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屆普隱人文學術論壇于3月16—17日在浙江大學人文高等研究院舉行。與上屆一樣，五位杰出青年學者擔任召集人，分別邀請兩位相關學者，一同探討切磋。論壇為青年學者提供了一個良好的交流平臺，與會者提交的報告相當引人入勝，有利于推動研究的深入開展。

第一組討論由中國人民大學清史研究所胡恒召集，主題為《“卻顧所來徑”：歷史地理學研究再出發》。胡恒指出，歷史地理學就學科性質而言屬于地理學，但自其誕生之初，就天然地具有地理學與歷史學交叉學科的性質，它之所以能在近代以來迅速發展壯大，即來自于這種交叉性帶來的多元化、包容性思維方式，乃至能夠吸取一切學科理論、方法為我所用的雄心。但一旦它成為一門獨立學科，在學科體制內進行專業化建設與生存，便有意無意之間明確了自身的邊界，以建立學科存在與發展的合法性，進而亦不可避免地失去一些學科誕生之初的包容、開放等促使其成功的關鍵要素。本組主題試圖通過對歷史地理學發展歷程的再回首，審視學科誕生與發展的“初心”，反思學科基本定位，以尋找學科未來進一步開拓的可能性。

復旦大學歷史系馬孟龍主要研究秦西漢政區地理，《漢書·地理志》是該研究領域的基礎文獻。他的報告就是對這一基礎文獻進行深挖細探，試圖“解開《漢書·地理志》成書之謎”。馬孟龍指出，《地理志》存在著“年代斷限不明”、“政區規模與戶口數字不匹配”、“分項數據與篇末匯總數據不對應”等問題，這些問題限制了相關研究展開。在攻讀博士學位時期，馬孟龍就十分關注《地理志》成書問題，他在錢大昕、周振鶴揭示《地理志》存在兩份年代斷限資料的基礎上，結合漢代行政制度和《漢書》表、傳記載，把《地理志》郡縣政區年代斷限精確限定于漢成帝元延三年（公元前10年）九月，同時指出《地理志》還存在第三份年代斷限的資料，《地理志》其實是三份不同年代斷限資料的混合物。馬孟龍進入高校工作后，注意到目前全國各地出土了大量漢代行政文書，他于是將《地理志》的記載與漢代行政文書對照，發現班固編纂《地理志》所采用的資料來源就是漢代行政文書。經過幾年的比對，他基本確定，班固編撰《地理志》所采用的郡國名目和戶口數字得自漢平帝元始二年全國戶口簿，縣、侯國、道名目得自漢成帝元延三年各郡國行政版籍，篇末全國各項匯總數據得自漢成帝綏和二年全國集簿，并逆推復原了班固編撰《地理志》的全部過程。

中山大學歷史學系（珠海）李大海報告的題目是《重新書寫20世紀中國歷史地理學史》。李大海認為，20世紀的全球歷史地理學，無論對于中國還是“西方”而言，都是這一學科實現從傳統向現代轉型的最重要發展階段。與此間西方“歷史地理學”（Historical Geography）術語本身的表達并未發生變化有所不同的是，中國歷史地理學的演進，通常被描述為從傳統的沿革地理學到現代的歷史地理學的轉變過程。一個世紀以來，中國歷史地理學在擁有近2000年“學科前史”的基礎上，吐故納新，走出了一條不啻為篳路藍縷的學科創新之途。李大海指出，學界從學科發展、學科性質、研究成果以及學人學派等方面都做了非常重要的研究和全面梳理總結。盡管如此，還有不少在以往看來“不是問題”的問題，事實上仍然或多或少地干擾和“規范”著我們對過去的理解、認知和評判，間接上也造成了對學科現狀觀察的偏差和困惑。李大海期望通過中西比較的視野，借助史料的重新發現和檢查，克服反向格義思維的在場，將中國歷史地理學的發展置于19-20世紀世界歷史地理學發展的脈絡之中，去重新審視一些“習以為常”的學科發展軌跡，進而重新理解20世紀中國歷史地理學所走過的路。

胡恒近些年的研究主要聚焦于從空間角度來理解清朝地方治理。他不再僅將“地理”或“空間”作為研究的對象，而是將其視作觀察歷史問題的維度，從“空間”出發討論與之相關聯的政治、思想要素，展現地理與歷史彼此纏繞、相互塑造的過程。同時，與社會學家尋求國家治理的歷史線索殊途同歸的是，他在對清朝地方治理的研究當中，努力向社會學家學習，力圖將清朝直至當代的歷史關聯起來，追尋隱藏于制度背后穩定的空間結構邏輯，并努力通過利用數據分析和GIS手段，追尋定量與定性方法的結合、文本分析與數理統計的平衡。他在《清朝地方治理的制度與空間邏輯》報告中緊緊圍繞清朝地方治理中的一對結構性矛盾“超大規模”與“有限政府”展開，分別揭示了這一矛盾之下的幾組空間邏輯：清朝利用政區分等制度實現地理差異的指標化，并設計出平衡中央一統與地方分權之間矛盾的一套空間機制；清代不同時期圍繞“地域回避”所導致的“異地任職”與“人地相宜”之間矛盾的爭論，以體現清朝選官任官中對于籍貫與空間問題的考量；圍繞“理事同知”與“廳”這一關鍵性制度的設立，以透視清朝對于圈層空間結構過渡地帶的控制機制的形成及郡縣制的橫向擴張過程；清朝關于縣以下空間簡約治理的糾葛及在清代所遇到的治理挑戰，力圖回應清朝地方治理在不同層次上的空間邏輯背后的“技術原理”（閻步克語），以及圍繞這些空間邏輯背后的政治理念，亦通過清朝不同時期時人的爭論變化展示出清朝地方治理從傳統邁向現代的艱難轉型過程，試圖揭示制度設計背后的結構性制約因素以及它在當代的長期延續。

宋明時代的思想與政治

清華大學歷史系方誠峰召集的這一組著重探討宋明時代的思想和政治。方誠峰專攻宋史，他報告的題目是《從兩個維度理解宋“王朝”》。他表示，最近幾年和清華歷史系的同仁一道，聚焦于中國古代國家問題，已多次開設的研究生學術史課程意在回顧既有的“國家論”。他的關注點則是宋代“國家”/“王朝”，目前學界主要的研究路徑有三：一為日本學界“唐宋變革論”所提出的“近世國家論”，二為中國學界流行的“中央集權的封建專制國家說”，三為在美國中國研究界被廣泛接受的南宋國家（中央）權力衰落說。這些說法，背后都有鮮明的立場——以某種現代國家形態、觀念為出發點。方誠峰則希望立足于歷史上的“國家”/“王朝”自有的原則和邏輯，避免先入為主地為近現代國家、政治的概念所左右。具體研究試圖從兩個維度認識宋代的“國家”（王朝）。第一個維度是基于對《宋史·職官志》的分析性閱讀，展開對宋代官制的探討。如已完成的《再論宋代的三公官》，正在進行的《再論唐宋時代的“宰相”概念》，都是試圖從歷史的、而非今天的制度邏輯觀察分析王朝體制。第二個維度是南宋晚期的思想與政治。正在進行的嘗試如《“天”與晚宋政治》、《賈似道與道學》，都是希望說明，道學作為一種行動的指南如何影響了南宋晚期的政治實踐。方誠峰表示，上述官制、思想兩個維度能殊途同歸，但治絲益棼，自己遠未達成對宋“王朝”的系統認識。

“國學的主流是儒學，儒學的核心是經學”。中國社科院歷史研究所劉力耘的報告《經學與宋代思想、政治》，主要考察儒家經典在傳統中國的思想、政治中所扮演的角色，以及儒家經典所造成的影響。劉力耘指出，傳統經學史側重梳理經文解釋的淵源異同，或直接地由經解歸納、構建解釋者的思想。這類研究只處理解經的最終結果而略去解釋的過程，導致經學從所屬的具體歷史語境中脫離，成為一種平面的學術形態。她近年來嘗試以宋代《尚書》學為切入點，探究宋代知識人對《尚書》在現實生活中主要功能的定位（為君、為臣之軌范），梳理皇帝和士大夫援引、闡釋《尚書》自我論證和勸勉對方以期實現價值認同的種種途徑；并在明確宋代《尚書》學核心關切的基礎上，以范純仁、王安石和蘇軾等人的《尚書》援引、闡釋為例，將其還置于歷史語境中，揭示背后的現實指向。劉力耘認為，經學的歷史語境，應包括1）訓解者的經歷、思想及其在官僚隊伍或社會中的位置；2）訓解者所處的政治情勢、思想環境（共享的文化遺產和流行理論、熱點話題、寫作范式等）；3）訓解者關注并致力于解決的時代問題。還原經學的歷史語境，不僅能夠呈現儒學在思想、政治中的展開方式，凸顯傳統中國獨特的政治思維形態和行動風格；而且有助于深刻理解經解的形態，回答經解為何是如此這般而非別的樣子。

清華大學歷史系黃振萍的報告《明代政治史的幾點思考》則側重回應現代性的政治與道德的分離問題，嘗試重新建構起歷史敘述。他從歷史經驗出發，發現明人自稱“以理學開國”，朱元璋的集權統治使理學得以制度化實踐，這使明代成為研究傳統中國政治的理想型。黃振萍以“于謙之死”為例進行分析，發現通常所用的現代性視角不足以反映當時的歷史實然，主張回到當時語境，參考明清之際侯方域等人對于謙的非議，于謙被認為“非社稷臣”死于“政治”，而不僅僅是死于權力斗爭或新舊更替。在積累眾多個案的基礎上，黃振萍挖掘明人語匯，指出明代政治是“政學合一”的“理學政治”，與西歐中世紀的“政教合一”的“神學政治”相對應。“政學合一”，是內圣和外王的連續與互嵌，是政事與學術的統一。黃振萍繼而以“慎獨”的闡釋史來說明，“理學”和“心學”被現代認為是個人心性修養的道德之學，當時則是致力于貫通內圣外王，和現代性所造成的學術與政治的分離迥然不同。黃振萍最后提出，對傳統中國政治的研究，應該走出韋伯式的科學的政治分析，從根本而言，更應該走出笛卡爾以來具有籠罩性影響的二元思維模式，而從傳統中國的歷史實踐出發進行研究。

第三組由中西書局李碧妍召集，三位報告人都是女性，所以擬了一個新穎的主題：《歷史學的“娜拉出走”時代》。上海交通大學車群曾受過歷史地理和科學史的專業訓練，目前的研究主要是通過數字人文的方法探討疾病史、環境史方面的課題。據她介紹，以《后闡釋主義時代——數字人文的困惑與思考》為題作報告，目的有二：其一，為數字人文提供另一個角度的解釋——長期以來學者普遍擔心數字人文可能會帶來包括微妙性、意義與蘊含等表達效力的喪失。車群認為，這二者看似無法調和——后者帶有審美的指向性，前者則遵循著一種“科學化”的思維方式。然而就史學而言，對“公共性”的要求使其無法同藝術或者文學一樣成為完全的個人價值的表達；從追求抽象的規律性的表達方面來看，二者之間不存在無法調和的鴻溝，存在的只是程度上的差別。其二，她以兩個研究為例，試圖破除籠罩在數字人文上空的兩朵“烏云”——“計量研究”和“遠讀”，以及偏向于建構的研究取向。在她的展示下，計量研究和文本分析并不沖突；遠讀和近讀可以共存；研究取向則與所采用的方法論并無關系，而是因人因研究對象而異。總而言之，數字人文方法的應用，也許會將歷史書寫簡化成關于規律與模式的單一敘事，也有可能揭示甚至重新定義歷史的復雜性，解構既有的關于衰敗抑或是繁盛的解釋框架。

李碧妍的報告《偏見與謬誤——有關韓滉的三重敘述》分為兩部分，在第一部分“已經講完的故事（2002—2011）”中，她回顧了自己自2002年觀看“晉唐宋元書畫國寶展”中的《五牛圖》，從而進入“韓滉”、“韓滉與德宗”、“韓滉與鎮海軍”，乃至中晚唐東南藩鎮，以及唐代藩鎮的研究過程；并介紹了隨著研究的深入，如何調整思路理解作為政治人物的韓滉在唐德宗朝初期所扮演的角色，以及韓滉在史料中的形象差別乃至矛盾的原因。報告的重點是第二部分“正在講述的故事（2011—2019）”，李碧妍由政治史轉向美術史，分別從人物畫、牛畫、田村風俗畫三個門類入手，結合傳為韓滉畫作及其畫作摹本的圖像資料，和以畫品、畫史為主的文字資料，介紹了韓滉在美術史史料中所呈現的與政治史史料中截然不同的形象，以及不同于后者的形象演變邏輯。報告希望通過對這兩者的介紹與比較，提示讀者注意到，不僅不同時代的人對于韓滉的解讀會有不同，而且在不同領域，比如美術史領域與政治史領域理解韓滉的內在邏輯也可能大相徑庭，且彼此未必要有交集，甚至研究者與大眾眼里的韓滉也有不同的面相；而這些，與韓滉的自我定位，及其在當時的真實形象很可能都是不一致的。

史學研究以“新”為名，日漸成為當下史學研究的“新”常態。華中師范大學歷史學院古麗巍的報告題為《無舊無新，亦舊亦新——關于宋史研究的自我省思》，即聚焦史學的“新”“舊”問題。她深刻地意識到，議題的新與舊更在于反思研究方法，“追求更為敏銳的抽象能力”（包偉民）。為此，古麗巍主張從議題的多元化和“舊議題”的深化兩個方面著手，努力打開新局面。比如北宋中后期的尚書省，應屬所謂舊議題，然而對于這一重要議題，學界尚乏專文。由此推延，對南宋整體政治體制的討論、北宋與南宋制度的延續性，甚至是金制中的宋代因素等議題仍有很大的拓展空間。另外，跨學科也不失為一個明智的選擇。不過，跨學科跨得好，是要基于對自身學科的研究深度的（鄧小南）。古麗巍以為，若想真正做到學科之間的交叉互補，其一是要基于本學科研究的底蘊，其二是要對對方的學科經典、學科寫作邏輯有深度了解。在這一思路下，她以宋代荊湖地區的梅山蠻為例，觀察這一“中央的邊緣”或“邊疆”的內地樣態。以多元文化觀為指歸，試圖從梅山蠻自身的角度理解其在“華夏化”的進程中所呈現的新的區域族群樣態。顯然，這一問題的深入，需根植于對地方志、族譜等史料的分疏剖析，亦有賴于民族學和社會學的理論浸潤。她希望通過具體寫作來探索研究范式的邊界和壁壘所在。

域外漢籍：有待開掘的新材料

第四組討論的主題是《從新材料到新學術：域外漢籍與東亞古典學之展拓》，由南京大學文學院卞東波擔任召集人。所謂域外漢籍，一是指在中國失傳，而流傳于域外的典籍；二是指中國典籍的域外翻刻本（即所謂和刻本、朝鮮本、安南本）；三是域外知識人用漢字創作的文獻，包括域外知識人注釋研究中國文學的文獻。卞東波指出，上個世紀，現代學術興起以來，以敦煌文書為代表的新材料直接推動了中國古典學的進步。到了21世紀，作為新材料的域外漢籍，其價值與意義不亞于上世紀發現的敦煌文書，對域外漢籍的開掘與研究定可以推動新世紀中國古典學的拓展。

上海師范大學哲學系石立善的報告《日本漢學典籍西傳中國三百年》是對這段歷史的回顧與展望。此處所謂日本漢學典籍，特指日本人用漢文編撰的關于中國四部典籍的注釋、考證及相關著述，即“準漢籍”，以及日本用漢文編撰的本國文史典籍及相關著述。這個報告以經部、史部、子部、書目/圖錄為序，以個人經眼的漢學典籍為主，從學術史的角度，全面回顧并分析日本漢學典籍西傳中國的歷史與意義。報告指出，我國引進的日本漢學典籍，目前仍以影印原書為主，施加新式標點的點校整理并不多，今后的主要方向之一是擴大整理點校的范圍和數量，并努力提供詳盡準確而有深度的學術提要，為進一步的研究奠定基礎。

浙江大學日本文化研究所王連旺的報告《事大與交鄰：朝鮮通信使筆談文獻中的前近代東亞世界》主要考察了冊封體制下日本與朝鮮的交往，帶來不少新鮮的認識。王連旺指出，17世紀初至19世紀初，李朝朝鮮奉行事大與交鄰并舉的外交政策，與日本建立了持續兩個世紀的友好外交關系。朝鮮赴日使節團專門配備筆談官員，與日本朝野人士以漢文筆談的形式進行無聲交流，形成了一種沉默外交，為后世留下大量具有原始性、現場感、可信性的筆談史料，真實再現了數百年前的兩國外交實況，與韓國所存紀行類文獻形成很強的互補性與互證性，可為還原歷史細節、重塑東亞形象與東亞記憶提供可靠的文獻依據。報告介紹了日韓學者在朝鮮通信使筆談文獻整理編目方面所取得的成就，對日朝筆談的內容進行了歸納，并以松崎慊堂的《接鮮瘖語》作為個案進行深入研究，對其作者、成書過程、諸本的流布及存在的問題進行了說明，指出《接鮮瘖語》的編纂兼具“記事”與“立言”的意圖，改變了日本接待朝鮮通信使的舊例，影響了日本知識階層的對朝態度。松崎慊堂的對朝外交思想得到了日本官方的積極響應，長期以文化優勢在對日外交中取得對等交鄰地位的朝鮮，失去了最有利的籌碼，日朝關系在文化失衡下出現一個歷史拐點。

卞東波的報告《從域外發現中國文學：東亞漢籍與中國古典文學綜論》以中國古典文學為例，說明了如何用域外漢籍來研究中國古典文學。他從中國古代文集的日本古鈔本、唐宋詩之日本古注本、東亞古代漢文學三個維度出發，指出域外漢籍不但可以為中國古典文學提供大量的新材料，而且可以據此提出許多新問題。他指出，現存的中國古代文集的日本古鈔本中不但有中國本土失傳的文獻，其中不少鈔本還保存了中國傳統典籍的原始面貌，對于中國古典文獻學、中國古代書籍史研究都極有意義。卞東波還以寒山詩日本古注本、唐代詩僧貫休詩歌的日本古注本、黃庭堅《演雅》詩日本古注本為例，說明了唐宋詩日本古注本對于唐宋詩的闡釋及其體現的文化史意義。他最后指出，日本、朝鮮半島、越南、琉球古代的知識人創作了海量的漢詩、漢文、漢文小說、漢文辭賦，即東亞古代漢文學，這是一塊尚未充分開發的古代文學的寶藏，作為古代文學者應該將眼光擴大到東亞古代漢文學，這樣才能發現中國古典文學的世界性與開放性。

歷史書寫的回顧與展望

最后一組的主題是“歷史書寫”（《誰之歷史？書寫何為？》），由復旦大學歷史系徐沖召集。徐沖在開場白中表示，“歷史書寫”作為一種研究方法對傳統的歷史研究提出了挑戰，最初也遇到各種批評，這促使他們進一步思考，這次報告可以看作他的一種回應。

與同組另兩位專攻中古史的學者不同，復旦大學歷史系劉永華專擅的領域是明清史，他的報告《民間歷史書寫中的主體與政治》期望充分利用民間文獻，探討“民間歷史書寫”的相關問題。報告指出，作為政治斗爭的重要場域，歷史書寫很早就受到關注。不過自20世紀后期起，在后現代主義、記憶理論等的影響下，歷史書寫問題獲得了前所未有的關注。其中，相對于王朝國家，對民間歷史書寫的討論更是較為晚近的事。事實上，歷史書寫的主體，不僅包括王朝國家及其代理人，也包括王朝國家之外的形形色色的社會主體。它們從自身立場出發，書寫族群/地域、家族或個體的歷史。這些書寫實踐，與社會層面的權力運作與資源配置相關，背后有認同建構、政治訴求等方面的考慮。從書寫內容看，明清以來的不少民間書寫中，王朝國家似已成為難以撇開的主角。王朝國家本身，幾乎作為一種結構性的存在，成為民間歷史的一道不可或缺的書寫背景，一種敘事的內在動力。這一民間書寫中王朝國家角色日益重要的過程，恐怕與王朝國家對資源與人口掌控的逐漸增強不無密切關聯。

首都師范大學歷史學院孫正軍的報告《是否寫？如何寫——中國古代史志書寫的政治意涵》聚焦于以往關注相對較少的史志書寫，以三個個案為例，探討史志書寫背后的政治意圖、政治文化。首先，他注意到以正史為代表的紀傳體王朝史官制文本的志目在唐代曾發生變化：在此之前，官制文本基本都被籠罩在“百官志”之下，而從唐代前期開始，史家漸傾向于以“職官志”編排官職，由此“職官志”成為一種與“百官志”分庭抗禮的志目，在此后的正史官制文本中占據半壁江山。其次，同樣在唐代前期，官制敘述模式亦發生巨大轉變：在此之前，基本遵循以機構長官提領記載的“官職為綱”模式，此后則大抵采用以機構自身為敘述原點的“官署為綱”模式。報告認為，志目的轉變與敘述模式的更迭密切相關，反映出時人對官、職何者為重，以及什么是官制的認識在漢唐之間曾發生變化。最后，對于六朝史志不記載皇帝日常乘用的龍舟，他認為這是一種選擇性遺忘，主導者則是士大夫對皇帝乘舟的拒斥，而從這種基于士大夫立場的選擇性遺忘，則不難窺知以“輿服志”為代表的史志文本的擇錄標準和政治內涵。要之，通過三例個案，報告試圖說明以往多被視為如實記載典章制度的史志文本，事實上受到時人對于政治、制度的認識或有意或無意的制約，對史志文本的考察，不僅是要排除制約，確切把握史志文本的形成及價值，同時還可解析“制約”，探索隱藏在文字背后的歷史圖景。

徐沖的報告《歷史書寫：在史學史與政治史之間》圍繞他榮獲普隱人文學術獎的著作《中古時代的歷史書寫與皇帝權力起源》展開。他在昆汀·斯金納和福柯作品的啟發下，試圖分別以“歷史書寫”和“皇帝權力起源”兩個概念，對經典的“史學史”和“政治史”范疇進行反思。他認為傳統的中國史學史研究一定程度上存在著二重迷思，一是來自中國古代史家的技術性自我定位，一是來自中國現代歷史學科建立過程中的民族主義基調。為此，他刻意回避了“紀傳體斷代史”的概念，代之以“紀傳體王朝史”，強調從對作者、作品和思想的關注，轉向對語境、時代和政治的研究。作為一種研究方法的“歷史書寫”，可以由史學史問題切入，以制度史手段推進分析，最終落腳于廣義的政治史圖景。在這種思路的指引下，《中古時代的歷史書寫與皇帝權力起源》自漢唐間的紀傳體王朝史中發掘出起元、開國群雄傳、外戚傳/皇后傳與隱逸列傳四種意識形態裝置，對彼時的精英社會圍繞“皇帝權力如何正當起源”這一主題所呈現的諸般樣態進行了多方位的探討。他同時指出經典政治史研究所體現的“政治=暴力/史學=掩飾”的認知模式，亦有來自中國古代史學的“直書/曲筆”傳統和20世紀以降的“壓迫/反抗”革命敘事所合成的二重迷思。如果能認識到正當性在任何政治的起源階段即與暴力如影隨形，并以歷史書寫的方式表現出來，那么在權謀斗爭和集團沖突的主題之外，未嘗不可以將合謀的政治、贊成的政治和話語的政治也納入政治史研究的視野。