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些年來，影響力投資這一游走于公益與商業之間的模式，受到國內公益圈和一些企業家的熱捧，大小活動上都有積極倡導者的身影。

這一概念誕生于2005年，洛克菲勒基金會的一系列會議上。盡管在國內流行沒有幾年，但在頭部公益機構的努力下，國外最新的相關研究正快速進入中國。

在剛剛過去的三月，深圳國際公益學院和南都公益基金會先后邀請了非營利組織領域的知名專家、約翰霍普金斯大學教授萊斯特·M·薩拉蒙和聯合國開發計劃署SDG影響力金融高級別專家咨詢委員會委員杰德·愛默生來華交流，分享自己在影響力投資領域的最新成果。

澎湃新聞（www.usamodel.cn）注意到，薩拉蒙和杰德在介紹影響力投資時顯得很克制，并沒有一味鼓吹。相反，兩人均根據自己關注的側重點，對致力于影響力投資的機構和企業提了個醒。

長期致力于非營利組織研究的薩拉蒙強調，影響力投資的興起不意味著傳統慈善的銷聲匿跡，很多社會影響力投資項目的成果是建立在傳統公益慈善參與的基礎之上。

而作為影響力投資領域的先鋒，杰德則警惕影響力投資淪為“另一種投資模式”，強調要不斷回顧和思考應該采取怎樣的管理資本和使用資本的方式才能實現影響力投資。

杰德與南都公益基金會簽署圖書授權協議 南都公益基金會供圖 

影響力投資還是社會影響力投資？

根據《撬動公益：慈善和社會投資新前沿導論》一書的介紹，影響力投資這個術語肇始于洛克菲勒基金會在2005年前后召開的一系列會議。

那時，洛克菲勒基金會正試圖召集私人投資公司及其幫助指導的私人投資資本，去支持全球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的新興社會企業，而上述會議便屬于這項工作的一部分。

隨后，這一慈善新理念受到西方發達國家的高度重視。

南都基金會秘書長彭艷妮在去年接受的一次采訪中介紹，在英國擔任G8峰會輪值主席國的時候，專門成立了一個影響力投資小組，在8個成員國層面推進影響力投資的發展。

這個小組后來在英國注冊成為一家慈善機構，叫做“全球社會影響力投資督導小組”（Global Social Impact Investment Steering Group,GSG），借此推動影響力投資發展。

這個概念雖然引入中國僅有兩三年，但由于有公益慈善界領軍人物徐永光、馬蔚華、王振耀等人的積極倡導，在業界已趨之若鶩。

3月31日，壹基金現任理事長、招商銀行原行長馬蔚華在杭州召開的一個影響力投資峰會上，再次與公眾分享了自己的心得。

按照他的理解，影響力投資是這樣一種投資：介于傳統公益慈善和商業投資，它要兼顧財務回報，也要兼顧社會效應。

同樣是三月，就在馬蔚華發表演講的20天前，《撬動公益：慈善和社會投資新前沿導論》（以下簡稱“撬動公益”）一書的作者，非營利組織領域的知名專家、約翰霍普金斯大學教授萊斯特·M·薩拉蒙來華，發布其著作《慈善新前沿：重塑全球慈善與社會投資的新主體和新工具指南》（以下簡稱“慈善新前沿”）一書的中文版，并在北京、上海、深圳等地舉辦多場沙龍。

首先，對于影響力投資這個概念，他并不認同。根據在《撬動公益》一書的描述，薩拉蒙認為該術語暗中把重點落在了投資回報的理念，而非社會和環境收益的理念。

薩拉蒙在書中表示，盡管影響力投資的倡導者不斷地強調影響力投資“試圖在經濟回報之外創造積極影響力”，但這個術語本身幾乎沒有提供這種“積極影響力”應該包括什么內容或其存在用什么標準來識別的線索。

在接受澎湃新聞專訪時，薩拉蒙說，為了讓這個術語的重點表述得更嚴謹，他個人一直采用“社會影響力投資”這個術語，強調影響力投資的目的是為了社會與環境收益。

盡管在其相關著述中，都采用了“社會影響力投資”，但薩拉蒙向澎湃新聞坦言，不僅在中國，從全球來看，多數人沿用的都是“影響力投資”這個概念。

“影響力”這一概念也得到了另一位來華交流的專家的認同。

3月26日，在結束了與南都公益基金會圖書授權簽約儀式的次日，聯合國開發計劃署SDG影響力金融高級別專家咨詢委員會委員杰德接受了澎湃新聞的專訪。

到底是影響力投資還是社會影響力投資，與薩拉蒙不同，杰德選擇了前者。

杰德認為，影響力投資所要影響的已經包括了社會、環境、經濟三大維度，如果是社會影響力投資，反而片面了。

與薩拉蒙嚴謹厘定概念不同，他更強調邊做邊學邊總結。他認為，在概念厘定上花太多時間，也許會嚇跑那些原本就對這個領域不清楚的人，“與在概念上糾結，不如呼吁更多的人參與到影響力投資這個實踐中來”。

薩拉蒙在上海作主題分享 深圳國際公益學院供圖

如何測量社會影響力？

盡管在概念上還有紛爭，但影響力投資效果難測量已經成為學界和業界的共識。

在去年五月份召開的中國社會企業與社會投資論壇2018年會上，南都公益基金會秘書長彭艷妮曾坦言，目前在全世界范圍內，標準體系尚未形成廣泛的共識，因而，在各地會有不同的探索。

而薩拉蒙在接受澎湃新聞專訪時表示，廣泛共識沒有達成緣于跨領域之間的對比。

“例如早期兒童教育和低收入保障性住房這樣兩類的不同的項目，由于受益人不同，牽扯到的各方也不同，很難用一個標準體系去測量其產生的效果?！?/p>

薩拉蒙在書中預測，影響力測量體系未來可能不一定附屬于一家致力于設置準入門檻的標準制定機構，而且其數量可能會多得數不勝數，以至于任何一項投資似乎都可以根據某個標準將自己證明成一項社會影響力投資。

在這些體系中，薩拉蒙認為最具雄心的要數由全球社會影響力投資網絡研發的影響力報表與投資標準（IRIS）。據薩拉蒙介紹，該體系包括了400多個指標。

然而他認為，恰恰就是因為這么多個不同的指標，績效測量變得像小學生繪畫比賽一樣，獎項多得可以確保每個小孩都能帶一張獎狀回家。

而在全球眾多測評體系中，薩拉蒙較為推崇非營利組織B實驗室為社會影響力投資項目和投資者開發的一套評級體系——全球影響力投資評級體系（Global Impact Investing Rating Syetem，GIIRS）。

該評級體系主要依據企業治理、員工待遇、對環境的影響和在社區中發揮的作用這四個維度，設置50到120個權重不同的問題給企業逐一打分，最后算出總分。

然而日前，B實驗室中國部的相關人士向澎湃新聞透露，這套評級體系或被共益影響力測評（BIA，B Impact Assessment）所取代，“GIIRS主要供投資機構使用，而BIA既可用于投資機構也可用于企業”。

澎湃新聞注意到，早在去年的中國社會企業與社會投資論壇上，B實驗室的全球伙伴總監 Alicia Darvall就對BIA這套體系作了簡單介紹。

按照他的說法，根據企業的反饋意見，該體系每兩年會更新一次，“在整個過程中保持跟伙伴交流與互換意見，每個公司或者企業做影響力評估時，我們會獲得各方面反饋意見，閱讀它們，每兩年做一些企業反饋上來的意見匯總，然后看如何更新我們的標準體系”。

目前，這套評價體系正在由北京樂平公益基金會進行漢化工作，預計今年6月份即可完成。

此外，由友成企業家扶貧基金會等機構聯合發起的社會價值投資聯盟則關注上市公司的社會影響力測評。

該聯盟研發出了上市公司社會價值評估模型——義利99指數。該模型從滬深兩市規模最大、流動性好的300家公司中評選社會價值最高的99家公司作為樣本股，以反映滬深兩市上市公司社會價值創造能力與股價走勢的變動關系。

值得注意的是，這個聯盟的現任主席正是影響力投資的積極倡導者馬蔚華。

警惕影響力投資簡單化為另一種“投資方式”

無論是國外還是國內，影響力投資蔚為風氣。

由國內多個公益組織和智庫共同編寫《中美社會創新比較研究》系列報告中提到，根據GSG（全球社會影響力投資領導小組，Global Social Impact Investment Steering Group）與麥肯錫咨詢公司的預測，2020年將是影響力投資的爆發元年，全球行業整體規模預計將達到1萬億美元。

盡管元年將至，但其潛在的風險值得警惕。

在接受澎湃新聞專訪時，聯合國開發計劃署SDG影響力金融高級別專家咨詢委員會委員杰德坦言，事實上，在歐美一些國家已經出現了一些風險?！拔覀儼l現很多人做影響力投資更多的是將其放在已有的經濟或者財政方面的結構里，來實現企業的擴張，但其實我們想要實現的目標不是現有經濟結構就能實現的?！?/p>

他說，某個項目的周期可能是十年二十年甚至是三十年，但目前已有的金融工具無法實現這個目標，“例如私人股票的基金，其壽命也就七到十年，最終衡量成功與否就在于它是否能給投資者帶來高回報”。

因此，杰德認為，我們要永遠不斷回顧思考，應該采取怎樣的管理資本和使用資本的方式才能實現影響力投資，“如果停止了思考，影響力投資只能淪為投資的一種模式，而不是引發變革的工具”。

此外，隨著影響力投資成為主流，不乏有傳統慈善會被取代的聲音出現。

傳統慈善真的會銷聲匿跡嗎？面對澎湃新聞記者的提問，薩拉蒙首先表示，這是一個非常值得探討的問題。

他坦言，當前確實有影響力投資這種慈善新前沿將替代傳統慈善的說法。但他認為，傳統慈善與影響力投資這類新慈善誰也離不開誰，是一個復雜的聯合體。

他表示，很多社會影響力投資項目的成果是建立在傳統公益慈善參與的基礎上的。

他將傳統慈善視為杠桿，來撬動更多私有資產投入到解決世界各種嚴峻問題當中，“因其依賴捐贈，傳統慈善承擔的風險較高，而它的加入會降低影響力投資的風險，也只有在風險較低的時候，投資者才會投資回報不是那么高的項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