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2屆上海雙年展城市項目“你的地方”（Your Places）以《上海市行號路圖錄》（以下簡稱“《行號圖》”）為基底，自2018年12月21日開始對社會各界公開募集城市研究項目，2019年3月8日至17日在上海當代藝術博物館舉辦成果匯報展。《城市中國》編輯袁菁和宋代倫參加了該項目，把他們日常對城市發展的觀察作了一番展示。

袁菁的研究項目名為“低矮的紀念碑”，以老城廂地界碑為觀察對象，通過綜合查閱檔案、新聞和實地踏勘、采訪等手段，交叉對照，展示一種還原老城廂產權、產業、居住等人文和地理環境的實踐過程。

城市中國（以下簡稱UC）：整個項目你是怎樣完成的？研究地界碑都需要調查些什么？

袁菁（以下簡稱袁）：看到征集公告，考慮到去年一直陸續在老西門地區做觀察研究，覺得如果要加入的話，不至于兩手空空。關于研究選題，我收到過一些參考建議，考慮到需要讓研究對象與自己有某種聯系，還是決定研究老西門。

“地界碑”的資料來自《新聞報》、《申報》和上海市檔案館藏資料，最后展呈基本以地界碑圖片與資料、《行號圖》作呈現。資料搜尋有時會有偶然性。比如現場展出的一塊地界碑照片是貽慶街“方姚二姓公墻界”——方是誰，姚是誰？晚清民國資料庫里搜“貽慶街”有一個“尋人”信息，署名“姚子平”。一看到“姚姓”，再看住址貽慶街28弄1號，繼而再回到《行號圖》，以及姚氏有一定社會地位，基本能確定他應該就是這塊地界碑上的“姚氏”，即這棟房產的主人或家族成員。整個查找過程就是這樣來回比照，反復核對。

上海市檔案館1948年邑廟區警察局人口登記冊，有一份統一的戶口信息收集表。上面有地址、特定住房空間（如前廂房、灶批間），還有一欄寫著“大房東/二房東”，雖然并非每戶信息都很全備，但其中還是有一批明確的大房東。另外你能看到一棟建筑內部，各空間的住戶職業、籍貫、家庭狀況，確實是高密度的居住狀態。記得有一份資料顯示某個空間的租戶是寡母孤女，再一看，女兒職業是“舞女”。這些檔案里還有南匯的道士、廣東路西菜社的司務先生、在大世界工作的測字先生、丈夫在臺灣基隆任法官的年輕夫婦等。電子文檔上一個個具體的人流動過去，不同的筆跡，你會生出中立的態度，并對這些民國時代生人產生真實的歷史連接感。

最后進入展呈階段，項目方是希望表現形式可以更多元。有藝術家提出拓碑等形式，不過考慮到上海冬天一直下雨，拓碑也帶有一定的技術和手工要求，同時進入動遷場地可能還有復雜性，雖然值得嘗試，但可能不是目前我急于想完成的。布展階段，館方執行力還是非常強的，工作人員也非常辛苦。最后上墻執行時，我正好不在上海，他們在現場給到了很多支持和幫助。

UC：你用《行號圖》工作已經有年頭了，一直是用它作為信息梳理的參照嗎？

袁：《行號圖》的功能在具體情況下會出現復雜性，它是“商業行號”性質的，無法完全反映房屋產權或地權狀況。比如翁家弄97號“黃振昌成衣局”是住戶江蘇鎮江黃振倫開的。但初看地圖，可能會誤為擁有房屋產權的人開設。1948年的人口調查反映“大房東”即產權人是周王氏，里面還住有她的家人。推測是周姓男主人過世，女主人在名義上作為一家之長擁有房屋產權。這棟住宅內部還有其他幾位跟服裝業有關的住戶，多位都是江蘇籍，如方學舜（方成棉織廠經理）、陳競青（南京路河南路轉角大綸綢廠的會計），還有席葆良（銀樓河南路154號職員）等各種住戶，遠超房東家的人口。但這住宅暫時沒找到地界碑。另有紅欄桿街的私房主后人從長輩處得知，除住宅之外，距家幾百米的西馬街聯排二層沿街房產，也是他家的產業。光憑《行號圖》，看不出這些產權關系。

UC：你做這些研究也是在立體化地在做一種重現，找更豐滿的信息。也有人對《行號圖》的參考意義提出過想法，畢竟年代久遠。你如何看它的特點和局限？

袁：老城廂盡管可能有違建或改造變化，但很多空間地塊的凸起、轉折等不規則的邊界都反映在《行號圖》中，個人感覺，精確度是很高的，地圖的作用依然功不可沒。

尤其是當《行號圖》里的商號名，與現場居民的街道記憶匹配時，對方的笑容會綻放得特別大。你會驚訝于傳統社會、相對穩定的結構狀態下，人們對周遭事物的觀察以及記憶的深刻，完全已經內化了。這跟當下瞬時、速朽、快消的狀態是不同的。

我在西馬橋與金家坊的T字口碰到一位80多歲的顧婆婆，她說自己不識字，可是記性非常好。我開始念出方浜中路和貽慶路口的店名，每念一個，她就給出反應和點評，像是歷史現場的“連連看”。對話如下：

萬春興。恩，老早醬油店。國生記。做生煎饅頭的。華泰理髮社。有額，剃頭店。大牲。嗯，想不起來了。九星鞋廠。哦！有的有的，皮鞋店。皮鞋店小開還在，他的爸爸恐怕95多歲了，孫子都老了，皮鞋店被人弄走，房子住得好小好小，真是說不清楚啊。榮榮服裝公司。有的！糟坊。那是以前老虎灶呀。怡泰。有額，糖果號。

幾乎都對得上！

UC：中間這么多年的變化情況，想要重現恐怕還是需要更多機構和人加入。這次你呈現這個研究過程用的介質只是文字、照片和一段19秒的視頻，你是一開始就打算好這么做了？

袁：基本是的。當然，從展呈方法上看，它可能不太動人。如果現場沒有翻譯、解釋，很多人可能瞄一眼就過去了。但從個人角度，我還是堅持，地界碑的信息及其相關產權人的信息是最基本，可能也是最核心的。地界碑一般由四五個字構成，信息高度濃縮。它的重要性可能不以“好看”為標準。這是透過PSA這類公共機構，公眾有權、有必要知道的歷史信息。同樣重要的是，它曾經出現在哪些地塊邊界，反映著地權四至。今天，有些碑早已被挪出地塊，收藏、展示，很多與場所、權利相關的信息也湮滅了。它們容易在傳播機制中被弱化為懷舊、鄉愁。

同濟大學李穎春老師團隊的學術研究和測繪工作也包含了地界碑點位。在展覽初期，我也考慮過這種標注的方法，之后還是作罷。因為歷史變化讓一些界碑出現流動。比如有的地界碑變成了一塊臺階踏腳石，容易被“按圖索驥”取走。有的地界碑暫時無法找到，檔案里能看到存在過堂號如“貽慶堂宋”。現場還能看到有的地界碑被拔出來了變成上街沿。西馬街的“謝敘倫堂”，其中一塊變成金家坊的上街沿，橫臥側躺，可能是特定年代被拔出來作為筑路材料再次使用。鼎新里一位王姓住戶說，鼎新里某弄口106弄原本有地界碑和一口井，在文革中，拔碑、填井。

圖片呈現上最初希望每塊地界碑都有一張特寫、一張反映地界碑與場地或建筑關系的場景照。但獨立完成的工作量有點大，持續一年的記錄分段分批，照片效果也不完全統一。2018年過年下大雪，雨水打濕的地界碑，字體效果特別好；5、6月份，天氣晴朗的下午4點的光線尤其柔和，順著光影，瑞安坊勒石小字也很清楚。大部分的情況下，我拍的跟專業攝影肯定是有差距的。《城市中國》的設計師沈瑋幫整套圖片調色。作為一個群展，我的地界碑項目展呈版位4米寬的墻面，也放不下這么多。兩下權衡，干脆舍棄場景照。希望之后整理補充時，有機會再做彌補。

UC：地界碑如果脫離了原本的存在環境，你再想“破案”就很難了。

袁：確實。有一塊碑上寫著“敬德堂董”，董字只留一個草字頭。但田野好像永遠會給你留出一道縫，允許你用手機的電筒斜著往里面拼命照，盡最大可能看清那個字。如果只給你一張平面照片，你可能無法想象更多。后來發現場地里還有另外一塊界碑。

UC：你好像也沒有使用視頻呈現的方式，只有一小段在老居民家里看他放音樂的視頻。沒有想要呈現你至少尋找一塊地界碑的過程？

袁：地界碑本身的信息，比記錄找碑的過程更重要。有了找地界碑的意識，想在老城廂找到一塊應該還不算太難。希望有一天在微博上有更多#地界碑#的標簽，還有@城市中國的互動。有意思的是，最近一位同濟的學生說，她還在三好塢食堂附近的地面發現了2塊界碑石。

UC：從展覽中能看出來，從問題到表現，做得如何，與研究者、創作者的身份很相關。

袁：這樣的創作項目，更多人完成一定是有趣的。不過獨立操作能確保可控性，也更自由。“會診”階段能夠感受到那些實操能力很強的藝術家對我們嘗試“藝術體驗”，運用不同介質、材料、工具，做出更復雜和不同語言的期待。最終在現場看到楊之龑（老妖精ensemble）以福州路與蘇州人的項目的展呈表達，包括開幕式上同濟的研究生魏嘉彬把蒼蠅小館里面的黃魚面等“味覺”用明膠果凍的方式帶到了現場，還蠻酷的。

UC：做完之后，你如何理解自己與研究地點之間的關系？會產生某種歸屬感嗎？

袁：不完全是一種歸屬感，而是意味著連接和轉化。連接的標準很多元。時常路過的地方，有熟悉的面孔，或經由一個陌生人的談話打開了場所的縱深感，經過某一個地方聞到燒菜味道，讓你想起另一個時空，這些都是對地方的微妙認同。

當下的語境中，這種歸屬感可能也很難被固定下來。它反過來提醒，你應該注意周遭的環境，因為所有的地方都有機會轉化，變得“屬于你”，它不是一個恒定、固化的空間，而是帶有情感、溫度的，充滿你眼睛觀察到的場所和人。

事實上，我沒有在老城廂生活過。但外婆、外公曾生活在“南市區”。這個南市是指“南碼頭”，從老城廂擺渡到對岸的那片區域。南市、老城廂確實已經到了需要更多記錄，獲得更多表述機會的時間節點。展覽中有多個小組做的項目與老城廂的主題有關。參與到這個活動中的“星期天讀書會”發起者安小羽還告訴我，2020年將是南市撤區20年。

UC：你工作這些年，對老城廂的關注是很自然地就把線索伸到那里了嗎？明確地想過要有目的地關注那里嗎？

袁：2009年7、8月，《城市中國》雜志的《逛街學》做過一期喬家路，時任攝影師林舒、編輯王文靜同行。幾年之后，發現雜志社繼任攝影師朱騫曾拍過一套非常精彩的《南市》。那次我們仨偶然地進入北施家弄146號。那是實業家、天主教徒、法租界公董局的第一批華人董事陸伯鴻的祖宅，分為南北兩棟，北側是1910年代的清水磚墻建筑，南側是1930年代建筑。當時這棟建筑已經在動遷拆中面臨去留問題。陸氏后人稱上海文物部門來看過。

《南市》組圖

《南市》組圖

《南市》組圖

《南市》組圖

《南市》組圖

《南市》組圖

《南市》組圖

當年經驗少，對這棟建筑的進展、變化沒有做更深入的研究或跟進。但這件事情一直很難忘記，有所介懷，甚至沒有勇氣去查北施家弄那條窄巷是否已經從地圖上消失。在最終匯報前，我上網搜索這條街巷，它已消失在“綠城黃浦灣”。不過信息顯示1910年的陸宅仍在這片樓盤當中。

尤其重要的是，陸家后人陸阿姨是平安地離開了故居。10年過去了，進入陸宅的場景依然清晰：一個安靜的夏日午間，有個短卷發的阿姨剛好洗完頭，拎著一個塑膠殼熱水瓶，戴一副圓眼鏡，看到我們就有點疑惑，問我們找誰，我們說不找誰，就看看這個房子。她就隔著庭心，向南側高喊陸阿姨的名字。她所住的空間，是陸宅1910年代建筑。我們就兜轉著經過庭心，來到陸阿姨住的1930年代建造的起居空間。一進門就先看到畫鏡線下方懸掛的圣母像。陸阿姨說“阿拉祖父是陸伯鴻”時停頓下來，安靜觀察對方的眼神和反應。繼之補充說他們家族世代篤信天主教。后來大家站在陽臺上眺望那片有點荒棄的花園，她說老宅“炮彈都打不穿，墻體特別厚”。陸伯鴻的小兒子陸薇讀老先生當年也在，面目極爽凈，耄耋老人還欠身從藤椅上起來迎送我們這些“不速之客”。

后知后覺地來看，陸家就像一個事件的種子，它不斷地在時間里提醒你當時沒有做好的事，是不是不要輕易忘掉，有機會時是否可以再做一些什么？

《陸氏故居》，《城市中國》38期《逛街學》欄目。

老城廂的歷史含量、空間留存和目前能公開查到的信息是嚴重不匹配的，這可能是長時間遺忘的結果。老城廂完全可以承載諸多的向度和厚度。2014年我們報道過“書隱樓”（《城市中國》64期《個性城鎮》），除了以郭家為主外，同濟朱宇暉老師、劉偉博士，上海市文物保護研究中心總工程師譚玉峰、作家俞天白、嘉定文史專家陳兆熊等都表述了他們對書隱樓的觀點，還有種種機緣巧合下與郭俊綸的相遇。2015年11月，上海師范大學的鐘翀從聚落歷史地理學的角度論述“老城廂之核”（73期《老城復興》），認為方浜中路、東街交叉處就是核心地塊。也只有這樣，通過各種研究方式和表述，才能讓老城廂“在場”。

但是在2017年老西門動遷后，包括今年老城廂的征收，引發了一種加速變化的可能。你依然會感到，上述一切，還是遠遠不夠的。就像藝術家仇曄昕在有關老城廂的非正式建筑的受訪中表達了網上查不到信息、話題度不夠、藝術圈里少有人涉及，甚至聲音場景非常豐富的資料也少有記錄的現實。很多學者在提到老城廂時，同樣面臨資料匱乏的問題。老城廂最易獲得的是圖像信息。但這類素材容易被當下性地、視覺化地解讀為“破敗”。如果這就是歷史跨度長、空間形態有別于公共租界和法租界的老城廂，能被表述的唯一角度的話，實在是很“誅心”的。

一旦某天，空間消失，居民騰空，老城廂的資料要如何向未來傳遞？我記得一位80后、受過很好教育的老城廂姑娘告訴我，她根本沒有“看到過”地界碑——可她生活在這里30年了。所以，這個地方真的是屬于你的嗎？是否居住下來，就意味著視作為棲息地，認同它給你的給養嗎？這些都是可以持續追問的。

（本文經授權轉載自微信公眾號：城市中國雜志。原題為“《城市中國》的編輯這樣做城市研究·上篇”，略有刪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