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下城市中能聽到的聲音，或源于社會文化風潮的催動，或來自日常的生產生活，最終都是經由不同的傳播介質選擇的結果。從那些被壓制、忘卻或忽略的聲音之中，可以翻找各個時期的城市生活密碼。

“澎湃新聞·市政廳”欄目與第12屆上海雙年展共同發(fā)起的城市項目“你的地方”，在2019年1月27日進行的平行活動“上海之聲”中，邀請了四位資深的藝術家、樂評人。他們熱愛音樂和聲音，開放地接納聽覺的趣味。通過他們的講述，可以經由音樂這條線索，回顧不同時代下潛滋暗長的公眾情緒，領略上海這座城市隱秘的歷史片段，并思考聲音與繪畫等藝術形式之間的通感是如何達成的。

現場以四位藝術家、樂評人輪流對談，并插播聲音與影像片斷的方式展開。上半場圍繞音樂的本地化生產，回顧七十年之前在上海傳播的古典樂、時代曲等。

楊寧：中西混雜

我是楊寧，之前在上海交響樂團藝術檔案室工作，兼寫文案。我關注的一個點是，西方音樂如何進入中國，產生了怎樣的碰撞，一直到它現在的處境。

今天主題是“上海之聲”。這個范圍實在很大，最后我們定下來，講上海一百年以來，音樂生活的變化。

開頭放一段電影。是1935年《都市風光》的兩個片段。

大家看到了上海大都市的景象。有霓虹燈、汽車、外灘，有西式軍樂隊的畫面，還有很多教堂，等等。而那兩段音樂，完全是西方音樂。開頭的音樂是《動物狂歡節(jié)》，后面上海都市風光的片段，配樂是中國的作曲家黃自先生寫的《都市風光幻想曲》，差不多是中國最早期的交響樂之一。

現在都說，上海可能是中國最西化的一個城市。上世紀30年代的上海，是大家最愿意回憶的“民國風范”。上海經過怎樣的過程，才發(fā)展到這個程度呢？僅從聽覺而言，中國的傳統音樂和西方的音樂，開始就有這樣的兼容度嗎？

所以說，西方音樂和中國音樂最開始很難兼容。那么為什么，從清末民初，西方音樂逐漸成為我國音樂的主流？甚至，音樂界似乎有一種秩序，把交響樂等說成高雅音樂，好像西方音樂非常高。民樂總稍微差那么一點。

關于這種態(tài)度，也有兩段跨歷史的評論可以互相印證。

一個是2017年的電影《閃光少女》的一段影評。這個電影講的是，在一個音樂學院里，學西方樂器的一些學生看不起學民樂的學生，然后學民樂的學生最終揚眉吐氣。有這樣一篇影評，解釋為什么會有這樣的現象。

首先，為什么學西方音樂的人看不起學民樂的人。這篇影評說了三個原因。第一，大部分民樂樂器音量太小，回聲效果差。然后，民樂沒有低聲部，也就是說，它的聲音不完整，只有高聲部和中聲部，再往下走就只有鼓了。最后一點，民樂沒有和聲，所以它的聲音跟西方音樂比起來不夠立體。

這背后是怎樣的思維？從聽覺思維上講，如果一種樂器音量很小，那么它肯定是不偏向于公共場合使用的。這就是為什么最早的一些中國留學生去西方留學時，聽到西方的交響樂，會覺得這個東西真不得了，那么響，聲音聽起來那么和諧好聽。而低音聲部缺失，影響聲音的完整性和系統性。和聲也是系統性的一部分。

所以，19世紀晚期，中國那些留洋的學子，聽到西方音樂，是被兩種東西震撼的：一是科學性，一是系統性。

回過來聽當時中國的傳統音樂，比如傳統的戲曲、茶樓茶館的絲竹，就覺得有兩方面不足。

一是做不到很多樂器一起演奏，大家的音高都很漂，都是咿咿呀呀的聲音。而且，講究的是另一套韻味，不是系統的方案；很多樂器定義的音高都不一樣，合不起來，自然不可能形成非常洪亮的音樂。

在清末民初半殖民地的背景下，這些學子就覺得，音樂上感覺沒有西方那么強，這也是國勢衰落的反映。1900年左右，有一位有識之士認為，中國音樂當時有四個毛病。“無進取之精神而流于卑靡”，都是用來娛樂嘛。“不能利用器械之力”，就是相對西方樂器非常輕，沒有什么音量。“其性質為寡人的而非眾人的”，很多是用于上層階級娛樂。最后就是“無學理”，就是沒有科學性。

所以，那一代學員想引進西方音樂來做事。一方面用于教育。這里有張照片，是1910年上海貧兒院管弦樂隊，中間這位曾志忞，是中國最早創(chuàng)作西式音樂的作曲家和音樂家之一。

另一方面，我國那時傳統的團練音樂也非常頹靡。當時的新式軍隊都會引進西方的銅管樂隊。在《都市風光》電影里已經看到了。這都是1910年左右，也就是清朝快要over時，人們在音樂上的一些嘗試。

再后來，在新式的學堂和新式的高校，就開始有一些傳播和教學西式音樂的機構，比如北大的音樂傳習所等。這當中，一件標志性的事發(fā)生在1927年，上海成立了國立音樂專科學校，即上海國立音專。這之后，以西方音樂為重的一套音樂教學和生產體系，就被制度化了，差不多延續(xù)到今天。

我剛才說的這些，是中國人在當時的歷史背景中，對西方音樂的態(tài)度。而對上海來講，還有另一條脈絡。這條脈絡很重要的一個緣起，是當時在上海的外國人的生活。這很容易想象，那一路走過來之后，他們很想在上海復制祖國的文化生活。差不多是在一八六幾年，他們成立了自己的劇社。那時話劇是非常流行的文化生活，是一種娛樂。隨著劇社成立，有些歐洲過來的音樂家，成立了一個管樂團。在1879年，這個管樂團被一個租界的行政機構——工部局收編，成為上海公共樂隊。這個樂隊發(fā)展到今天，就是上海交響樂團。

19世紀末，這個樂團絕大部分時候服務于當地外國人的日常生活和娛樂。比如說跑馬會，賽馬要一個軍樂團助興，就會請public band過去演奏音樂；或者誰家要結婚，要音樂助興，樂團就去。在1860-1870年，一年有三百多場這樣的演出。

在上海，人們聽到西方音樂，不一定要去外國人住的地方。這是外國的生活方式對中國人產生影響的一個方式。在種種戰(zhàn)亂的影響下，租界形成了一種雜居的局面，中國普通百姓慢慢接觸到各種西方音樂。隨著城市逐漸繁榮，一種城市流行文化形成。我們今天所謂老上海風情中的音樂部分，被稱為時代曲、時代老歌的這些作品，才開始慢慢出現。

我們現在可以來聽，老的時代曲是什么樣子。我們比較熟悉的，是類似周璇的唱腔。我找的更早一點，比如黎錦暉作的《毛毛雨》，這是他的女兒黎明暉唱的，1927年錄的唱片。

首先，這是中國的音樂還是西方的音樂？我的感覺，它肯定是中國音樂，但它里面用的元素很復雜。

它的節(jié)奏感是非常舞曲的。當時在上海，舞廳文化非常流行。流行到什么程度？最早進入上海工部局樂隊的中國演奏員譚抒真先生有一段回憶。差不多1920年代末1930年代初，還是每周舉辦舞會。他說，舞會里面全是中國人，沒有外國人。所以，舞會文化當時非常流行。時代曲很多都是這樣的舞曲風格。

和聲應該聽得出來，他當時配了一個爵士的樂隊。里面整個和聲，都是爵士樂的。上世紀二三十年代，不光是上海，全世界都被爵士樂的浪潮沖擊得不行。美國自然不用講，像法國、德國這樣一些地方，當時那里的嚴肅音樂，受爵士的影響也都非常重。

與它同時存在的，還有其他類型的音樂。比如，給《都市風光》配樂的作曲家黃自，是中國最早的學院派作曲家，創(chuàng)作中有非常強烈的傳統文人氣質。我們可以聽一下黃自的清唱劇《長恨歌》的第二樂章。

黃自是留學美國的，畢業(yè)于歐伯林音樂學院和耶魯大學。那一代的學院派作曲家，會認為這是中國的音樂應該走的方向。《長恨歌》創(chuàng)作于1932年。

當時，中國左翼的力量發(fā)展很快，左翼音樂也發(fā)展得很快，它們的傳播是跟當時的整個商業(yè)、整個娛樂結合起來的。現在的國歌《義勇軍進行曲》，最早也是一首電影的配樂。這是1935年的電影《風云兒女》的結尾。

包括最開頭的《都市風光》，剛才聽到了四種完全不一樣的東西。可以說，是三種方向。一種是偏大眾流行的，比如時代曲。一種是學院派非常文雅的創(chuàng)作。還有一種是非常有煽動性的群眾革命音樂。這些音樂在上世紀二三十年代是并存的。

回到《都市風光》的片頭。音樂創(chuàng)作者有四位，一個是黃自，一個是趙元任，還有賀綠汀和呂驥。這四位后來的生涯，放在一起講很有趣。

黃自1938年去世，當時只有34歲。新中國成立后，連同他的弟子劉雪庵、陳田鶴等人在內，境遇都不太好。趙元任后來出國了，他是一個非常博學的雜家。還有兩位，賀綠汀和呂驥，后來都是左翼音樂的干將，新中國成立之后，成為人民音樂家的形象。但他們后來也成了死對頭。

我們在片頭還可以看到，演員表里有一個藍蘋。藍蘋就是江青。

所以，這部電影可以說是非常神奇，以一種非常和平、非常大眾友好的方式，把幾位后來境遇那么不同的人物拉在一起。

剛才那幾位，創(chuàng)作的音樂那么不一樣，但他們的合作是非常和諧的。這里我還有一個選段，是上海上世紀三十年代的電臺盛況。這本書是一個美國學者寫的，叫《Yellow Music》。

他說，在上海的電臺，可以聽到什么呢？可以聽到大鑼聲，可以聽到鼓樂、三弦、誦經、京劇，還有夏威夷的吉他，還有那些唱歌的舞女，或是一些贊美詩、四重奏交響樂。當時上海有超過六十個電臺。這樣的一種繁榮景象，它的運作到底是怎么回事兒呢？這方面墨墨是專家，現在有請他講。

墨墨：唱片和電臺

剛才楊寧說的整個狀況是，19世紀末到20世紀中葉，上海成為東西方文化交流的地方。就音樂來說，進行文化交流，必須要有載體。當時兩個最重要的載體，一個是唱片，一個是電臺。

徐家匯綠地在建設時保留了原址上的兩個建筑。一個是大中華橡膠廠的煙囪。還有一個，就是衡山路上所謂的小紅樓，解放后是中國唱片公司的辦公樓。這幢小樓當中，誕生了幾乎所有的國語時代曲。國歌《義勇軍進行曲》也是在這個小樓中誕生的。

20世紀初，法國人樂浜生在上海開了這樣一個洋行，賣法國百代公司出的唱片，其實是進口唱片。

當時，唱片在全世界剛誕生。1877年，愛迪生發(fā)明了蠟筒型唱機。1887年，德國籍的美國人伯利納發(fā)明了圓盤型唱機。圓盤型唱機后來占領了市場。我們今天的黑膠還是伯利納思想的成果，基本完全一樣。

唱機誕生不久，就進入了上海。上海是中國第一個有唱機進來的城市。1908年，樂浜生這個法國人就在上海賣法國百代唱片公司的唱片。

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戰(zhàn)發(fā)生了，對唱片業(yè)界的影響也非常大。法國在歐洲大陸被卷進戰(zhàn)爭，從法國把唱片運到中國的路就斷了。另外，當時的唱片叫蟲膠唱片，它是用印度或東非的某一種樹上的樹脂做原料，一打仗，原料的路線也就斷了。

當時樂浜生還有一些競爭對手。上海有很多這樣的公司，比如美國的勝利唱片，在上海也經銷唱片。美國一開始沒有卷入一戰(zhàn)，還有通路把唱片運到上海來。

因此，樂浜生感到壓力，索性就在上海開廠。1914年一戰(zhàn)爆發(fā)，他在徐家匯買下這片地皮，建了一個唱片廠。1917年，唱片廠建成投產，中國的第一張唱片就在這里誕生。這家唱片公司——百代唱片，就慢慢成為中國乃至整個遠東地區(qū)的一個音樂中心。

唱片上要有內容。百代唱片公司，包括上海所有二三十家唱片公司，一開始是引入西方的一些唱片。在中國本地，起先錄的是京劇，還有地方戲曲。比方說，美國的公司，錄廣東的粵劇比較多。因為當時有很多華人勞工到美國，因此美國就有粵劇唱片。這些外國唱片公司來到中國，就會到北京，比如說請譚鑫培去錄唱片。唱片還有教育類的，類似后來的教輔磁帶。

對我們今天影響最大的，是剛才說到的國語時代曲。

時代曲首先是電影的附屬品。上海是中國甚至亞洲的電影中心，有聲電影一定要有音樂。唱片公司就參與進來。那時有聲電影是一種現代的消費方式，講的內容是現代的，對應的音樂就變成跟現代融合的形式，把中國的一些東西融入西方音樂。我們聽到的黎錦暉的《毛毛雨》，應該是中國第一首所謂的現代流行歌曲。從這首歌開始，在為電影做配樂的過程中，就形成了國語時代曲。我們最熟悉的周璇、白光，都是這樣出來的。

另一個渠道是電臺。上海也是中國電臺的發(fā)源地，1927年有了第一個電臺。那時電臺和現在電臺的概念不一樣。現在的電臺，比如虹橋路上的上海人民廣播電臺，它如果一發(fā)射，整個上海地區(qū)全能覆蓋到，甚至江浙也能覆蓋到，因為功率比較大。那時的電臺功率比較小，覆蓋面比較小。當時上海就出現許多電臺，因為一個電臺只有周邊居民才能聽到。到1930年代，統計到的有二十幾個電臺。上面外國人提到六十幾個電臺，可能政府沒有統計到的非常多。

我們看到，這是一個新新公司的廣告。新新公司的大樓，是今天南京路的第一食品商店。上世紀20年代，有一些廣東人，從澳大利亞或香港，到上海發(fā)展，在南京路上建了四家百貨公司。中國百貨的商業(yè)模式，就是從這四家公司開始的。

賣的東西跟別人一樣，就沒什么競爭力。當時，新新公司已經是第三家了。老板想出一個辦法，在樓頂上建立一個電臺。這個廣告里，有一個新新播音臺，就在樓頂上。

當時上海有非常多的電臺。新新公司的電臺，建了一個四面墻是玻璃的播音室。顧客去買東西經過，可以看到里面現場唱或說些什么。

這張照片是我前兩天在網上發(fā)現的。新新電臺很有名，但我在網上找不到照片，可能要到圖書館或博物館去找了。而這張照片是在廣東省中山市的一個收音機博物館中對新新百貨玻璃電臺的再現。還有一張照片是對它的介紹。

這個玻璃電臺，一是現場直播，二是進百貨公司的顧客都可以看到。剛才那個復制品，是在今天的中山市的一個收音機博物館中。之所以這個復制品今天會在遠離上海的廣東省中山市再現，是因為當時南京路的四大百貨公司都是廣東省中山市的人造的。

一個是唱片公司，一個是電臺，這兩樣就成了在上海傳播的最重要的兩大渠道。不管是中國的還是外國的，戲劇甚至是廣告、教育，等等。

還可以多說一下，對工薪階層來說，唱片或唱機還是蠻貴的。電臺出來以后，市民只要買一個收音機就可以了，收聽是不花錢的。1935年左右，全上海開始聽電臺，百代或大中華這些唱片公司，唱片銷量直線下降。當時已經是英國公司的百代，通過外交手段去向當局施壓，一定要讓電臺播自己的唱片并付版稅。后來就扯皮來扯皮去。國民黨當局最后認定，唱片是普通消費品，不是出版物，也沒有著作權，所以唱片還是直接就播了。電臺也說，當初你們唱片公司是求著我們、拿著樣片到我們這兒播，現在又要向我們收錢，我們也不同意。

電臺除了播唱片，還可以做很多事。百貨公司的電臺可以直接做廣告。今天我們進了什么新貨，比如進的鋼筆、衣服，是什么樣的，可以直接廣而告之。另外，可以請當紅的明星，滑稽戲也好，曲藝也好，歌手也好，直接現場直播。

因為電臺的功率比較小，藝人需要趕場。比如說，今天周璇去這個電臺唱，六點到六點半，唱完接下來跑場子到下一個點還唱。不像今天一個電臺全聽到了。

所以不管中國也好，外國也好，或東西方融合在一起，電臺和唱片，都是傳播音樂最重要的載體。

多說一下這張聶耳的名片。百代唱片公司，不單是出了我們現在印象當中的周璇、白光這些人的國語時代曲，還做了很多東西，包括戲曲、教育類。上世紀三十年代，還有一個非常重要的事件——后來成為國歌的《義勇軍進行曲》在百代誕生。今天徐家匯這幢小紅樓之所以能保留下來，我覺得很大原因是因為這件事。

國歌在百代誕生。這個基礎是，事關整個國家存亡，我們有一個左翼的抗日救國運動。事實上，當局不想搞得那么大。左翼的活動分子，在音樂界當中有非常多。如果這首歌在華資唱片公司做，可能會受到壓力。而百代當時已經是英國公司了，就沒有壓力，聶耳成了東方百代公司的音樂部副主任。百代反而可以成全抗日救國的左翼力量，所以百代唱片公司的發(fā)聲，不是在英國唱片公司的體系當中的。

因此，電臺和唱片，是上海的聲音在1949年之前非常重要的兩個載體。

小龍花：同時期的視覺文化

我是一個愛樂人。我叫小龍花，藝術家。我在這里提供一些視覺的部分，來對照聲音當中東西方融合的元素。

先從頂部開始。最上面兩張，是過去的和現在的對比。

下面是我的工作臺。上海人本身就有一種很善于吸納各種不同文化的特性，對所有新的東西都會感興趣。

這是一個文化拼圖。左側這邊是時代漫畫，其創(chuàng)作背景是差不多上世紀二三十年代。當時算雜志，也有娛樂屬性。我刪減了大量比較商業(yè)的部分，摘選了一些作者。

這邊是老藝術家張光宇。他就是動畫片《大鬧天宮》的美術設計。除了西游記，他還畫了一個《西游漫記》，里面還原了大量民俗元素。當時的視覺工作者視野很廣。除了歐洲之外，我覺得，他連東南亞包括對云南的一些元素也有截取。在凳子上的女人，是他在《時代漫畫》上連載的一個板塊，叫做民間歌謠，將民間的一些民謠，配以插圖。

另一位作者是曹函美，畫的是連載的《金瓶梅》，連環(huán)畫非常出色。這里可以對應的文化淵源是比較傳統的。右邊是一些徽州的木雕，他是從古代的繪畫和木雕上截取文化元素。下面是我在貴州淘到的一些老的連環(huán)畫，也是戲曲。

我覺得有些差異在于媒介的轉換。當電視出現以后，戲曲還要進行傳播，可能要通過其他形式，比如轉為連環(huán)畫。連環(huán)畫是平面的語言，是翻拍，有點像劇的定妝照。所以還是用平面的方式傳播，跳過了電視媒介。這是非常有趣的點。

像當時的音樂傳播要通過電臺，文化產品可能還是需要由不同的媒介，特別是當時的強勢媒介，來進行傳播。

當時一些拼接的作品，已經跟歐洲達達時期的一些拼貼完全接軌了。我們的信息在當時是對等的狀態(tài)。下面，我也找到了當時的一個拼貼作品。在歐洲，當時進行了大量的攝影拼貼實驗，還融合了大量的非洲元素。因為歐洲在那里有很多殖民地。也會有人直接收藏一些非洲的東西，比如木雕。

再往下，左邊這位，從畫面看，今天也還是挺前衛(wèi)的。右邊這位是德國包豪斯時期著名的一個藝術家，奧斯卡·施萊默。這里我找來的，是他當時排的一部劇叫《南丁戈爾》，是以中國清代為背景的。當時西方分不太清中國和日本，所以他在服飾里有種混淆。反過來，我在吸取一些外來文化時，也沒有太多根據。這也給很多創(chuàng)作提供土壤。你沒有很多的研究文章可以閱讀，可能要通過腦補，就會出現非常奇怪的東西。

   這個是在包豪斯被關閉之后。施萊默無法發(fā)表自己的作品，于是畫了很多漫畫。我也問過德國的研究奧斯卡·施萊默的老師，他有沒有看到當時中國的《時代漫畫》。他們說看過的。那么可以想象，歐洲和上海在當時信息流通非常順暢。

我們剛才說到的，是上海和歐洲的關系。這里我也找來了一些日本的東西。因為中國和日本其實非常近，在民國時期，大量日本文化人還來上海取經。在這之后，日本對中國還會進行一些反哺。左側的是豐子愷。豐子愷在日本留學時也收藏了很多竹久夢二的漫畫，竹久夢二對他的風格形成有很大影響。

右邊我找來的是一位跨界藝術家，他做動漫，也畫漫畫。我們可以看到他上面動畫的一個截圖。他從歐洲的勃魯蓋爾的繪畫里直接汲取營養(yǎng)，然后把它做成動畫。同時，他的繪畫作品又受到超現實的影響。這邊長的是一個瑪格麗特，其實他也受到了歐洲的影響。我想做一個對照。

我們可以再往下看。這還有一位作者叫做武井武雄，也是和竹久夢二同時期在日本的一位藝術家，可以看到歐洲的影響痕跡。左邊是我收藏的他的一些藏書票，可以看到他做的一些木刻，也和日本的傳統藝術相關。魯迅以前收了大量的武井武雄和竹久夢二，還有歐洲的銅版畫，將它們引入中國。

這塊兒都和音樂相通的，剛開始進到音樂也是有融合，再下面也是有民樂。

所以，上海作為一個文化回籠的中心，各地的人、各國的人都有，給融合提供了大量素材。

從剛才張光宇這些藝術家身上，除了歐洲的東西之外，還能看到大量來自其他方面的影響。除了漫畫家和插圖師的身份以外，他們有的也是作者，甚至是書法家，都具有一定東方文化的底蘊，所以能把西方的文化進行“消滅”——這是我一個同事用的詞，我覺得也挺貼切的。他能比那個位置站得高一些，于是可以篩選，有哪些內容可以融合。

這邊是西游記，可以往下看。最早的是以前木刻版畫的形式，就是清代的《西游記》，相當于一種東方的基礎。我們再回到上面。可以看到張光宇的作品，可以發(fā)現它與我們最傳統的版畫之間的關系。

上面這位作者是捷克的藝術家，他也來畫《西游記》。捷克對中國動畫這一塊兒研究非常深。所以我們可以看到捷克人讀完西游記后的反饋。其實，我覺得張光宇是在歐洲和傳統之間找到了一個平衡點。

那一小格有一個叫做杉浦茂，是同一時期非常有名的漫畫家。他也畫西游記，受到大量迪士尼的美式風格影響。張光宇之前的一些美術片，比如萬氏兄弟做的《鐵扇公主》，當時都受到迪士尼文化的影響。迪士尼文化再往上，其實是默片時期的喜劇。這個是我想說的，以上世紀二三十年代《時代漫畫》來對照剛才聊到的在上海發(fā)生的文化融合。

楊寧：一些回應

我看這些，感覺是視覺藝術走在音樂藝術前面至少幾十年。中國在引進西方音樂這一塊兒，是在日本之后的。最早期的那些學堂樂歌的作者，比如曾志忞，他們最早的時候，自己不會創(chuàng)作，聽得很少，完全不懂，怎么辦？用現成的旋律，填上一些中文詞，就形成最早的一些學堂樂歌。

有點可對比的，差不多就在清末民初。1913年，那時日本的作曲家就可以寫出比較像樣的交響作品，但中國差不多1930年之后才有比較像樣的交響樂作品。

還有一個對比就是，一些流亡到中國的外國音樂家，對中國音樂的發(fā)展起到了非常大的作用。我這里想說兩位。

可以看一下，上海工部局樂隊1933年的節(jié)目單。上海工部局樂隊就是現在的上海交響樂團。這是一場我覺得很有標志性的演出，演的全是中國音樂，所以叫做Grand Chinese Evening。然后，它還有什么特別的呢？

第一，這可能是中國音樂史上首次西方的樂隊和中國一些樂班子同臺演出。大同樂社是活躍在上海的一個國樂社，演奏者包括衛(wèi)仲樂。第二，一位作曲家創(chuàng)作了中國風的交響音樂，這個作曲家叫阿隆?阿甫夏洛穆夫，這場演他的作品，是《紅樓夢》里的。還有一首是《北平胡同》，雖然寫的是1920年代北京的街景，但這部作品在上海完成。下半部分是他的一個啞劇，現在好像沒有視覺資料留存，沒有辦法看到在舞臺上到底是怎么樣的，但至少這是西方樂隊演奏的、中國風的一部劇。

這部劇的贊助者是梅蘭芳。所以說它不僅在內容上很有標志性意義，在當時的影響力也相當大，很多的文人，像魯迅等等，要么是來看演出，要么就為此寫文章。

1933年在西方音樂史上是很重要的周年紀念，一個是勃拉姆斯誕辰一百周年，一個是瓦格納逝世五十周年。作為一個西方音樂團體，當時工部局樂隊舉辦了紀念作曲家的一個音樂會，這兩場正好一個在這場之前，一場在這之后。但這三場音樂會的票房，是這場Grand Chinese Evening最高。所以，當時至少在音樂上，這種中西結合的嘗試已經有相當大的需求和影響力。

但這些作品，如果在藝術史上看，和繪畫作品做對照的話，我們剛才看到了，小龍花介紹的這些畫面，已經結合了現代藝術的一些技法。而當時的音樂作品，以及播放技術，其實還是在西方浪漫主義，就是19世紀的傳統下的東西。西方的現代音樂真正進入中國也是要到文革之后。

首先就是跟日本比的話，中國音樂藝術大概晚二三十年。為什么這么比？是因為中國和日本對西方文化都處在一種被打開、要接受的位置。所以，也只能這么比吧。再和其他的國家比，就沒有可比性。

我其實想說另外幾個問題。

第一個就是，我想提醒大家，我們今天談的所謂西方的音樂，其實還是指西方的古典音樂時期。我想說的意思是，它只是歷史階段的音樂。在通過這種資本主義擴張散布到全球之前，其實在西方，他們的音樂形式可能也不是想象中那樣的。

之前提到和民樂比較的問題。大家會覺得民樂之所以不行，是因為音量比較小，沒有低音。我想說，在17世紀，在更早的時候，現代的管弦樂沒有建立起來，在歐洲宮廷的樂隊里的琉特琴，就是古希臘那支過來的琉特琴，琉特琴的工資是小提琴的五倍。我想說的是，可能我也要回到歷史脈絡里，去談今天談的古典音樂到底是什么。

我們今天說音樂，把它當成一個作品來看。但從歐洲的音樂觀念上看，音樂作為一種作品被欣賞，也是很后面的事。大概在17世紀，是教堂里的一個樂手提出這樣的觀念。為什么？從美學的角度，音樂作品是在時間中產生的，它是一個連續(xù)發(fā)生的事情。那么意味著，它即生即滅，沒有辦法保存，和一個視覺作品完全不一樣。在最早的時候，我們把音樂當成一種活動，而不是把它當成作品去看待。

結合剛才談的這些，大家會發(fā)覺，我們聽音樂的方式，不管傳播的渠道也好，還是它的媒介也好，更多地不是把音樂當成一個作品去看。音樂更多地像一種活動。或者說，它進入到大家的日常生活中，大家把音樂當成作品或者把它當成一種欣賞的對象，這是后來的事情。比如說在17世紀的音樂會的形式出現之后，才會把音樂當成作品去欣賞。只有當音樂會出現的時候，整個音樂才進入了公眾視野。這種音樂會的形式跟當時資產階級的生活方式有很大關系，而且很重要的是公共生活。

反過來看上世紀二三十年代，我們又會發(fā)覺，聽電影也好，聽電臺也好，去聽唱片也好，大量地都是在公共生活中。音樂這種連接人的關系的作用，發(fā)揮的效應是非常的大。西方音樂一開始進來，并不是作為一種所謂很高雅的藝術，或者是作為一種知識分子欣賞的藝術對象而存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