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8日，故宮博物院“網紅院長”單霽翔退休的消息引發社會關注。在他任內，開放宮門、推出讓人耳目一新的文創產品、94年來首度開放故宮夜場……千姿百態的“新玩法”讓故宮“活了”，也讓院長“火了”。

諸多媒體在對單霽翔表達敬意之時，常常引用他的“金句”：“故宮歷史上有六任院長，我是第六任。每一任院長都付出了極大的努力，但是每一任院長都沒有好下場。”聽聞此語，讓人嘆息，也讓人好奇，故宮歷任院長都是什么樣的人？今天，我們通過故宮歷任院長出版的專著一起來認識他們，故宮院長都寫什么書？有什么特點？好看嗎？

前代院長：專業考古，兼職做院長

以2000年為分界點，在此之前故宮的“前代院長”與進入21世紀后故宮院長們的著述風格和主題存在明顯差異。要司管故宮，先得懂古跡保護、懂文物管理，因此，2000年之前，具有考古學背景的專業人士成了故宮院長首選。“前代院長”中，張忠培、呂濟民都是如此，他們的著述也更偏重專業性。

張忠培于建國初期考入北京大學歷史系考古專業，隨后在吉林大學長期任教，與此同時，他還主持全國多地的大規模考古研究工作。1988年，時年54歲的他出任故宮博物院院長。如今，張忠培流傳最廣泛的是《中國考古學：走近歷史真實之道》，全書收錄24篇論文、訪談，是一本考古領域的專業性著作。書中收錄的文章，極具上代學人的風貌，著墨大問題，多是探討“中國考古學的過去、現在與未來的思考”、“淺述考古學與自然科學的關系”這一類的宏大命題，每篇文章的話語風格，老先生都像上一堂課一般，娓娓道來。

與張忠培類似，1991年出任故宮代院長的呂濟民也精于特定的專業領域，不過，他的視線已經慢慢轉向故宮。2004年，他的專著《中國博物館史論》出版，盤點了全國多地的博物館及其給今人帶來的啟示。這本史論帶有鮮明的時代特色，當談及博物館所面臨的困境時，用大篇幅談了“搞活創收”的問題，并提出“經濟收入”和“教育作用”是兩條衡量博物館辦得好壞的主要尺度，將這樣的論述置放在上世紀90年代初的背景下，頗具創見，也形塑了今人對博物館的基本認知。

21世紀以來的院長：專著更聚焦故宮

鄭欣淼是故宮進入21世紀后的第一位院長，他的專著風格與前代院長極為不同。他不再從考古或者博物館的視角來看故宮，而是抓住故宮本身，提出與“敦煌學”相呼應的“故宮學”。所謂“故宮學”，就是“以故宮及其歷史文化內涵為研究對象，集整理、研究、保護與展示為一體的綜合性學問和學科。換言之，故宮學既是一門獨立學科，也是一門知識或學問的集合”。

《故宮學概論》是鄭欣淼的代表作品，其中詳解了“故宮學”提出的緣由與學科框架。鄭欣淼認為，故宮學的研究對象主要有三個方面，分別是故宮、故宮文物與故宮博物院。而以學科來區分的話，又可以分為22個子學科和支系，例如“故宮音樂學”、“故宮民族學”、“故宮古器物學”……而今，“故宮學”并非一個空殼概念，在這一框架下已有多本專著面世，如周乾的《故宮古建筑的結構藝術》、魏奕雄的《故宮國寶南遷紀事》等。

2012年，單霽翔接棒故宮院長之職，任職七年內，他在不同場合的“金句”迭出。不過，反觀專著作品，則是以嚴肅的工作論述為主。目前已出版的單霽翔專著作品，以文集、論叢為主，出版的各類圖書超過70冊，是歷任故宮院長中專著最多的一位。

這70冊書由幾個系列組成，但是內容多有重復。以其中的“平安故宮·思行文叢”和“文化遺產保護論叢”兩個系列為例，“平安故宮”系列從2012年起每年出版一本，是單霽翔當年的言論綜編，每本分為“文章編”、“講話編”、“報告編”、“提案編”、“訪談編”，把單霽翔一年以來在公共場合的演講、稿件、訪談全部收錄于此。這些文字與單霽翔的工作緊密聯結，讀者可以從其中讀到他的工作理念和方式，但對于工作之外的生活，或是其他方面的研究，他談得很少。

而“文化遺產保護論叢”則是對“思行文叢”里“文章編”與“講話編”進行摘選。“思行文叢”按照時間軸線來分，一年一本，每本書里關于故宮的各方面內容都有。“文化遺產保護論叢”則按相似主題來區分，例如《博物館的市場營銷》、《博物館的文化責任》、《博物館的文化傳播》、《博物館的觀眾服務》……文章還是那些文章，只是組合的形式重新更替。

故宮的花邊著作

歷任故宮院長或是深耕專業領域，或是一心關懷故宮發展，出版的著作、文字似乎都還帶著“院長包袱”，正正經經、四平八穩。相形之下，一些媒體人、故宮工作人員以故宮為主體寫作的回憶錄、雜文在寫作過程中“放飛自我”，讀起來更有趣味。

原臺北故宮博物院研究員那志良1924年加入清室善后委員會，也就是故宮博物院前身，1933年，他押運故宮古物南遷，此后一生就職于臺北故宮，后人將他的文字集結出版為《我與故宮五十年》。作為自傳，那志良先生在寫作時隨性寫意，因此也留下一些故宮“異聞”：1933年，在國民政府準備南遷故宮文物的前夜，宮里的工作人員坐在一起閑談。有人問起為什么雨花閣上的四條大龍有一條用鐵鏈鎖住？那志良先生說因為這條龍曾在一個夜晚，從雨花閣的屋頂上下來，到皇后院中的大缸里喝水，被皇后看到，嚇了一跳，第二天皇上就派人把它鎖住，免得它再下來作祟。又有人說起，民國后，曾有消防隊員在文淵閣站崗，看到一只黑狐，黑狐坐在文淵閣階下，前腳并攏，上下搖動，像是給消防員作揖。消防員害怕，就解開褲子，向它小便，黑狐跑了，但他感覺有人在臉上打了一巴掌，第二天發現臉腫了半邊……

龍狐傳說，畢竟虛妄，要討論故宮發展的現實問題，若能抓住要害，也會激發讀者的閱讀欲，這方面的代表作當數日本媒體人野島剛的《故宮物語》。書中，野島剛直率地拋出問題“兩岸故宮哪個好？差別在哪里？”讓人眼前一亮。

根據他的對比分析認為：以往廣泛流傳的“北京故宮空殼說”不可輕信，具體來看，收藏品方面，北京故宮在數量上壓倒性的多，臺北故宮的收藏品相比來說體量極小，但是知名文物多。北京故宮是世界級的建筑，然而，作為博物館而言，面積太大，讓人難以專注于文物鑒賞。臺北故宮的環境有利于鑒賞文物，但面積又實在太小，承載力不足。這樣的結論讀來平衡穩妥，似在預料之中，但其直率地闡發所想，直面問題，卻是寫作中可貴的品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