。我將這件事告訴弗里德里希·馮·盧卡努斯，他聽后非常震驚。后來，弗里德里希·馮·盧卡努斯專門找了一些大臣詢問他們的態度，他們明確告訴他自己不敢反對俾斯麥，并宣稱任何人都不會期望他們投票反對俾斯麥。

處理煤礦罷工

1889年春，威斯特伐利亞的煤礦工人爆發了罷工運動，民政部門非常震驚。這次運動尤其在威斯特伐利亞的地方行政人員中引起了混亂和困惑。各部門立即請求政府派軍隊前來鎮壓，每個礦主都希望政府在自己家門口派駐哨兵。被派去的軍隊指揮官隨即匯報了他們看到的景象。

派往威斯特伐利亞的軍隊中有一個叫馮·米夏埃利斯的指揮官，他以前是我所在步兵營里的士兵，隸屬輕騎兵衛士團。這位指揮官有勇有謀，他輕裝上陣，獨自一人驅車前往罷工的礦工隊伍。初春的天氣特別溫暖，這些礦工在山邊安營扎寨。不久，馮·米夏埃利斯以鼓舞人心、愉快幽默的方式和罷工者們進行了善意的交流。通過詢問，他得到了非常有價值的信息，了解了礦工們的各種苦衷，也知曉了他們的計劃、目的以及對未來的期望。他很快贏得了礦工們的贊賞和信任，并與他們相處融洽，因此他負責的那片區域完全恢復了平靜。當時，帝國首相辦公室收到幾位主要的工業領袖和官員發來的令人擔憂的電報，于是我詢問了馮·米夏埃利斯那邊的情況，他在回復我的電報中說：“除了政府官員，一切都恢復平靜了。”

整個春夏兩季，我們從各種報告和布告中收集到大量材料，這些材料表明德意志帝國的工業狀況令人擔憂。許多工人的要求都合情合理，他們的雇主和官員至少應該對他們進行一些同情性的調查。當我向我以前的私人教師，即樞密院顧問辛茲佩特博士咨詢如何幫助這些工人時，再次證實了我對這件事的認識。辛茲佩特博士很了解社會現狀，尤其是他自己所在的那個省的狀況。我決定召開聯邦會議，將企業雇主和雇員也納入審議范圍，指導政府對工人問題進行徹底調查。我覺得我們可能會通過這件事獲得一些指導性的原則和材料，這些原則和材料可以為俾斯麥和普魯士政府在合適的領域制定新法律時提供參考。

我被這一想法啟發，于是去找海因里希·馮·伯蒂歇爾。但海因里希·馮·伯蒂歇爾說俾斯麥一定不會同意召開聯邦會議，因此強烈反對我這么做。我已經做了決定，就像腓特烈大帝說的那樣：“我希望成為一群烏合之眾的皇帝。”我告訴他我的職責是為德意志人民負責，他們已經被企業榨干血汗，我要去保護他們，為他們提供更好的生存條件。

再次和俾斯麥發生沖突

不出所料，俾斯麥反對我的做法。因為一些大工業利益集團支持俾斯麥，所以在我推行計劃時出現了很多麻煩和紛爭。聯邦會議由我親自主持召開。會議開始后，俾斯麥匆匆入場。他發表了演講，諷刺性地批評了我，不贊同由我發起的整個計劃，并拒絕合作，演講結束后憤然離去。

俾斯麥的離去使會場的氛圍變得很奇怪。他認為自己的判斷絕對正確，因此堅決維護自己的政策，對我的計劃嗤之以鼻。他在會議上的表現給我和與會人員留下了深刻印象。我感到這件事深深傷害了我。大會繼續召開，會議為擴大威廉大帝曾經倡導的社會立法提供了大量材料。這一立法是德意志帝國的驕傲，其他地方都不曾出現類似的立法，它是對生活在這片土地上的勞動階層的一種保護。

因此我決定召集大家召開一次全面的社會大會。俾斯麥反對召開這樣的會議。瑞士也在考慮類似的事情，計劃在伯爾尼召開一次大會。駐瑞士大使羅特聽到我的計劃后，取消了去伯爾尼的行程，決定來柏林開會。會議進行得很順利，羅特的慷慨相助為柏林會議的召開提供了很大幫助。大會收集了豐富的材料，這些材料后來都以法律形式呈現了出來，而且只有德意志帝國擁有這些材料。

后來，我和俾斯麥談論了他的反社會民主黨計劃，他打算用大炮和刺刀鎮壓工人運動。我想說服他，因為我不可能在威廉大帝剛駕崩不久，在我執政第一年就讓我的人民流血。但俾斯麥固執己見，他宣稱會為自己的行為負責，我只要放心將一切交給他就行。我回答說在上帝面前，我不能出賣自己的良心，玩忽職守，尤其是我非常了解工人們的生存狀況，我們應該不惜一切代價改善他們的現狀。

我和俾斯麥之間因社會問題產生的沖突，即是否由政府參與改善勞動階層的社會福利一事產生的沖突，是我們之間不和的真正原因。這一沖突引起了俾斯麥、支持他的大部分德意志民眾以及政府官員多年來對我一直懷有敵意。

我和俾斯麥之間發生沖突是因為他認為社會問題應該用武力解決。他說如果最壞的事情發生在最糟糕的情況下，就應該訴諸武力，而不是采取一些人道主義方式。他認為如果奉行人道主義的胡言亂語，他就得采納我的意見。

本文摘選自《德皇威廉二世回憶錄》，【德】威廉二世 著，趙娟麗 譯，華文出版社2019年1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